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振聚：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的底本來源及其價值——兼論《四庫全書》纂修與清宮天祿琳琅藏書之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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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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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聚，1985年生，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後，主要研究範圍爲目錄、版本、校勘學，中國經學。
內容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源出清宮天禄琳琅所藏錢曾影宋鈔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所據底本源出清乾隆黃晟亦政堂校補重印明寶古堂本。學術界論及《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底本的相關問題，僅以文津閣本立論，認為《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源出元刻本或明刻本，而非影宋鈔本，忽視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的底本來源及版本價值，亦忽視了《四庫全書》的纂修與清宮天祿琳琅藏書之關係。
關鍵詞：《考古圖》；《四庫全書》；底本
《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三書，世所傳以《考古圖》十卷較為常見。錢曾藏有這三種書的宋刻本，得於無錫顧宸，後歸泰興季振宜，又歸崑山徐乾學。曾復從徐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紙墨更精於槧本[1]。此影鈔本，後來貢入內府，爲天祿琳琅之珍藏，《天祿琳琅書目》著錄[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即據清宮天禄琳琅所藏錢曾影宋鈔本鈔錄。而錢曾、季振宜、徐乾學遞藏的宋本後來不見著錄，或已亡佚[3]，錢曾的影宋鈔本燬於嘉慶二年的乾清宮大火，所以《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保存的這個鈔本就彌足珍貴。《續考古圖》及《考古圖釋文》二書，自宋以後再無刻本，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據傳鈔翁方綱鈔本刊刻，始爲人所習知。清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館匯集各地進呈之本乃至武英殿庫貯之本甚多，皆僅有《考古圖》十卷而已，並無《續考古圖》五卷及《考古圖釋文》一卷。《浙江採輯遺書總錄》亦云：“按大臨又有《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世所罕傳，惟見錢曾《敏求記》”[4]。學術界對《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底本來源進行討論，李玉奇《<考古圖>錢曾藏本非影宋本考》認為錢曾影宋之本非源出宋本，而是元大德本[5]。范楨《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的版本考察》則認為《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出於錢曾影鈔明寶古堂本[6]。無論是元大德本，還是明代寶古堂刻本，皆無《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不可能是《四庫全書》所據之本。那麼《四庫全書》中所收的附帶有《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的《考古圖》的底本來源尚值得進一步考索。
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所據底本考
（一）纂修《四庫全書》時，各省採進諸書及武英殿庫房所貯藏之本，皆無《續考古圖》及《考古圖釋文》，非文淵閣《四庫全書》承用之本。
各省採進之書。如：《江蘇省第一次書目》：“《考古圖》（十卷，呂大臨著），四本”[7]。《江蘇採輯遺書目錄簡目》：“《考古圖》十卷，宋汲郡呂大臨著。”[8]《江蘇採輯遺書目錄》：“《考古圖》共十卷。”[9]
《浙江第四次汪啟淑家呈送書目》：“《考古圖》十卷，呂大臨著，五本。”[10]《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考古圖》十卷，（刊本）宋汲郡呂大臨撰。”[11]《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考古圖》十卷，刊本。今本爲元大德間陳翼子重所修定。按大臨又有《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世所罕傳，惟見錢曾《敏求記》。”[12]
《六次續採》：“《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著），五本”[13]。
武英殿庫房中檢出之書。如：《武英殿第一次書目》：“《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著。《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四本”[14]。按翁方綱《纂校四庫全書事略》一書記載辦理內府武英殿有羅更翁考訂本《考古圖》。《四庫全書總目》存目著錄《別本考古圖》十卷，題曰內府藏本，當即此本[15]。此內府藏本並無《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爲吳慰祖妄增[16]。
（二）翁方綱分纂稿[17]、《四庫全書總目》皆題曰“內府藏本”，且云“此本勘騐印記，即曾所手錄”，並臚舉與傳世諸本異同，“字句行款之異同不可縷舉，而參騐文義，皆以此本爲長”。翁氏所撰《考古圖》分纂稿，刊載清光緒間歸安陸心源所刊《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之後。潘祖蔭藏傳錄翁方綱所鈔錄《續考古圖》五卷《考古圖釋文》一卷，後有二跋，其第一跋，即四庫全書館提要之底藳也。陸心源又從潘祖蔭處轉錄，為陸氏刊刻《續考古圖》之底稿。陸心源序云：“《考古圖》，宋時甚行，至元而陳仁子刊於茶陵，至明而有泊如齋、寶古堂兩刊，故流傳甚廣。《續圖》《釋文》，宋以後無刊本，著錄家亦復罕見，余求之數十年而未得。同治己卯漢陽葉氏京邸藏書散入廠肆，郵來目錄，列有此書，亟托陳小舫閣學購之，而已不可物色矣。甲申之夏，晤潘伯寅尚書于吳門，見插架有之，從翁覃溪手抄過錄者，後有二跋。覃溪所據即遵王影摹之本。其第一跋，即四庫全書館提要之底藳也。爰借錄而壽之梓。不見宋本，無從是正，其有斷爛，未敢肊更。”[18]翁氏所撰《考古圖》分纂稿及其他二跋即附載清光緒歸安陸心源所刻《續考古圖》卷末。
又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諭旨中明確：“內府舊藏”不只包括武英殿庫房之書，還包括“其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19]。而天祿琳琅藏書就屬於內府中“各處陳設、庫貯者”。以是《四庫全書總目》取天祿琳琅藏書用爲底本，當遵乾隆皇帝諭旨題曰“內府藏本”。翁氏分纂稿首云：“內府藏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宋呂大臨撰。”後具列異同，其所校者，一一校核，所據當為亦政堂本。分纂稿後，又有翁氏跋數則：“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謄錄手寫多誤，抑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次亦即改寫，而其未改者尚極多。”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即據翁氏分纂稿損益而成。
四庫館臣謹遵聖旨，不可不慎，其撰寫分纂稿時也應添注版本來源信息。《四庫全書初次進呈書目》俱未列藏所信息，其成書時間，夏長樸認為成書於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之間，則忽視了乾隆三十九年頒發諭旨這則重要史料。劉浦江認為這是截止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爲止已進呈提要的彙編本，主要證據就是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皇帝的諭旨。劉氏之說，較可信從。
由此可見，翁氏所見四庫館謄錄副本是源出天祿琳琅所藏的錢曾影宋鈔本。《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所錄的《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是否就是翁方綱所見的這個謄錄副本呢？需要經過進一步的校勘，才能知道結果。
（三）四庫館臣選擇底本時，以內府藏本校當時進呈諸本，皆經審慎校核，《四庫全書總目》中多臚列異同。今日復校諸本，文淵閣本與別本皆有不同之處，文淵閣本當別有來源，非通常所謂之“元大德本”或“明寶古堂本”。
如卷一“㜏氏鼎”说明“说文云籀文作”。“”字，文淵閣本有，元大德茶陵陳氏刻本（以下簡稱“元刻本”）、明萬曆泊如齋刻本（以下簡稱“泊如齋本”，明天啟鄭宏經校刻本翻刻自泊如齋本，無多校正，不復列舉。）、明萬曆二十九年吳萬化寶古堂刻本（以下簡稱“寶古堂本”）、清乾隆十七年天都黃晟亦政堂校補重印明寶古堂本（以下簡稱“亦政堂本”）、文津閣本皆無。
卷二“旅鬲”釋文，文淵閣本作“釋闕”二字。文津閣本有“云商父乙卣有盖析字”。寶古堂本、亦政堂本作“薛尚功云商父乙卣有字，此乃其半，盖析字也。旁一字奇古，未可攷”。泊如齋本無釋文。
卷二“仲信父方旅甗”說明，文淵閣本僅有“右得於好畤，以黍尺黍”九字，下注“缺”字。文津閣本作“右得於好畤，以黍尺黍量校之，縮八寸有半，衡尺有二寸。自唇至隔，口深八寸四分，四足皆中空。甗容六斗四升，足容斗有六升”。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作“右得於好畤，以黍尺黍量校之，縮八寸有半，衡尺有二寸。自唇至隔底，深八寸四分，四足皆中空。甗容六斗四升，足容斗有六升。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好畤令黃鄆獲是器，詣闕以獻。詔句中正杜鎬詳其文，惟字揚南仲謂不必讀爲史，當為中，音仲。《集古》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製作神精。”
卷七“走鐘”圖上，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有文字“五鐘聲制異銘文同”，文淵閣本無。
卷八“邛州天寧寺僧捧敕佩”圖二，説四十六字。文淵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皆無。
卷九多京兆田氏“鹿盧鐙”圖一，説四十七字。文淵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皆無。
以上所舉諸例，可見文淵閣本與諸本不同，與文津閣本也有較大差異。可知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所據也非同一個底本。
《四庫全書總目》承用翁方綱分纂稿，亦稱《四庫全書》承用內府所藏錢曾影宋鈔本，與《天祿琳琅書目》著錄相合。《四庫存目標注》亦云：“清初錢曾影宋鈔本，即從前本出。後歸天祿琳琅，《四庫全書》據以收錄，錢曾影鈔本當已燬於嘉慶二年宮火。”[20]學術界在討論《四庫全書》本《考古圖》的底本來源時，如李玉奇《<考古圖>錢曾藏本非影宋本考》認爲《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源出影鈔元大德本非真影宋本，並列舉數條證據：“卷首‘《考古圖》所藏姓氏’諸家之後，有‘考訂默齋羅更翁’七字，可知所據錢曾藏本實系影鈔羅更翁考訂之元大德本，而非影宋本。”。文淵閣本無“《考古圖》所藏姓氏”，更無“考訂默齋羅更翁”七字，有此二項者爲文津閣本。當日四庫館臣非未見元羅更翁本，《四庫全書總目》存目之中著錄《別本考古圖》即元大德羅更翁本。此本僅有《考古圖》十卷，無《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如果說錢曾藏本是影鈔羅更翁考訂之元大德本，《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又來源何本呢？范楨《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的版本考察》認為，《四庫全書》本《考古圖》出於錢曾影鈔明寶古堂本，連影鈔元刻本都算不上。也不能解釋《續考古圖》《釋文》二書來源何處的問題。二人致誤的根源在於僅據文津閣本而立論，非真見文淵閣本[21]。雖同為《四庫全書》，但二閣之本有截然不同的區別。那麼文津閣本《考古圖》底本是來源何處呢？
二、論《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所據底本
（一）文津閣本源出於刻本，而非鈔本，從上文所列文淵閣本與諸本異同看，與文淵閣本亦有不同。如卷一“蠆鼎”說明後，文津閣本衍“㜏氏鼎河南”五字。寶古堂本、亦政堂本“蠆鼎”說明已至本頁之末，與下頁“㜏氏鼎河南”相接，文津閣本鈔寫時，抄手遂將下頁第一行頂格之“㜏氏鼎河南”五字，亦認作爲“蠆鼎”說明文字，接鈔致誤。此可見文津閣本所據之本當爲寶古堂本或亦政堂本。
又卷首“考古圖所藏姓氏”，文淵閣本無。泊如齋本作上下二行排列，且姓氏末復有“元默齋羅更翁考訂/明新都丁雲鵬/吳廷羽/汪耕繪圖/吳元滿篆銘/劉然書錄/汪㫤補錄”七行，與文津閣本不合，知非文津閣本所據之本。文津閣本“考古圖所藏姓氏”以及姓氏末題名，全同寶古堂本、亦政堂本。再校諸各本文字，文津閣本與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有近緣關係。
如卷一“乙鼎”釋文文淵閣本“乙 作毛”。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乙”下有“〇”。元大德茶陵陳氏刻本、泊如齋本釋文僅有一“乙”字。
卷二“方乳曲文大鬲”圖二，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有“方乳曲文次鬲同上”標名八字。文淵閣本無。
卷三“四足疏盖小敦”藏者，文淵閣本作錢江李氏，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津閣本作“廬江李氏”。
卷四“彝”下藏者“新平張氏”右，泊如齋本有“與廬同”四字，亦政堂本、文津閣本殘存“廬同”二字。文淵閣本僅有“新平張氏”四字。以上所舉諸例，可見文津閣本出於寶古堂本系統。亦政堂本實際據寶古堂本校補重印者，二者同出一係，略有不同。容庚所撰《考古圖述評》云：“寶古本《三古圖》板，乾隆間爲天都黃晟所得，修補爲亦政堂。”[22]再校諸他處文字，可以確定文津閣本當據亦政堂本抄錄。
《考古圖》每卷卷前目錄，文淵閣本皆無，文津閣本有。如卷三卷前目錄，文津閣本次序與文字全與亦政堂本同，而與寶古堂本不同。目錄中“敦”下銘“一百七字”中“七”字，文津閣本、亦政堂本皆作一字空格，寶古堂本“七”字不缺。“四足疏盖小敦”中“敦”字，文津閣本、亦政堂本皆無，寶古堂本有。“太公缶”中“公”字，文津閣本、亦政堂本皆無， 寶古堂本有。“銘十二字”，文津閣本、亦政堂本作“銘十”。以上皆是文津閣本出於亦政堂本之證。
文津閣本並不全同亦政堂本，多有校改之處。
如卷一“孔文父飲鼎”圖一，銘十四字，説五十一字，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皆無。此文津閣本添補之例。
卷一“鄭方鼎”下藏者“廬江李氏”四字，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元大德茶陵陳氏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皆無。
卷一“雲鼎”下藏者“丹陽蘇氏”四字，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皆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無。
卷一“饕餮鼎”釋文“戊”字，元刻本、泊如齋本無。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
卷二“某父鬲”銘文，泊如齋本作環形排列。寶古堂本、亦政堂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皆作長方二行排列。
卷三“散季敦”藏者“京兆呂氏”四字，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無。
卷三“敦”圖多一蓋圖。按此圖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刻本、寶古堂刻本、亦政堂本皆無。
卷四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乃祕閣“方文方壺”圖，祕閣“方文方壺”圖，乃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今本互相顛倒。按此二圖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位置正確。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位置皆互相顛倒。
卷四“獸環壺”藏者亦政堂本作“京兆呂氏”，泊如齋本、寶古堂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河南文氏”。
卷八所載諸器所藏姓氏，諸本皆缺，惟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存。
卷九“一華雞足鐙”說明，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右不知所從得，無銘識”。元刻本、泊如齋本“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寸七分，徑縮四寸半，衡二寸一分，容七合重一斤，無銘識，有盖，爲轉關鹿盧以開闔，盖上貯油，以仰錐爲炷。”亦政堂本無此段文字。
卷九“高奴鼒”藏者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華陰宋氏”。泊如齋本、寶古堂刻本、亦政堂本皆作“宋氏”。
卷十新平張氏《連環鼎壺》說明一段文字，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右一器得於壽陽。高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二寸半，容二升有半。一器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皆無銘識，其形制頗同，如壺而三足，其蓋皆爲三環，如鼎敦蓋卻之可以置諸地，皆有連環以爲提。” 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如堂本、亦政堂本皆作“右所從得及度量銘識皆闕失無可考，惟樣存於此。”
卷十多廬江李氏《鐎斗》圖一，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如堂本、亦政堂本無。
卷十《獸鑪》第二圖後多説三十五字。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元刻本、泊如齋本、寶古堂本、亦政堂本今存“右得於壽春”五字。
由以上所舉可見，文津閣本雖出於亦政堂本，然經過校正工作，且這些校正多與文淵閣本相合。可以推測文津閣本所據之亦政堂本，當經過與文淵閣本相近或有親緣關係的版本校勘，此校勘者極有可能是翁方綱。
（二）由《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推測，文津閣《考古圖》底本所據當為經過翁方綱校正之後的亦政堂本，翁氏的校正工作主要依據四庫館謄錄錢曾影宋鈔本來進行。
《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宋以後再無重刻者，清光緒十年陸心源於潘祖蔭處得見一個鈔本，這個鈔本乃過錄翁方綱鈔本而來，而翁方綱鈔本所據即四庫館謄錄天祿琳琅所藏錢曾影宋鈔本，陸心源據以刊刻行世，始爲世所習見。陸心源序述其得書及校刻始末云：“《續圖》《釋文》宋以後無刊本，著錄家亦復罕見，余求之數年而未得。同治己卯，漢陽葉氏京邸藏書散入廠肆。郵來目錄，列有此書。亟託陳小舫閣學購之，而已不可物色矣。甲申之夏，晤潘伯寅尚書于吳門，見插架有之，從翁覃溪手抄過錄者，後有二跋。覃溪所據即遵王影摹之本，其第一跋即四庫全書館提要之底稿也，爰借錄而壽之梓。”[23] 《續考古圖》文津閣本與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本（以下簡稱“陸刻本”）一致，而與文淵閣本略有不同之處。
如《續考古圖》卷二“父乙罍”銘文，文津閣本、陸刻本皆無。文淵閣本有。
卷二“爵”下有小字一行“四器形制畧同今圖其一”，文津閣本、陸刻本皆無。文淵閣本有。
卷三“父丁卣”銘文，文津閣本、陸刻本無。文淵閣本有。
卷四“公鐘”銘文，文津閣本、陸刻本無。文淵閣本有。
卷四“父辛鼎”下釋文，文津閣本、陸刻本有，文淵閣本無。
卷五“非鬲”上銘文，文淵閣本未刻，文津閣本、陸刻本有。文淵閣本無。
卷五“父乙斗”銘文，文津閣本、陸刻本在器上，文淵閣本另刻于半頁上。
對照《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24]的兩個版本，即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本與文津閣本，文津閣本與陸刻本接近，陸刻本出翁方綱鈔本，那麼便可推測，《文津閣四庫全書》中此二書，當日或據翁方綱鈔本過錄者。而《考古圖》一書，雖然所據之本爲亦政堂本，但亦經翁方綱校改。翁氏當日所據之本並非天祿琳琅影宋钞原本，而是武英殿據天祿琳琅藏本謄錄的副本，謄錄手寫多誤，翁方綱多加校改。其于分纂稿後追記：“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謄錄手寫多誤，抑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此亦即改寫，而其未改者尚極多，然此猶以楷文言之，若篆則古文本無定本，實不敢以臆斷，故多有仍其樣書之者。至於同一引《說文》而忽楷忽篆，或與今《說文》本同，又或不盡合，凡若此類，亦皆依其舊書之，將以待考云爾。方綱又記。”[25]此可以解釋文淵閣本、文津閣本、陸刻本雖同出一係，而略有不同之原因。
（三）文津閣本謄錄之草率。文津閣本《考古圖》書前提要截取四庫館所定提要而成，文淵閣本提要四頁，文津閣本僅有二頁，觀其截取行格以及文末署名，當為有意為之。文津閣本提要“臣等謹案《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考古圖釋文》一卷”至“而參驗文義，皆以此本爲長，信善本也。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提要末有“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二行，正足二頁之數。文津閣本變四頁提要爲二頁，爲省謄寫之勞。
卷首諸家之序，有萬曆癸卯焦竑序，元祐七年呂大臨序，大德己亥陳才子序，大德己亥陳翼子序，乾隆十八年黃晟序。文津閣本僅錄呂大臨序一篇，其餘諸家之序，概皆芟除。當亦爲四庫館省謄寫之勞，意欲速成而有意為之。
書中所摹諸圖銘文，諸本皆摹作陰文，文津閣本多作陽文，故多失其真。蓋陽文易於臨寫，而陰文艱於摹繪。如《續考古圖》卷一“銅虎符”銘文，卷一所附四圖銘文，卷三“冰鑑”後一圖環形銘文，文津閣本皆改繪作陽文，與諸本作陰文者，皆不同，蓋繪手省寫所致。四庫覆校之人，多斤斤於文字的正誤，而不及序跋之有無，圖繪之精粗。
三、文淵閣本《考古圖》與文津閣本底本不同原因之推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提要末，所署時間爲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提要末所署時間爲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見文淵閣本成書在前，文津閣本鈔成在後，二閣成書並非一時。纂修期間，屢有底本遺失的記載。
（一）纂修《四庫全書》期間之底本遺失。乾隆四十五年五月王杰參奏武英殿提調陸費墀遺失各書底本四五百種，陸費墀爲掩己過，令謄錄人員捐書繕寫以塞責。可見當日四庫全書館底本遺失情況已較為嚴重。至本年五月，查明陸費墀實際遺失三十餘種，與三月份清點遺失四五百種相差懸殊，或此期間，陸費墀已經覓工鈔補，尚有三十餘種未能購覓而得。那麼四庫館原藏底本，與遺失後再購覓繕寫所得之底本，當互有出入，不能一致。加以七閣之書，成書時間非一，曠日持久，所用底本亦不能完全劃一，自是情理之中。
《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所署時間爲作乾隆四十六年，《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所署時間爲作乾隆四十九年。文淵閣本《考古圖》鈔竣，影宋本即還歸天祿琳琅，迨鈔寫其餘諸份時，已不及再申前請，而是就近檢得館中進呈舊本鈔寫以應命。另館中底本多有遺失，購覓賠補之間，必不能完全同原本。文津閣本鈔成於乾隆四十九年，急於應命，唯翁氏藏本附有《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三書俱全，只能借錄以應命而已。以是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雖同出四庫館抄錄，而所據底本有異也。
（二）翁方綱所見亦爲謄錄副本。翁方綱于分纂稿後追記：“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謄錄手寫多誤，抑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此亦即改寫，而其未改者尚極多。”由文津閣本《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與翁方綱鈔本同源可知，文津閣本《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當來自翁方綱校正本。翁氏這個版本，《考古圖》用亦政堂本，翁氏當依照四庫館謄錄副本校改于上。而《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傳本既尠，只能鈔錄四庫館謄錄之本，再加校正。四庫館謄錄副本在文淵閣本謄錄完成之後，或已遺失，而四庫館所儲進呈諸本又無《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二書。翁氏身為四庫館臣，且其校鈔之本，既全且備，取作文津閣本之底本，自在情理之中。而抄寫文津閣本時，鈔手急於應命，倉促謄寫，不能一一校核翁氏校改之處，故僅能吸收翁氏部分校改成果，而其餘部分皆仍亦政堂本之舊。故文津閣本體式、文字等皆從亦政堂本而來，所改部分皆與文淵閣本同。後世之人，不知其中差別，僅據文津閣本以立論，遂疑文淵閣本亦非出於錢曾影宋鈔本，故不能得其真。
四、由《考古圖》來看《四庫全書》纂修與天祿琳琅藏書之關係
清乾隆九年，皇帝命內廷翰林檢閱內府藏書，擇宋元明各朝善本進呈覽定，珍藏在昭仁殿，親書“天祿琳琅”。乾隆四十年，由于敏中奉敕撰《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著錄圖書四百二十九種。嘉慶二年這批藏書毀於宮火，後又重新搜集爲天祿琳琅續藏。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辦理《四庫全書》有諭旨已經提及內府舊藏和《永樂大典》：“現今所有內府舊藏並《永樂大典》內檢出各種，及外省進到之書，均分別應鈔應刊，以垂永久。”[26]乾隆皇帝提及的這些“內府舊藏”包不包括天祿琳琅的藏書，今天學術界尚有疑問。由《四庫全書》中所收《考古圖》等書來研究，我們會發現纂修《四庫全書》與天祿琳琅藏書之間，關係密切，不止取用天祿琳琅藏書作為謄錄底本那麼簡單，也有在纂修過程中發現宋元秘本充實天祿琳琅藏書的情況。
（一）纂修《四庫全書》時，自武英殿庫房中所檢出宋元舊本送藏天祿琳琅。送入天祿琳琅之書，經過乾隆皇帝之鑒別題詠，一般會鈔入《四庫全書》。如《九家集注杜詩》、《五百家注柳子厚集》等。《天祿琳琅書目》著錄之宋刊《九家集注杜詩》即自武英殿庫貯中發現，而移藏於天祿琳琅之中。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乾隆皇帝於《題郭知達集九家注杜詩》“適以遺編搜四庫，乃斯古刻見漕司”句下小注记述此書發現之經過：“此書舊藏武英殿，僅為庫貯陳編，無有知其為宋槧者。茲以校勘《四庫全書》，向武英殿移取書籍，始鑒及之。而前此竟未列入天祿琳瑯，豈書策之遇合遲早亦有數耶？”[27]《天禄琳琅鑒藏舊版書籍聯句》小注亦云：“《九家集注杜詩》，是書從武英殿庫貯殘書內檢得之”[28]。次年正月，于敏中奉敕編《天祿琳琅書目》著錄此書，過錄乾隆皇帝御製詩，但並未錄及詩中小注。
《五百家注柳子厚集》同《九家集注杜詩》一樣，得自武英殿庫貯殘書。《天禄琳琅鑒藏舊版書籍聯句》小注：“《五百家注柳子厚集》乃武英殿舊貯，因新得《五百家注韓集》取校之，同爲韓醇刊本，足稱雙璧。”[29]
（二）《四庫全書》取用天祿琳琅藏書爲底本。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辦理《四庫全書》有諭旨已經提及內府舊藏和《永樂大典》云：“現今所有內府舊藏並《永樂大典》內檢出各種，及外省進到之書，均分別應鈔應刊，以垂永久。”[30]乾隆皇帝又在諭旨中規定“內府舊藏”不只包括武英殿庫房之書，還包括“其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故《四庫全書總目》題曰內府藏本者，應包含武英殿庫貯、內府刊刻諸本及宮廷之內各處陳設書籍。而天祿琳琅藏書舊屬於內府中“各處陳設庫貯者”。《四庫全書總目》於《考古圖》條下題曰內府藏本者，即爲天祿琳琅所藏錢曾影宋鈔本，且文淵閣本《考古圖》前有乾隆皇帝御題，正與《天祿琳琅書目》著錄相合。翁方綱《纂校四庫全書事略》載辦理內府藏書之書單，計有南書房、武英殿、御書房、齋宮、圓明園、瀛臺諸處。可見內府藏書來源不一，當日應有一次大規模的利用過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論四庫書之淵源，列舉內府本時就提及存放天祿琳琅藏書的“昭仁殿”云：“內廷藏書，專供御覽，自明至清初，弆置甚富。如皇史宬、懋勤殿、摛藻堂、昭仁殿、武英殿、景陽宮、上書房、內閣大庫、含經堂等處，或在宮掖，或在御園，皆所謂內廷者也。凡取自上列各處藏書者，謂之內府本。”[31]可見郭伯恭認為《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是利用了天祿琳琅的藏書的。天祿琳琅藏書爲宮廷藏書之粹，又與《四庫全書》纂修密切相關，不可小覷。
四庫館利用內府藏書，特別是各宮陳設以及天祿琳琅藏書的時候，肯定不能如使用武英殿和翰林院藏進呈本那樣方便。故在《四庫全書》纂修初期，翁方綱《纂校四庫全書事略》中所舉的內府各個宮殿陳設之書，列入應鈔者，檢《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和《文淵閣四庫全書》謄鈔者多換做進呈本。由此推測，當時利用天祿琳琅藏書時，不會讓謄錄者將乾隆皇帝珍視的宋元舊本分冊領會隨意翻閱謄錄，應該先有一個謄錄副本，也就是翁方綱所見到的這個謄錄副本。當然以《考古圖》這種書的這個情況，是否可以說明四庫館利用內府藏書特別是天祿琳琅舊藏的時候，都有一個錄副的過程呢，值得進一步探究。
《四庫全書》七閣之本既成書時間不一，所據底本亦有差別。今所存若文津閣、文溯閣本價值亦不可與文淵閣本等量齊觀，應各據其本而論之。《四庫全書》與天祿琳琅藏書的關係密切，也就是說《四庫全書》也是追尋天祿琳琅藏書遺蹤的一個重要的線索。雖然天祿琳琅前編著錄原書已毀於清嘉慶二年的宮火，但《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保存的《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是研究天祿琳琅藏書中這三種書文本的重要依據。這也爲我們研究一些重要典籍，特別是僅知天祿琳琅曾藏，而今天已经亡佚的版本，如天祿琳琅舊藏宋刻本《謝宣城集》等，提供重要線索。以是《四庫全書》本底本來源及其價值應當重估。
[1][清]錢曾撰，丁瑜點校《讀書敏求記》卷二，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頁41。錢曾云：“（《考古圖》）十卷之外尚有《續考》五卷，《釋文》一卷，乃北宋鏤版，得於無錫顧宸家，後歸泰興季振宜，又歸崑山徐乾學。曾復從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紙墨更精於槧本。”
[2] [清]于敏中等奉敕撰《天禄琳琅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12。
[3]陸心源《續考古圖敘》云：“相傳徐氏傳是樓之書，雍正中全歸怡賢親王之安樂堂。安樂堂之書，同治初亦不能守，潘伯寅、翁叔平兩尚書各有所得，朱修伯宗丞、楊協卿太史得之爲多。是書宋本不知所歸，夫物之顯晦有時，時之先後有數。安得一旦宋本復出，以慰嗜古者之望，而快余之夙願也乎。”
[4][清]沈初等輯，《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本，2006年,頁376。案，《續》及《釋文》皆宋趙九成所撰。
[5]李玉奇撰《<考古圖>錢曾藏本非影宋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年第5期。錢曾曾以元刻本校此書，《讀書敏求記》記述云：“間以元刻仇校，牴牾脫落，幾不成書”。按，錢曾影鈔宋本《考古圖》，號稱北宋刊板，今觀文淵閣四庫全書所錄，當爲南宋刻本。陸心源《續考古圖序》亦云《續考古圖》爲南宋刻本：“（《續考古圖》）遵王所藏南宋刊本，與《考古圖》並行，得之無錫顧詢遠，後歸季滄葦。”似錢曾所藏北宋刊本《考古圖》亦非真北宋刊本，當與《續考古圖》合刊於南宋。李文疑錢曾所藏北宋本有問題，但據文津閣本立論，實未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范楨撰《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的版本考察》，《藝術生活》2014年第2期。
[7]吳慰祖校定《四庫採進書目》，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60年，頁5。
[8]《四庫採進書目》，頁211。
[9] [清]黃烈編《江蘇採輯遺書目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歸安姚氏咫進齋鈔本，2006年,頁200。
[10]《四庫採進書目》，頁101。
[11]《四庫採進書目》，頁267。
[12]《浙江採集遺書總錄》，頁376。
[13]《四庫採進書目》，頁165。
[14]《四庫採進書目》，頁194。杜澤遜師有按語云：“存目十卷，亦云內府藏本，即此本也，無《續》及《釋文》，吳慰祖妄增。”
[15][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2009年，頁643。
[16]吳慰祖校訂本《武英殿第一次書目》這樣著錄：“《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著。《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四本。”括弧中的部分（十卷宋呂大臨著。《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是吳慰祖增補的內容。吳慰祖以《四庫全書總目》逆推進呈諸目，以爲進呈諸目皆應有“（十卷宋呂大臨著。《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這部分內容，實際不然，以上所舉各家進呈之本以及武英殿舊藏之本皆無“（《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這部分內容。因《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這部分內容，宋以後並未刊行，世所流行之本，只有《考古圖》十卷而已。惟天祿琳琅藏本三部分內容俱全。《文淵閣四庫》全書即據天祿琳琅藏本抄錄，《四庫全書總目》也是據此撰寫提要。吳慰祖以為《四庫》所收之本即諸家進呈之本，此失考也。
[17] [清]翁方綱撰《考古圖》分纂稿，浙江美術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續考古圖》五卷末附，2017年，頁827。
[18] [清]陸心源撰《續考古圖》序，浙江美術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續考古圖》五卷卷首，2017年，頁1。
[19]《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六十三，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20]《四庫存目標注》，頁1757。
[21]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考古圖》，1987年中華書局《宋人著錄金文叢刊》據以影印，較為易得。雖然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即已影印出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大陸學者當日並非能輕易得見。至《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普及之後，始爲人所常用。
[22]容庚撰《考古圖述評》，中華書局《宋人著錄金文叢刊》影印本，2005年，頁6。
[23][宋]趙九成撰《續考古圖》五卷，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本， 2017年，頁576-580。
[2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清鈔本《續考古圖》五卷考古圖釋文一卷，上海圖書館藏。
[25][清]翁方綱撰《考古圖》分纂稿，浙江美術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三年歸安陸心源刻《續考古圖》五卷末附，2017年，頁827。
[26]《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三，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27][宋]郭知達輯《九家集注杜詩》三十六卷，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8冊，第1頁。按此詩《天祿琳琅書目》著錄，並未錄及小注。
[28][清]于敏中等奉敕撰《天祿琳琅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6。
[29]《天祿琳琅書目》，第6頁。
[30]《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三十三，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31]郭伯恭撰《四庫全書纂修考》，嶽麓書社，2010年，頁75。
注：本文转引自微信公众号《书目考献》，原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2辑（凤凰出版社），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振聚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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