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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在唐中前期的社会流传与影响
来源:“史林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3-12-18

曹刚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大唐西域记》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它在唐初的流传并不广泛,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唐太宗对其从重视到遗忘,文人士族也多不关注此书,它仅在官方和佛教僧众间小范围流传。中唐时,传奇文学的繁盛激发了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的猎奇心理,再加上《开元释教录》著录《大唐西域记》入藏,较多笔记小说、韵文史地、佛教文献都著录、引用了《大唐西域记》。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流传;唐传奇;《开元释教录》

《大唐西域记》是唐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归国后奉敕著述,辩机执笔的一部西域史书。该书为贞观三年(629)至十九年玄奘的西行见闻,有大量西域山川交通、风土人情、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的记载,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林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影响巨大,季羡林称,“从中国方面来说,《大唐西域记》确实算是一个高峰”。前辈学者对《大唐西域记》研究成果颇丰,季羡林、向达、高田时雄、余欣等中外学者对其版本、流传已有深入研究。但他们多注意《大唐西域记》抄本及其在晚唐以后社会的流传,对其在唐中前期的流传关注不多。实际上,《大唐西域记》在唐初流传并不顺利,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唐初帝王对其从重视到遗忘,文人士族亦多不关注此书。中唐时期这种现象才有改变,背后的内在缘由值得探究。

唐初帝王对《大唐西域记》之态度及其在文人士族中的流传与影响

贞观十八年(644),玄奘从印度回国,途中被于阗王挽留,于是修表,“使高昌小儿逐商伴入朝,陈已昔往婆罗门国求法,今得还归到于阗”之事。唐太宗闻听,心中大喜,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可见他非常急切想见到玄奘,原因在于太宗是一个“有雄才大略之主,西域的突厥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必欲除之而后快”。但苦于中原王朝长期以来对西域地理交通、风俗产物的认知不够深入,多停留在《史记》《汉书》等文献层面,未有亲身考察的详细报告,玄奘回国不亚于为唐太宗送来西域的最新情报。故尽管贞观十八年十一月,举国上下进入征伐辽东的最后冲刺阶段,但他仍派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提前迎接玄奘,以示重视。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祐等奉迎玄奘入长安城,“自漕而入,舍于都亭驿”。安置好经卷、佛像之后,玄奘就奔赴洛阳与太宗见面。正月壬辰、二月己亥,太宗分别于洛阳宫、仪鸾殿召见玄奘,迫切询问西域地理交通、风土风俗等,所谓“因广问彼事。自雪岭已西,印度之境,玉烛和气,物产风俗,八王故迹,四佛遗踪,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同时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建议玄奘撰述一部西域史书,可见他对这部西域见闻记寄予厚望。

但这次会面非常仓促,“时帝将问罪辽滨,天下兵马已会于洛,军事忙迫,闻法师至,命引入朝,期暂相见,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见面之后,二月庚戌,太宗即亲率六军从洛阳出发。这次征伐辽东有失有得,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久不攻克安市城,造成大量伤亡,被迫班师,没有完成征服辽东的总体目标。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返回长安,玄奘此时已完成《大唐西域记》。他在《进〈西域记〉表》中简述了求法印度的经历及撰述《大唐西域记》缘由。他认为大唐疆域广阔,超越前代,文治武功的盛世必须载以史册。《大唐西域记》看似是西域风土人情的记载,实则是大唐福泽四海的最好见证。“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详观载籍,所未尝闻;缅惟图牒,诚无与二。”

玄奘对《大唐西域记》非常满意:“窃以章亥之所践籍,空陈广袤;夸父之所凌厉,无述土风。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谨具编裁,称为《大唐西域记》,凡一十二卷,缮写如别。望班之右笔,饰以左言,掩《博物》于晋臣,广九丘于皇代。”他认为以往史书对西域记载或流于空疏,或内容不详,即使如班超、张骞等亲赴西域,实地考察,但对风土人情的记录仍未可称详实。而《大唐西域记》体例完备,删减违说,内容详尽,是一部“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的实用史书,胜过班固《汉书》、张华《博物志》等前人著述。

但此时太宗刚从辽东失利回长安,心态上产生了新变化。一方面,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后勤上,他都认为辽东讨伐是一场必胜之战,自信满满。“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加以躬先七萃,亲决六奇,使攻无所守,战无所拒。略言必胜之道,盖有五焉。”但结局却是虎头蛇尾,辽东问题成为他一个挥之不去的大心病。正如史臣评价太宗所言:“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认为如果太宗没有立储、辽东失利等失误,定可超越周武王、成王,汉文帝、武帝,成为千古一帝。另一方面,贞观二十年四月,李〖XC勣.tif;%87%87,JZ〗击破薛延陀。“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部落乌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乞置汉官。’”西北各地投降大唐。再加上之前“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相较辽东的失利,西域问题已大为好转。

在这种状况下,玄奘奉上《大唐西域记》并未得到唐太宗过多赞赏。他在《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中说:“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猷,荡涤众罪。是故慈云欲卷,舒之而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而照八极。舒朗之者,其唯法师乎!”他对玄奘还是十分敬佩和赞叹,但对以往寄予厚望的《大唐西域记》则轻描淡写曰:“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相较贞观十九年他急切询问玄奘西域问题,此时此书对太宗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此后,太宗与玄奘的对话中亦多关注于人生经历、翻译佛经、晚年陪伴,未再提及《大唐西域记》。

高宗李治对玄奘也是赞赏有加,但关注点仍在旅行经历、佛经翻译等,很少提及《大唐西域记》。如李治《述圣记》曰:“元奘法师者,夙怀聪令,立志夷简,神清龆龀之年,体拔浮华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岩,栖息三禅,巡游十地。超六尘之境,独步迦维;会一乘之旨,随机化物。以中华之无质,寻印度之真文,远涉恒河,终期满字。频登雪岭,更获半珠,问道往还,十有七载,备通释典,利物为心。”通篇都是对玄奘个人魅力及其求取佛经的赞叹和景仰,并未提及《大唐西域记》。

唐初文人士族对《大唐西域记》的关注也多着眼于玄奘个人而非史书。如为《大唐西域记》写序的著作郎敬播、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他们都赞扬玄奘的光辉事迹,对书则几句话带过。如敬播《大唐西域记序》先谈西域疆域的广阔,后夸赞玄奘:“法师幼渐法门,慨祇园之莫履;长怀真迹,仰鹿野而翘心。……十九年正月,届于长安。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有诏译焉。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谈及《大唐西域记》只有“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名为《大唐西域记》”。序文最后,敬播还饶有意味道:“窃惟书事记言,固已缉于微婉;琐词小道,冀有补于遗阙。”他认为《大唐西域记》只是在西域史辑佚、补遗等方面有一定作用,并非像玄奘自评那样高。敬播是唐初史学家,久居史职,多次奉诏编撰国史、实录,被称为良史之才。永徽初,他与许敬宗等曾撰《西域图》。可以说,他的史学水平之高,对西域熟悉之深是唐初史学家中少有的,他对《大唐西域记》没有刻意赞誉,更多是从史学价值角度认为其有益于西域史地的补阙、考述,评述较为中肯。

另一位写序者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亦是大篇幅记载玄奘的家世、西行印度,翻译佛经,赐《三藏圣教序》《述圣记》等光辉事迹,在序文最后曰:“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土著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记》,勒成一十二卷。编录典奥,综核明审,立言不朽,其在兹焉。”认为《大唐西域记》编纂有法,体例完备,详细记录了异域的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立言不朽,其在兹焉”。于志宁对《大唐西域记》评价甚高,颇多赞誉,与敬播的观点稍有不同。于志宁早期跟随唐太宗,“每侍从征伐,兼文学馆学士”,后担任太子李承乾、高宗李治的老师,“永徽元年,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深得太宗、高宗器重,其审时度势、心机之深非比常人。《旧唐书》记载:“志宁雅爱宾客,接引忘倦,后进文笔之士,无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荐达,议者以此少之。”可见,他表面上雅爱宾客,但实际上言不由衷,从不推荐宾客进入朝廷。而玄奘深得太宗、高宗的景仰和赞赏,他评价《大唐西域记》“立言不朽”,相较敬播似乎更具谄媚之意。

除了敬播、于志宁外,其他文人士族对此书关注不多。他们赞赏玄奘西行、翻译佛经的光辉事迹。如许敬宗赞玄奘“昭彰辩慧,蹑身毒之高踪;生禀神奇,嗣摩腾之芳轨。……访道周游,十有七载,经途所亘,百有余国。异方之语,资一音而并贯;未译之经,罄五财而毕写”。太常丞吕才则赞叹玄奘西行求经的伟大,甚至称他是现实的佛:“乃有三藏元奘法师者,所谓当今之能仁也,聪慧夙成,该览宏赡,德业纯粹,律禁翘勤,实三宝之栋梁,四众之纲纪者也。……于是穷源河于西域,涉河水于东维,采贝叶于鹫山,窥金文于鹤树。所历诸国,百有余都,所获经论,向七百部。并传以藩驿,聿归上京,因得面奉圣颜,对扬宗极。”可以说,唐初文人士族对玄奘的赞赏比比皆是,但对《大唐西域记》提及甚少。

目前见于文献记载的《大唐西域记》在唐初官方和贵族之中流传的史料有三条。一是作为礼物赠送西州刺史麹智湛,一是供出使西域的王玄策携带使用,一是供编撰官方《西域图经》参考之用,皆为官方内部流传,民间社会基本不见其踪影。

吐鲁番博物馆藏一件《大唐西域记》残卷81SAT∶1,是玄奘赠送给西州刺史麹智湛的礼物。“写于贞观二十一年(647)至永徽二年(651)期间,可能为玄奘赠与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麹智湛的礼物,约在永徽三年初由麹智湛从长安带回。”这种礼物更像是官方政治意义上的赠送。麹智湛是高昌王麹文泰的小儿子,高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途经高昌”。太宗即位后,双方关系良好,赏赐颇丰。贞观四年冬,“(麹)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但638年,高昌叛乱,侯君集率领大军攻占高昌。麹文泰死,麹智盛、麹智湛被押到长安,麹智盛死于长安。永徽三年春二月“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及咥运、阙啜。贺鲁走石国,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以高昌故地为西州”。为了更好控制高昌,高宗任命麹智湛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回归高昌。麹智湛于638年随兄长到长安,至650年回归高昌,十二年没回西域,对经历大变乱之后的西域地理环境、风土人俗已觉陌生。玄奘赠送《大唐西域记》给麹智湛,更像是官方让麹智湛尽快熟悉西域新环境的实用导向图。

继玄奘西行之后,受唐太宗、高宗派遣,王玄策又相继率领使团三次出使西域各国,使团很有可能携带《大唐西域记》以作参考。公元661—666年间,王玄策编撰《中天竺行记》十卷,此书虽已亡佚,但在《法苑珠林》《诸经要集》中还有残文,可以看到《大唐西域记》的影响。此外,《大唐西域记》还是高宗时许敬宗奉敕编撰《西域志》的主要来源。《法苑珠林》卷29《感通篇·述意部第一》曰:“依奘法师《行传》、《王玄策传》及西域道俗,任土所宜,非无灵异。敕令文学士等总集详撰,勒成六十卷,号为《西国志》,《图画》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奘法师《行传》即是《大唐西域记》,《西域志》受到《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当自无疑。

可见《大唐西域记》自问世之初,就遇到了一个较尴尬的局面,无论是唐太宗、高宗,还是文人士族,对玄奘的个人魅力、西行事迹,翻译佛经都赞赏有加,但对《大唐西域记》或是态度有所转变,或是关注不多。究其缘由,除了唐太宗征伐辽东前后心态变化导致《大唐西域记》写成后不受重视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大唐西域记》成书之前,唐人对西域了解或来自《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对西域的记载,或来自《历游天竺记传》《西域志》(《释氏西域记》)等僧人游传,或来自张华《博物志》等笔记小说。尤其道安《西域志》在魏晋南北朝广被引用,郦道元《水经注》屡次引用作为史地考证依据。隋代则有裴矩《西域图记》、释彦悰《西域记》。这些书籍关于西域的记载对唐初影响较大。如《艺文类聚》100卷是武德七年(624)欧阳询、令狐德棻等奉敕编纂的一部类书。该书是唐初以及唐以前知识、文献的大总结。它关于西域知识的记载多引用自《汉书·西域传》《西域记》《博物志》《支僧载外国事》《法显记》《后汉书》《西域志》《魏略》等。而《艺文类聚》《初学记》《三教珠英》等是“为皇室子弟及上层官僚学文而设”,是其获取知识、引经据典、编撰文献的主要来源。故唐初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多熟悉《汉书·西域传》《西域记》《博物志》等书,不知晓《大唐西域记》亦为允当。

二是《大唐西域记》成书之后不久,王玄策又奉敕编撰《中天竺行记》(《西国行传》)十卷,图三卷。显庆三年(658),高宗派遣使者分赴西域康国、吐火罗,勘察风俗物产、人文自然,由许敬宗奉敕编撰《西域图志》一百卷。这两种史书对西域记载更为直观、详细完备,无论在卷数、资料价值、图文结合上,都超过《大唐西域记》,更具权威性。尤其后者“材料来自诸使者的实地考察,其真实性、全面性、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流传更广。如唐高宗总章元年(668)道世编撰《法苑珠林》,虽然著录了《大唐西域记》,但却大量引用《中天竺行记》《西域图志》作为史料依据。他编撰的另一部佛教书籍《诸经要集》亦多次引用《中天竺行记》《西域图志》。其余如道宣《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虽然引用《大唐西域记》,但引用上述两书史料的次数更多。可以说,这两种史书的编撰和流传对《大唐西域记》在唐初的流传颇有影响。

唐初佛教僧众对《大唐西域记》的著录与引用

尽管《大唐西域记》在唐初文人士族中流传不广,但它在玄奘周围僧众中却颇有影响。玄奘带回长安佛经较多,翻译工程浩大,故助手较多,如翻译《大菩萨藏经》有道宣,翻译《显扬圣教论》有智证、行友,编撰《西域记》有辩机。因此,道宣、智证、行友、辩机等僧众都有机缘看到此书。

道宣是《大唐西域记》的有力推动者。麟德元年(664),他编撰《大唐内典录》,两次著录《大唐西域记》。一是在《皇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他著录玄奘译述大小乘经论六十七部,1344卷,《大唐西域记》列为最后。他简单记载玄奘史事,并曰:“传度法本,虽非超挺。然不坠译功,庶后之明识,因斯重复尘黄也。”他认为玄奘最大贡献就是翻译佛经。另一处在《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著录包含《大唐西域记》在内的佛教文献,其目的是使少为人知的书籍便于寻阅。

此外,他在《续高僧传·玄奘传》中详细记载玄奘西行的经历,多依据《大唐西域记》改写。如《大唐西域记》卷1曰:“缚喝国东西八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北临缚刍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道宣简化为“缚喝国,土地华博,时俗号为小王舍城”。又如《大唐西域记》卷1曰:“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道宣改写为“迦毕试国,奉信弥胜。僧有六千,多大乘学”。类似文字在《续高僧传·玄奘传》中屡见不鲜。

辩机亲身参与《大唐西域记》抄写,他对于《大唐西域记》赞不绝口,认为此书记载了古所未闻、前所未载的内容:“书行者,亲游践也;举至者,传闻记也。或直书其事,或曲畅其文。优而柔之,推而述之,务从实录,进诚皇极。”他认为该书“补阙山经,颁左史之书事,备职方之遍举”。既有传统史学“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的体例,又有古代志书的职能,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史学巨著,对其评价甚高。

窥基是玄奘的传人,他编撰的《大乘法苑义林章》是唯识学的典籍,对唯识义理、修行理论、果位等教义详加阐释。《大乘法苑义林章·第一结集缘起》就是汇集“《结集三藏传》并《付法藏传》、《大智度论》第二卷、《真谛三藏部执疏》第二卷、《大唐西域记》第九卷并《四分律》等”合集而成。他在书中多次引用《大唐西域记》。如“《西域记》云:‘摩揭陀国正中,古先君王所都之处。出胜上吉祥茅草,谓之上茅城,即矩奢揭罗补罗城也。’”又如“《西域记》云:‘时大迦叶宴坐山林,忽烛光明。又睹地震,曰是何祥?若此之异,以天眼观见佛世尊于双林间入般涅槃。’”这些都是窥基受到《大唐西域记》影响的明证。

道世《法苑珠林》也受到《大唐西域记》影响,书中多处引用玄奘法师《行传》作为史料来源。该书卷100《杂集部第三》亦著录“《大唐西域传》十二卷,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门玄奘奉敕撰”。他在《杂集部第三》阐述设置杂集类目的就是“各造别藏,安置并足。知事守固,禁掌极牢。更相替代,传授领数。虑后法灭,知教全焉”。可见,道世将《大唐西域记》列入杂集部,目的是为考补佛史,有益佛教之用。此外,唐初释静迈仿效《历代三宝记》编撰《古今译经图纪》,记载从后汉迦叶摩腾到唐玄奘间共117人翻译的经论、图纪。撰者在记载玄奘史事和翻译佛经的同时,亦著录“《大唐西域记》一部,十二卷”。

可见《大唐西域记》在唐初帝王贵族、文人精英中流传较少,更多是在佛教僧众中流传。正如麟德元年道宣在《大唐内典录·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所言:“注述圣言,用通未悟。前已虽显,未足申明。今别题录,使寻览易晓”。他认为包括《大唐西域记》在内的史传文献都是佛教僧俗高人撰述,以前虽然有著录,但流传不广,未足显扬,未被世人知晓,所以《大唐内典录》再次著录,以便“寻览易晓。”这在另一方面也验证《大唐西域记》在唐初社会确实流传不广的不争事实。

《大唐西域记》在唐中期的流传与影响

这种现象到唐中期有了新变化。一方面,《大唐西域记》逐渐进入文人士族的视野。一些笔记小说或直接提及《大唐西域记》,或引用《大唐西域记》中的内容作为史地考证的依据。如《大唐新语》是元和时刘肃记载唐代历史人物言行、故事的一部笔记,起自唐初,下迄大历,多取材于唐代国史旧闻。该书卷13《记异》记载了玄奘的身世、经历、求法、翻译的史事,最后曰“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又如,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4记载天宝时中岳道士顾玄绩教人炼金丹一事,其中引用玄奘《西域记》曰:“中天婆罗痆斯国鹿野东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隐者于池侧结庵,能令人畜代形。”撰者将其作为异闻逸事,来佐证《酉阳杂俎》记载事情的真实性。再如天宝十载(751),孙愐编撰《唐韵》采撷大量的史书作为史源,《大唐西域记》亦在其中。可以说,段成式《酉阳杂俎》、郑常《洽闻记》、牛僧孺《玄怪录》等笔记小说或直接引用,或使用《大唐西域记》进行史地考证和文学创作,在唐中期文坛较为常见。这些皆表明唐中期《大唐西域记》已经进入到更多文人士族视野中,为世人熟悉。

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记》也为更多佛教僧众熟知,著录、引用该书成为常态。如华严宗四祖澄观法师撰述《华严大疏钞》九十卷,多次引用《大唐西域记》。如卷7曰:“又案《西域记》:‘唐三藏初遇龙树宗师,欲从学,法师令服药求得长生,方能穷究。三藏自思本欲求经,恐仙术不成,辜我夙愿,遂不学此宗,乃学法相之宗。’”同书卷15亦曰:“唐三藏《西域记》亦广说其行迹,疏‘遮拘槃国有其具本者。’”又如,唐贞元间,慧琳撰述《一切经音义》一百卷,亦多次引用《大唐西域记》。如该书卷11曰:“《大唐西域记》云:‘印度多有甄叔迦树,其花赤色,形如人手,一说云亦名阿叔迦,亦名无忧树,其花亦赤色,此说正也。’”又同书同卷曰:“《大唐西域记》云:‘印度国俗一逾缮那三十里矣。此说真实也,今依此文。’”再如玄宗天宝十载,车奉朝随使团出使天竺罽宾国。肃宗至德二载(757),他在天竺皈依为僧,“蒙三藏赐与法号,梵云达摩驮都,唐言以翻名为法界”。代宗时他游历迦湿弥罗国、乾陀罗城、拘尸那城等地,一路所见所闻,发出“往来遍寻圣迹,与《大唐西域记》说无少差殊”的感慨,可见《大唐西域记》是其游历途中必备之书。可以说,中唐时佛教僧众著录、引用亦较为常见,甚至游历西域途中都要携带《大唐西域记》,以备不时之需。

为什么中唐时,《大唐西域记》能够获得文人士族、佛教僧众更多青睐而流传开来?原因有二:

首先,中唐传奇的繁盛刺激了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猎奇的渴望。中国志怪小说肇始于先秦,发展于魏晋南北朝,繁盛于唐代,衍化成独特的传奇文学。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言:“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中唐时期正是唐传奇创作的高峰阶段,著名的作品多出于此时,“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如元稹《莺莺传》,李公佐《谢小娥传》、《南柯太守传》,李朝威《柳毅传》,〖JP2〗牛僧孺《玄怪录》等。“变异”“好奇”是唐传奇的两个主要议题,花妖狐魅、精兽鬼魂、金银器物等一切事物都有幻化人世间的能量和机缘;人仙恋、人鬼恋、神鬼情等离奇神幻、缠绵悱恻的情节更是给唐传奇带来超脱现实的丰富想象。〖JP〗

隋唐时期,大量西域胡人到长安、洛阳、扬州等地定居,从事经商等活动,不仅对唐代上层社会的胡化有影响,对民间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唐玄宗时期,西域胡人文化在中原十分流行,影响颇深。正如向达所言:“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己也。”可以说,中唐时期的贵戚达官、文人士族、民众百姓对西域文化的了解和探求达到一个热潮。为了满足这种对西域文化的渴求,大量流传于民间的西域故事、传说自然为唐传奇作者所汲取、改造,使之适合唐人的阅读习惯,融入唐传奇中,故西域胡商文化、胡女变形、胡人寻宝亦都成为唐传奇的常见题材。而《大唐西域记》不仅记载了玄奘的西行见闻,山川交通、风土人情等,还记载了大量印度、西域的寓言传说、神话故事等,“所录故事题材丰富多彩,有的故事情节曲折,富于变化,有的则充满异域风情”,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可以说《大唐西域记》是西域实录与异域文学的完美结合体,能够获得中唐时期文人士族的青睐不足为奇。

其次,唐开元十八年(730),释智昇《开元释教录》著录《大唐西域记》并将其入藏对该书的流传,尤其对佛教僧众影响颇深。

唐初道宣《大唐内典录》没有将《大唐西域记》入藏,只在《皇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列有《大唐西域记》。他还在《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著录《大唐西域记》,以备知晓。《大唐内典录》著录佛教文献方式与《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相似。正如道宣所言:“更参祐、房等录,祐录征据,文义可观。”亦如梁启超曰:“道宣学风,酷类僧祐,(《传》称其为僧祐转生),〖JP3〗同为明律大师,同谙悉佛门掌故。”故道宣著录包括《大唐西域记》在内佛教史书的做法就是简单明了,便于知晓,颇似僧祐、费长房。

释静迈《古今译经图纪》著录《大唐西域记》,但统计玄奘著述总数时,却将《大唐西域记》除外,这种做法可能与“直述译经,余无所纪”的思想有关。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释明佺编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该书基本以《一切经目录》《开皇三宝录》《大唐内典录》为准,但却未收入《大唐西域记》,不知其解。

在以往经录的基础上,唐开元十八年释智昇编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该书为佛教经录之集大成者,“《总录》括聚群经,《别录》分其乘藏。二录各成十卷,就别更有七门”。这种分类更细微,“组织更加绵密,资料更加充实,在斯学中,兹为极轨”。《开元释教录》多次著录《大唐西域记》并将其入藏,对该书的流传影响颇大。

第一处著录于《总括群经录上之八》,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见《内典录》。贞观二十年奉敕于弘福寺翻经院撰,沙门辩机承旨缀缉,秋七月绝笔。)”智昇直接引用《内典录》的著录。《总括群经录》是按照朝代顺序,著录“从汉至唐所有翻述,具帝王年代并译人本事、所出教等,以人代先后为伦,不依三藏之次,兼叙目录新旧同异”。这种体例颇似《历代三宝记》。

第二处著录于《别分乘藏录·有译有本录中圣贤传记录第三·此方撰述集传》。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大唐三藏玄奘撰。出《内典录》,新编入藏。”《别分乘藏录》称《别录》。“别录之中,曲分为七:一、有译有本;二、有译无本;三、支派别行;四、删略繁重;五、拾遗补阙;六、疑惑再详;七、伪邪乱正。就七门中,二乘区别,三藏殊科,具悉委由,兼明部属。”以前的经录“仅以大小乘经律论分类,至智昇则大小乘经论又各分类焉,派别分类自此始也”。这种细化分类法,扩大了入藏的标准,使得以往很多无法进入藏录的佛教文献得以入藏。《有译有本录》中设置《圣贤传记录》则仿效法经《众经目录》体例。故智昇著录《大唐西域记》于《别分乘藏录·有译有本录中圣贤传记录第三·此方撰述集传》中,简称“新编入藏”。

第三处著录于《别录·补阙拾遗录第五》。所谓“补拾录者,谓旧录阙题、新翻未载之类,今并详而具之也。所冀法轮无玷,慧日增晖,永烛幽途,恒沾沃润者矣”。撰者著录此方所撰集传目的“于大法裨助光扬,故补先阙,编之见录”。《大唐西域记》亦在其中。

第四处著录于《入藏录》。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二百三十四纸。”魏晋南北朝时,《李廓录》《宝唱录》采取简单的大小乘经律论分类法。但《出三藏记集》未使用这种体例。隋代法经《众经目录》将大小乘经律论分类法更加细化,使之“厘然分明”,但亦未明确提出“入藏录”概念。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3、14明确提出入藏录概念,分为大乘录入藏目(菩萨藏)、小乘录入藏目(声闻藏)。《开元释教录》则在《历代三宝记》基础上,“合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见入藏者,总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袠”。智昇将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共为入藏是古代经录中一大创举。

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大唐西域记》在唐中晚期及以后的流传和推广,尤其对阅读《大藏经》的佛教僧众和居士影响颇深,因为此后的经录多仿效《开元释教录》的体例。如“贞元间圆照为《贞元新定释教录》,袭录其文,不易一字”。《贞元新定释教录》各处著录《大唐西域记》体例、文字与《开元释教录》相同。宋代经录亦“大抵续《贞元》之旧,补入新译而已”,著录宋以前的书籍则皆以《贞元新定释教录》为准,《贞元新定释教录》又以《开元释教录》为准,可见其影响之深。

总的来说,唐之前关于西域的文献有很多,如释道安《西域志》、释智猛《外国传》、裴矩《西域图记》、释彦悰《西域记》。但这些文献多已亡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玄奘《大唐西域记》以其独特的魅力广为流传,唐宋、元明清史学目录和历代藏经皆著录其书,日本亦历代流传抄本,它的影响力超越了时代与疆域。但这部被玄奘媲美于《汉书》《博物志》,于志宁也认为立言不朽的著作在唐初的流传并不广泛,没有得到唐太宗、高宗以及文人士族、权贵精英的重视和广泛关注,只是在佛教僧众间有所流传。这种现象在中唐时有了新变化,笔记小说、韵文诗书、佛教文献大量著录、引用《大唐西域记》。晚唐时期,《大唐西域记》在敦煌归义军时代、高昌回鹘时期还广为传抄,并且成为晚唐时期前往印度求法僧侣的旅行指南。日本京都兴圣寺藏《大唐西域记》抄本表明该书大致在唐贞元时传入日本。可以说,《大唐西域记》在中晚唐时已经成为一部十分流行的西域史地书籍,其缘由与中唐传奇的繁盛刺激了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猎奇的渴望及《开元释教录》将《大唐西域记》入藏两大因素是分不开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多卷本)”(项目批准号:20&ZD260)阶段性成果〕

本文发表于《史林》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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