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方法的歷史、由來及現實意義

杜澤遜

摘要：文獻學的核心工作是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文獻學方法實質上是文獻整理的方法。文獻整理的學術目標或理想是正本清源，形成定本，還原文獻本來的正確面貌，而整理定本的基本方法是搜集異本並加以校讎。對異本和定本的講究刺激了相關研究，促進了“版本學”的出現，“目録學”成果則是包括版本學在內的文獻整理成果的結晶。校勘學、版本學、目録學共同構成文獻學的核心，三者相互爲用、互相依存，共同構成完整的學術體系，它的學術方法也就是文獻學方法。歷史上大規模有計劃的系統文獻整理工作大都由國家主導、由最傑出的學術團隊完成，這對當今文獻整理研究工作亦有啟發。

關鍵詞：文獻學版本學 校勘學目録學 古籍整理

近年一些論文或科研項目論證，談到研究方法，有時會加上“文獻法”，大體是說從文獻搜集入手，進行排比分析，達到總結歷史或解决疑難問題的目的。本文討論的還不是這種方法，而是作爲一門學問的“文獻學”，它的獨特的治學方法是什麽，這種方法有什麽價值，有什麽現實意義，對未來的學術研究有什麽可能的影響。

所謂治學方法，是指爲達到學術目標所采取的科學方法。由于不同時期、不同處境、不同條件、研究者的思維特點等因素的影響，達到目標所采用的方法容有不同。惟其如此，所謂方法的科學性才成立，才能克服學術研究領域的教條主義和盲目崇拜，真正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治學方法的差異性或者說個性特色，並不能沖淡學術研究中的戒律。戒律也許是方法論中最值得厘清的部分，它具有長效性。戒律是應當遵守的，而方法論中的特色、個性部分則是值得借鑒的。

治學方法主要體現在一門學問的核心部分或者說本質部分。這個核心部分應當是一門學問區別于其他學科門類的主要領域。如果一門學問的核心部分不明顯，那麽它作爲一門學問的獨立性就較弱，其方法的獨立性也就相應不明顯，單獨討論的必要性及其價值也就不高。

文獻學在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叫“中國古典文獻學”，在歷史學學科叫“歷史文獻學”。1959年，在齊燕銘、翦伯贊、吳晗、金燦然等前輩學者倡議下，經中央批准，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設立了古典文獻學專業，這是當時全國高校唯一的培養古文獻學研究與古籍整理專門人才的學術機構。爲什麽把古典文獻學專業設在北大中文系，而不是歷史系？當時的說法，是專業負責人魏建功先生在中文系。也就是說，中文系有了古典文獻學專業，歷史系就不必再設置古典文獻學專業了，古典文獻學專業可以認爲是中文、歷史兩個學科共同的二級學科。後來，歷史學科設“歷史文獻學”二級學科，基本上可以理解爲是出于教學和人才培養的方便，而不是出于“歷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有本質的不同。“古典文獻學”這個名稱正是歷史學家翦伯贊取的。1959年7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翦伯贊的文章《從北大古典文獻專業談到古籍整理問題》，明確說：“設置這個專業的目的是培養整理中國文化遺産的人才，主要是整理中國古典文學、史學、哲學方面的文獻。”又說：“現在北大設置這個‘古典文獻專業’，正是爲了把整理古典文獻工作變成科學。”事實上，齊燕銘、金燦然等都是新中國古籍整理事業的領導者。1958年2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大會，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齊燕銘同志擔任小組組長。中華書局也在1958年改爲以整理古籍爲主的專業出版社。1959年北京大學成立古典文獻學專業，是在國務院古籍小組直接領導下，與中華書局合作籌辦的。中華書局爲北大古文獻學專業送來古籍整理專業書籍，形成了專門的圖書資料室，還派來有經驗的古籍編輯開設古籍整理課程，而畢業的學生主要到中華書局從事古籍整理出版的編輯工作。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是其他各高校中文、歷史學科設“中國古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二級學科的開端。

以上的事實說明，六十多年來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它的核心學術工作是中國古籍整理及研究。

這樣一個學科定位，是否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呢？可以說完全符合。古籍整理工作在我國歷史上綿延不絕，從孔子整理“六經”，至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奉詔大規模整理皇家藏書，古籍整理工作的程序、目標、學術水平，都逐步趨于完善。這也可以說，標誌著古典文獻學學科在客觀上基本形成了。宋代曾鞏爲皇家校書，明確模仿劉向。清代乾隆時期纂修《四庫全書》，也是明確效法劉向、曾鞏校書故事。中國古籍整理事業的主綫是朝廷主導的，進入新中國，由中央主導古籍整理工作，在第一學府設立古典文獻學專業，就順理成章了。

至此我們可以明確，文獻學的核心工作是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文獻學方法，實質上是文獻整理的方法，這種方法實際上是實現文獻整理學術目標或理想的方法。

那麽文獻整理的學術目標或理想是什麽呢？這要從孔子說起。孔子編定《詩經》，《論語·子罕》的記載是：“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魏何晏集解引東漢鄭玄注：“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梁皇侃疏用更簡潔明瞭的話解釋孔子的工作：“樂音得正。”“《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用今天的話說，即正本清源，還原其本來的正確面貌。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認識，那就是文獻整理的學術目標或理想，就是“各得其本所”，而這一目標孔子時期就已基本形成了。

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在漢成帝時奉命整理皇家藏書，其背景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引劉歆《七略》）、“書缺簡脫”（《漢書·藝文志》語）。就是說，經過文帝、景帝、武帝的不斷努力搜集，西漢皇宮藏書數量上已很有規模，而形式上出現竹簡編繩斷爛而造成的內容錯亂、脫少的情况。劉向、劉歆整理完每一部書之後，都寫一篇給皇上的報告，當時叫“録”或“書録”，也就是後來稱之爲“提要”的文體。在書録中幾乎都要表達這樣的意思：“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書録》）這個“定”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後來所說的“定本”。《管子書録》說：“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孫卿書録》說：“皆已定，以殺青簡書，可繕寫。”“定”字含義相同。《魏書·孫惠蔚傳》：“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唐代貞觀中太宗命顔師古考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經文，讎校分歧，使歸一致，貞觀七年完成，稱《五經定本》。從這些記載看，文獻整理的主要目標是形成“定本”。

“定本”的含義應包括兩種：一是原來有這部書，在流傳中出現錯誤、脫漏，經過整理，使之內容完整、文字準確，可以認爲是恢復其本來的正確面貌。二是針對“未定本”而形成的定本。劉向整理的《戰國策》《孫卿書》《晏子春秋》等，都是根據已有的一組文本取長補短編纂爲一書，並訂正其中的文字訛誤而形成的。這種“定本”與它的前身的關係，就不是“恢復”“復原”，其“定本”是劉向等人“編定”的。劉向把“編定”的工作也直接稱爲“校”。《楚辭》這部名著也是劉向編定的，可以說在劉向之前還沒有《楚辭》《戰國策》這種定型的本子，連書名也是劉向取的。這類編纂工作也形成了傳統，戴德編《大戴禮記》、戴聖編《小戴禮記》，甚至曹丕主編《皇覽》，梁蕭統編《文選》，宋代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文苑英華》等，也屬於這類工作。當然，“定本”的整理工作，仍以針對那些業已形成文本併流傳于世的典籍爲主。“定本”這個概念，有的學者有異議，認爲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我認爲“定本”這個目標是一個高目標，它可以不斷接近，作爲古籍整理的理想目標，是歷史上已經明確，今後可以繼續沿用的。

至此，我們可以把“文獻學方法”首先集中到如何整理出“定本”這個方向上來。

從劉向、劉歆整理皇家藏書的工作來看，整理“定本”的方法，第一步是搜集“異本”，就是一部書的不同本子。異本，在漢代指不同的寫本。到了雕版印刷術興起之後，就包括不同的印本和寫本。當然在東漢時期蔡邕主持刊刻了《熹平石經》，後來三國時期魏國刊刻了《三體石經》（又叫《正始石經》），唐代刊刻了《開成石經》，五代後蜀到北宋年間陸續刊刻了《蜀石經》，直到清代乾隆年間還刊刻了《清石經》。在印本、寫本之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版本“石本”。石本傳拓，出現了“拓本”。總之，整理典籍的第一步是搜集“異本”。如何調查、搜集異本？如何鑒別異本？如何確定異本之間的關係？如何判斷異本之間誰優誰劣？又有一套方法，下文再談。

第二步是對異本進行校讎。所謂“校讎”，東漢應劭《風俗通》說：“劉向《別録》‘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故曰‘讎’也］。”（《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近人陳垣先生《元典章校補釋例》總結出校法四例：一對校法，二本校法，三他校法，四理校法。對校法，指一部書不同本子之間逐字逐句比較，發現不同，記下來，進一步考察誰是誰非。本校法，指在一部書內部上下文互相比較，發現抵牾，再考察是否存在文字的錯誤。他校法，指一部書引用別的書，或者別的書引用這部書，被引用的部分互相比較，發現不同，再考察誰是誰非。理校法，則是在沒有異本可據，又缺乏直接比對的材料的情况下，根據行文規律或內容方面的旁證，發現文字的錯誤。這四種校勘方法，學術界已比較熟悉。其中，劉向所謂“校”即指陳垣的“本校法”，劉向所謂“讎”即陳垣的“對校法”。一部書的不同本子互相比校的“對校法”，是最通行的校勘方法。“校讎”，今人一般叫“校勘”。這個“勘”，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勘，校也。”梁顧野王《玉篇》：“勘，覆定也。”可見“校”“勘”二字含義接近，都是相互校對，並進一步考察是非，形成定本，這樣的一種文獻整理工作。

一切文獻都存在是非，有文字的是非，也有內容的是非。文獻學上糾正文字的是非，有個講究，那就是首先借助于這部書傳世的不同本子，至少借助于同一文句在不同典籍或不同段落中的異文來考察是非。宋元明清階段，已明確“校勘”應首先取資于“版本”。清代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民國間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新中國成立後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都明確了這一方法。那麽“版本校”是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應當是一個“戒律”。讀書、引用書，是否講究“本子”，也就是懂不懂文獻學、是否掌握了文獻學方法的衡量標尺。我認爲，“講求版本”是文獻學的核心方法之一。因爲“講求版本”，就有了整理出“定本”的意願，要整理“定本”，就有了收集“異本”的意願。搜求“異本”、甄別“異本”，對“異本”進行校勘，發現不同，判斷是非，從而形成內容完備、訛誤較少的“定本”，這就是古籍整理的基本套路，也就是文獻學的基本方法。

對“異本”和“定本”的講究，刺激了對“異本”和“定本”的研究，這就出現了“版本學”。版本學是文獻整理工作必然引發出的分支學問。對版本的鑒別，對版本之間關係的探討，對版本質量的判斷，都是版本學的任務。爲了出色地完成這種任務，需要采取一些手段，也就是方法。

版本甄別，一般叫“版本鑒別”或“版本鑒定”。就完成鑒定版本的性質、年代這個任務來說，通行的方法是看紙張、墨色、字體、避諱、牌記、序跋、刻工、寫工、版式、裝潢、藏書印等。就完成考察版本之間的關係這個任務來說，通行的方法是看序跋，通過校勘發現文字不同、文字衍脫、錯亂這類特徵的繼承和變化痕迹。就完成判斷版本優劣這個任務來說，通行的方法是通過校勘，探討不同文本之間文字不同的時候誰正確、誰錯誤。這些討論版本問題的手段，都是“文獻學方法”比較核心的部分，都隸屬于“講究版本”這個總的方法之下。講究版本，是因爲整理定本而引發的。但由于講究版本而引發了文獻收藏家的特別關注版本，年代較早、流傳較少、名家題跋批校、名家手稿、有特殊的校勘價值，這樣一些文物性、學術性的版本，成爲收藏家的講究，“版本學”因此也就有了一定的獨立性，既與整理定本的目標有關，也不完全相關。

劉向校書，最主要也是最大的成果是把皇家的“如丘山”一樣多的書籍整理成了一大批定本，對我國文化學術的載體典籍進行了一次大梳理，是中國文獻史上空前的里程碑。劉向校書還有一個大成果，那就是當時爲每一部定本寫的“書録”。劉向、劉歆當時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漢書·藝文志》）。劉氏父子到底校定了多少書呢？劉歆《七略》做了全面記録，《七略》已佚，但班固《漢書·藝文志》基本上沿用了《七略》，删去每一部書的提要，對著録的書籍稍微有所增减，大體上保存了《七略》的面貌。《漢書·藝文志》著録圖書596家，也就是說劉向、劉歆等撰寫書録約600篇。這600篇書録附在每部“定本”之後，又單獨彙集成一部書叫《別録》。劉歆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七略》。《別録》《七略》是最早的系統總結我國圖書得失和源流正變的偉大成果。正是這次文化學術的大總結，既整理出了“定本”，又總結了什麽是成績、什麽是缺點，而評價的標準是當時已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學術統一，思想統一，文本統一。毫無疑問，西漢以後的學術發展，以劉向、劉歆整理皇家藏書爲新起點。“文獻整理”是總結學術、開啓未來的特殊手段，這種特殊手段在清代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得到又一次成功展示。乾隆年間整理的“定本”是3400餘種圖書，組成《四庫全書》，撰寫的提要則有一萬餘篇，組成了《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撰寫“書録”或“提要”的工作，叫“目録學”。學術界把“目録學”與“學術史”聯繫起來，認爲目録學的宗旨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總結），那是對歷史事實的簡潔表述。正是由于目録學的巨大學術史功能，所以范文瀾認爲西漢時期最偉大的兩部著作是《史記》和《七略》（見《中國歷史簡編》）。那麽“目録學”的方法是什麽呢？簡言之，考察作者生平及師承關係、著述的旨趣、成書的過程、流傳情况、版本情况、完缺情况、真僞情况、內容結構、成就多高、有何缺點等。還要根據學術體系構建圖書分類體系，搭建起宏大的學術體系。這當中的主要結論，都是從嚴謹的整理過程中獲取的，當然有些考察要求之于書外，廣徵博引。這項工作對文獻學家的學術修養有巨大的挑戰。班固《漢書》曾說：“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漢書·楚元王傳贊》）可見，劉向是漢朝人認爲的孔子以後與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馬遷、揚雄並列的最傑出的學者。至于《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也同樣是一代傑出學者的代表。紀昀的搭檔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四庫館臣，也是一時學術精英。“目録學”是文獻學的分支，其方法主要表現在撰寫提要和分類編目上。“目録學”成果也許可以認爲是文獻整理成果的結晶。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文獻整理工作以“校書”入手，從而引發“版本學”，凝爲“目録學”。昔人概括三者爲“校讎學”，今人又稱爲“文獻學”，含義基本一致。校勘學、版本學、目録學共同構成文獻學的核心，三者相互爲用，互相依存，共同構成完整的學術體系，它的學術方法也就是文獻學方法。

文獻學還有兩個分支：辨僞、輯佚。在我看來，輯佚是把散落在圈外的零篇碎簡收進來，使“定本”更完善。辨僞是把誤入圈內的文獻剔出去，讓它回到正確的位置（正確的時代、真正的作者名下）。辨僞包括辨識僞書、辨識僞篇，甚至辨識僞段，從根本上說也是文獻整理工作必不可少的環節。這兩個分支的學術地位還不能與校勘學、版本學、目録學相提並論，可以認爲是文獻學的輔助部分。

文獻學的核心工作是文獻整理工作，核心學問是校勘學、版本學、目録學，其獨到的方法也就是文獻學的基本方法。大規模有計劃的系統的文獻整理工作，歷史上都是由國家主導的，由最傑出的學術團隊完成，其成果具有總結學術、開啓未來的特殊功能。這就告訴我們，要構建屬於一個時代的學術體系、思想體系，它的前奏是國家主導的系統的文獻整理。整理的範圍包括古今一切著述，而以近代爲重中之重。2016年6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發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講話，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一重大任務。從歷史上看，我認爲應當對中國從古到今的各個學科的著述進行一次全面系統的整理，對這些著作按價值高低進行分級分等，把較爲重要的具有創新貢獻的著作整理出一套“定本”，爲每部書撰寫一篇提要，仿劉向、紀昀的辦法，每個大門類、每個小門類都撰寫一篇概述，仿《七略》《四庫全書總目》大序、小序體例，梳理學科發展的脉絡。用這種文獻學的方法，對中國學術史，尤其是乾隆《四庫全書總目》以來的學術史進行一次深刻系統的總結。用這樣的方法，清理出學術史上成功的理論和方法，作爲今後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和借鑒；同時確定出那些學術高峰，在今後構建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過程中作爲榜樣來學習，作爲標杆來超越。相信這樣的新時代的文獻整理成果，會成爲中國學術史上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里程碑，也必定會成爲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新起點。這是本文討論的“文獻學方法”所具有的現實意義。

2021.9.29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著有《四库存目标注》《文献学概要》《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微湖山堂丛稿》等。主持《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研究》等项目。

注：本文转引自微信公众号“书目文献”。原文发表于《中国古典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