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益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中西文献传统没有高下之分，只有特色不同。基于中西比较的视野考察中国古代文献，可以发现其历史特色主要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第一是具有独特的连续性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书写系统独一无二，文献书面语一以贯之，从而使文献成为文化连续的核心因素；第二是文献整体在各个方面保持稳定，始终遵循着其内在规律发展演化，反映出中国思想原则对文献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第三是“印刷资本主义”晚至近代方才出现，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是以精英文献为主，通俗文献仅扮演沟通大小传统的角色，二者合力，加强了古代中国“古典共同体”的持续稳固。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献；书籍；印刷术；精英文化；中国文明；图书馆

近现代以来吾人重新反思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成就，其他方面的看法或不尽相同，但在文献方面，推重中国为世界范围内最为杰出的“文献之邦”，则几乎众口一辞。早自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编撰首部《中国文献学概要》时即有曰：“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京，此为中国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此后类似论述，层出不穷。这种总体评价当然并无错误，中国古代纸与印刷术的发明，早已被公认为是推动人类文明重大跨越的不朽贡献；文献的书写、载籍、印刷、制作、生产与流通等各个方面的成就，也确实非同凡响。但是，正如不同文化既并非单线进化的阶段的不同，更没有高低贵贱一样，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各自所拥有的文献传统，也不应有孰优孰劣的评判。任何一种文献传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成就、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机械的、简单的是非比较不仅会导致对“他者”的忽视或误读，更重要的是使“自我”失去了反观自身的合理性基础。

因此，对中国文献传统历史成就的独特性必须予以认真的审视。否则，任何推重不仅会因缺乏理据而逐渐流为空泛的赞许，甚至会出现错误。彻底弄清中国古代文献成就的具体表现、复杂内涵特别是个性特点，远比单纯的溢美重要得多。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作为“文献之邦”的立论获得牢固的基石，同时也能使从文献传统中探知中国文化的观照取得真正的收获。而对任何事物予以认真的审视，最重要的是需要采取比前有研究更加合理的观照方法。有鉴于此，本文即尝试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就中国文献传统的历史特殊性此一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敬乞海内外方家教正。

问题回顾与反思

毋庸讳言，在对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成就这一问题上，以往的认识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误区，最为主要的就是草率地判定了一些“基本事实”，并以这些实际上是不尽准确的事实推出了两大结论：第一是中国现存古典文献数量庞大，放眼世界唯我独尊；第二是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悠久，水平发达远迈西方。

这两大结论都极欠妥当。

首先看现存数量。早先有杨家骆1946年统计为10万种，胡道静1961年估计为7万至8万种；此后吴枫的估计，认为“不能少于八万种”(不包括出土文献和非汉文文献)；吴氏之后，王绍曾得出的数字是9.5万种，与此前估计相差不远。比较突出的是曹之的估计，认为整体线装古籍总数“当不少于十五万种”，但其所依据的数据重复太多。最近《中国古籍总目》出版，经部序次号共编得15144(含本部丛书177；丛书子目不编号)，史部得66502(含本部丛书10)，子部得38298(含本部丛书91)，集部得54889，丛部得2274(子目不编号)，合计为177107。按照《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体例，理论上序次号应大于实际著录种数(但二者相差不会太多)。具体言之，因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立目原则包含了这样两条：“一书经重编后传抄刊刻，内容有所增损，卷数随之变化，即不再作相同品种立目”，“一书正文及其传笺、注释、音义、考订等以不同形式合编，即作为不同品种立目”，故存在着重复计算不同版本以及同书异名等情况。另外，《中国古籍总目》也收录了很多档案型文献如地图、拓片、文书等。综合来看，尽管《中国古籍总目》遗漏的可以归入“四部”范畴的书籍固然不多，但各种通俗文献、民间抄本(特别是民间科仪、宝卷、唱本等)的数量目前仍然很难估量，再加上《中国古籍总目》的重复无法得到精确的统计，因此中国现存各类古籍数量究竟多少仍是一个谜团，20万种左右只是一个关于传统意义上的“书册”文献数量的推测。

这个数量固然十分庞大，但欧洲古代书籍的遗存种数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先据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的估计，公元1500年之前问世、如今有案可考的印刷书，版本多达三万到三万五千种(版本种数大于书籍种数)，总发行量约当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册；仅1450年到1500年出版印制的书籍保存下来的就有一万到一万五千种之多；整个16世纪印制的书籍，大约有15万到20万种不同的版本，估计约有1.5到2亿册。最新的一个研究是推算出西欧从6世纪到15世纪每个世纪所产生的抄本分别为13552、10639、43702、201742、135637、212030、768721、1761951、2746951、4999161(件)；从1454到1800每五十年的印本书产出量分别为12589、79017、138427、200906、331035、355073、628801(种或版)。尽管这些并非是现有遗存数量，其单位“件”“种或版”也远远多于中国所谓“种”，同时其具体测算数字亦有可商之处，但仍然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

欧洲18世纪以后印刷出版以及遗存图书的种数是此前的数倍。19世纪以后更为可观，1840年以后英国、法国、德国的年平均出版书籍就有万册之多，19世纪一百年整个欧洲的书籍如果只保留其中四分之一的数量，也要远远超过20万种。总合各种相关数据可以得出，现存1900年以前欧洲图书的种数，不会低于50万种。

其次看历史悠久的程度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水平。中国古代文献在总体数量上既不存在优势，在文献历史的悠久程度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样也无法占据绝对上风。

中国的书写起源甚早，书写与载籍二位一体，即使夏代“有册有典”是一种传说，文献传统至少也要从甲骨卜辞记录算起。西周时期除了青铜铭文之外，应该已经出现了简牍；降至春秋，可供阅读的简册书籍已经较为丰富。但此类文献仍多由国家拥有，直至战国时期，图书的生产、制作和贸易并不发达。

既然有书籍，就肯定有买卖，这一点并无疑问，但没有证据表明先秦时代出现了专门书店。西汉时期同样如此，扬雄《法言·吾子》所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之“书肆”，应是“书籍陈列”之义，并非是指专门出售图书的市肆。除此以外，古典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书店的反映。至范晔《后汉书》方有很多关于在市场上买卖图书的记叙，如《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荀悦传》“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沈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等，但也很难说就是东汉的真实情况。

而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图书业，以尼罗河三角洲纸草为载体的形制虽然所能承载的文字数量较少，但一卷图书的最低容量也能应乎撰录、阅读的需要，同时也并非不够坚固耐用。西方古典学者研究认为，在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的年代，诗歌、历史以及其他作品已得到广泛传布，若非图书以商业化的规模生产，则此种传播断无可能；罗马时期的图书业则较希腊更为发达，至早在西塞罗和卡图卢斯时代便已有书店的存在。

中国战国时期的惠子“有书五车”，稷下学宫也有相当的著述和藏书，但总体上除周室及诸侯国宫廷外，先秦时期的私人藏书并不常见，清人阮元认为“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古人简策，在国有之，私家已少，何况民间？是以一师有竹帛，而百弟子口传之”，所言甚是。希腊公元前5世纪末显然也已经存在私人藏书，到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已经收藏了大量的图书，吕克昂学园和阿卡德米学园都已具备图书馆形式。中国在秦代经历了一次焚书，汉代立即有了恢复，在公元前后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时至少拥有一万五千卷图书；而西方肇始于托勒密一世的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公元前47年一部分馆藏毁于战火以前，有一种说法是全部藏书多达70万卷。

罗马的私人图书馆首先发展，图书馆似已成为罗马名流府邸的必要部分；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于公元前39年创办了罗马第一座公立图书馆。根据公元350年的一个地区普查，罗马曾有28座公共图书馆。各行省亦有公共藏书，即使小城镇也不例外。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惟官有书”，这种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较大的改观。唐以降私人藏书固然较为发达，但真正勃兴仍在印刷术发明以后，且多以秘藏性质的藏书楼为主。中国直到封建时代晚期才出现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

综上可知，4世纪以前中国文献书籍发展的水平并不高于希腊、罗马。4世纪以后直至15世纪这近一千年的时间中，中国的书籍编纂生产方具有一定的优势(据前文所引Eltjo Buringh和Jan Luiten van Zanden的研究，11世纪以后的优势已十分微弱)，但这种优势在欧洲印刷术兴起而导致的革命面前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欧洲从15世纪“谷腾堡革命”以后即迎头赶上，虽然同期中国明代也出现了商业化出版，但欧洲仍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6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印刷出版中心威尼斯拥有近500家印刷工厂，共印制书籍近1800万余册，仅书商吉奥利多(Gabriel Giolito)一家就出版了约850种书籍。威尼斯的规模远超明代16世纪几大出版中心建阳、杭州、南京、苏州、徽州出版数量的总和；明代任何一个商业书坊、家族、藩府也难望威尼斯书商吉奥利多之项背。明代是中国商业出版真正开始的时代，由于刊刻之易，导致著书之易，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著作12000余种，其著录虽不能确证是实见其书，但确实为当时著录明人著作最多者。即使算上大量的通俗文献如科举书、医书、通俗文学、宗教文献等，整个明代出版书籍至多也只有2万种左右，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

清代图书出版印刷水平有持续的提高，但雕版仍为主流，数量并不巨大；晚清新技术传入后，出版印刷数量方开始陡增。总其一代所编纂的图书，大约在22万种以上，现存大约在16万种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清代晚期出版物。这一数字远远无法与18至19世纪的欧洲相提并论，因为从18世纪始特别是已进入工业化的19世纪，欧洲书籍(尚不包括期刊、报纸)的出版种数将是此前数量的数倍，而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书籍的每种平均印刷量已经稳定在千余册左右，远远超过平均每种每版印刷100部的雕版实际印刷数量。以往曾经有过的一种所谓“1750年以前中国生产的书籍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的说法，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欧洲图书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再加上悠久的图书馆传统，图书馆藏书量这一代表图书出版、知识分享和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数从近代以来即大大超过中国。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总结认为：从大约公元1500年起，中国图书馆在藏书数量上开始被南欧的图书馆赶上，公元1600年后被北欧的图书馆完全超越，到1700年以后，又被北美的图书馆超越；19世纪期间，随着欧洲和美洲藏书量多达100万部的大型国家图书馆，以及如罗阿克顿图书馆这样有将近7万部藏书的私人图书馆的出现，中西方图书馆藏书量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上述简单的举例分析无疑就使两大结论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已经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献传统的历史成就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既然中西文献传统不存在优劣之分，中国文献的历史成就到底有哪些独特之相？

连续性

中国文明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连续性，已经得到当代学术研究的公认。中国文献传统同样如此，连续性亦非常明显。但文明发展意义上的“连续性”评价标准不可简单移植至文献传统之上，因为文明的连续性主要是指早期文明或未衰落，或未发生严重的断裂和转变。除中国黄河文明外，其他同时先后发生的原生文明基本都出现了为次生文明所覆盖的情况，而世界上唯一的两个文献传统——西欧和中国——都没有出现像早期文明那样的断裂、转变情形。因此，中西比较视野下文献的连续性，应主要体现在各自不同的“连续性特色”和“连续性程度”之上。

显然，中国文献的“连续性”在特色和程度上都具有独特的内涵。

首先，中国文献在发展阶段上没有明显的中辍和低潮期，即使历经灾荒、战争、改朝换代的政治动荡以及外族的入侵，文献传统不仅没有丝毫中断，而且在历经摧毁下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恢复。

尽管文献存佚并不主要取决于外部因素，但天灾人祸对文献物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国自古战乱频仍，古人常常感慨文献时遭厄运，汉以后批判暴秦燔书已史不绝书，隋牛弘又有“五厄”之论，明胡应麟接续而成“十厄”之说，可谓最详总结。问题在于，十厄之后，实亦伴随十次恢复，考诸史记，斑斑可证。胡应麟亦同时指出虽有“大厄之会”，亦有“盛聚之时”：“春秋也、西汉也、萧梁也、隋文也、开元也、太和也、庆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时也”，确是非常睿智的见解，我们不能只注意到了文献遭遇天灾人祸的不幸，而忽略灾厄之后必有恢复的事实。近人陈登原撰《古今典籍聚散考》有曰：“综计是卷所记，其最明显之现象，即在承平之时，公家私人均致力于搜罗岩穴，博藏深弆；及其乱世，则又仓皇弃之于兵匪之手。如潮汐然，忽高忽低，而终于散失消沉。”陈氏所谓“如潮汐然，忽高忽低”无疑是恰当的总结，而“终于散失消沉”的结论则并不正确，中国古代文献虽然不免散亡，但总体上仍保持一种强大的连续性。

在西方，罗马帝国的覆灭和宗教的笼罩使6至14世纪明显成为文献发展的低潮。“无数珍贵的藏书直到公元5世纪仍有存留，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日耳曼部落的入侵将它们埋葬，猝死的古代文化成了它们的坟场。”所剩的书籍生产几乎都与宗教有关，而且书籍稀少，甚至连教士也很少能有阅读的机会。这一情况直至10到12世纪才略有好转，至16世纪谷腾堡印刷革命后才出现高潮并延续至今日。毫无疑问，中国文献传统中显然不存在这种几乎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极其漫长的文献衰微，当然也没有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性质的文献重振。

其次，中国文献书面语言一以贯之，自金文记录、《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及先秦诸子等经典奠定的极为成熟的书面语作为唯一的“文献语言”传承至今，三千年来连续未断。此一特殊之处尤为显明，其根源肇自于中国书写的发明并发展成语素或语标文字(Morphemic or logographic writing)后，出于发明这种书写系统的文明所拥有的独一无二性和强大影响力，使这种已经非常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就已经成为“书面语”的书写而非“日常言语”的书写。书面语就是借助日常言语创立一种文字(语素)组合格式，把文字与意义库的对应规范起来。如果书面语极早发生于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区域且这个区域文化最终能够征服其他区域文化并连续发展下来，那么这种书面语就不会像日常语言一样被文化融合所影响，而是保持它的独立性。在文化高度强势而未中断的情况下，区域语言差异越复杂、语言融合越频繁，书面语的传统就越能得到保持，并会渐渐脱离日常言语，形成“言文不一”的局面。总之，中国书写系统和古代书面语可以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现象，它成为中国的“第二语言”，主要以规范化的语词系统而不是用对应于日常言语语音的符号来指代意义。通过这种书面语言，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得到了一门全民族语，从而得以承载知识、思想、信仰传统，并能摆脱方言歧异、言语变迁的困扰而实现跨越时空的传达。

西方在这一方面完全不同。由于埃及和两河文明的衰落和被覆盖，“神圣书写”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不同方言的书写，因此文字作为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外壳，必然走向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又必然导致民族书写。另外，统一王朝的衰亡使“雅语”逐渐失去统治地位，从而使文献书写形成分化。这对文献传统连续性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到公元6世纪，希腊语在西方已经成为死语言，教皇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约公元590-606)便完全不懂了，罗马帝国已完全控制在蛮族移民手上，东西方文学教养和对图书的照管与收藏完全衰落了。希腊语在罗马已经完全没人说了，而拉丁语在君士坦丁堡已被禁止。不可设想罗马的图书馆会在这个时候继续增加它们的希腊语藏书，或希腊语图书馆致力于拉丁语书籍收藏”。至17世纪，拉丁语又全面式微。从15世纪60年代至16世纪初约五十年间，欧洲出现了第一本德语、捷克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法语、佛兰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丹麦语、瑞典语、普罗旺斯语、波兰语等主要地方语言印刷书籍，此后这一地方语言印刷书籍名单持续增加，“至此，各地的民族文学皆建立起基础，并令泛欧书市开始分裂；各国执政者基于政治与宗教理由，推展各种成效显著的图书审查，亦助长这种分化。到头来，欧洲的不同国家，终以文化差异为界，将彼此的出版市场永久区隔开来”。

方言出版促成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长久不变的书面语却使中国王朝始终存在。代表着国家权力、教会权力和文化权力的拉丁语被地方语言取代，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从未发生。在欧洲，印刷术可能反过来促进了民族语言的格式化和固定化，并强化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语言壁垒”，这一情况在中国同样也未出现：书面语言的格式化和固定化早在先秦时代就完成了，书面语经典长久垂范，并不待印刷术的发明而进一步加强；同时，明以来通俗文献特别是通俗文学所带有的方言、俗语，也未能因为印刷品的普及而形成对标准书面语的颠覆。钱存训所指出的印刷术对中西社会所发生的不同作用——“印刷术促进文化发展，扩大读书范围，普及教育，推广识字，丰富各科学术，这些效果虽是一样，但程度不同。不过在西方，印刷术同时激发理智思潮，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以及在文学上的应用，并鼓励了民族主义和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行动。相反的，在中国印刷术帮助了书写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成为保持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儒家典籍与科举考试用书的印刷，更可证明。所以，印刷术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也正是说明了中国文献传统连续性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

第三，经典及经典阐释传统同样连续不断，并没有因为宗教、政治和族群异见而形成断裂。

经典阐释的连续性是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儒家思想赖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整个文化核心得以延续的关键所在。因为儒家思想不断提倡的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宗教，所以不会别宗教所左右，反而改造宗教为其所用。同时，缘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哲学，除了少数暴政时期外，王朝政治一贯维护着经典传统而不使之有丝毫的断裂。古代中国并不乏各种次生族群，也常因游牧族群的入侵而导致异族入主，但异族的华化始终是历史主流。在“来中国则中国之”的过程中，文化可能稍有损伤，但不久即恢复原状。经典阐释的情况同样如此，，无论是北朝、金、元以及清，可能在某个时期稍有顿挫，但经学传统从未断绝，这在书籍史上可以从六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的编纂刊刻上得到具体证明。最典型的是，与欧洲基督教、东正教分裂以及后来民族语言不同所形成的不同印刷书籍完全相反，自元以后，中国、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则形成了一个“汉字书籍共同体”，并且这一共同体并非是单向的传播模式，而是往复交流意义上的“书籍环流”，成为9世纪以来东亚文化圈赖以存在的根本性保障。

稳定性

文献传统既未中断，照理而言，文献的发展就势必会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进步而形成一个持续发展上升的趋势。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整体文献明显呈现出一种螺旋式发展的模式；至少在清中期以前千余年的文献历史过程中，每一个大的螺旋以后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跃升。前文所讨论的现存古籍数量可以为证：若现存1911年以前的古籍约为20万种，则明代以前古籍现存至多1万种，明代大约1到2万种，清顺治至嘉、道大约4到6万种，而整个晚清可以达到10-12万种，从这些数字可以推出从《七略》以来至17世纪近1600年的文献种数的增长率，极其有限。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曰：“古今书籍，统计一代前后之藏往往无过十万(卷)，统计一朝公私之蓄往往不能十万，所谓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也。”尽管胡氏总结的原因不完全正确，但他所揭示的现象却是历史事实。也就是说，整体文献保持着一种稳定性的存在。

中国古典文献的稳定性的主要内涵之一是文献传统具备一种历时性的内在规律，积聚、散佚有常，生产、保存、淘汰亦有常，也就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文献整体是一个按自身规律保持运作的有机系统。

前文已论，不能完全用文献颇遭人为摧残来解释文献未能实现突破进展的事实。固然，中国自古天灾人祸不断，文献时遭水火，散佚确为严重：至清代，史志所载及藏弆家著录所载宋以前书，已百无一二；即宋以来目录所载，十亦不存四五。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文献的散亡，主观原因大于客观原因，内部因素大于外部因素，亦即文献的散亡并非主要是天灾人祸所造成，而根本上是社会历史环境下主观取舍和文献内部规律作用的后果。个人认为这是一条最重要的中国古典文献基本规律之一，它所揭示的意义是：中国古典文献之所以呈现出一种低增长的螺旋式发展，保持着某种稳定性，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结果。

文献内部的规律，主要体现在文本内容特质和文献作为知识载体的形式内涵方面。比如技术性知识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一旦旧有知识被新知识淘汰，则原有相关文献必然渐次散亡。《汉志》“兵书略”凡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除上升为军事哲学之《孙子兵法》外，一无所存；秦火燔《诗》《书》、百家语，不去种树卜筮之书，前者十九有传，而后者百不存一，均为此理。再比如删繁就简、融汇众说、取精用宏之新册，往往能够代替所据之旧典，《汉志》存而《七略》《别录》亡，郑玄《毛诗笺》出而三家诗浸佚，即乃此属。

主观取舍当然更为关键。如果说在文献内部规律方面中西传统还存在某种共同性，主观取舍方面则迥乎不同，最后的选择去取皆是其各自文化内核规定性的产物。两汉以后中国正统思想以较为成熟的实用理性为准则，主观选择性极为明确，整体精英阶层重视历史经验，强调伦理道德，都排斥百家极端、怪奇、忤逆之谈，罢黜术数、谶纬及宗教异端，同时忽视技术知识。精英阶层主导社会自上而下的教化，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不为政治、宗教、经济甚至外来文化传入所左右。在文献散亡方面，此一主观法则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无形的摧毁”，较诸兵燹和焚禁这一类“有形的摧毁”，所造成的古代文献的危害尤烈。

综合而言，可以这样认为，中古以后无论经历何种天灾人祸，也无论独裁统治实施怎样的禁绝方针，文献的总体格局已基本定型：注定散佚的，终归渐趋无形；必然存留的，往往不绝如缕。总量则是缓慢增加，从中古到17世纪一千多年来至多也就五到六倍的增长。很明显，这与西方5世纪以前的情况或许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和6世纪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据前引Eltjo Buringh和Jan Luiten van Zanden的研究估算，西欧自公元500年至公元1800年这1300年来书籍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也就是公元1000年的生产量是公元500年的约144倍，公元1500年达到约两万倍，而公元1800年则达到约四十几万倍。这一长时段的增长结果是极其惊人的，中国的增长率和增长结果远远不及。

中国古典文献的稳定性的主要内涵之二是从两汉以来直至18世纪，中国持续的文献传统固然不乏新创，但总体上以继承为主、新创为辅。形成此一内在机制的根本原因是经典形成甚早，作用时间极长，经验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力量极为强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整顿衰弊的现实世界并恢复远古黄金世界的辉煌，因此阐释经典以发现前往“大同”的道路，成为思想文化最根本的建设手段，“述而不作”进而变成一种思想和方法原则。《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序”所谓“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云云，虽系就“经”而言，但实际上也是古人所以著述的基本心态的写照。

事实可证，从《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系统后直至清乾隆时期，整体文献虽不能说完全走向封闭，但至少是没有发生剧烈的体系变化。《隋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个二级类目，《四库全书总目》分四部共四十四个二级类目(含六十七个三级类目)。新增、改易者并不多。收书内涵上除了集部和子部杂家类有较大扩张外，其他类目的增大幅度都是有限的。“四部”固不能返“七略”，但“四部”并未完全迈越或颠覆唐宋旧观，知识更新没有实现质的提高。也就是在知识创造方面，保守的、内敛的思想观念发挥着显著的规范作用。这个特点，当然与前文所述之“连续性”和后文将述之“精英性”密切相关并构成一种整体性。

相比之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突破的是中世纪以来宗教保守思想的束缚，以“发现”古典为名而行创造之实，实用知识得到重视，新的学科不断涌现，知识系统得以更新。紧接而来的知识产权自觉意识的产生和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使书籍生产不仅完全摆脱了旧时代的政治、文化禁锢，而且更重要的是促成“知识”变为销售商品这一现代性因素的出现。而在中国，这一切直到20世纪初帝制结束以后方才真正发生。

精英性

出于教育普及程度极差、农业人口居多及地区文化水平差别较大等原因，中国古代的识字率(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直至20世纪初叶，整体社会的识字率不会超过20％，明代以前则更不堪言。早先国外汉学家如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研究认为，19世纪中期到晚期，男性约为30％到45％，女性有2％到10％具有读写能力(如此，低限平均为16.6％至20.5％；高限为24％至28％)，这个结论显然过于乐观。以欧洲的情况作比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一个总结是迟至1840年，即使在欧洲最进步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也有近半数的人口是文盲，而在落后的俄罗斯则几乎98％是文盲。

识字率的低下，导致古代中国阅读人口的阶层和范围均极有限，与欧洲相比更为逊色：欧洲“阅读阶级”除了贵族和地主士绅、廷臣与教士等旧统治阶级外，还包括平民出身的下层官吏、专业人士以及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等新兴的中间阶层。中国明清时代的能文之人，除了精英分子以外，中间阶层非常有限，只有如生员、吏员、部分僧道师巫、代笔者、书会先生、算卜等专门职业者、商人特别是书商及其雇佣写手和极少数的城镇市民。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古典文献无论是曾经编纂、出版、流通者，还是现存者，均以精英文献为主。从发生上来看，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最新的研究甚至得出了一个釜底抽薪式的结论：中国书写一开始就不是语言的记录而是一种意义——理性的、前科学占卜的记录，从而直接生成书面语；而音节文字所形成的书面语，是识字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早期观念上来看，《墨子》“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已数数言之，按照墨子的理论，最需要传达和保存的认知和记忆，是对天的意志和鬼神(二者实即最初的宗教)的敬崇，“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其中当然有不少理想化的猜想，但实际上就出土文献中的早期书写而言，甲骨文是卜辞，属于墨子理论的第一个方面“宗教”；青铜铭文主要是纪功、诰命，属于墨子理论的第二个方面“政治”——理性的和现实的行为。发展到印刷时代情形依旧，与西方更是大不相同，如钱存训所指出的：“印刷在西方社会中，主要是一种营利事业，跟随工业革命而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出版工业，是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体。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印刷术的主要功能并非谋利，却含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刻书对知识的传播和文化保存，认为是人生的一种美德，所谓‘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美谈。’尊重古代典籍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成分。”所有这一切都使书写和载籍文献从最初到最后，必然都只能是属于精英分子而不是其他阶层。

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俗文献当然亦渐次而生，但一直居于极低的地位。即使是商业化出版的时代，国家和士人阶级也表现出强大的主宰力量。彻底颠覆这一主宰力量的“印刷资本主义”，要晚至19世纪末方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在此之前，精英文献出版虽然在有些时候也呈现出商品状态(特别是带有文物性质的宋元旧本)，但从未像欧洲的《百科全书》出版一样，既是一个启蒙运动行为，又是一个典型的“生意”。而作为商品的通俗文献如蒙书、科举应试书、日用型书、宗教书、通俗文学书等一方面毕竟仍为中等文化水平之人所阅读，一方面还是无法撼动精英文献的主导地位。

一直到近代以前，中国书籍印刷的复本量都是比较小的。雕版印刷术为主流，活字印刷始终没有得到规模化应用，也能说明这个事实。因为精英文献的出版并不需要庞大的一次性产量，而是需要可以长久的保存印版以便将来修订，或者垂诸久远。雕版印刷恰恰可以符合这种需求。利玛窦最早就指出了这一点：雕版印刷并非不可以大量印制复本，因为技术的成熟其成本也低于活字，但其最明确的优点是“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当代研究者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有利于分散于各地且每版印量不大，有待重印的书籍生产模式。也就是说，雕版是适应精英文献生产的模式，与西方完全不同。通俗文献虽然出自于商业生产，但因其阅读者至少是识字之人的缘故，高数额的一次生产量并不是市场需要，故而也同样一直采用雕版印刷。尽管理论上雕版印刷的复本量可以达到成千上万，有研究表明，除了宫廷或政府以外，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书籍，个人印刷和商业出版中每一版次的实际印刷量至多也就在100-200部之间。这证明中国雕版印刷术从技术到模式都是为精英文献而不是商品化通俗文献服务的。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报纸，书史研究者都指出，报纸是整个后工业化时代印刷史中最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受欧洲影响或控制的海外殖民地的印刷发展史上，印刷文化最初是通过报纸的出版而发展起来的，报纸在当地社区被用作一种发布信息和维系凝聚力的手段。报纸的大规模机器印刷，在萌芽阶段影响和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语言的塑造和罗伯特·埃斯卡皮所称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的产生”，当然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根本性要素，只有在相同的时间段内被千万人消费的日报，才可以让人感到被同一种语言连接在一起。然而在中国，即使算上传教士创办的报纸，也要迟至19世纪中叶以后才较多出现，而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在社会上发生显著作用。

因此，16世纪开始兴盛的书籍商品化，既然未能形成“印刷资本主义”，当然也就不可能像欧洲一样，创造出一个“从根本上腐蚀了历史悠久的王朝原则，并且煽动了每一个力有所及的王朝去进行自我归化的”“群众性的、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是以精英文献为主，通俗文献则扮演沟通上下的角色，二者合力延续、加强的是“古典共同体”，而不是现代的“想象的共同体”。19世纪末以降主要在上海出现的“印刷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通俗文学作品、知识读物、日用书籍以及报纸、杂志等媒介出版物，方才促进了后者的诞生。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文献传统唯一悠久、发达的地区；中西文献传统没有高下之分，只有特色不同。中国文献传统的连续性、稳定性、精英性，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传统皆能具有的共性，而是在中西比较视野下所得出的中国载籍发展演变的历史独特性。文献传统的特色在根本上是由文化特性决定的，但它同时又以其非凡的能量反过来影响和建构文化特性。

（本文原刊于《文史哲》2020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20年第4期转载。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原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