摘 要：朝鲜被清朝征服后，仍长期以明朝为正统，形成了强烈的尊周思明文化心态。文章讨论了有清一代朝鲜君臣对于不同历书的复杂情感，以及特定处理方式：明朝先前所颁之《大统历》历书，勾起了朝鲜君臣关于明朝以及皇帝恩情的历史记忆，他们将旧历书视为故国遗物，对其倍加珍视与尊崇；由于朝鲜通行的历书——清朝所颁《时宪历》以及观象监所制之历——刊载有清朝年号，士大夫们对其相当厌憎，甚至对其加以改造。朝鲜人的“睹历思明”现象，有助于今人反思古代东亚世界中，历书作为媒介物在不同情境下的性质变化。

关键词：《大统历》 《时宪历》 历书（历日） 正朔媒介物

东亚“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1]的一个具体表征，是宗藩之间的颁历关系。[0]自明永乐年间起，朝鲜王朝每年冬天都要派人进京领取来年新历[3]，此外，该国的天文机构——观象监（原名书云观），也在自制历书颁发民间[4]。明崇祯九年（1636，丙子岁），皇太极称帝，建元崇德，国号大清，次年即征服朝鲜，史称“丁丑下城”，朝鲜王朝从此奉清正朔。清入关后，对朝鲜的颁历进一步制度化[5]，领历使者又称“皇历赍咨官”。[1]朝鲜表面上臣服清朝，国内却长期奉明朝为正统，又自诩“小中华”，视清朝为夷狄，形成了强烈的“尊周思明”文化心态。孙卫国就此问题进行了详尽地考察，他专门讨论了清代朝鲜人对于正朔的态度：朝鲜官方奉清正朔，但在私人文书中常用崇祯、永历年号。[12-13]正朔又载于历书，孙卫国举出一个朝鲜人将历书上的清朝年号改为永历的例子，作为该国在正朔方面尊周思明的佐证。笔者的前期研究，也提到过朝鲜君主以历书追思明朝的情况。[3]上述工作，仅涉及到个别案例，本文则主要关注一类现象——历书这种“物”（物品），会被人们如何对待或处理。历书是古人根据官方历法推步闰朔、节气的终极产品，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来，它又是一种媒介物，是时间信息的物质载体。当时间信息被具体地呈现，才能为人们的视觉所感知。人们通过历书，实现了信息从信源到信宿的传递。正朔象征皇朝正统，官颁历书让正朔真正实现了可视、可传递、可触碰功能，给读者留下了直接的印象与体悟。有清一代，朝鲜人面对的历书主要有两类：旧历、新历。旧历即留存下来的明朝所颁《大统历》，以及朝鲜王朝先前所制历书；新历是每年持续颁来的清朝《时宪历》，以及观象监新制历书。本文尝试讨论在尊周思明文化心态之下，朝鲜人（上至朝鲜君主，下至士大夫）对于不同类型历书的复杂情感，以及对它们的特定处理方式。基于此，又可以进一步分析历书作为媒介物所蕴含的若干特殊性质。

1朝鲜君主与明朝旧历——以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为中心

1.1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概况

韩国奎章阁藏有《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1637）一册，编号：奎中5567，长宽规格31.4×18.4cm，为木刻版本。明朝官方颁行之大统历日有两种：民历与王历，每年供给朝鲜民历百本、王历一本。根据内容可以确定，《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是明代普通官民所用的民历。[2]《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与普通民历封面不同，如图1：

图1 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封面页

封面页与封底一样，并非普通民历的黄纸封面，而是黄绫装裱，封面题“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月份节气（单历张）页如图2：

图2 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单历张

历书采用白棉纸，印刷极为精美。该页给出这一年的月份大小、朔日干支、节气时刻、总天数，还盖有大方形“钦天监历日印”朱印。该页版框之内，右侧第一行为历日全称“大明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大统历”。“大统”的“大”字旁，题写有较小的“甲申”二字。通常认为，这是仁祖国王李倧（1595—1649）所题写（见奎章阁网站），当是甲申事变后以此追思明朝。正月页如图3：

图3 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正月残页

该历正月是大月，应有三十天，此页被裁剪去头三日与后九日，只剩下初四日—二十一日，共18天内容。朴权寿（박권수）认为，这可能是仁祖在回想自己受屈辱的丁丑年（1637）正月而有意为之（见奎章阁网站原文资料检索页面）。[3]历尾衬页如图4：

图4 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历尾衬页

该衬页左下部分，是英祖国王李昑（1694—1776）的题字：是年即仁庙十五年也。单历张第一行傍有甲申二字，正月张无半片，此必是有圣意为之者，决非自下攸书者。而今何敢臆料？只以记事，以垂千亿使一隅青丘，大明犹明焉！岁皇朝崇祯纪元后三丙子端月望日，饮涕自写于历末。噫！臣年六十有三，幸得是历，自写于卷末，何异于拜龙驭乎哉！[4]仁祖十五年，即崇祯十年（1637），这是指历书的年份。落款“崇祯纪元后三丙子”，即英祖三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岁，1756），他时年六十三。英祖在两周甲子之后面对此历，回顾丙子—丁丑之际的国难以及仁祖国王的处境，考虑到朝鲜作为明朝的“继承者”，他饱含热泪题字，追思起崇祯帝的浩荡皇恩。朴权寿参考《承政院日记》的相关记录，对此进行了初步讨论（见奎章阁网站原文资料检索页面）。查《承政院日记》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事，该日辰时，英祖在大报坛“就皇历末张，上亲写以记”。[5]

1.2朝鲜英祖对《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的处理

其实，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有着特殊的由来和复杂的遭际，整个事件可以说非常有戏剧性。这本历书的发现，缘自英祖的继母——大王大妃金氏（1687—1757），她是肃宗李焞（1661—1720）的第三任正宫王妃，后人据谥号称仁元王后。乾隆二十一年初，在仁元王后的主持下，朝鲜王室整顿集祥殿，从中获取了大量珍贵物品，包括明朝御赐衣冠、皇帝御笔帖、御画，还有先代君主遗物——三朝遗衣，即仁祖国王李倧、孝宗国王李淏（1619—1659）和显宗国王李棩（1641—1674）所服之衣物。[6]朝鲜王朝《列圣御制》收录英祖《奉览崇祯皇帝恩赐皇历兴慨以记》，交待了这件历书的更多信息，该文撰于五月初一日，他自述说：近日慈圣连示予集祥殿旧藏御笔帖而整顿，昨又示予余帖，其中一匣涂以彩缎，匣中有一卷即皇历也，而书以《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大统历》。[7]四月三十日，仁元王后向英祖提供了《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它在集祥殿被发现，最初装于外涂彩缎的匣中，当是先朝君主所藏之物。此时，该历就没有常见的《大统历》民历封面，书以“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大统历”这一名称，缺了“大明”两字。历书每年更新，与年份直接对应。这件《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实于前一年即丙子年印造，为明朝最后一次对朝鲜所颁发的历书，当是经过仁祖之手。英祖获历后，首先关心它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朝鲜。在那个时代，朝鲜每年有专门的“皇历赍咨官”赴北京请历。英祖当即命臣属查询《通文馆志》，获知“皇历赍咨官”制度创制于顺治年间，他随即认定，这件历书必是由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出使明朝的使臣——金堉（1580—1658），于丁丑年自北京赍回。[8]早在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初一日，应教黄景源（1709—1787）据《明史·朝鲜传》向英祖汇报：崇祯帝在丁丑年正月命总兵陈洪范（？—1646）调遣各镇水军援救朝鲜，出师后获山东巡抚颜继祖（？—1639）奏报该国已降清，并建议转守皮岛，皇帝以颜继祖“不能协图匡救，切责之”[15]。在英祖看来，崇祯帝命将东援的行为，与神宗在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期间发兵相救的义举同样重要，但皇帝不责朝鲜反责明将，“而其所以悯仁属国者，未有如毅宗之深也”[9]。另一方面，朝鲜君臣得知此事后，对本国降清之事的愧疚感不免进一步增加。乾隆二十一年又逢岁次丙子，正距崇祯丁丑一百二十年，这种巧合，令人咄咄称奇。英祖转念此历之背景，唏嘘不已，感物伤怀，自述“奉览于此，不觉涕泗之交颐”[10]。他不禁追忆起丁丑年正月那一段史事，感慨世变。五月初一日，英祖命人将这本残历装帧，还命儒臣以“洪武正韵体缮写作帖”，也就是图1所见“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九个字。该历以黄绫装裱封面之后，被藏于柜中妥善保存，英祖撰文以记。[11]英祖还多次把《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的特征（“甲申”题字、正月残页）展示给大臣，指出这是前朝君主圣意为之。五月十五日，英祖亲临崇祀明朝太祖、神宗、崇祯帝的大报坛，在历书末页题字[12]，也就是图4所见的文字。五月二十四日，英祖在大报坛展示该历后，又以黄纸裹封，亲笔题字。[13]此后数年，《承政院日记》中时有英祖提及该历，或向大臣展示该历的记录。随着朝鲜王朝对崇祯帝的追思，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这本《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又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意义的故事。该年三月十九日，适逢崇祯帝忌辰，英祖对臣僚说：昔于丙子后，圣节使待命，则毅皇谕以“尔邦力弱，其勿待命”，因使颁历，皇恩如天。今日若不吞声掩涕，非人臣也。[14]五月初十日，明太祖忌辰，英祖又对臣僚说：丁丑下城时，明皇帝谓我朝大臣曰：“闻汝国下城云，其势固然也”。仍颁历慰谕。予何时而忘皇朝之恩乎？[15]上述说法给人的感觉，颁历是崇祯帝特意对朝鲜进行的抚慰举措，其实不然。金堉一行于崇祯九年六月十七日出发，海陆辗转四个多月，十一月初五日才抵达北京，次年四月二十二日启程回国。金堉身为冬至、圣节、千秋正使，此行还有特殊使命——向明廷提交四个奏请事案[16]40-42，他所撰《朝京日录》记录了使团在北京的多方面活动，而未记领历之事。[16]倒是同行的书状官李晩荣（1604—1672）《朝天录》记录了崇祯十年四月初三日的事件：“礼部送官历一百件及回咨”。[17]他们在获历之外，还有礼部回复的咨文，则此次出使任务完成。由于信息不够通畅，京城获得朝鲜降清的消息时间较晚，而使团要到四月十五日才知晓，他们害怕明廷怪罪，“惊恸忧煎，倍于往日，而不得发说，吞声号泣而已。”[18]崇祯帝宽宏大量，为笼络朝鲜，于十四日下圣旨对该国表示抚慰，对使者给予赏赐，还派遣兵将护送他们回国。当英祖将《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与崇祯帝的抚慰表示建立起联系后，此次颁历之举，就从宗藩之间既有的制度安排，演变成崇祯帝“悯仁属国”的浩荡皇恩。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英祖撰《御制忆皇恩》诗，对明廷施恩朝鲜的众多举措加以追忆：忆皇恩，忆皇恩，受命朝鲜是皇恩！忆皇恩，忆皇恩，九章八音是皇恩！忆皇恩，忆皇恩，特定宗系是皇恩！忆皇恩，忆皇恩，再造藩邦是皇恩！忆皇恩，忆皇恩，命将东援是皇恩！忆皇恩，忆皇恩，慰谕颁历是皇恩！……[19]如该诗所述，明朝多位皇帝对朝鲜各有恩典，而崇祯帝的事迹，被具体归纳为“丁丑下城”之际的两件事：命将东援、慰谕颁历。在英祖的苦心倡导之下，一册小小的历书又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出台了一段令人热泪盈眶的故事，塑造了一件追忆崇祯帝恩情的载体，树立了一个尊周思明的传奇符号。

2朝鲜士大夫对《大统》旧历书的尊崇

2.1崇祯日月：万东庙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

金堉于崇祯十年六月初一抵达汉城，次日觐见仁祖。《承政院日记》所记仁祖与金堉的谈话，也没有提到历书的事情。[20]尽管当时朝鲜已归为清朝藩属，那一年也已过去了五个月，仁祖仍将《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颁发给臣属。鉴于这些历书意义非凡，仁祖还将之颁给了一些去职的“斥和派”官员，以示安抚。后金崛起后，朝鲜士大夫对该国的外交立场分为主和派与斥和派。崇祯九年皇太极建清称帝时，斥和派占了上风，导致朝鲜与清朝关系破裂。清兵大军压境，仁祖落荒而逃，退守南汉山城后，在现实面前，他又转向于主和派。斥和派的领袖人物——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在朝鲜君臣困守南汉山城时，仍力主坚决斗争，曾痛哭而手裂降书，还绝食自缢以示抗议。丁丑和议之后，金尚宪愤于时局，辞去官职，到安东西涧隐居。由于金尚宪的强烈反清立场声传在外，他还被清人传拘到沈阳，后被放归，隐居于杨州石室，并于顺治九年（1652）卒于此，享年八十三岁。金尚宪获赐《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之后，曾对历书进行过批注，并“十袭葆藏”。直到晩年，他才将该历书亲手付予庶孙金寿徵（1636—？），并强调说：“善守此，毋或伤污，异日必有知爱此书者，尔其与之。”[21]康熙四十三年（1704，甲申岁），明亡一周甲子之际，朝鲜大儒者权尚夏（1641—1721）继承乃师宋时烈（1607—1689）之遗志，于忠清道清州华阳洞建立万东庙，以此崇祀明神宗和崇祯帝。万东庙庙名取自宣祖国王李昖（1552—1608）的手书“万折必东”，又称皇庙，华阳洞地势独特，风景优美，还有华阳书院、焕章庵、云汉阁等系列建筑，是朝鲜王朝儒林尊周思明的象征之一。[13]147-184康熙四十四年（1705），金寿徵将珍藏的《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赠给权尚夏，使它发挥出更大的效用。据权尚夏记述：寿徵氏袖此书付之尚夏曰：“今天下陆沉，无一片干净地。而公等不忘师说，乃有此尊周盛举。吾祖所谓知爱此书者，顾不在于今日诸公耶！”尚夏谨盥手拜受，赍入洞中，与毅皇御墨同其珍奉焉。[22]权尚夏为了表示敬意，特意在洗手后，拜受该历。华阳洞作为祭祀明朝皇帝的场所，甚至连当地的一些植物也被以“大明”命名：如大明桃、大明竹、大明梅、大明稻、大明红、大明菊等，该处还摹刻有多种明朝皇帝御笔、朝鲜君主御笔，以及朝鲜士大夫尊周思明的题字等。[13]147-184但真正来自大明的文物并不多，其中最受重视的三件是《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神宗御笔、崇祯帝御笔。[23]万东庙有正寝三间，前堂五间，东西夹室各一间，这三件物品都供奉在夹室。华阳书院与万东庙二位一体，宋时烈的弟子权尚夏、郑澔（1653—1734）等，作为儒林领袖，都曾任书院山长，他们皆为《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撰写了题跋。据二人文集，权尚夏撰《崇祯大统历跋》内容有288字，郑澔撰《敬题皇明崇祯丁丑大统历后》[24]内容有494字，篇幅相当之长，他们应该在历书之尾还另行添加了不少空白页面。万东庙是朝鲜儒林的圣地，该处一年两祭，文人雅士们撰有多篇颂扬诗文，其中提及所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者相当多，还有成大中（1732—1809）《华阳洞记》[25]、成海应（1760—1839）《华阳洞记》两篇[26]、金迈淳（1776—1840）《大明桃诗序》[27]、黄胤锡（1729—1791）《追次文谷焕章庵长句呈郑丈》[28]等。“尊周”的朝鲜对周朝礼制极为推崇。颁历授时传统最早可以上溯到告朔之礼，周天子常在季冬颁来岁之朔日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每月朔日，则杀羊以献祭告庙，然后临朝听政。据《论语·八佾》，鲁国告朔之礼渐荒，国君不再告庙，仅杀羊应付，子贡惜其羊，而孔子爱其礼。朝鲜士大夫们将宗藩之间的颁历关系，对应到周朝与诸侯国的颁朔-告朔传统，多以“孔子惜礼”这一典故，痛惜宗主国已不再颁历，以此追悼明朝。权尚夏将宋时烈手书“大明天地、崇祯日月”八字摹刻在瞻星台石壁上。明朝已灭亡多年，朝鲜士大夫自认是大明臣民，以朝鲜江山为大明天地，若要见到真正的崇祯日月，就是《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了。万东庙所藏这件历书，也就成为朝鲜士大夫们追思故主，沿用崇祯年号的精神支柱。

2.2国恨与家仇：沈諿所藏丙子、丁丑历书及其记录

在丁丑年以前，明朝曾连续多年颁赐历书给朝鲜，朝鲜观象监所制“大明大统历”也有一些被保存下来。丙子、丁丑之际任刑曹判书的沈諿（1569—1644），收藏有丙子、丁丑这两个特殊年份的历书，并流传到他的五世孙——岭南道观察使沈而天手中。这两件历书被后人称为“大统历日记”或“日录”，缘自历书呈现的时间信息有其特定格式，每一日的内容即是一竖行，每行都可以书写、记录信息。沈諿就在历书中按日期记录了若干公私事迹，其中包括“围城丧乱时事”。据李宜显（1669—1745）介绍说，沈諿还“特书其仲衮忠烈公殉节日月”[29]，这是指其兄长沈誢（1568—1637）殉节之事。沈誢时任朝鲜王朝敦宁府都正，随宗社逃到江华岛。正月二十二日，清军渡甲串津，城遂陷。沈誢不愿逃跑，撰写了遗疏给仁祖，其妻宋氏自尽，沈誢在敛尸后自缢，朝鲜王朝赐谥为“忠烈”。值得注意的是，沈諿所记事迹，还涉及到丁丑年初的正月、二月内容。前文提到，崇祯十年六月金堉才回到汉城，则朝鲜大臣们获得明朝所颁《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的时间也较迟，那么沈諿如何能够在历书中记录丁丑年初的事迹？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沈諿使用朝鲜观象监制丁丑年历书（也是以“大明崇祯大统历”为名），二是他在获得明朝所颁丁丑年《大统历》后补记。但无论如何，这两个年份的历书都是纪念朝鲜丙子、丁丑之际的国难的绝佳物品。沈而天将两册合装成一帖，他撰写题跋后，还邀请亲朋来观看。拜读者为表示敬意，特意“盥手敬玩”，稽首奉读，有的还受邀在历书之末继续书写。以笔者之所见，有李宜显、俞拓基（1669—1762）、南有容（1698—1773）三篇题跋，共计1300余字，可知沈而天在装订成帖时又增添了非常多的空白页。请看李宜显叙述自己面临历书时的激动心情：冠裳颠倒，陵谷迁变，中华文物，邈不可再睹。而乃于卷面蓦见大书“皇明大统历”数字，譬如瞎人摘埴，无所指索，忽有太阳余光，闪烁于瞌瞌之傍！[30]朝鲜经历了丙子、丁丑的战火，又归为清朝藩属多年，世事变迁，明朝的痕迹逐渐消逝。百余年后，士大夫们能够有机会再次见到《大统历》，斯是奇事，令人震撼而又振奋。江华岛沦陷之际，沈誢等一批忠烈之士能够“不忍以礼义之身，污蔑于凶丑之手”，慷慨赴死，历书中对他殉难日期的记录（沈諿当时在南汉山城，此事当是得知讣音后补记），“使见之者肃然起敬”[31]，更使这一物品显得弥足珍贵。沈諿的家仇，包含在朝鲜人的国恨之中。历书中最扣人心弦的，是七条关于“丙子胡乱”的记录（下划线），它们引发了南有容“七呜呼”的哀叹：腊月辛巳（十一日也）国有科，壬午虏马蹙西闉。呜呼呜呼一呜呼，我何呜呼国无人！纵贼入国国不知，方伯郡县首可悬。甲申王入南汉城，是日庙社江都适。呜呼呜呼再呜呼，我何呜呼国无策！国君社稷乃异处，庙堂大臣肉可食。丁酉（二十七日也）我人犒虏师，大臣亲擎虏书至。呜呼呜呼三呜呼，我何呜呼国无义！叔度痛哭亦何补，三军解体无斗志。戊戌以后援师集，部伍相望如云拥。呜呼呜呼四呜呼，我何呜呼国无勇！外内挟攻失奇策，裹粮坐甲将安用？丁丑一月日己巳（二十九日也），我执大夫投虎狼。呜呼呜呼五呜呼，我何呜呼国无良！莱尔三纲得不坠，不然社稷存亦亡。翼日庚午王出城，百官饮泣天为冥。呜呼呜呼六呜呼，我何呜呼国无灵！洪武天子太祖王，嘘唏怵惕天不听。二月戊寅（初八日也）虏锋旋，世子大君军中留。呜呼呜呼七呜呼，我何呜呼国无谋！归师一袭自一奇，既当忌器鼠敢投。自昔宵人动言天，其实成败皆人为。……[32]南有容在阅读历书过程中，将上述事件记录与具体日期一一对应，不禁热泪盈眶。丙子、丁丑之际那段朝鲜君臣不堪回首的往事，此刻又历历在目。十二月十一日，朝鲜王朝还在开科取士，十二日，清军兵锋突袭而来，朝鲜竟毫无防备，十四日，国王大臣与宗社妃嫔分别逃散。朝鲜面对强敌束手无策，君臣只得屈膝求饶。国家蒙此奇耻大辱，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敌军裹挟走王子们，扬长而去。对于这七条记录，南有容分别用本国无人、无策、无义、无勇、无良、无灵、无谋来评价，充分表现出对当时情形的痛心与无奈。论者对历史的追思，容易发展成为对当下的贬低。较之明《大统历》历书，清《时宪历》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革新。明《大统历》首页（单历张），印有全年各月份二十四节气时刻，清《时宪历》则将节气、太阳出入时刻按地域进行区分。《时宪历》首页（单历张）刊载“都城顺天府依新法推算节气时刻”，又在年神方位图那一页后面增加了十页左右的内容，包括“各省太阳出入昼夜时刻表”、“各省节气时刻表”。俞拓基据此论曰：又其法二十四气之进退迟速、日月出入之疾徐，区别割裂，逐省各异，视皇朝大一统之古义不翅违背已也，尤岂不大哀也哉！[33]以中国大一统皇朝统治区域之辽阔，不同区域的节气、太阳出入时刻等相差甚大，若使用的数据拘于一地，显然不够精确。《时宪历》采用西法，推算得出了各处较为精确的数值，将之授予全国，从科学上说这是个进步。从政治上说，此举也是宣誓了清廷对各属地的主权，不失为一个相当高明的手法。[17]俞拓基一味强调《大统历》优于《时宪历》，评价不免主观。

2.3其他《大统》历书

《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是明朝最后一次对朝鲜所颁之历，极具纪念意义。朝鲜王朝很多官员获赐历书之后，会在封面上题写诗文，抒发对世变的感慨，表达对明朝的追思。如司谏金坽（1577—1641）有诗云：“正朔曾颁冬至日，犹存题目旧崇祯。人间百变斯须异，历日披来感慨生”[34]；又吏曹参判赵锡馨（1598—1656）有诗云：“大明丁丑崇祯历，今日何堪拭泪看”[35]。一些强硬的斥和派人物对丁丑和议痛心疾首，对明清正朔更替的反应更为激烈。吏曹判书郑蕴（1569—1641）在获知仁祖已有计划出城投降后，曾拔佩刀自刺表示抗议。南汉山城围解之后，他称疾入德裕山南麓某山谷，盖起茅屋，耕田以自给，不复入仕。《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抵达朝鲜后，郑蕴也获赐一本。他在封面题诗曰：“崇祯年号止于斯，明岁那堪异历披。从此山人尤省事，只看花叶验时移。”[36]郑蕴表示，朝鲜要改奉清朝正朔，他隐居山间，就不用再看历书了。他宁愿根据花开、叶落等自然现象来判断时节。丙寅年（嘉庆十一年，纯祖六年，1806）春天，后人在郑蕴隐居过的某里，建起“花叶楼”，实取自该诗最后一句，以此铭其志。[37]郑蕴的好友李彦英（1568—1639），也以历书表示自己忠于明朝。他获得丁丑和议的消息后，不禁西向而痛哭，曾奉“崇祯历”一卷置诸案上曰：“推此以计可知千岁之日至，安用他历？”[38]朴庆光（官至北部参奉）保存了一本明朝所颁之《大明崇祯九年大统历》，据他的五世孙朴旨瑞（1754—1819）介绍：此吾家先不忍弃之于古纸堆中，而世世守之，藏之箧笥，使蠢鱼不敢蚀，妇孺不敢毁，而以及于今者也。[39]朴家几代人的精心珍藏，使得后人能够看到这本历书。朴庆光曾根据历书中的日期，书写了一些事件。朴旨瑞翻到十二月页面，该月十四日有“大书：虏贼入都”。当年入侵朝鲜的清人，现已为神州之主多年，朝鲜每年还不得不去朝贡，想到这里，他悲愤不已，作诗并序，附于历书之后。笔者所见，因发现《大统历》旧历书而撰写诗文者，还有数例，谨按历书年代顺序介绍：柳致明（1777—1861）在曲江人裴性涵家传《大明万历二十七年大统历》后题跋[40]；甲寅年（1734），权相一（1679—1759）发现家藏《大明万历四十二年大统历》[41]，他本人题跋之后，又有金德五（1680—1748）作诗回和[42]；乙巳年（1665），时任湖南观察使的闵维重（1630—1687）发现家藏自己所生之年的历书——《大明崇祯三年大统历》，随即致书其师宋时烈请他阅览并题字[43]，闵维重“亦添空纸五张”在历书之末[44]，宋时烈便撰写了一篇长达六百余字的跋[45]；睦景远家藏有一册《大明崇祯三年大统历》，景远作诗后，尹愭（1741—1826）也作诗回应。[46]清朝末年，朝鲜获得“独立”，成立大韩帝国，自建年号，改用阳历。李南珪（1855—1907）于丙午年（1906）获得了一本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政历》，年份相距恰三百年整，他在该历后面书写文字，仍以此纪念明朝，并感慨华夷盛衰。[47]

3朝鲜士大夫对通行新历的厌憎

追思明朝的朝鲜士大夫们仍要面对现实——朝鲜是清朝藩属，还要奉清正朔。清朝取代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后，自崇德二年（1637）十月开始对朝鲜颁历。升平府院君金瑬（1571—1648），在辛巳年（1641）初撰《见清国颁历》诗，就对此情形满怀感伤：不见青台历，犹行僭伪年。如何一死后，却在此生前。物性葵倾日，人情蚁慕膻。那闻贺正使，又入犬羊天。[48]彼时代朝鲜按例遣使去沈阳祝贺正旦，顺便领取清廷所颁《大统历》。使臣回国后，所携《大统历》就遭到鄙夷，历书封面的大清崇德年号被称为“僭伪”。金瑬因未能尽节求一死而深表惭愧，他还指斥时人见利忘义、格调低下，远不如物性之专一，对本国臣服清朝、遣使朝贡之举极度绝望。朝鲜每年仅从清朝获得新历百本，都不足以分给朝廷官员。该国每年所需历书总数以万计，绝大多数还是观象监自制。

3.1清代朝鲜观象监所制历书年号问题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前，观象监所制历书用“某年（干支）历书”之名。战争之后，朝鲜为强调奉明正朔，自制历书名称改为“大明某年（年号纪年）大统历”。[3]朝鲜归为清朝藩属之初，官方并不情愿奉清正朔。崇德二年五月，礼曹官员请示历书年号问题：“观象监历书，曾以‘大明崇祯大统历’印出矣，今更思之，似未妥当。请依‘壬辰’以前例，不书天朝年号，以某年历书印出，似当”。[49]这是礼曹不愿用崇德年号，此议获仁祖批准，则观象监所制历书当改回“某年（干支）历书”之名称。主和派大臣如左议政崔鸣吉（1586—1647）对此举颇为不安，担心会惹怒清人。他在七月二十一日谏曰：“彼若索观象监历书，则何以处之？臣则以为，以丁丑书之而不书其年号，则彼必生怒。以若干件书其年号，而送之似当。但此非诚实，殊可虑也。”[50]鸣吉之议，诚然能够顾及到两方感受，却未能获准。数日后，崔鸣吉再次进谏：“历书年号须用崇德，然后可无后弊。况既用于文书，则书于历书何妨乎？”[51]这次，他终于说服了仁祖。该年八月九日，历书的版本终于确定。《承政院日记》记录了讨论细节：金霱以备边司言启曰：历书规式改印事，已为定夺矣。臣等更为相议，东莱等官，独用前式，非但事体不妥，闾阎私印、商贾持往者，势难一一禁断，彼此异式，反致疑讶之端，此亦不可不虑。臣等之意，国用及江界、黄海道颁送之件，皆用新式。而上面仍存单历，下面去其纪年。清国万一有问，答以“纪年须尽记六十甲子，而二年三年之外，年号难便，故今姑去之”。下四道各官颁送之件，单历与纪年并去之。倭馆若或有问，答以“乱离之余，物力不逮，故私印之件，去其上下剩张，以取简省”云云，恐合权宜之道。两件新样，并为书进以禀之意，敢启。传曰：“知道。京畿亦以新式颁送。”[52]朝鲜君臣最终的应对方式，是编制两种版本的历书：有单历张式、无单历张式，按不同地域，分别颁发。有单历张式，首页单历张右侧有清朝年号，而将历尾的纪年表（该表自本年起，上溯六十年的纪年）删除，此种版本所用范围，为朝鲜朝廷，京畿道，以及靠近鸭绿江、图们江界的平安、咸镜二道，还有黄海道，因为这些地区有可能会与清人发生接触。无单历张式，无首页单历张，历尾亦无纪年表，颁于下四道，即江原、忠清、全罗、庆尚四道。这两种版本，大抵可以照顾到清人的观感，另一方面，他们还想方设法给日本人一个权宜的解释：因物力不逮，简省了上下两张。奎章阁所藏最早的朝鲜观象监制上述“有单历张式”历书，年份为康熙十二年（1673），即《大清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时宪历》，编号为：古529.3-G994g。其单历张如图5：

图5 奎章阁藏朝鲜观象监制《大清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时宪历》单历张

该历首页单历张右侧第一行，历日名称的年号纪年“大清康熙十二年”几个字虽然被小纸签贴住，但仍然能依稀辨识。

3.2朝鲜士大夫对通行新历的抵触情绪

朝鲜观象监印制这类带有清朝年号的历书，实属无奈。但这种历书岂能受尊周思明的士大夫们待见？很多人就不愿看它、碰它。朝鲜士大夫坚决不愿面对通行新历的情况，首先出自经历过明清鼎革的那一代人。记录下这类现象并加以称颂的文字，主要是别人为他们撰写的墓志铭、生平行状等。如处士许格（1607—1690），在丁丑和议之后，登上小白山，北望而痛哭，“因之没齿自靖”，他“常读《春秋》以寓志，不观胡清历”。[53]还有黄克孝（1600—1678）在丁丑和议之后的表现：遂挈家深隐于高山之桐溪。自是笑不启齿，坐不向北，书不用清字，目不看清历。构小亭于溪上，手种向日葵，扁曰葵向。每当立春日，登亭南望，涕泣四拜，伤时感叹，屡形于吟咏。其咏新历，则曰：“只记胸中明日月，花开木落占春秋。”[54]黄家搬迁去深山隐居，可以不用常见到的通行新历。因为他的内心仅有明朝岁月，若要判定季节，就只能如郑蕴般，以花开落叶为据。在文学题材中，避世隐居又有着不见历书的意象，此一典故出自唐代终南山太上隐者所撰《答人》诗：“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55]。闵齐渊（1632—1720）隐逸后，并不能做到对时节的无拘无碍，他还是要延续内心的明朝岁月，具体的落实方式，是“梅历”。闵齐渊自号双梅轩，此名有其特殊含义：盖当天地翻覆之时，念断世路，静居山中，植梅庭畔，仍揭堂扁而自为序，以见其不看《时宪历》之意。有曰：山中之民无历者，余也，寒尽而不知年，故植此双梅，强名之曰“梅历”，以验四时之推迁。[56]梅树枝条清瘦，花色雪白或淡红，暗香清逸幽雅，别具神韵，它是高洁与坚贞品质的象征，可被用来喻以励志，极为高士君子所欣赏。天寒地冻的数九隆冬中，梅花独自傲雪开放，又被视为百花之先，常有传春、报春的吉祥寓意。闵齐渊自述，他创制的“梅历”可以记大明崇祯月日，“讵忍对清历乎？”[57]“双梅”这一典故，为朝鲜士林所推崇备至[58]。双梅轩（又称双梅亭）也因此成为山清郡的一处名胜（后改为梅澜亭舍），与花叶楼一样，被人们所铭记。[59]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李榘（1613—1654），据《行状》介绍他生平事迹：岁甲申，中国遂陆沉，先生益不胜“匪风下泉”之思，自后不复近清历，而私造以观节序。尝有诗曰：“山中无历日，犹记大明春”，盖纪实也。[60]尊周思明人士如李榘者，有能力推算闰朔节候，自编历书（这一工作难度不高），当然也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大明岁月。

3.3朝鲜士大夫对通行新历的改造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日常生产生活中有着查询日期、择吉等需求，历书是重要参考资料。现实的情况是，除了官颁版本之外，又没有别的历书，他们只好务实一点，想办法将就着用。郑忔（1607—1679）的处理方式，是“按节不用清历”[61]。通行历书遭到朝鲜士大夫厌憎，其直接原因是上面刊载有清朝年号，因此有些人的处理方式是去除年号。如金应祖（1587—1667），“日用文字不书北号，颁历，必截去首板而后寓目焉。”[62]还有金厚颙（1693—1756）“尤严于华夷之辨”，据说他家常种“大明禾”，以此追思明朝。他也用通行的历书，但“每得历书，必去胡清之年号”。[63]前文提到的奎章阁藏朝鲜观象监制《大清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时宪历》，单历张上的“大清康熙十二年”几个字便被贴了小纸签，这定是当时的尊周思明人士所为。朝鲜儒林在私人文书中常沿用崇祯、永历纪年，故据此改造历书年号的现象也很普遍。韩运圣（1802—1863）的诗，也提到其长子刮去历书封面的清朝年号，写上崇祯字样的情形。[64]直接用笔涂改历书年号更容易，如奎章阁藏观象监制《崇祯戊寅大统历》，编号为：想白古529.3-Si28-1638-1702（这是五册历书一起的编号）。该历封面页为黄色，左上有白纸标签书“崇祯戊寅大统历”，单历张右侧第一行历日名称为“大明崇祯纪元后岁次戊寅大统历”，如图6：

图6 奎章阁藏朝鲜观象监制《崇祯戊寅大统历》单历张

奎章阁采信该历封面页之信息，将其年份定为崇祯戊寅，即仁祖十六年（崇祯十一年，1638），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若仔细辨识单历张右侧的历日名称，可见“大统”两字是手写，下面原有印刷的“时宪”二字。此外，“大明崇祯纪元后”几个字的墨色，以及所在区域的纸色也有所差异，其实是用小纸签贴上，这里的“後”字尤其显得逼仄，当是书写空间不足所致。另外，《时宪历》是清入关后所定之名，故该历不可能是崇祯戊寅。该历年份应该是崇祯纪元后的戊寅，即崇祯戊寅的下一个戊寅（肃宗二十四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是将观象监制《大清康熙三十七年岁次戊寅时宪历》经过改造而成“大明崇祯纪元后岁次戊寅大统历”。笔者查对闰朔表，康熙三十七年闰朔与该历完全一致。用笔涂改年号，只是个人行为，朝鲜还存在应用印刷术成规模改造通行历书年号的现象。有位明朝遗民的后裔王德一（1799—1854），是凤林大君（孝宗）带回朝鲜的“九义士”之一王以文（1625—1699）的五世孙。王德一曾力主大报坛告祝用永历年号，待他入直大报坛，“别备活字于斋室，每于新历，刊去首行，改印云‘大明永历几年大统历’于卷签”[65]，这种改印的历书本来只是祭祀时用，却非常受尊周思明人士的欢迎，甚至成为社会上的流行风尚[13]240-241。王德一之子王俶说继任大报坛守直官后，承乃父之遗志，继续改印历书。王俶说曾赠给柳重教（1832—1893）五册《永历大统历》，重教一件留下自用，其余几件又转送给朋友，其中一册，寄给了任宪晦（1811—1876）[66]。据任宪晦自述，他收到的历书名为“大明永历二百二十九年大统历”[67]。

4余论：历书作为媒介物的性质变化

朝鲜归为清朝藩属后，奉清正朔是一种官方行为，该国每年从清朝领取历书，还引进了更为精密的《时宪历》历法，使观象监所制之历与清历保持一致。当尊周思明的朝鲜君臣面对历书，又有一些有趣的现象普遍存在：明朝先前所颁之《大统历》历书，勾起了朝鲜君臣关于明朝以及明皇恩情的历史记忆，他们将旧历书视为故国遗物，对其倍加珍视与尊崇；由于朝鲜通行的历书——清朝所颁《时宪历》以及观象监所制之历——刊载有清朝年号，士大夫们对其相当厌憎，甚至对其加以改造。[68]毋庸置疑，有清一代朝鲜君臣对待历书的态度，与他们对明、清年号纪年的处理方式有着紧密关联。历书是传播年、月、日等时间信息（也就是官方正朔），以及相关附注的载体，上面就刊载有年号纪年。我们当然可以沿用孙卫国的观点，把朝鲜人的“睹历思明”现象，归因于他们对明朝的怀念，以及对清朝统治的不认同。但若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问题似乎还可以展开讨论。年号纪年，乃至正朔，都能归结为对时间规则的表述，而它们的载体——历书——本质上说是一种“物”（媒介物）。“睹历思明”现象其实有助于我们进行反思，在古代东亚世界中历书作为媒介物所具备的一些特殊性质。物的处境，体现出人类的社会关系，折射出不同立场的认知。当历书作为物，问题可以尝试从象征性、实用性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由于古代东亚世界中的颁历授时活动可以体现出君臣之间的统治-服从关系，历书首先具备皇朝统治的象征性意义，这主要在它颁发之时体现。臣民获历之后，历书就是一件供来年使用的实用物品，通常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再对它顶礼膜拜。每逢新年，亲朋好友之间相互馈赠历书，它也是作为一种实用的礼物而存在。人们可以根据历书查询时间信息、择取良辰吉日。历书作为纸质载体，所载时间信息内容有着明显的秩序或方向，如日期信息就按着顺序从右到左竖行排列，人们可以利用这种形式来逐日记事。此种记录活动，实际上将时间轴与事件建立起了联系。对于日后的读者而言，先前添加上的若干手写文字，足可以作为标记，有效提醒那个时间以及所发生的事件非同一般的意义。历书的使用又有很强的时效性，到下一年，它就没什么用处，无怪乎社会话语中以“老黄历”来指代过时的事与物。它在废弃后，往往是作为废纸处理，或许这是历书印刷数量虽多，但流传下来很少的原因。在朝鲜人的尊周思明文化心态之下，《大统》旧历具备的象征性意义被重新激发。旧历书让朝鲜君臣与明朝正朔、崇祯日月实现了再度相遇，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特殊年份的历书，价值则愈加凸显，其中的若干国难记录，提醒了读者某些日期的具体事迹，唤起了国恨与家仇。《大统》旧历成为朝鲜人关于明朝、关于崇祯帝的重要纪念物——朝鲜君臣对它们倍加珍视，为之装帧黄纸封面，还在洗手后奉读以免污损，甚至对其加以供奉。他们进一步发挥了历书作为纸质载体的功能，在纸上题诗题字，还在历尾添加了空白页面，以便书写更多的内容。由于朝鲜官方需要奉清朝正朔，该国通行的历书刊载有清朝年号。对于尊周思明人士而言，这些历书的象征性意义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厌憎物，不愿见它、碰它。“无历之民”获取时间信息的方式回归朴素，以自然现象作为媒介——用花开叶落等来推测季节；有能力者，甚至自造私历。一些士大夫出于日常生活中对历书的需求，采用了务实的处理方式，又将厌憎物改造加工成为实用物。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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