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撤改与补函

——以相关档案为中心

摘要：文溯阁《四库全书》自送往入藏时即已开始撤改之举，直至嘉庆十二年补函工作结束才最终成帙。整个撤改书籍的过程非常繁复，学界研究关注多集中在文溯阁书的两次复校，而对不同时期的撤改着墨较少，特别是复校开始前和嘉庆八年续缮书籍之前对阁书的抽换，这是文溯阁书得以完帙的关键。同时，阁书的撤改直接导致某些书籍的进呈本与阁本内容相异，甚至是各阁本之间亦有不同，追溯各阁书籍异同时，切不可一味认定是底本撤换而致。

关键词：文溯阁；《四库全书》；撤改；补函

作者简介：琚小飞（1990-），男，安徽安庆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四库学、清代文献学。

文溯阁位处盛京（今辽宁沈阳），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开始兴建，至是年十一月，第一拨《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运往文溯阁庋藏，其作为皇家藏书楼的规模开始显现。《四库全书》入藏文溯阁后，经历了一系列的补函、复校与撤改等，直至嘉庆十二年《圣制文三集》和《排架图》归架入函，才最终成帙。关于文溯阁乃至七阁全书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学界研究均将关注点集中在乾隆五十二年的禁毁书抽改与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的两次复校[①]，而在禁毁书之前以及复校过程中甚至是嘉庆补函期间，有关文溯阁书的撤改等情形，却付之阙如。本文爬梳史料，力图较为完整的展现文溯阁《四库全书》成帙的全过程，不足之处，祈请指正。

一、文溯阁《四库全书》缮竣时间再探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清高宗诏开四库馆，正式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分《四库全书》告成，入藏宫内文渊阁。文溯阁《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左右缮竣，乃仅次于文渊阁成书。学界认为文溯阁书缮竣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观点源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所载，“自本年二月二十七日起，除《永乐大典》及各馆未办成书酌留空函外，陆续共进呈三万二千册有零。该员等俱各奋勉出力，昼夜赶办，并无贻误稽延。所有第二分应缮各书，业经全数呈览”。[②]笔者认为，这份档案记载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缮竣时间明显晚于实际告成时间：首先，该档案并非直接上奏指陈文溯阁书完竣，而是为在缮写第二分全书的官员请旨恩叙，其称“业经全数呈览”云云，皆已表明第二分《四库全书》定早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完竣；其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运送入藏诸事在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已有谋划，馆臣料想九月盛京文溯阁兴建诸事即能完备，故上奏请于九月下旬运送盛京，“（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谨拟先将《古今图书集成》五百七十六函，并《四库全书》一千函，作为第一拨，即于九月下旬起程。其余《四库全书》五千一百四十四函，分作四拨陆续起运”[③]。但此后又重新预设起运时间，“（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三日）臣等将应送盛京文溯阁收贮之《四库全书》分作五拨，启程日期，公同各总裁商酌，其第一拨拟于本年十月二十日起运，第二拨于十一月二十日起运，第三拨于明年正月初五日起运，其第四第五拨运送之书，照例间月一起行走，至三月初五日可以全数运竣”。而第一拨全书确已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运到盛京，“由京运到第一拨文溯阁陈设《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一百二十四抬，共《古今图书集成》五百七十六函、《四库全书》一千函、书匣一千五百七十六个”[④]。由此可以判断，第二分《四库全书》应于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开始运往盛京，而其完竣时间当早于此。问题在于，如果第二分全书并非全竣时才开始起运，而是将已经缮竣书籍先行运往，那么前面的推论就明显有误。但这里似乎有个悖论，既然是先行起运已缮竣书籍，为何又将第一拨起运时间由九月下旬改为十月下旬，莫不是九月下旬第一拨书籍仍未完成？既然第一拨运送之书十月尚才完竣，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岂能缮竣全书？纠葛之下，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馆臣预想九月下旬之前，文溯阁运送书籍之事的准备工作能够完成，故而将起运时间定为九月下旬，但实际情形却是各项事宜（可能与文溯阁兴建有关）至十月方才完成，故而重新确定十月二十日为第一拨起运时间。此外，即是分拨运送，料想应该遵照经史子集缮写的既定顺序，否则必致错乱。据档案记载，第一拨全书中已有《国朝宫史》《御制文初集》等史部、集部书籍，“著将第一拨送往盛京陈设《四库全书》内有《国朝宫史》三套三十八册、《御制文初集》二套八册撤回删改后另行送往陈设”，即已遵照经史子集之序，那运送庋藏必须是全书完竣。最后，重审档案所述“《四库全书》一千函，作为第一拨……其余《四库全书》五千一百四十四函”，明确将《四库全书》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列明，若非全部缮竣，焉能预知阁书的函数？当然，装函书目的预知可能与第一分缮竣的文渊阁书有关，但七阁《四库全书》具体函数多有不同，据乾隆后期馆员清点文溯阁书的情形，“统计经史子集共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⑤]，所记文溯阁函数与前述档案一致，这说明运送文溯阁书时，全书已经缮竣。因此，在第一拨书籍运送时，第二分《四库全书》应该已经全部缮竣，大致缮竣时间或许应在九月下旬，但不会晚于十月二十日，故而前贤认为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缮竣文溯阁书或有商榷的余地。

第二分《四库全书》入藏文溯阁后，与其他诸阁一样，经过了多次复校和撤改，而这些抽删、换改之举确也降低了阁书的讹误并保证了书籍的完整。稍有不同的是，文溯阁书在运送过程即有撤换删改。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五日，《承办四库全书事务处为撤回删改第一拨送往盛京陈设之<四库全书>内<国朝宫史><御制文初集>事咨盛京内务府》载“本处总裁梁、董奉旨著将第一拨送往盛京陈设《四库全书》内有《国朝宫史》三套十八册、《御制文初集》二套八册撤回删改后另行送往陈设。今本处现在解送三拨全书，所有撤回书籍，贵处即查明交本处送书官员带回删改。相应移咨查照可也”[⑥]。档案称撤回第一拨《四库全书》中《国朝宫史》与《御制文初集》两种，另行造送陈设，这是目前档案中最早的关涉文溯阁书撤改的记载。《国朝宫史》何时陈设文溯阁，尚无档案印证，但《御制文初集》一直有函无书。乾隆五十三年，军机大臣遵查文源阁书，一并查明文溯阁留空各书，所附空函书补写书单中录有《御制文集》。也就是说，自乾隆四十八年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中《御制文初集》撤回后，直至乾隆五十三年对北四阁的全面复校，仍为空函。

二、文溯阁《四库全书》复校前的撤改

据档案记载，《四库全书》的全面复校工作缘起于乾隆五十二年五月高宗发现文津阁《四库全书》“讹谬甚多”，故下令重加校阅。北四阁中，文溯阁的复校工作最晚进行，直至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原任《四库全书》总纂陆锡熊前往盛京校阅书籍，阁书复校才正式开始。但通过检诸档案，发现早在全面复校开始前，文溯阁已经开始撤改书籍并补函归架以及改正各书提要后衔名等举措，这是前人研究尚未关注的。

其一，乾隆五十年撤改书籍。《关于文溯阁<四库全书>旧档史料》记载：“（乾隆五十年三月）四库全书馆咨为奉旨将文溯阁陈设各书开列书名卷数清单，按卷包封妥协，毋致损污，遇有便员即行赉送馆，以便一律照改，由四库全书馆为遵旨咨取书籍事。查《四库全书》内有奉旨改正应行四阁画一之处，业经陆续遵办，所有文溯阁陈设各书，前经奏明行文盛京将军移取原书改正，发往归匣等因。”[⑦]并附清单：《御注孝经》《御制资政要览》《御制人臣儆心录》《御注道德经》《御纂内则衍义》以上五种全部连匣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七，《钦定国子监志》全部，《钦定大清通礼》卷九、卷三十三、卷三十四，《钦定大清会典》卷二十五、卷四十五、卷五十八，《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五十九、卷八十二、卷九十八至一百一。经部：《苑洛志乐》卷一。史部：《皇王大祭》卷九，《百官箴》卷一，《三国蜀志》卷六，《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五，《海塘录》卷首一、二及卷一，《宋史》卷二十四。子部：《意林》卷一，《东林列传》卷一，《孔丛子》卷下。集部：《复古诗集》卷四，《张文贞集》卷八，《倪文贞集》卷一，《历代诗话》卷十八、卷二十。又经部《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首册。据此，以上二十六种书籍或全部或某些卷次需撤回四库全书馆重新缮写，这项工作于是年十二月三十三日完成，并择期派员运送文溯阁归架。《承办四库全书事务处为送遵旨改正文溯阁四库全书内之书请查收入函归架事咨盛京内务府》称“（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准贵处送到遵旨改正文溯阁陈设四库全书各卷书函数前来，今本处照单更正，除《日下旧闻考》《国子监志》二种另送外，所有《御注孝经》等书业已改正妥协，交便员赉送贵处查收入函归架可也”[⑧]。经与前述档案所附清单核对，此次改正之书多出《御纂孝经集注》一部、《孝经注》一部、《日知会说》一部、《三事忠告一部》、《老子说略》一部，据查这五种书籍均属二十六种内所附。而《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较前清单，撤改卷次或有不同或有增多，“《钦定大清会典》卷二十二至五、卷四十五至八、卷五十七至六十。《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五十九至六十，卷九十八至九，卷一百、卷一百一”[⑨]。至于《日下旧闻考》《国子监志》两种另行造送，则别有因由。乾隆四十七年，《国子监志》已经办理完竣，等待缮写入《四库全书》。《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录有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奏折，其“业经办完写入《四库全书》各书单”下称“《满洲祭祀书》《国子监志》《临清纪略》，已经武英殿刊竣”[⑩]。《日下旧闻考》于乾隆四十八年办竣，“（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五日）大学士英廉等奏《日下旧闻考》奉命纂辑告竣，所有謄录、供事等均请议叙一疏，奉谕旨：准其议叙”[11]。据上所述，乾隆五十年撤改文溯阁书时《国子监志》《日下旧闻考》已经办竣，为何不在十二月三十日改正书籍之中？这与此后清高宗的一条谕令密切相关。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现在奉旨建立辟雍，明岁仲春举行临雍大典，所有一切制度、译注、乐舞、讲书，俱应详悉补入《国子监志》《日下旧闻考》等书，并续写入《四库全书》，以彰盛典”[12]，由此看来，《国子监志》《日下旧闻考》等在乾隆五十年临雍大典之后，必将再次进行补缮，以增入译注、乐舞、讲书等，而这直接导致文溯阁《四库全书》撤改书籍中不可能包括《国子监志》《日下旧闻考》。

其二，乾隆五十一年改正提要后衔名。《盛京将军衙门为武英殿派员改正各书提要后衔名并顺带文溯阁书籍十六箱沿途抬运事宜照奏折办理事咨盛京内务府》称“（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准武英殿修书处咨开为知照事，本处遵旨改正各书提要后衔名并顺带补空书籍，派员前往盛京、热河两处分头往办”[13]，此次派员前往热河、盛京主要是改正阁书提要后衔名，并且将缮写完成的待补函书籍带往两处归架，“再查二处留空各书现在补写成部者各有一百余函，应即交该员等带往”[14]，而盛京文溯阁“应顺带全书计十六箱，于三月初三日启程”[15]。黄爱平认为，空函书籍的缮录归架应在乾隆五十三年文渊、文源、文津各阁《四库全书》的复校工作结束之后进行，并粘贴军机大臣查核的空函补写书单[16]。但根据这份档案，留空书函的补缮并非晚至复校结束，而应该在复校开始前就已经开始。从其记载可以窥见，空函书的补缮应该一直在京办理，造送亦是间续不断，早至上述所载的乾隆五十一年，晚至嘉庆年间，空函书才陆续入函归架。值得注意的是，馆员在修改提要后衔名之外，仍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即逐一查对续缮三分全书内指出的讹舛，并照此改正文溯阁全书，“又现在进呈续办三分全书内遇仰蒙皇上指出讹误之处，臣等逐一另记档案，应即交此次前往之员照单查对改正”[17]。乾隆四十九年以后，续办三分《四库全书》陆续抄写完成，但由于乾隆帝发现某些书籍仍有“荒诞不经”等违碍字句，于是谕令严加查察。鉴于续缮三分全书中的讹误，乾隆便下令四阁“一律遵查照改”。因此，文溯阁《四库全书》在改正提要后衔名的同时，仍需遵照续办三分全书内的讹误，一体查改。

三、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复校与撤改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因文津阁《四库全书》“讹谬甚多”，下令内廷四阁重加校阅，而文溯阁的复勘工作开始于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关于文溯阁的两次复校，学界研究较多，张瑞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两次复校》[18]集中探讨复校之事，但止于介绍复校的开始与简要的过程，至于复校官张焘在第二次复校时做出的贡献，全然没有提及。通过检诸档案发现，在文溯阁全书复校过程中，大量典籍被撤回武英殿重新缮写，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阁书底本的改变。因此，对文溯阁《四库全书》复校工作的揭橥，能够还原阁书历经的撤换和补函的过程。

经过近四个月的重校，至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文溯阁《四库全书》已经“全数校毕，复行签核亦已次第竣事。计阅过书六千一百余函，此内点画讹误，随阅随改外，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书六十三部，漏写书二部，错写书三部，脱误及应删处太多应行另缮书三部,匣面错刻、漏刻者共五十七部”[19]。乾隆五十六年，高宗偶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内“扬子《法言》一书其卷一首篇有空白二行，因检查是书卷次核对，竟系将晋唐及宋人注释名氏脱写”，继之“著纪昀亲赴文渊、文源二阁，将扬子《法言》一书检出……一体抽阅填改”[20]，于是，由文津阁《法言》书籍的脱漏，再次导致了北四阁的全面复勘。然而，这与初次复校文溯阁书籍的时间仅距一年，撤换改匣以及补函书籍刚刚赔写完毕，于是，著令张焘先行查阅文溯阁书，“若讹阙较多，断非一人所能办理，即令呈明军机处，请旨仍另陆锡熊及前此同往看书各员前赴盛京，复加校阅”[21]，但陆锡熊深知文渊、文源诸阁阙漏尚多，唯恐文溯阁亦多舛讹，在张焘呈报查阅文溯阁书前，即主动提出“文溯阁全书自亦应一体复加详核”[22]。这是众所周知的有关文溯阁的两次复校工作，但被忽略的是文溯阁第二次复校之前，张焘对于阁书的查阅以及奏报的撤改书籍等详情。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张焘奉旨查阅文溯阁全书，“奉旨校文溯阁全书所有应行抽换各书现交礼部员外郎张，照原议赉送，并先行抽阅，今定于十一月启程，除《总目》一部应俟刊刻告竣再由武英殿送往外，相应将现送各书开列清单咨明，希即会同查办归架”[23]，并附有赉送书册清单：《简明目录》十七册，应归函。《四库全书考证》七十二册，应归函。《排架图》四册，应陈设。《春秋本例》《春秋例要》合一函，共五册连匣，应归架。《大隐居士集》《浮生集》合一函，共五册连匣，应归架。《九家集注杜诗》十二册，应归函。《纲目三编》十八册，应归函。《元明事类钞》二十四册，应归函。《元丰九域志》七册，同。《数学九章》十二册，同。《东里集》三册，应归函。《周髀算经》一册，同。另送到目录手卷、四个檀匣一副，应陈设将原手卷撤回。又另送袖珍简明目录四函，此系新添办之本，应照三阁例在御案陈设。又《曾子》一册，应归函将原书撤回。由档案可知，此次抽阅发现的撤改书籍多至十六种，均是经馆臣带回由礼部负责承办缮写的。至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刘权之赴盛京重校文溯阁时，奏称“除《南巡盛典》《八旗通志》《四库全书总目》三种尚在改缮未经送到外，其余撤回各书俱已发来照存”[24]，此亦可证明乾隆五十七年再次复校之前，经张焘抽阅检核，文溯阁多部书籍已撤换并归架完毕。在四库学研究中，探讨各阁书乃至与武英殿聚珍版之间的异同是比较重要的议题，那么撤改书籍情况亦是影响阁书异同的因素之一。以《四库全书考证》为例，现存进呈本、各阁本和武英殿聚珍本。根据《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进呈本与各本应该是一致的，而武英殿雕版时亦直接以进呈本刷印。颇具吊诡的是，以上三个版本之间的书目名称、分类以及具体内容存在很大不同[25]，更为奇怪的是，《四库全书考证》本在乾隆四十八年随《四库全书》一起庋藏入文溯阁，但在比勘版本时发现涉及乾隆五十二年的校改，这与实际的庋藏时间自相违伐。因此，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撤改记录成为解答《四库全书考证》阁本的庋藏时间与实际内容的修改时间不符、阁本与进呈本之间的异同等问题的关键。正是由于《四库全书考证》曾于乾隆五十六年被撤回礼部另缮，并于该年十一月归架，因而吸纳了乾隆五十二年的校改成果[26]。循此，笔者认为，窥探阁本的异同时，有必要追溯各阁撤改书籍的具体差异，这样才能更为准确的判断阁本之间存在不同的因由，不可简单地推测是阁本所据底本不一而致。

四、嘉庆时期续缮书籍与补函

两次复校之后，各阁全书的缮补工作基本结束，但终乾隆一朝，各阁《四库全书》仍有空函亟需办理。直至嘉庆时期馆臣的通力协作，相关书籍的撤换、补函才最终完成。

首先，嘉庆三年至嘉庆五年的撤换书籍。学界认为，嘉庆朝的续补工作开始于嘉庆八年[27]。嘉庆八年四月初二日，清仁宗颁布谕旨，“《四库全书》内恭缮皇考高宗纯皇帝圣制诗文存贮诸阁，奎文炳焕，垂示万古。惟圣制诗自四集以后，文自二集以后，俱未缮写恭贮，理宜敬谨增入。此外如《八旬万寿盛典》及续办方略、纪略等书, 亦应一体缮入庋藏。尚书纪昀系纂办《四库全书》熟手，著即详悉查明，开单具奏”[28]，这被认为是嘉庆朝续办全书的先声。此后纪昀上奏，开列纂办书籍清单，并拟定各项办理章程，正式开启续办工作。据档案记载，在嘉庆八年全面清查、续办《四库全书》撤改、空函书籍前，文溯阁仍有两次抽换之举。嘉庆三年二月十六日，据武英殿修书处移称“发往盛京陈设《四库全书总目》一部；又盛京文溯阁《四库全书》留空匣内应入《八旬盛典》一部、《南巡盛典》一部；又有应换各书《异域录》一部、《性理大全》一部、《史记正义》一部，以上三种将原书撤出照数缴回外，将新发往三种书籍按名入匣；又有奉旨抽换《四库全书》《礼器图》内目录一本并卷九一本撤来抽换；又《五体清文鉴》内卷九畋猎类、卷十六痛疼类、卷二十二打牲器用类、卷三十一兽类，以上四卷亦撤来送殿抽换，仍交该员带回”[29]。由此可见，乾隆时期遗留的空函书如《八旬盛典》《南巡盛典》等已经缮毕并归架阁中，而发往陈设的《四库全书总目》则于乾隆六十年刊刻完竣，嘉庆三年入藏文溯阁亦符合常理。但是，《性理大全》早在乾隆五十七年的二次复校时已经发现，“文溯阁书籍人员事竣回京，并撤回《性理大全》书籍”[30]，至乾隆五十九年，《性理大全》缮写完毕，“另缮《史记正义》《性理大全》并提要及换写各卷页统……今俱缮毕”[31]，并遇便员来京“带交奉天府丞检点抽换”。但通过上述撤改书籍记载可以发现，《性理大全》始终未能补入文溯阁空函中，至嘉庆三年再次查阅并撤换书籍时，《性理大全》仍为空函，“又应抽换之《性理大全》原书十函俱系空函，查乾隆五十七年礼部侍郎刘，在文溯阁校书时称此书需当到京赔写，已携入京，今收发档案并无此项书籍”[32]。此后，文溯阁书又因《韵府拾遗》的修改再次抽换书籍，嘉庆五年五月二十日，“据武英殿移称，本处奉旨《韵府拾遗》内第六册二十八韵改为二十八俭韵，并将佩文诗内二十八炎韵亦著改为二十八俭韵。本殿业经改刻，其各处陈设书籍均需一体抽换，相应移会贵司转传知盛京库存《韵府拾遗》即将第六册二十八韵一本，并《佩文诗韵》一本查出持送本殿，以便抽换领回陈设”[33]。应该说，嘉庆八年全面续纂之前的两次撤换校改，只是零星的对个别书籍的补缮，但在整个文溯阁《四库全书》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每次撤改都极其重要。

其次，嘉庆八年至嘉庆十一年全面续缮空函书。嘉庆八年，纪昀开列续缮书单及拟定章程后，嘉庆皇帝以为续补书籍卷帙繁多，明确谕令以乾隆六十年为断，此后书籍概不入四库，“此次应行缮补之书，总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者为断，其余各书，一概毋庸列入”[34]。这份谕令直接规定了《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下限，也简化了续缮工作。经馆臣查验，《圣制诗五集》《八旗通志》《平定廓尔喀纪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尚未校勘装函；《圣制诗余集》《圣制文三集》《圣制文余集》尚未缮写；本应入四库的《天禄琳琅续编》《石渠宝笈续编》《秘殿珠林续编》《西清续鉴》《宁寿鉴古》《衢歌乐章》孚惠全书》等七种，“均系内廷鉴藏裒辑之书，似可毋庸补入”[35]，此后，由于《平定廓尔喀纪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函数较多，原未留空，需“移动史部数十架数百函之书方能腾挪归入”[36]，嘉庆帝以三种书籍“事在《四库全书》告成以后，且均已颁行”[37]为由，谕令毋庸补入。这样一来，此次缮补书籍仅《圣制诗五集》《八旗通志》《圣制诗余集》《圣制文三集》《圣制文余集》五种，但由于《八旗通志》《圣制诗五集》卷帙繁多，直至嘉庆十一年才由吴裕德校缮完竣，“《四库全书》空函内应补之《圣制诗文集》及《八旗通志》等书七份前经奉旨交吴裕德一手承办校缮……谨将原书一千七百八十本恭呈御览，俟发下后交懋勤殿用宝……遇便员带往各该处”[38]。嘉庆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文溯阁空函书《圣制文三集》及重缮之《排架图》俱已改办完竣[39]，送到归架。至此，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所有撤换书、补函书全部完成，阁书最终成帙。

五、结语

综观文溯阁《四库全书》撤换、补函书籍的全过程，无论是庋藏入阁的撤改，还是复校时的抽删、留空书籍的办理，馆臣为确保阁书的完整，进行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陆锡熊、张焘、吴裕德等，更是直接负责文溯阁书籍的复校、查阅和补缮。正是由于繁复的删改、补函，才极大的减少了阁书的讹误，并为后世留下极为珍贵的文化魁宝。

对文溯阁《四库全书》撤改与补函工作的揭示，能够更加清晰地辨别不同典籍改缮和重新入藏的过程，为四库学中探讨的阁书相异的情形提供新的佐证。同时，撤换阁书细节的展现，亦能够开启新思路的窥测，如现藏天津图书馆的文溯阁写本《四库全书总目》，极有可能为文溯阁撤换时留存，有待继续探究。

[39] 《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第139页。

该文原刊《文献》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