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路徑·視角：清代文獻文化史特質追尋

劉 仁

與傳統的文獻編纂史、印刷史專注於書籍現象的描述相比，二十世紀中期興起於西方的書籍史研究範式，開始關注書籍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對文本意義產生反作用的同時，還對社會文化具有獨立于文本之外的影響力。前一研究思路較關心書籍物質載體對文本意義的影響，形成所謂的“英國傳統”，而後者更關注印刷如何引發文化變革，形成所謂的“法國傳統”[1]。受上述觀照視角的啟發，具有悠久與深厚文獻傳統的中國亦吸引了眾多書籍史研究者的目光，近年來湧現出不少討論中國書籍歷史及其意義的研究成果。

毋庸諱言的是，中國的書籍史研究明顯受到西方書籍史研究模式的深刻影響，形成了重點關注商業刻書以及商業書籍對社會文化結構的影響等問題的局面。在面對中西方文獻傳統與社會結構存在著巨大差異的情況下，有學者開始思考中國書籍史與文獻史上所具有的獨特問題，“文獻文化史”的研究理路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提出[2]。不過，雖然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與其他文明相比具有明顯的延續性與穩定性，但是就其內部而言，不同時段之間的差異性與變革性也不容忽視。所以，如何在研究中體現中國的文獻文化史特點，並追尋各時段文獻情況的特質，採取相應的視角對之進行描述與闡釋，是擺在斷代“文獻文化史”書寫者面前的核心問題。在此情形下，徐雁平所著《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一書（以下簡稱《清代的書籍》）所展現的清代文獻文化史的生動案例，以及在發掘清代文獻文化史“特色問題”上進行的探索，無疑對後來的研究與書寫具有啟發意義，今述所見如下。

一、精英知識傳統視域中人的活動：文獻文化史書寫的对象

文獻文化史撰寫遇到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與文獻史相區別？這一問題《清代的書籍》中開宗明義地說道：“本書著重討論：文獻在流轉中如何發生作用？哪些書在市場中、在讀者手中流轉？為何是這些書？流轉的書如何影響讀者的知識結構、生活方式、情感體驗乃至牽引社會習俗、學術風氣的變動？”[3]這些問題落實到具體研究对象時會呈現何種結果呢？《四庫全書》與《說文解字》是文獻史的經典研究对象，《清代的書籍》中關於此二者的研究比較能夠見出其研究取向與文獻史的區別。

《四庫全書》的纂修及其典藏過程是清代文獻史上的重要內容，過往研究或是關注書籍本身，或是將書籍現象置入政治史脈絡中展開書寫。而《清代的書籍》雖然也考察了貯存《四庫全書》的文瀾閣，但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視角，即“從讀書人如何閱讀、抄寫這一‘半開放性’的公藏入手”[4]，試圖從另一角度展現《四庫全書》的纂修對知識群體發生影響的具體途徑，這是文獻史研究中較少涉及的內容。與之類似，《清代的書籍》中關於《說文解字》的探討也與學術史、文獻史研究有著顯著不同，作者之“興趣所指，乃在於它生髮傳衍的外在機制，即這一龐大的知識或書籍網絡是如何在學者群中由點到面而逐漸形成與展開的”[5]。意圖以書籍的傳抄、過錄、閱讀現象“落實”知識傳播的途徑。

由此可見，作者所關注的並非“靜止”的書籍文本屬性與物質屬性，而更關注書籍作為一種媒介對知識、思想、文化等所發生的“影響”，並著力展現影響發生的機制與過程。這種傾向不可避免的將研究引向對書籍活動中人的關注。那麼，在清代文獻文化中應該關注什麼人的書籍活動呢？

就《清代的書籍》來看，所涉及的对象甚為豐富。作者自述“在本書中可見學人群體、女性作家群體、抄書人群體、一般讀書人群體、書賈群體等等”“這一小群體並不一定是精英群體，很可能是中下層讀書人中志趣投合的一群”[6]。並總結本書“更多關注社會中下層以及日常生活”，“用力探求那些已經融入日常生活的文獻文化活動”[7]。關注“日常生活”，這當然是受新“文化史”（culture history）研究模式的影響，也是文獻文化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所言的“眼光向下”以及所關注的“社會中下層”是有特定所指的，其內涵與文化史研究中的一般用法具有差異。

事實上，除去其中的“精英群體”，作者所言的“中下層士人”，甚至“抄書人群體”與“書賈群體”，都與精英知識傳統有密切關係。比如：第一章考察京師書肆與“湖賈”時，基本是從精英士人的眼光出發進行的打量。書賈在與知識群體交往過程中，也往往認同士人階層的價值觀，書賈中的佼佼者如五柳居陶氏、白堤錢氏則可以視作知識群體中的一員。在第九章研究清代的小說戲曲等通俗文獻閱讀情形時，其所涉及的讀者都是精英知識傳統影響下的文人，而並非一般民眾；第十章探討石印出版這類受市場支配的典型商業出版行為時，所關注的是石印出版中的科舉書籍與文化，其目標閱讀群體仍然是潛在的精英知識群體。可知作者所言的“中下層”並不是純粹從社會結構角度進行的階層劃分，而是以“精英知識群體”作為參照而劃定的“中下層知識群體”，“眼光向下”所燭照的對象主要是受精英知識傳統所影響的人群，不是包含所有社會身份的普羅大眾。

而其所以如此，乃是從中國古代社會文化中精英知識傳統與精英文獻始終佔據優勢地位這一特質出發所進行的考察。面對西方書籍史研究中豐富的商業出版材料，以往的中國古代書籍史研究者總是在羡慕的同時感到無奈。只是，“商業”與“出版”並不是書籍史研究的全部，也應當包括“非商業性”書籍活動以及“出版”之外的“書籍生命歷程”的其他環節，而這恰是知識群體活動豐富的領域。

於是，將眼光聚焦于精英知識傳統所影響的人群時，作者發現了豐富的可利用材料。作者自述在“利用材料方面略有追求：其一，整合散佈在包括詩文集、筆記、書目及晚近研究成果在內各類史料中的細碎記錄，梳理出脈絡並試圖勾勒稍具全景性的畫面……其二，對日記、藏書題識、序跋等‘邊緣文獻’進行成規模的運用”[8]。因此，作者的研究極大地拓展了書籍史的史料範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日記文獻的發掘利用。《清代的書籍》中利用日記之處極多，管庭芬日記與黃金台日記中豐富的書籍借閱、購買、饋贈的材料，以及作者從多種日記中勾稽出的士人群體的小說戲曲閱讀這樣極具私人意味的場景，都是傳統材料所不可能具備的。可見清人日記對於書籍史研究而言是值得開掘的寶藏，而作者對於清人日記的發掘與利用則可謂導夫先路。

總之，作者以“文化史”研究為宗旨，結合清代文獻現象的實際情況，選取知識群體尤其是其中的中下層的日常生活作為主要觀照對象，一方面發掘日記中的新材料，一方面重新整合與解讀詩文集、筆記、藏書題識、序跋等傳統文獻史史料，展現了書籍的“動態化”場景。

二、文獻的“社會情緣”：文獻文化史研究的路徑

如前所述，書籍史研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英國傳統”與“法國傳統”這樣兩種不同的研究範式。而筆者認為，在這兩種傳統之外，日本學者井上進在《中國出版文化史》[9]中還呈現了另一種研究路徑：尋找文獻現象背後的知識、思想與社會文化方面的驅動力。這一研究路徑與西方傳統的顯著區別，就在觀察文獻現象與知識、思想、社會文化關係之間的能動與被動。從上述角度看，《清代的書籍》的研究方式可以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種類型旨在展現知識、思想風氣中的書籍。

第五章《〈讀書分年日程〉與讀書風氣》、第六章《〈說文〉著述與測定學術風氣的指標》均為此類研究思路的代表。《讀書分年日程》一書，展現的是通過獲取知識實現道德完善的修養方法，這一方式導源于“朱子讀書法”。在清代前期與後期程朱理學復興的風氣中，《讀書分年日程》重新成為了可供利用的資源，因而不斷被翻刻與閱讀，士人也持續不斷地將之付諸實踐。再就《說文解字》而言，乾嘉考據學的興盛，是《說文解字》研讀風氣的起因。在這一學術風氣的帶動下，學術群體之間關於《說文解字》的閱讀、過錄與借閱等日益豐富。總之，從書籍與思想之間的關係來看，這一類型所呈現的書籍刊刻、流傳、閱讀等活動實際上是知識、思想風氣影響下的產物，書籍活動是作為知識、思想傳衍、流行的表徵而存在。在這一意義上說，作者的思路與井上進有相通之處。

第二種類型則重點討論文獻現象對社會文化之間的建構作用。

本書的其餘章節多可歸入此類。其中第一章《書估與清帝國書籍的流轉》、第二章《抄書與書籍生產及流動》、第七章《家集編刊與文化傳承》、第九章《三教之外又多一教：清代的小說戲曲閱讀》、第十章《石印出版與晚清的科舉、文化》、第十一章《新學書籍的湧入與“腦界不能複閉”》皆以文獻現象為中心展開討論。其歸宿在於揭示文獻的流轉、生產、編纂、閱讀等現象作為一股文化力量的作用。

就書估而言，《清代的書籍》認為：“書估的文化貢獻，尤其是對於活躍在環太湖地區的湖賈而言，在於促使東南地區的書籍的充分流動；同時將南方的圖書資源轉運北方，促使文化資源的均衡配置，從而在京城形成一個書籍交流中心，為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的形成注入豐富的內涵。”[10]而書籍抄寫，除了作為書籍生產方式以及作為一種謀生手段之外，對知識群體而言“既可以是閒暇時消磨時光的愛好，也可為一種幫助記憶和理解的學習方式……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正是在此中綿延傳承”[11]。關於家集編纂，其背後的推動力是“清人自覺的歷史感覺與文化意識”，但同時家集編纂“更有對作為精神層面的家族文學傳統的綴合、潤色、再造……進而催生出屬於某一家族的‘共同意識’”[12]。關於小說戲曲的閱讀“應當充分考慮小說戲曲自明中葉以來，尤其是清代以來對社會文化日益增長的影響”[13]，錢大昕所謂“三教之外又多一教”即此意。至於晚清石印技術的興起，除影響了書籍的卷帙與開本之外，對科舉考試中“懷挾之風”的加劇、淫書傳播問題的嚴重以及“敬惜字紙”傳統的毀棄等社會文化現象，亦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對孫寶瑄日記的解讀，可以看到：晚清時期國勢的衰微，促使西方科學書籍大量譯介至中國，並對當時部分精英知識份子產生了知識、思想上的巨大衝擊，促使他們在行動上作出改變。

第三章《蕘圃藏書題識與嘉道時期蘇州書籍社會》、第四章《兩位普通文人的日記及其讀書生活》、第八章《女性與書籍》，則以人為考察的中心。如果說以文獻為中心的研究所展現的書籍力量偏向于思想與文化，那麼以人為中心的考察則更能展示書籍的社會屬性及其在知識群體中所發揮的作用。

蘇州是“‘近三百年’中極盛的‘乾嘉盛世’時期下人文自然條件最理想”[14]的地區，此一時期此一地域文人群體的活動堪為有清一代的典型代表。無論是以黃丕烈為中心的書籍交流、與書籍相關的雅集及繪圖紀事等風雅活動，還是管庭芬、黃金台的書籍購買、借閱、饋贈，抑或是清代女性群體的閱讀和書籍編纂活動，活動主體的名聲雖有顯隱之別，但其共同之處在於文獻與書籍對於他們而言，並不僅僅是閱讀與研究的对象，“書籍在史料和文物之外，還在社會交往中發揮‘粘合’和‘催化’作用”[15]；對於管庭芬與黃金台等中下層士人而言“書籍不僅僅是文化、精神的載體，還是流動的社會性的載體”[16]；對於清代眾多女性而言，書籍的閱讀或流動是幫助她們“完成文化傳遞、子女培育、女性群體集結等有意義的活動”[17]的助力。總之，書籍在他們的生命歷程與社會活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作者通過上述案例清晰地展現了清代文獻文化史上書籍社會屬性凸顯這一重要現象。

從以上劃分而言，可以很明顯地見出《清代的書籍》研究範式，也就是其“文獻文化史”書寫範式，顯然更偏向於所謂的“法國傳統”。所以，作者在提出“文獻文化史要研究‘動態的文獻’或者‘社會情緣的文獻’”時，雖然認為“文獻的物質形態及其所蘊含的資訊及意義，是重要的研究內容”[18]，卻並不將其作為本書所關注的內容，應當不是巧合。但與西方書籍史研究所描述的書籍對社會文化的變革作用相比，作者明確意識到“清代文獻與社會……總體來說，沒有出現閱讀革命或大眾閱讀之類的深刻變化，文獻與其依託的社會文化還是穩定、連續地發展”[19]，故而本書關於書籍對社會文化的建構力量的展現多集中在知識群體內部。這是《清代的書籍》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同時，“結合中國人的文獻體驗”，在“提出新問題、創造新方法、構建新體系”[20]上取得的成果。

三、“通中之變”的視角：文獻文化史的清代特質呈現方法

除了研究对象與研究路徑上的探索之外，在追尋文獻文化史清代“特質”上也具有自覺意識。

在緒論中，作者就明確表述了自己的立場：“考慮清代文獻文化史的進程，首先當然要注意這一時段與前一時段或者至少與宋元時期的關係，注重文獻對社會文化影響的連續性”，而“在強調清代文獻文化史與前代的連續與一致的同時，自然也要追問其本身特色何在”，“這些問題是否凸顯‘清代’，而不是‘宋元’以及‘明代’”[21]。換言之，作者是在近世書籍史演變這一大背景下進行選題並展開研究的。這也使得《清代的書籍》雖然只是在圍繞有清一代進行討論，但背後卻具有通觀近世的“長時段”眼光。

由於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穩定性與文化的延續性，清代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在尋找其文獻現象獨特性時面臨著這樣的困境：書寫載體、卷冊制度、印刷技術等文獻的物質載體自宋代以來已經基本定型。文獻的類型（比如叢書、類書、總集）在清代也似乎未出現新的方式。書籍的借閱、抄寫、饋贈等活動，則幾乎可以從邏輯上體認到，必然是貫穿著整個古代社會的知識活動，而並非清代所獨有。至於明中期以來興盛的商業刻書活動，在清代由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知識風氣的轉移，也逐漸回到以知識群體為主的途徑上來。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段內很難在表面上發現有異於前代的獨特文獻現象。《清代的書籍》在如何尋找“通中之變”上給予我們諸多啟示。

以書籍抄寫為例，如上所述，這一現象自有文獻之日起，就一直延續不斷，但問題是：在雕版印刷術已經極為普遍的清代，為什麼還要抄書？抄書在整個清代書籍流傳的方式中又有怎樣的地位？《清代的書籍》通過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所著錄抄本數量的統計，指出抄書依然是清代書籍流轉的重要方式。在書籍抄寫這一問題上，《清代的書籍》揭示了以下多種現象：貧寒文士為獲得書籍而無力購買只得借抄，下層知識群體為謀生而以抄書為職業，甚至精英知識階層為獲得珍稀秘本往往也不得不抄錄。當然，以上的結論只能證明清代的書籍傳抄現象與前代有相通之處，其“特質”又何在呢？

在此基礎上，《清代的書籍》敏銳地發現了清代的抄書活動中出現的一種新趨向：“抄書在融入讀書人的日常生活之後，發揮諸多切實功用之外，還有另一種發展趨向，被賦予些許風雅內涵，漸出現象徵意義或審美意味”[22]。其中職業性的抄書往往被稱為“耕硯田”而“出現在清代詩歌中，在回顧時被文化傳統潤澤外，也被賦予一種山林氣”[23]，而貧寒文士的“‘清夜抄書’似成為與塵俗保持距離的生活方式；而‘呵凍抄寫’，又是文人清貧風貌的寫照”[24]。由此可見，書籍抄寫這一原本偏重實用的行為，在知識群體自身中被客體化，一變而為審美觀照的对象。這確實是清代文獻文化史中極具特質的一點。

而最能體現清人將與書籍有關的活動对象化和審美化的行為則是以書籍貿易活動入詩。清代文學中的典範性人物王士禛在京師著名書肆慈仁寺“購書的日常行為”，“不斷被潤飾、重寫，演變成為一個充滿文學意味的詩意行為”[25]，尚屬於知識群體內部的典範建構行為。“賣書船”這一純粹商業行為的標誌，也最終成為一種意象屢屢入詩，同時還有不少長詩如翁心存《書賈行》、趙翼《贈販書施漢英》等歌詠書籍貿易行為。由此可見，不僅僅書籍貿易活動中作為購買者的知識群體被審美化了，作為書籍販賣者的商賈以及商業行為本身也成為審美觀照的對象，審美觀照範圍確實得到了極大的拓展。

再如書籍饋贈現象，同樣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現象。但是，《清代的書籍》在考察黃金台日記以後發現，黃金台“在答贈或贈送中，不少人特意送自家先輩或家中同輩的書籍”[26]，於是進一步統計黃金台日記中單次書籍饋贈在4種及以上的情況之後發現，在“23次書籍贈送中，有20次主要是或全部是集部”[27]。這確實是引人深思的現象。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一方面與清人“自刊己作”的風氣相關。清初人周亮工即言：“古人之為詩若文也……未嘗有自鐫其集者，自鐫其集自近人始。”[28]另一方面，由於社會結構的改變，清代這種發生在知識群體之間的常規性書籍饋贈行為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其目的由“知識分享”變為了純粹的社交。《清代的書籍》認識到“至少在道咸之際刊印晚近文人的別集，尤其是自己刊印自己的集子，或父親、祖父及其他家人的集子，其主要目的不在銷售牟利，而在用作禮物。簡言之，要回到傳統的聲名觀念與人情關係情境中來理解晚近人物詩文集的刊印目的。”[29]這也揭示了清代知識群體中書籍饋贈活動性質的關鍵問題。

再如，家集這一文獻類型，可追溯至唐代的《竇氏聯珠集》。因此，清代的家集編纂，在表面看來，似乎也並無特殊之處。但根據作者的對各朝代家集數量的統計，發現至元代家集編纂才“漸成風氣”，而可考察的明代家集亦只有193種，到清代，家集總數則驟增至1244種。這種數量上的巨大變化顯然無法簡單歸因於歷史時間的遠近與技術的先進或落後，其中應當蘊含著更為深層的原因。

作者在對清代家集進行了進一步的細緻統計之後發現，“嘉慶朝起，是家集編刊的充分發展時期。乾隆朝及以前，家集數量有限，順治朝數量寥寥，雍正朝目前未見有家集編刊”[30]，家集編纂的“充分發展時期”與清代考據學興盛的軌跡重合，那麼乾嘉考據學的發展與清人“歷史感覺”的增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係應當是一個合理的推測。作者觀察到“清代的文獻類型，多承繼前代而來”，也即清代文獻類型並未出現新的種類，但是同時發現“其中多種前代已有初步發展然未能充分拓展的文獻，至清代則蓬勃發展，其繁盛足有掩蓋前代之勢”[31]，這種清代文獻在“數量”上的激增正是清人“歷史自覺”最為直觀的表現。

與前代相比，清代的文獻現象雖然沒有出現顯著的轉型，但是由於清代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更迭，在表面的文獻現象延續之下，也必然呈現出多種形態的變異。因此，在通觀每一種文獻現象的前提下尋找“通中之變”，也就成了清代文獻文化史研究的關鍵問題。而通過上述例證來看，《清代的書籍》真正深入到清代文獻文化史之中，並且將其異于宋元明的一面具體而微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在完成上述討論後，清代文獻文化史的特質實際上呼之欲出，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清人擁有更為“自覺的歷史感覺與文化意識”[32]。這一看似尋常的結論建立在堅實考證與細緻統計的基礎上，包蘊著豐富的內涵，更具有穿透紙背的力量。

四、餘論

與前代相比，清代存世文獻的巨大數量，使得清代文獻文化史的書寫具有更多的可能，《清代的書籍》雖然以六十余萬字的篇幅對此進行了多維的呈現，但顯然還有廣闊的空間有待探索。

其一，從研究路徑來看，《清代的書籍》更關注文獻的“社會情緣”，更接近“法國傳統”，已如上述。而文獻的物質載體、文本組織形態對文本意義的影響，這類與“英國傳統”相似的研究也值得展開。比如：清代前中期集部文獻中經常出現的同時代人的評點，以及清代文獻中所留存的大量批校本手跡，都是探討上述問題的重要材料。

其二，從研究对象上來看，就時段來而言，《清代的書籍》討論清代中後期文獻現象的比重較大。清代前期的文獻文化史景象如何？與明代文獻文化史的關係又如何？就文獻活動的性質而言，《清代的書籍》偏重精英文獻的非商業性出版，而清代通俗書籍的商業出版活動呈現何種樣態？以上問題皆有待回答。

研究路徑的偏向緣於主觀選擇，路徑的轉換能夠多維地呈現清代文獻文化史的圖景。而研究对象的偏向顯然是受制於材料局限性。一方面，這種局限恰是由清代文獻活動的歷史經驗所造成的，反映了清代文獻文化史的特質。但另一方面，追問、彌補偏向，對我們理解清代文獻文化史的“特質”以及“特質”的形成過程也極為重要，同樣值得清代文獻文化史的研究者進一步思考。

注釋：

[1] 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6页。按：所谓“法国传统”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为发端，为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三联书店，2005年）所延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书籍“交流圈”的研究模式（萧知维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90页）。受当时年鉴学派社会史眼光的影响，这一范式呈现出明显的宏观取向，关注的重点在于印刷行业与“印刷资本主义”对知识、思想的社会文化影响有着“加速”或“变压”的作用。“英国传统”主要源自于英国的书志学传统，是突破了书志学“作者中心”论以后得到的自然结果，相较于“法国传统”注重社会文化的宏观视野，“英国传统”更加关注书籍与文本本身。以出身剑桥的学者麦肯锡所提出的“文本社会学”为发端，属于年鉴学派的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书籍的秩序》（吴泓缈、张璐译《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主要采用这一范式作为构建理论的基础，强调媒介形式对文本意义的影响。

[2] 参见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10-121页。

[3]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页。

[4]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7页。

[5]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323页。

[6]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6页

[7]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7页。

[8]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8页。

[9] 井上进著，李俄宪译《中国出版文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89-90页。

[11]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161页。

[12]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428-429页。

[13]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530页。

[14]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163页。

[15]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207页。

[16]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272页。

[17]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468页。

[18]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1页。

[19]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638页。

[20]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638页。

[21]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3页。

[22]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142页。

[23]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139页。

[24]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140页。

[25]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44页。

[26]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228页。

[27]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242页。

[28]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四《朱静一诗序》，朱天曙编校《周亮工全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71-572页。

[29]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267页。

[30]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392页。

[31]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364页。

[32] 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第428页。

【作者简介】

刘仁，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注：本文原刊于《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五辑下卷（凤凰出版社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刘仁老师授权发布！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书目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