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書籍史的十一個面向

——以《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

爲中心談文獻學的新寫法

韋胤宗

一直以來，大家普遍有一個感覺，那就是文獻學似乎處在一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境地。一方面，無論是書籍還是文獻，其本身是幾乎所有文史研究者必須時時面對的“研究材料”，是研究的基礎，因此，所有研究者皆需處理與書籍、文獻相關的問題，具備一定的文獻學素養。但一般的研究者卻不會止步文獻，而是要回答超越文獻的問題，遂皆有超越文獻的學術追求。長此以往，學者們都有一種印象，那就是以書籍、文獻爲研究對象的特別是文獻學，僅爲工具性的學科，極端一點的學者甚至認爲“文獻學”本身沒有自己的問題意識，因此也沒有獨立成科的必要。[1]

文獻學本身的確具有一定的工具性和基礎性，這其實是文獻學家應該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很多文獻學家常常說文獻學處在學術的上游，其中不無自嘲意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彰示了文獻學家倔強的自信。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文獻學人開始努力尋找文獻學所應有的“問題意識”，拓展文獻學的邊界，向學術的下游發展，使得本學科不斷超越目前所處的稍顯尷尬的境地，徐雁平教授的《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以下簡稱《清代的書籍》）就是此方面一個優秀的嘗試。本文就以《清代的書籍》爲中心，略談文獻學該如何書寫與解釋等問題。

一、文獻文化史

《清代的書籍》是程章燦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子課題之一。“文獻文化史”這一概念出現較早，但最早對其進行較爲全面而深入地思考者，當屬趙益教授《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一文，本文指出，文獻文化史當從西方“書籍史”中汲取方法論的啟示與研究視野的借鑒，但更應該“在借鑒西方書籍史觀照視野的過程中……充分反思研究對象——中國古代文獻、書籍——的客觀屬性”，從而提出適合於中國古代書籍與文獻研究的新問題。[2]趙教授提出了幾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一是要超越傳統的版本學、校勘學、印刷史等以文獻本身爲對象並局限於描述和研究文獻本身的研究方法，應該借鑒西方書籍史的研究方法，擴大研究的視野；二是要有中國本位的問題意識，藉由書籍與文獻來研究與觀照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第三，是要通過文獻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也就是說，文獻文化史的問題意識應該落腳於回答歷史的或者文化的問題——或者起碼部分地落腳於此。

文獻文化史與傳統文獻學的區別是視野大小有別，前者想要通過描述書籍與文獻來認識歷史與文化，後者一般以文獻本身的研究爲中心，且更多地向傳統的版本目錄學取法。而文獻文化史與書籍史的不同之處是所觀照的區域相異，前者關心中國問題，後者源於西方，不僅方法是西方的，其方法被拿來研究中國書籍史時，其實也未必全然回答的是中國的問題——有前輩學者曾對美國的中國研究進行過這樣的評價：美國的中國學，說到底是美國學。

文獻文化史也好，書籍史、文獻學也罷，還有“出版史”、“印刷史”等等，造成其研究旨趣與研究方法不同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每個領域的研究者出身稍有不同，即不同的研究者進入書籍與文獻研究領域的方式和原初設想有所不同。出版史和印刷史的研究者多數是社會史家或科技史家，他們一般將印刷術的發明與變革與其他的技術革新等量齊觀，而且多數都持有或重或輕的“技術決定論”觀念。比如美國著名學者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著有《作爲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這一鴻篇巨著，認爲歐洲十五世紀中期所出現的印刷術所帶來的書籍、知識生產與傳播的便利，對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乃至於近代革命皆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從某個角度來講，是印刷術使得西方進入近代文明。[3]愛森斯坦本書具有非常濃重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與技術決定論的觀念，受到各方嚴厲的批評。但此種研究路徑並非愛森斯坦獨有，而是在整個歷史學界都有重要的影響。在中國印刷史和出版史方面，最早有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學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後又有錢存訓、張秀民、潘吉星等，皆較爲看重造紙、製墨、印刷術等技術革新，解決了很多書籍、文獻研究方面的問題，但這些學者本身，則是有更遠的學術追求，即回答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因。

西方的書籍史研究者最初大部分是歷史學出身，因此他們關注書籍的生產、流轉與閱讀，本是爲了回答書籍如何改變社會、文化這一基本的歷史問題。比如，目前美國書史研究的執牛耳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原是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專家，他進入書籍史領域，是看到了文化與知識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在塑造大眾觀念、乃至於改變社會方面發揮了非常基礎的作用，達恩頓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研究了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文化生產、知識流轉及其社會影響，成爲歷史研究的一個足資借鑒的典型。[4]達恩頓稱“書籍史研究把史學家、文選研究專家、社會學家、圖書學專家或任何對書籍在歷史上的作用感興趣的人組織到一起”，“用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類如何溝通和交流”，其目的是理解“人們的想法和觀念是怎樣通過印刷品得到傳播的，閱讀又是怎樣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爲。”[5]其問題意識非常明確，即通過書籍來研究人類的交流行爲及其對於人類思想、觀念的形塑作用。達恩頓除了是一位書籍史家之外，通常還被稱爲思想文化研究的學者，是思想史和文化史領域新研究範式的建立者。這樣的由書籍而達於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從史學上來講，是一個首尾理想的研究樣態，它不僅可以提供很多方法論上的啟示，而且道出書籍與文獻研究所能解決的問題，包括史學上的、文化學上的和社會學上的多種多樣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可以從這些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中汲取問題意識。

最早向書籍史進行借鑒的——或者說向書籍史方向靠攏的——文獻學家，是歐美的文獻學研究者，其中最著名者爲英國文獻學家麥肯錫（Donald Francis McKenzie，1931-1999）。麥肯錫生於新西蘭，早年愛好英國文學，後入英國劍橋等校學習，後來成爲牛津大學目錄學與校勘學方面的教授。他曾花費巨大氣力閱讀了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各類檔案，考辨其出版目錄，考察其書籍貿易，寫下了《劍橋大學出版社1696-1712：一個文獻學的研究》（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91-1712：A Bibliographic Study）一書；又曾編過英國劇作家威廉·康格里夫的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Congreve）並寫過一系列較爲傳統的文獻學研究著作，是一位優秀的文獻學家。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在人類學、社會學、書籍史和新的文本批評理論的影響之下，麥肯錫嘗試向書籍史方向靠攏，他著有《文獻學與文本的社會學》（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初版於1989年）一書，書中主要討論文本物質層面的要素如何影響文本的傳播和接受等內容，書中有大量內容討論書籍的各類版本之增演與遞變及其對文本意義產生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深厚的文獻學（主要爲版本學和校勘學）修養，但作者落腳於文本的各類變形對於讀者的影響，嘗試從文本的形式中追尋各種或隱或顯的意義，這種對於意義與功能的追尋，則具有明顯的社會史、文化史的意味。這是麥肯錫有意爲之的結果。書中，麥肯錫稱自己所從事者爲新的“文獻學”，稱其“是一門研究作爲一種記錄方式的文本，及其生產、傳播和接受過程的學科”，它“研究作家、印刷工和出版商對於文本的創作、版面設計以及傳播；研究文本通過由批發商、零售商和教師組成的團體的配銷過程；研究圖書館員的收藏和分類；它們對於讀者的意義……以及讀者對於它們的富有創造力的改編”。[6]文獻學出身的學者所寫的“書籍史”，明顯帶有濃重的文獻學意味，與文化史、社會史出身的學者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在朝著一個類似的方向挺近，且在努力彌合之間的空隙。

西方書籍史的影響很早就波及到了海內外對於中國古代書籍、文獻的研究中，而且近三四十年間已經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績。但無論是西方的漢學家還是中國本土的學者，對於“書籍史”這一新路徑最爲敏感的，還是歷史學家以及部分文學研究者，[7]文獻學家則遲至近幾年才開始對其略有涉足。南京大學是中國文學、文獻學研究的重鎮，南大團隊所進行的“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這一重大項目，在在顯示了中國本土的文獻學家開始大規模拓展文獻學的研究視野並提出適合中國古代書籍、文獻之特征的問題意識，這無疑代表了一個新的學術發展方向。

二、清代文獻文化史的寫法：十一個面向

趙益教授曾對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或“書籍史”）的問題進行過簡要的討論，他指出，在西方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給社會、文化帶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變革，因此“西方的問題是——‘谷騰堡革命’以後的書籍生產交流如何推動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科學革命等並導致近代向現代社會的進步”，而與之不同，“中國的問題是——文獻圖書的悠久歷史與古代社會發展和文化的傳統延續的內在關係及其內涵”[8]，簡言之，即書籍如何塑造中國古代社會與文化。《清代的書籍》爲“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之第六卷，從本書的書名即可看出其所關心的問題：本書的研究對象集中於清代的書籍之流轉，而所要落腳的點則是清代的社會文化，或稱書籍與清代社會文化之間的交互關係。該書《結語》中說道：“總體來說，（清代）沒有出現閱讀革命或大眾閱讀之類深刻變化，文獻與其依託的社會文化還是穩定、連續地發展。”[9]因此，中國書籍史的書寫，也不可能如寫西方書籍史那般波瀾壯闊。作者稱其書“有意避開驚濤駭浪式的敘述，有意追求一種較爲平穩細緻的敘寫：搜集那些散落在各處的斷片，或者從諸如日記‘堆積式’的細碎記錄中理出‘頭緒’，尋找一種可能的連貫性。”[10]本書整體上來講的確能反映此種寫法。

書分十一章，分別對清代的書商、清人的抄書活動、吳中文人群體的書物交流、普通文人的讀書生活清人的讀書法、清代《說文》學興盛的書籍史背景、家集的編刻、女性的閱讀世界、清代的小說戲曲閱讀、晚清的石印出版狀況、新學書籍湧入所帶來的社會影響等十一個問題進行了細緻的鉤沉。本書並未使用線性的寫法描繪一個大而全的“清代文獻文化面面觀”，而是截出了清代書籍史的十一個面向，並對每個面向進行了非常全面而深入的描繪，藉以向我們展現作者所理解的有清一代各類人與書物與社會文化的交互關係，使得書寫免去乏味單調之感，不必進行人云亦云的常識性的重複，突出重點，更有新意，且饒有趣味。本書有以下幾點特別引起我的興趣，現在分別述之。

首先，本書跳出了以往文獻學聚焦於少數經典或個別大師、大家的研究框架，轉而關注更爲龐大的書籍生產、流傳與閱讀的群體，即“眼光向下”，關注“群體”（即“圈子”），探討書籍與社會中下層各類民眾的日常生活。[11]比如，在書籍生產與文獻增衍方面，第二章寫清人的抄書活動（其第二節由楊洪升教授參與寫就），所論及者，不僅有可以入內府與四庫館抄書的上層學者，更有爲數更多的以“佣書”爲業的無名氏群體、視抄書爲日常生活一部分並將此行爲雅化的下層清貧文士群體以及通過抄書互通有無的藏書家群體。第七章探討數量龐大且未經“經典化”篩選的清代家集這一文獻形式，因文本本身性質所限，本章關注的文本背後的身影也多是普羅大眾以及各個地域的名門望族。徐教授曾編著《清代家集敘錄》等書，在清代家集文獻方面有深厚的文獻積累，同時又視清代家集大量湧現爲一個文學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現象，通過各類藏書目錄、日記、家集的序跋等描述了家集編纂的過程以及背後的文化觀念、家族內外的文化交流、家族之間的文化競爭等問題，此類討論皆有助於重新審視“文學”這一概念以及特定文獻在普羅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功能。

在書籍的流傳方面，第一章使用了大量筆記雜著、日記、題跋等材料，勾勒了清代書籍世界中一個極爲活躍卻一直身影模糊的群體——書商，重構了清代書籍貿易的基本結構，同時以豐富的事例刻畫了清代書商的面貌。第三章則通過大量的藏書題跋、詩文等材料，描述了吳中文人學者群體的書物往來，並嘗試追溯清代中下層文人學者群體的活動軌跡與思想心態。

在書籍的閱讀方面，第四章通過兩個清代中期普通文人黃金台與管庭芬的日記，勾勒了普通讀書人眼中清代書籍的撰著、編纂、刊印、買賣、借還、贈送等情況，簡言之，即清代中期的書籍市場與中下層文人之間的“學術-人情”網絡，書中稱此爲清代的“中層書籍世界”，並期望藉此窺探清代思想與學術的大致面貌，思考前輩學者所提出的“學術共同體”存在的可能性。第五章介紹了《讀書分年日程》這樣一種關於讀書法與推薦書目的著作，此類書籍一般是學界前輩爲後輩所作的學術入門指導與進階規劃，實則反映了清人觀念中年輕學子的讀書習慣、讀書方法以及他們對於學術的認識。第八章使用詩文、雜記等零碎的材料拼出了清代一般女性的閱讀世界，作者不僅向我們呈現了書籍如何幫助閨門中的女性完成傳遞文化、培育子女等社會功能，還以大量“瑣碎的”文字向我們訴說了清代女性的那種無關治平、沒有“學而優則仕”等名利牽絆的一種“自在氛圍”。[12]

無論抄書的貧士、刻書的家族還是謀利的書商，無論是中下層學者的閱讀世界、還是女性的閱讀世界，作者無疑全面踐行了其“眼光向下”、關注中下層各類民眾的學術目標。其意義或許並不僅僅局限於社會之階層。作者所描畫的，是中下層民眾與書籍文獻的關係，這些過往的一般人，多數都沒有可爲後人稱道的學術貢獻，因此，作者所寫的即爲書籍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大學者——以及其他歷史中的大背影——也都有日常生活。所謂“眼光向下”，實則亦可以理解爲眼光投向知識史、思想史與學術史的下層，即書籍、文獻、知識、信息對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對於“私人”的意義。在談論女性閱讀之時，書中稱女性與書籍的關係“能呈現出男性書籍世界所缺少的自在氛圍”，竊以爲此論仍可商榷：男性的私人世界中或許也有一片純粹“自在氛圍”的領域，有待於我們去挖掘和欣賞。對任何一個個體都至關重要的日常生活的歷史、閒暇的歷史等，都是以往研究的空白，這個空白在新的學術方法與視野的觀照下顯現了出來，亟待我們去填補。

本書的第二個特點與貢獻是對中國古代閱讀史進行了更爲全面而深入的探索。本書的十一章中共有六章聚焦於清代的閱讀史：第三章、第五章、第八章各以一類人爲關注的對象，前文已經對其有所介紹；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各以對一類文本的閱讀爲中心。第六章（本章爲吳欽根所作）討論的是清代的《說文》閱讀史，作者並未從文字學、訓詁學或者語言學的角度對清人在《說文》學上的研究進行繁瑣考證，而是搜集了大量清人的《說文》批校、題跋等材料，並結合日記、筆記以及各類《說文》學著作，考察了《說文》一書在清代知識界的流傳、閱讀、著述與注釋的增殖。作者將《說文》一書放置於當時的讀書人群體中，通過大量的材料勾勒了當時學人之間交換學術資料、交流學術心得的方法，同時指出，通過此種密切的交流，學者之間逐漸達成某種共識，獲得一種認同，使得考據學在清代形成“一種群體性事業”[13]。如作者在文中所指出，本章並非意在探索清代“《說文》學”興起的內在根源，而是要考察“它發生傳衍的外在機制，即這一龐大的知識或書籍網絡是如何在學者群中有點到面而逐漸形成與展開的”[14]，也就是說，作者要以小見大，通過討論《說文》學興盛的書籍史背景，從而爲清代考據學的發生與興盛提供另一個——或許更爲直接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物質條件上的解釋。

第九章題爲“三教之外又多一教：清代的小說戲曲閱讀”，通過對一些藏書目錄以及日記等文獻的考察，發現清代文人較喜讀《紅樓夢》以及《儒林外史》《品花寶鑒》等書，耕讀之家可能有以“講說”小說爲家族內部娛樂的風氣。作者仔細考察了清代《紅樓夢》的閱讀史，描述了小說如何進入一般文人的日常生活，並成爲影響其思想與觀念的一種文化力量。作者指出，小說戲曲“在清代的社會文化中以逼人的態勢生長，‘侵入’正經書的領地……確實影響了明清人的生活方式，牽涉娛樂活動、情感世界甚至文化制度”[15]，因此，小說戲曲在清代已如錢大昕所說，成爲三教之外又添加的一教，亦即小說戲曲在塑造民眾思想方面已經頗有功效。這不僅僅是一個閱讀史事件，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史事件，而且已經進入對於“私人”領域中之閒暇的歷史考察，開始填補前文所指出的空白。

第十一章則將目光移入近代，討論晚清民國時期新學書籍的閱讀史。大致來講，新學書籍所承載的是紙面上與觀念上的外來文化，新學書籍的大量湧現與國人的閱讀和反應自然是一個文化接觸的問題，關涉到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知識界與思想界的啟蒙、革命、救亡圖存、融入世界、萌發“現代性”等等一些列重大問題，如作者在緒論中所說，近年來已有張壽安、張仲民、熊月之等一批學者作出了頗有意義的研究。本章中，作者則以晚清時人孫寶瑄的日記爲中心，描繪了孫寶瑄及同時代的一些中下層知識人在接觸新學書籍之時的閱讀心態。作者通過大量的引文與仔細的描繪，呈現了孫寶瑄在接受了西方生理醫學等書籍後所萌發的“強種”思、通過對比西方政治理念從而對中國古代思想家的重新審視以及孫氏等人在新學與舊學的交匯中在頭腦世界中所構建的理想化的富強民主的新式國家。作者以小見大，所描繪的是大變局背景之下普通知識人的內心波瀾與思想歷程，是大歷史與小背影的互動關係。

閱讀史所要回答的問題，應該是以書籍文獻與其閱讀來研究人——人與人的關係、人所組成的社會在一定背景下的結構與特點，以及期間的物質、經濟、思想之往來。本書從對書籍流轉的描述入手，通過豐富的事例，從最落到實處的方面對歷史中的人物與事件進行了描述，並對這些事件與現象的成因、樣態等進行了簡要的解釋與分析。從閱讀史的角度來看，本書的嘗試可作爲以後學者學習的樣本。

本書的第三個特點，是宏觀描述與微觀刻畫相結合的寫法。此一點既與作者所追求的社會文化史取徑有關，又由作者文獻學的學術根基所決定。一般社會史關注的核心是歷史上的人群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類權力的、經濟的、倫理的關係等等，本書從書籍之流轉切入人群之間的互動：討論了清代中下層文人之間的學術往來與社會關係，描述了書商、抄手、藏書家與學者所構建的書物交流網絡，探索了文人、女性、學生、書院、家族等個人或者單位對於書籍文獻的各類操作以及書籍文獻在他們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中的作用。這無疑是一種學術史與思想史研究的社會學的路徑與眼光。

由於此種向下的眼光和對於一般性“群體”的關注，本書所使用的史料也與一般文獻學家有所不同。本書大量使用了日記這一個近年來學者傾力挖掘的史料，所引用的日記原文，又往往在同一章節之內將相關人員的日記前後條列對比，同時輔以書信、筆記、讀書題跋、批校、圖像等文本，用前人的文字來講述過往的歷史，從微觀的視角對於歷史細節進行刻畫。比如，第一章藉助黃丕烈的藏書題跋描述了吳門書坊的大致數量、名目以及文人學者與書估之間複雜的書物往來；第三章同樣藉助黃跋描畫了吳中文人的書物交流網絡，並以生動的事例細緻描繪了文人讀書與藏書時的心情、友朋往來與交遊之具體樣貌、文人聚會之組織方式以及題詠唱和之風氣等等。作者對日記的使用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全書各章皆引有日記以爲論據，第四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等更是幾乎全用史記所構，且作者對於書林掌故極爲熟悉，追溯了很多書籍流傳之歷史軌跡，讀來興味盎然又令人信服。微觀的刻畫需要大量的一手材料，更需要對於史實的肌理有著全面而深入的把握，是一種落到實處、回到現場的歷史敘述。

社會史家由於要描述群體現象，往往借重計量的方式，通過一定規模的數據來構建宏觀的歷史敘述。徐教授本書中有大量圖表，一般是對於藏書目錄、存世文獻、日記、題跋等文獻進行全面的考察，統計出某一問題的基本數據並對其進行分析，獲得對於歷史的宏觀認識，同時以大見小，將一些較爲微觀的問題置於一個廣闊的背景之下，使其歷史意義得到較爲全面的展現。比如，第二章“抄書與書籍生產及流動”，使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與《中國古籍總目》等存藏書目統計出了清代鈔本的數量及其分佈狀況，接表了清人好抄寫宋金元人著述的風氣。第十章“石印出版與晚清的科舉文化”，對1879年到1911年《申報》中“石印”一詞出現的次數進行統計，並在表格中分年呈現，通過這一關鍵詞在不同年份被提及的頻次，說明了石印術傳入中國後三十餘年間的起落變化，讀來令人信服。

三、問題與展望

若要吹毛求疵的話，《清代的書籍》或許還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有所完善。首先，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本書大量使用了日記這一前輩學者稍有忽視的“新”材料，這固然與作者“眼光向下”，著意書寫“回到人間、回到日常生活”的歷史這一立意有關，但較多倚重一類史料，也多少與作者在結論中所希望完成的“整體史”這一夢想不盡合轍。可以看出，作者對於日記這一史料的爬梳乃至於整理皆傾注了巨大的精力，隨之而來的代價之一就是對於批校、題跋、詩文、圖像等材料的挖掘還有待深入。以批校、題跋而論，清代數量極爲巨大的批校本，其中有各式各樣學者的批校、題跋，有後代學者對於前代批校題跋文本的過錄、改寫、對話等等，形成了一個龐大而極有特色的文本世界，本書中對於批校文本著墨較少，其所使用的題跋也幾乎全是已經編輯出版的目錄或者題跋集錄，並非古籍中原生狀態的題跋，因此，在說明一些問題之時，容易錯過一些原始現場的重要信息。

其次，如前文所述，作者放棄了傳統的、線性的、大而全的歷史敘述，而是在十一章中描繪了清代書籍史的十一個面向，這樣的寫法自有其優點，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值得注意。總體來看，在這十一個面向之中，作者盡力從十一個角度向我們展現一個全面的、完整的清代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的面貌，面面相映，方見其豐富與多樣。但是這十一個面向之間似乎並無明確的邏輯關係，初看起來各個面向的選擇有一定的隨機性，也就是說，全書的十一個章節並未形成層層推進性的論述，這也許是由於作者對於“書籍史”或“文獻文化史”這一研究路徑的問題意識的思考還在探索階段，還缺少一個一以貫之的“問題”。文中許多章節都在結尾處引用西方的理論或者經典研究作品，試圖形成一種簡單的對話，但多數情況之下僅是找到西人理論的一個東方事例，並未形成深度的對話，未將西人的理論融入文章的論述中去，對其進行思辨、駁難或者深化，這或許也是本書問題意識還需深化的一個表現。

當然，以上兩點只是筆者一管之見，以及筆者對於這一領域研究發展的希望。無論在 “中國書籍史”還是在“文獻文化史”的領域中，《清代的書籍》這部著作無疑具有開拓性的意義。——開拓性的作品未必需要寫得如何密不透風，一種開放的樣態也許更能激發一個新領域的壯大與深化。

注釋：

[1] 比如劉躍進在《爲什麼要不斷地書寫文學史？》中稱：“文獻二字上面又加一‘學’字，並不表明這是一門學科，不過是進入傳統學問領域的一把鑰匙，或者一條途徑而已。”（見劉躍進主編：《簡明中國文學史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4頁），將文獻學完全工具化，不承認其具有獨立的學科屬性。另有學者認爲，文獻學界目前還未有“明晰的研究對象、概念體系、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其“較低的學科地位和分散的從屬關係”表明“中國學術界並沒有對於文獻學的統一認識，也不認爲文獻學有其獨立的學科地位”（見史睿：《從傳統文獻研究到現代文獻學的轉型》，《文獻》，2019年第3期，第186-189頁）。[2] 趙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第110-121頁。

[3]見伊麗莎白·愛森斯坦著，何道寬譯：《作爲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4] 代表著作有《屠貓狂歡：法國文化史鉤沉》（呂建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鄭國強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啟蒙運動的生意》（顧杭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劉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等。關於書籍史與閱讀史，參見韋胤宗：《閱讀史：材料與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9-117頁。

[5] 羅伯特·達恩頓著，蕭知緯譯：《書籍史話》，見《拉莫萊特之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5-86頁。

[6] Donald Francis McK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15.

[7] 比如中國書籍史研究專家或者涉足書籍史研究者之中，歐美學者如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周紹明（J.P. McDermott）、周啟榮等，皆爲社會史家；美國華裔學者何予明、日本學者大木康等則本屬於文學、文化研究者；中國學者如潘光哲、張仲民、曹南屏等，則又多以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專長，也是較多出身於史學。

[8] 趙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 第119頁。

[9] 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638頁。

[10] 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第638頁。

[11] 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第6-9頁。

[12] 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第468頁。

[13] 語見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頁。

[14] 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第323頁。

[15] 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第21頁。

【作者简介】

韦胤宗，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书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