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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胤宗，陕西临潼人，亚洲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书籍史、明清思想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摘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亚洲图书馆藏有中文古籍六万余册，其主要来源是岭南藏书家姚钧石的“蒲坂书楼”，一小部分来自于山东藏书家庞镜塘。这些藏书以明清本为主，其中共有批校本106种，有名号、爵里可考之批校者38人，大部分为清末广东的学者和藏书家。本文通过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批校者及其批校本，借以展现晚晴时期广东一地的学术与文化风貌；并尝试通过批校本在藏书家与图书馆之间的转输，勾勒近百年来中文古籍的流通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样态。

关键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批校本；藏书家；广东

无论是国内当代各公共图书馆，还是欧美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其中文古籍的来源，一般都有一定的系统性，通过一定的方法追溯，往往能找这些古籍在晚清民国、清中期，甚至是清代初期的收藏者和阅读者。清代学者喜作批校，其批校本在收藏机构的分布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如果能了解了一个收藏机构所藏古籍的来源，一般就可以推导出其藏书中可能会集中藏有某一学者的批校本，这些集中起来的批校本，对于研究这一学者的思想、学术，进而对于了解有清一代的阅读史、思想文化史和学术史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相反，若是能够通过细致的目录学考察，对各个藏书机构的批校本进行编目和整理，理出不同批校本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藏书机构之间批校本之关系，则对于了解各个藏书机构的收藏源流也会很有帮助。

本文将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以下简称“UBC”）亚洲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批校本为中心，通过对其批校本收藏情况的初步调查，以了解其馆藏古籍的来源与流传情况，再借以分析从批校本中所反映出来的某一特定群体的清代学者的阅读习惯和思想文化特征。

一、UBC亚洲图书馆古籍收藏源流

UBC图书馆为北美重要的研究型图书馆，其亚洲图书馆藏有中文图书三十余万册，其中有中文古籍6万余册，其中包括2000余种善本，100余种孤本，以及大量稿校钞本、金石拓片和书画图册。这些藏书，特别是其别具特色的中文古籍收藏，对于UBC乃至于整个北美的汉学研究与教学，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UBC这6万余册中文古籍是分批分次购买或者获捐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蒲坂藏书”（PubanCollection）。蒲坂藏书购于1959年，主其事者是历史学家何炳棣。何炳棣于1948年开始执教于UBC历史系。1958年底，UBC得到了加拿大木材商人姜纳博士（Dr. Walter Koerner）的赞助，即委托何炳棣从UBC所在的温哥华（Vancouver）远赴香港与澳门从藏书家姚钧石处购得中文古籍约45000册，然后于1959年辗转运往温哥华UBC。[①]1960年，UBC就成立了亚洲图书馆，次年即成立了亚洲研究系，逐渐成为了北美亚洲研究的重镇。

这批古籍在购买之时有一个书籍简目，到达UBC之后，文献学家王伊同据简目与书籍实物，择其精要者，又撰写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宋元明及旧钞本善本书目》。[②]随后，钱存训、李直方、沈迦等人都对这套古籍进行过评介。[③]结合以上学者的统计与UBC图书馆的一些纸质及电子数据，总体来讲，蒲坂藏书有古籍3200余种，凡45000册；有宋元明递修本数种，大部分为明清本，包括一些套印本，大量的清代诗文刻本，约两百种独具特色的广东方志资料，还有很多稀见的稿校钞本。

姚氏蒲坂藏书主要来自广东藏书家徐信符之“南州书楼”。徐信符（1879—1948），又名徐绍棨，为清末广东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曾在一些学校任教，并曾在广东省立图书馆工作，撰有《广东藏书纪事诗》。[④]晚晴民初，国家动荡，藏书楼纷纷倒闭，书籍散出，徐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竭力收书，因此获得颇多广东一地的旧藏以及清末广东学者的著作。

在国家动荡之际，徐信符也难以保全。1937年8月31日，日本轰**，徐氏携部分典籍迁往香港，书籍随之开始散亡。后在澳门，为维持家计，徐氏将藏书中的精品转卖给了姚钧石，即为蒲坂藏书的主要来源。抗战胜利之后，徐氏子女将所剩藏书，捐赠给了广东省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⑤]因此，徐氏南州书楼的藏书，现在主要分藏于UBC亚洲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这一点，也可以从三馆藏书中的稿本和名家批校本的情况中看出来。

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见，UBC又从香港分别购得景颐斋陈氏藏书和宋学鹏藏书两批。景颐斋陈氏藏书有古籍约160种，4000余册，多史部和集部典籍；宋学鹏藏书有89种，500册，以佛典和方志为主。之后UBC图书馆又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原馆长Peter Swann手中购得千余种艺术方面的藏书，包括二十世纪初珂罗版影印的中国古代书画集。除此之外，90年代获赠梁玄觉医生中医古籍和手稿140余种，同时还陆陆续续接受了有一些较小规模的捐赠，使得馆藏不断丰富。

进入新千年之后，UBC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捐赠，是现称为“庞镜塘专藏”的一批书。庞镜塘（1900-1977），山东菏泽人，生于官宦世家，好藏古籍、字画，藏书9万余册，所藏多珍本秘籍。旁氏曾参加国民革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其妻与两个女儿携带部分古籍、字画等迁入台湾，后其女庞祎将其带入加拿大。庞祎于2000年去世，其子女分两次将这些珍贵的书籍字画捐赠给了UBC亚洲图书馆。UBC庞镜塘专藏共有约200种，1000余册（件），包括古籍善本、碑帖字画、名人手札等。古籍有90余种，多为清刻本，有一些是杨氏海源阁旧藏；稿钞本数种，其中明遗民诗人闵鼎的《情话堂诗稿》、叶盛后人抄写的《箓竹堂书目》等都较为罕见。另外，又有明熊廷弼、杨涟和清刘墉等人手札，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庞镜塘于1948年被解放军俘虏，被判劳动改造，其藏书后流入国家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⑥]

二、UBC所藏批校本概况

UBC图书馆所藏古籍最主要的来源还是蒲坂藏书，蒲坂藏书的主要来源是徐信符的南州书楼，因此，这批书皆或多或少与广东有关：或者是岭南藏书楼的旧藏之物，或者是岭南先贤的著作刻本，或者是岭南学者的稿本钞本以及批校本。因编纂《中国古籍批校本目录》之需要，笔者曾将UBC图书馆中的古籍粗略翻过一遍，发现其中有批校本106种（此处“批校”为广义的概念，包括批语、校勘、序跋等所有由读者写在书中的文字）。所批之书，涵盖四部：经部26种，史部25种，子部12种，集部43种。所批之本，有18种明刻本，绝大多数为清刻本，还有一些为清钞本。

批校者有名号者54人，爵里可考者38人。其籍贯与所批书籍数量见下表：

表1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批校本之批校者信息表

根据UBC的藏书编目，其批校本中有庞镜塘、毛晋、完颜麟庆、刘峙、赵念和陆名时批校跋文者，以及一些佚名批校者，皆为庞镜塘旧藏，其他则为蒲坂藏书。

除了庞镜塘藏书中六位批校者之外，其余32位可考的批校者中，一人为明人，其他皆为清代或清末民初之人，其籍贯集中于广东与江浙两地。董其昌（华亭）、俞长城（桐乡）、薛雪（吴县）、潘秋谷（吴县）、潘志万（吴县）、陆增祥（太仓）6人籍贯为明清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方殿元（番禺）、刘华东（番禺）、张维屏（番禺）、侯康（番禺）、陈澧（番禺）、李光廷（番禺）、潘飞声（番禺）、汪兆镛（番禺）、陈庭瑛（番禺）、吴荣光（南海）、曾钊（南海）、黄培芳（香山）、刘熽芬（香山）、冯誉骥（高要）、黄炳堃（新会）、陈伯陶（东莞）、马贞榆（顺德）、马贞柏（顺德）、黄节（顺德）、李肇沅（顺德）、姚文锡（顺德）、温澍梁（顺德）等22人来自于广东。

UBC图书馆所藏的批校本大部分来自于蒲坂藏书。王伊同曾称蒲坂藏书“得之南州者十七八，余则海山、泰华故物。间远走沪渎，采艺风旧藏”。[⑦]其中“南州”即徐信符“南州书楼”；“海山”，指的是广州藏书家潘仕成（1804-1873）的“海山仙馆”；“泰华”指的是广州藏书家李文田（1834-1895）的“泰华楼”；而“艺风”，则说的是晚清著名学者缪荃孙（1844-1919）的“艺风堂”，缪荃孙为江苏江阴人，收书以江南为主，上列江南学者的批校本可能都曾为缪氏旧物。

蒲坂藏书的来源除了南州书楼、海山仙馆、泰华楼之外，还有一些来自于温澍梁的“漱绿楼”、陈澧的“东塾书楼”、曾钊的“面城楼”、吴荣光的“荷屋”等等，这些清末的藏书家皆为广东人，他们不仅在藏书之上钤有印记，而且往往有批校（包括题跋）留存在书中，印章、批校都可以反映书籍的流传脉络。

三、UBC所藏广东藏书家之批校本

UBC批校本的各位批校者中，批书最多者为陈澧，批书11种；次为刘熽芬，批书4种；潘飞声批书3种；马贞榆、黄培芳批书2种；余皆1种。这几位批书超过两种的藏书家，皆为晚晴广东藏书家或学者。下文将对这几位藏书家的批校本进行简单介绍，以期钩沉图书馆、藏书家与批校本之关系，并期望通过这种分析，展示晚清岭南学术文化的风貌。

1、UBC所藏陈澧批校本

陈澧（1810-1882），字兰浦，号东塾，为清末广东著名学者、教育家与藏书家。陈澧博学中西，汉宋兼采，著述颇丰。而其平时读书时所批所校，亦有特殊的价值，可为研究陈澧学术之辅助。UBC藏有陈澧批校文籍11种，分别为：

（1）《诗经广诂》不分卷，（清）徐璈辑录，清徐氏刻本，编号：Asian Rare-1 no.109

（2）《蔡氏月令》二卷，（汉）蔡邕撰，（清）蔡云编，清道光甲申（1824）王氏刻本，编号：Asian Rare-1 no.169

（3）《谷梁大义述》不分卷，（清）柳兴恩撰，清道光壬寅刻本，编号：AsianRare-1 no.212

（4）《左传旧疏考正》八卷，（清）刘文淇撰，清道光戊戍年（1838）刘氏青溪旧屋刻本，编号：Asian Rare-1 no.209

（5）《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清嘉庆20年（1815）段氏经韵楼刊本，编号：Asian Rare-1 no.318

（6）《说文声统》十七卷，（清）陈澧编，清钞本，编号：AsianRare-1 no.3249

（7）《广韵》五卷，清乾隆间刻本，编号：Asian Rare-1no.3254

（8）《新刊康对山先生武功县志》三卷卷首一卷，（明）康海编撰 ，（清）孙景烈评注，玛星阿参订，清道光八年（1828）叶梦龙风满楼刻本，编号：Asian Rare-1 no.787

（9）陈澧手批菊坡精舍课卷刘己千卷，Asian Rare-1no.1555

（10）陈澧手批菊坡精舍课卷金佑基卷，Asian Rare-1no.1556

（11）《悔存诗钞》八卷，（清）黄景仁撰，清钞本，编号：AsianRare-1 no.2908

其中，《谷梁大义述》首叶有咸丰八年（1858）陈澧跋并钤印（图1），书中偶有陈氏批语，字迹与 UBC 图书馆其他陈澧批校相合，也与广东省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陈澧批校本一致，当为陈澧批校无疑。书前有“南州书楼”、“蒲坂书楼”等印。当时陈澧旧物，后归徐氏南州书楼，再归姚氏蒲坂书楼，现为UBC所藏。其他几种也大致如此。

陈澧的批校都非长篇大论，而是有感则发。比如《诗经广诂》，其《国风》部分多有朱笔圈点，间有朱笔眉批，或讨论正文文本来源、或校改俗字误字、讨论经学问题、评议徐注采辑。多数情况下，对书中引证颇多指斥，比如《国风》叶7b，书文作“《广韵》：勿翦勿扒。扒，拔也。《稽古编》” 陈澧朱批：“此何必注‘稽古编’？岂未见《广韵》耶？”

值得注意者，还有钞本《说文声统》，此书卷首亦有陈澧手跋，卷中有批校较多，或为陈澧自定义之本（图2）。

《广韵》中的多数朱笔批校为侯康手笔，仅有少数为陈澧所做。按，侯康（1789-1837），原名廷楷，字君谟，广东番禺（今广州）人，为清末岭南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和藏书家，撰有《谷梁礼证》、《后汉书补注续》、《三国志补注》等书，《清史稿》有传。侯康享年较短，著述多未完成。此本《广韵》中有大量侯康眉批，增字并补充音切，间有按语，可以窥见侯氏小学成就。陈澧曾向侯康问学，此本中又有陈氏批注，或可为考索陈氏学源提供材料。

（9）和（10）是两册菊坡精舍选录的课卷，作者为刘己千、金佑基，此二人声名不著，但这两折课卷皆为超等第一，且皆为陈澧手批。陈澧曾先后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和菊坡精山长，执教数十年，影响巨大；这两折课卷，题目有《汉学宋学互有得失论》、《尚书读应尔雅考》等文，陈澧对其文字与观点进行了评论。这二折课卷可为教育史以及陈澧研究上提供材料。

《中国古籍总目》共录有陈澧批校本（包括过录本）28种，其中中山大学最多，有18种；国家图书馆有6种；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各藏1种。陈澧乃清末广东著名学者，根据以上关于批校本的材料可知，陈澧逝后，其藏书主要散于广东，集中收集者一为中山大学图书馆，一为徐氏南州书楼，而南州书楼藏书辗转藏入远在大洋彼岸的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从批校本的分布，可以了解书籍流传的过程，了解图书馆收藏的来源与特点。若能将UBC陈澧批校本与中山大学和国家图书馆等地所藏的陈澧批校本相合，又可以根据批校本的信息，更为全面地了解陈澧的阅读习惯与学术特点。

2、UBC所藏刘熽芬批校本

刘熽芬（1849-1913），字小蘅（或作“筱衡”），广东香山人，清末岭南学者、书画家、藏书家，着有《贻令堂文集》、《小苏斋诗钞》、《小苏斋诗话》、《芚鹑词刊》等。广收金石图书，藏书两万余卷。[⑧]

UBC图书馆中有刘熽芬批校之书共计四种，分别是两种《武功县志》、《世说新语补》和《陶靖节集》。其中的两种《武功县志》为同版，编号为Asian Rare-1 no.787者，其中有刘熽芬过录的陈澧批校，即前文陈澧批校本的（8）。此书中又有大量刘氏过录的孙景烈评语。有刘氏钤印并跋。跋中论及《武功县志》刊刻内容与体例问题，亦提及刘氏藏有此两套《县志》，一套不录批语，一套录之之缘由。刘氏跋曰

是志原刻有图二帧，一为《武功全图》，一为县地理图，一为苏若兰《璇玑图》，似此七篇，专为表彰苏氏作者。又书眉刻有孙景烈批评，风满楼刻时删去，实属有识。至志书体例，已为洪稺存、章实斋所议，评驳甚是，俱载《洪北江集》及《文史通义》中，兹不复录。若行文古雅，实有不可没者，洵如北江所云：“存一家之著作则优，储一邑之掌故则缺也。”余获二本，一存史体，不加批评。此则作古文读，故仍录孙氏评语，使开卷得失自见云。光绪八年二月重装记。小蘅斋主人。（“小蘅”朱文长方印）

其中提到的第二本即UBC所藏编号为Asian Rare-1 no.787的同版《县志》，其中仅有刘氏跋，无批语。跋的前半部分与前跋基本一致，仅文字稍异；后半部分则提到此书板木不存，故较为珍贵之事：

是志原刻开卷绘图二纸，一为《武功全图》，一为《璇玑图》。《璇玑图》人所常见，与县图并列州志，专为表彰苏氏而作，甚非志例。又书眉原刻孙景烈批评，尤为不合。叶氏风满楼删之，最为有识。至其疏谬之处，洪北江、章实斋议之甚当，各载本集，不复赘录。惟行文古雅，可作文章之助，未可抹煞，分别观之可也。“存一家著作则优，备一邑掌故则略”，洵为是书定评。近人有三志合编，盖取此志及韩五泉《朝邑志》、陆三鱼《灵寿志》也，然以例之此刻，则草率难入目。自咸同后，叶氏中落，此板无存矣，读书家珍若拱璧，良非无故。光绪十七年重装一通并记。小蘅斋主人。

《世说新语补》二十卷（Asian Rare-1 no.1564），明万历13年（1585）张文柱刻本。书衣有“岭南刘氏筱衡宝宋书楼藏本”白文长方印，书中有刘熽芬藏书印，无批校，仅书末有刘氏跋，论及《世说新语补》纂辑之得失，以及此书刻本之精良与前后改装、衬纸的经过，或可反映清人改装书籍的情况。跋曰：

此书于刘《世说》取其七八，于何《语林》取其二三，余每惶其泾渭不分。宜每门某条至某条为某书，使读者有可稽考者，为尽善。今将《世说》对校，用红小围记之。小注有前后移换者，有增加者，然梗概略可不紊矣。光绪丁酉重装，缘刊刻甚佳，纸墨亦好，在今日诚不易得也。装毕小蘅记。（“小蘅读”朱方）

卷首有王祖枚印，谅王氏旧藏。每幅中用套纸，日久遂中裂。余雅爱其版明净，因重裱一过，后人珍之。丁酉小除夕，小蘅再记。（“茝大”朱方）

《陶靖节集》八卷（Asian Rare-1 no.1853），明万历间杨时伟刻本，书中有刘氏藏书印，有大量朱墨黄三色批校，行楷精工，刘熽芬疑其为方殿元手批。书前书后有多条刘熽芬跋。此书书名叶乃刘氏改装，改装时勾描古碑文成“陶渊明集”字（图3），书中夹有勾描的稿纸浮签两条，颇可窥见清人改装书籍、题写书名叶之情况。书名叶后半叶与浮签上有两条短跋，说明改装经过，二跋仅个别字句有异。书名叶上的跋文曰：

杨时伟刊是集，与《诸葛忠武书》并行，余谓一史一集，不宜合一。后阅《四库提要》收诸葛书入史部载记类，此集仅附存目，乃叹先得我心，决意分题书面，使两书各行。既署集首，复记缘起如此。光绪十二年，小蘅斋主人。（“茝大氏”白长）

除UBC之外，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又藏有刘熽芬批校之陈师道《后山集》，其中不仅有大量刘氏批校，还有大量刘氏过录的陈澧等人批校，显示了刘氏对于诗文校勘、批评皆有一定造诣。[⑨]此本《后山集》书后刘氏题跋的行文风格、字体、钤印等都与UBC所藏古籍中刘氏的题跋类似，可知刘氏自有其较为确定的批校和题跋风格。刘熽芬藏书甚富，后来散佚，一部分归于徐信符南州书楼，另一部分可能归入各个图书馆，然《中国古籍总目》中未著录刘氏批校本，可能是因为古籍信息的采集还不完备。但若将刘氏之批校与题跋进行汇集与整理，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晚晴岭南图书的聚散与古籍的改装诸情形。

3、UBC所藏潘飞声批校本

潘飞声（1858-1934），字兰史，号剑士，广东番禺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书画家和藏书家。潘飞声以诗词名家，游历甚广，交游广阔。潘氏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执教，教授中国文学，后归国，先后定居于广州、香港、上海等地，入南社、希社、鸥隐社及题襟金石书画会等，与俞剑华、柳亚子、黄遵宪、丘逢甲、黄宾虹、吴昌硕等交游，任《华字日报》、《时报》主笔，为诗作文，关心国家兴亡，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⑩]吟咏之余，潘氏亦醉心收集金石书画和古籍，根据《中国古籍总目》与各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国国家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等地藏书中亦有数种古籍其中有潘氏批校题跋。UBC图书馆有三种书含有潘氏题跋，三者分别为《古印藏真》、《杜诗偶评》与《茗柯词》。

《古印藏眞》不分卷（编号：AsianRare-1 no.1387）为晚清时期广东番禺著名花鸟画家居巢（1811-1889？）钤其藏印的印谱，书框13.2 x 9厘米，朱色边栏，小黑口，无鱼尾，每叶钤印二至四方，为居氏所集之汉印，卷首居巢《古印藏真叙》言其得印及辑书之事甚详，《叙》中钤有居巢“居巢”（白方）、“梅生”（朱方）、“添茅小屋书画印”（朱方）等印。

此印谱版心下镌“添茅小屋”，却是番禺杨永衍之斋号。杨永衍（1818-1903），字椒坪，号“添茅老人”，所居有添茅小屋、鹤洲草堂等。杨永衍为广东番禺人，工诗词，善书画，喜交游，其添茅小屋与鹤洲草堂为清末广东文人、书画家雅集的中心之一。陈澧、潘飞声、黄培芳、张维屏、居巢等皆曾雅聚其间。[11]本书居巢《叙》末，有潘飞声短跋，曰：“癸未十月八夜集杨氏添茅小屋，昆西大兄持赠此焉。潘飞声藏并记。”又有潘飞声“潘兰史家珍藏”（朱长）、“梧棠庭院词客平生快睹之章”（朱方）等印（图4a）。书前潘飞声题曰：“居氏今夕盦古印藏真。光緖癸巳[1893]正月潘飞声题。”（图4b）此印谱，印为居巢所藏，稿纸为杨永衍所制，书为潘飞声所有，可作清末广州文人文化的一个缩影。

UBC所藏沈德潜《杜诗偶评》（编号：Asian rare-1 no.1951）中有大量朱笔批校，又有潘氏手跋。张惠言《茗柯词》（附恽敬《蒹塘词》；编号：Asian rare-1 no.3012）为潘氏手抄，且有潘氏题跋。二者对于研究潘飞声之诗学皆可提供一定的帮助。

4、UBC所藏其他广东藏书家的批校本

UBC图书馆所藏批校本的批校者中，黄培芳、马贞榆皆有两种批校本，二者亦皆为广东人。黄培芳跋有清钞本《松崖诗钞》（编号：Asian Rare-1 no.2928），批校清钞本《听春楼诗钞》（编号：Asian Rare-1 no.2929）；马贞榆批校有清雍正间刻本《音韵阐微》十八卷（编号：AsianRare-1 no.444）、明万历初年广州张守约刻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编号：Asian Rare-1no.522）。

黄培芳（1778-1859），字子实，广东香山人，善诗文，工书画，藏书甚富，藏书楼号为“岭海楼”。著述甚丰，有《春秋左传翼》、《易宗》、《重修肇庆府志》、《重修新会县志》、《岭海楼诗文钞》、《浮山小志》、《云泉随记》、《香石诗话》等等。[12]刘鹤鸣的《松崖诗钞》与刘嘉谟的《听春楼诗钞》皆极为罕见，UBC所收仅为钞本和稿本，可能并未刊刻，流传甚少。刘鸣鹤、刘嘉谟皆难考其生平。《听春楼诗钞》书前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黄培芳《题辞》，言及著书及校订之事，末有黄培芳“培芳”（白方），“香石”（朱方）等印（图5）。《题辞》中，黄培芳言：“余前曾订君家松崖先生诗付梓。松崖，吾粤一大宗也。”知刘鸣鹤或为刘嘉谟同宗前辈。《听春楼诗钞》卷一《己亥生朝作》有“马齿今年六十三”之句，可推知刘嘉谟或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则刘鸣鹤或亦为乾隆间人。《听春楼诗钞》中有大量批改；《松崖诗钞》除有黄培芳跋之外，又有粤人张维屏等题辞。这些材料对于保存粤地文献，具有重要价值。

UBC图书馆所藏《音韵阐微》中有大量批校，书中有马贞榆、马贞柏印，或为马氏兄弟所为；又《史记》中存大量马贞榆批校，论史法、史事等，尤好考辨地理，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马贞柏生平不详。马贞榆，字觉渠，号季立，广东顺德人，曾为陈澧入室弟子。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创办广雅学堂，聘马氏为理学分校；张之洞移督湖广之后，又任其为两湖文高等学堂教习，讲授《尚书》、《春秋左传》、《周易》等。UBC又有马氏《今古文尚书授受源流》三卷（编号：Asian Rare-1 no.254），内封叶有端方题签云“马季立先生着，今古文尚书授受源流”，卷端首行题“两湖文高等学校经学课程”，或者题“两湖文高等学堂经学课程”，次行为小题“尚书”、“书”、或“尚书要旨”。全书分上下卷及卷末，卷末为“尚书要旨”。此书撮论《尚书》之要旨，并对《尚书》流传授受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考辨，一般先引诸家之说，再下以己意，时引“东塾师”“广雅师《书目答问》”云云，可见马氏确以陈澧、张之洞为师。马贞榆后任教于京师大学校及清华学堂，传播传统学问，倡导读经以保有国故等等等，[13]是在晚晴民国社会巨变中仍然坚守传统学问的旧式学者的一个典型。马贞榆是由粤地走出的学者，经张之洞提携，先后任教于广雅书院与两湖文高等学堂，后又任教于清华学堂。对马贞榆学行的考察，可以为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广东等地的文教事业、中国书院到学堂再到大学的演变，以及其间新学旧学的变化与斗争，提供一定的帮助。

除以上诸本之外，还有曾钊手批清乾隆壬寅汪启淑刻本《说文解字系传》（编号：Asian Rare-1 no.329）、汪兆镛跋蔡元培题签明嘉靖湛若水刻本《张曲江集》（编号：Asian Rare-1 no.1873）、吴荣光跋明万历五年刻本《晏子春秋》（编号：AsianRare-1 no.1269）、陈伯陶批校清康熙陈璋刻本《拟古乐府》（编号：Asian Rare-1no.1686）、温澍梁批校清钞本《南迁录》（Asian Rare-1 no.650）等等，亦皆有可观者。曾钊、汪兆镛、吴荣光等人皆为晚清广东著名藏书家，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等书中有其传记，此不赘述。

较值一提的是，UBC图书馆还藏有一部朱墨批校本《新学伪经考》（编号：Asian Rare-1 no.1280），为光緖17年（1891）康氏万木草堂刻本。批校数量巨大，署名“番禺陈廷瑛”，生平不详，其批校全在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内容与康氏变法思想。陈庭瑛在书衣之上题曰“驳斥康祖诒逆书”并有“陈庭瑛印”白文方印，或许陈氏想要纂辑书中批校成为专书。陈氏在《新学伪经考》目录叶书眉批曰：“愚与康某素未识面，绝无嫌怨。此编中旁加‘——’抹，且附驳语于上方，实因其说悖谬，不禁发指。顺笔朱批，朱墨并下，非故意与争也。杨氏无君，墨氏无父，康某兼杨墨之弊，而且目无儒先，是又无师。以此波荡后生，愚滋惧矣。距诐放淫，是所望于诸君子。壬辰春番禺陈庭瑛。”文中批校或引经据典，以传统说法驳斥康有为之论述，可见陈氏有一定的学识；批校中亦有直接以旧道德指斥康氏者，称其为“康谬人”，说康氏“无父”、“无君”、“可笑”、“悖谬”，甚至说康氏“痴呆”、“狂妄人也”、“有可斩之罪”等等，则等于谩骂（图6）。此书中批校颇可见康氏学说在一般旧学曲士中之影响，具有一定的思想史价值。

四、UBC庞镜塘旧藏中的批校本

入藏于UBC图书馆的庞镜塘旧藏，虽相对数量不多，但是质量较高。根据UBC的藏书目录，其批校本中，有庞镜塘批校者五种，分别为《才调集》、《王荆公文集》、《饴山诗集》和两种《杜工部集》，但是能够确定为庞镜塘手批者，其实仅有《王荆公文集》一种，其他皆为佚名批校。

庞镜塘所批《王荆公文集》（五十卷补遗一卷，编号：Asian Rare-4 no.55）为清乾隆六年（1741）张宗松清绮斋刻，四十一年（1776) 张燕昌增刻，李壁笺注本。有庞镜塘藏书印“赢缩砚斋藏书”（朱方）、“赢缩研斋”（朱方）、“庞镜塘所读书”（朱方）、“镜塘读过”（白方）、“镜塘长物”（白方）等。首七卷有民国三十六至三十七年（1947-1948) 庞镜塘批校并题识（图7），可知此本朱批校为庞氏手笔。庞氏题识曰：“丙戌春末，据明嘉靖应云鹜刊本校读后记。镜塘。”书中批校亦皆为校语，符合庞氏所言。

UBC庞镜塘藏书中的两种杜工部集，其一《杜工部分类诗》十一卷赋集一卷，为明人李齐芳、李茂年、李茂材分类（编号Asian Rare-4 no.47），明万历二年（1574）李齐芳刻《李杜诗合刻》本。书中有大量朱墨蓝三色批校，评点杜诗。蓝笔多言章法；朱笔多评风格，偶尔言杜诗有汉魏风；墨笔亦评杜诗，或称杜诗离汉魏风格较远，驳斥朱笔。清人批语分色抄写者，多为过录各家言论。此处所录不知何书，但应该并非一人之论。三色批校字迹笔法一致，但与庞镜塘笔迹不合，应非庞氏手笔。其二《杜工部集》二十卷，附录一卷，诸家诗话一卷，唱酬题咏附录一卷，少陵先生年谱一卷（编号：Asian Rare-4 no.48），为钱谦益笺注本，清康熙六年（1667）季振宜静思堂刻本。有庞镜塘藏书印。书中有朱墨蓝三色批校，笔迹精美工致，亦非庞氏手笔。此书中之批语多数乃是抄录王士禛之言；偶曰“西樵”云云，乃是王士禛引其兄王士禄（号西樵山人）之语。

《才调集》十卷（编号：Asian Rare-4no.35），为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汪文珍垂云堂刻冯舒、冯班评阅本。书中有庞镜塘印藏书印。其朱笔批校亦非庞镜塘手笔。另外，还有清初山东著名诗人赵执信的《饴山诗集》十卷、《声调谱》三卷、《论例》一卷、《谈龙录》一卷（编号：Asian Rare-4 no.59），为清乾隆十七年至三十九年（1752-1774）赵氏刻本。书中有“杨氏海原阁藏”白文方印，曾为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旧物。此书中有大量墨笔批校，字迹与前几本皆异，为佚名所书。

除了《饴山诗集》之外，UBC庞镜塘藏书中还有两种与赵执信有关的古籍，颇值得注意，这两种书为赵执信批校本《唐诗鼓吹》的过录本。

《唐诗鼓吹》第一种（编号：AsianRare-4 no.37）为清顺治末年三乐斋刻本，有庞镜塘藏书印；又有名为刘峙者之印鉴数枚，作“固安”（白方）、“刘峙”（朱文连珠小方印），“固安刘峙珍藏印记”（朱文长方印）。刘氏生卒不可考，但据其印鉴，知其籍贯为河北固安。本书中有大量墨笔批评、圈点，书后有短跋，曰：“中岁校雠，犹多率误，少年所阅，不胜悔耳。然积岁乃不及少时之锐敏矣，为之怃然。无想道人记。”赵执信晚年曾自号“无想道人”，因此此跋或者为赵执信手跋，或者为人所假造，难以断定。此跋又为人以墨笔抹去，可能是藏者疑其伪造，将其抹去。而书眉刘峙跋曰：“后记竟为三家村鄙人涂抹，并加谰语，重装割去之。”（图8a）书后刘氏附有赵执信手迹照片以证明书中批语为赵执信手书。（图8b）书中批语的确与赵执信字迹相符，但书中并无任何赵氏藏印，因此难以遽然确定是否赵氏手批。赵执信曾评点元遗山《唐诗鼓吹》，为时人所重，有各种过录本，书商逐利而伪造批语也很有可能。[14]

第二种《唐诗鼓吹》（编号：AsianRare-4 no.38）为清乾隆年间钞本，卷端题“饴山老人评点，季子赵念谨録”。按，赵念为赵执信第四子，号凝笃居士、近墨学人。本书为赵念抄录《唐诗鼓吹》以及其父赵执信评点而成。书中未录《唐诗鼓吹》全文，而是抄录了赵执信所评点之诗、注，以及赵执信的评语。书前有赵执信序，序后有短跋，与前一种书后短跋“中岁校雠”云云一致。其后又有赵念题识，曰：“共计诗五百九十六首，评点悉遵大人手阅，原本注解未著者不录。前有赵孟俯、廖文炳二序，及陆贻典题词，凡例未经着评，亦不录。用先大兄端溪长石子遗砚。饴山季子念并记。”此题识前有“在轩”朱文长方印，后有“饴山季子”白文方印、“赵十二念”朱文方印、“砚庄”白文方印。书中各卷均有赵念题识并钤印（“赵”白方、“臣念之印”白方，“寿余”朱方、“手钞”朱方等），记録抄録日期及过程，可知其抄录起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月一日，月余始毕。根据印鉴及题跋，应该可以确定此书为赵念收录其父赵执信的《唐诗鼓吹》评点。若赵执信手批确实不存，则此书应为最接近赵执信原批的文本，对于研究赵氏诗学以及清代批校本的流传都有重要的价值。

庞镜塘藏书中，另有完颜麟庆所批之殿本《诗经》，值得注意。书中有大量批校，皆为小楷，精工秀美（图9）。本书书衣题签云：“长白见亭先生批注，菊伍书眉。”可知批语为完颜麟庆所做，为周菊伍所书。卷末有墨笔题识：“道光丙申春莫[暮]，见亭批注于行所无事之轩”，其下钤有“长白麟庆”朱文方印。则知此书确经完颜氏经眼，让周菊伍书眉应该也是完颜氏所授意。书衣题签后有“菊伍”朱方小印，书中又有“毗陵周菊伍收藏书画印”（朱文长方），“周郎”（朱方）、“菊伍”（朱方），“菊坞读过”（白方）等印，为清中期书法家周菊伍之印鉴。

庞镜塘为山东菏泽人，其UBC所藏批校本中，批校者除了庞氏之外，还有山东益都的赵念、河北固安的刘峙、满人完颜麟庆，庶几可以在某些方面反映清代华北地区的学术与文化。前面已经谈到，庞氏藏书，还有一部分转入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和内蒙古图书馆，若能从这些图书馆的藏书中找出庞氏旧藏，分析其中批校者的姓名爵里，对于我们认识清代北方的藏书、学术与文化将会大有裨益。

五、结语

清末民国时期，岭南藏书风气颇盛，反映了当时学术与文化的活跃与发达。这些藏书辗转流传，现分藏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其流传与递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通过梳理其中批校本的流传与特点，庶几可以还原岭南藏书的大致风貌，从而帮助勾稽岭南耆旧的学术生涯以及清末民国时期岭南的学术文化特征。

UBC所藏古籍的主要来源是清末民初广东藏书，一小部分来自于山东藏书家庞镜塘的旧藏，其106种批校本中大部分也是广东学者与藏书家所作。上文通过分析主要批校者及其批校本，重点展示了清末民初时期广东的藏书特色、学术风貌以及文人交游等情况。

本文所述者，其实是以批校者为中心，对于批校本进行的初步梳理。批校本本身反映的是藏书家与学者的阅读品味与学术风貌，批校本从藏书家到藏书家、从图书馆到图书馆之间的流动，并非简单的实物或者文本的传输，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拓展与深化，反映的还是以人为中心的学术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前文已经提到，以明清本汉籍为主体的蒲坂藏书在1959年到达UBC，次年UBC建立亚洲图书馆，随即成立亚洲研究学系，一直到今日，UBC亚洲研究学系与历史系的中国学研究一直以明清史研究享誉全球，[15]特别是亚洲学系已经荣休的施吉瑞（Jerry Schmidt）教授，以研究清末广东籍诗人黄遵宪而著称，这恐怕都非巧合——UBC丰富的明清古籍收藏，数量巨大的清人稿本、广东藏书家的藏书与广东文人学者的著作，都为其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现存的很多明清刻本之上，都有大量明清人的批校、题跋、藏书印，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以专书的批校、专人的批校、专题的批校为中心，或者以个别重要的单书为中心，对其进行整理，更需要对一些重要批校本的流传进行追溯，使我们对于一时一地的藏书、学术与文化交流皆有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①]购书事宜相关记载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②]蒲坂藏书简目尚无公开出版本，UBC亚洲图书馆有钞本；王目亦有UBC亚洲图书馆钞本，又见王伊同：《王伊同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4-391页。

[③]钱存训：《欧美各国所藏中文古籍简介》，《中国图书馆学报》1987年第4期，第66页；沈迦：《蒲坂藏书的前世今生》，见氏着《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240-271页。王伊同又有专门的论文, “The Pupan Chinese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acific affairs (Spring, 1961):101-111. 关于UBC中文古籍特藏的最新介绍，见武亚民、刘静：《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中文古籍与特藏》，收于沈志佳、刘静主编《花叶婆娑：华盛顿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古籍珍本新录》，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35-343页。

[④]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香港：商务印书馆，1963年。

[⑤]关于徐信符与南州书楼藏书的相关情况，参见高炳礼：《“南州书楼”聚散史述略》，《图书馆论坛》2003年第6期，第249-252页。

[⑥]关于庞镜塘藏书及其转入UBC始末，参见武亚民、刘静：《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中文古籍与特藏》，第337-338页；刘静、谷敏：《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庞镜塘藏书述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第131-136页。

[⑦]王伊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宋元明及旧钞善本书目》，《王伊同学术论文集》，第354页。

[⑧]刘熽芬生平，参见吴则虞撰：《续藏书纪事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316页；汪兆镛纂：《岭南画征略》卷十，收于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80册第292页；逯铭昕：《刘熽芬批校本<后山集>考略》，《文献》2014年第3期，第119页。

[⑨]见逯铭昕：《刘熽芬批校本<后山集>考略》，第119-125页。

[⑩]关于潘飞声生平，见吴仲辑：《续诗人征略》卷一，见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第24册第25页；汪兆镛纂：《岭南画征略续录》，见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第80册第369页；吴晓樵：《关于南社诗人潘飞声掌教柏林——兼谈一段中德文学因缘》，《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88-98页；谢永芳：《潘飞声对本土词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其价值》，《图书馆论坛》，2008年，第28卷第4期，第171-174页。

[11]关于杨永衍及居巢、潘飞声交游等情况，参见朱万章：《佳日春秋共放船——居廉致杨永衍信札》，《艺术品》，2016年第12期，第64-67页。

[12]黄培芳生平，见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收入伦明等着：《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254-255页。

[13]关于马贞榆生平及从教，见《马季立先生略历》，《清华周刊》，1914年12月15日，第25期；胡彤恩：《书马季立先生童子读经系中国存亡说后》，《昌明孔教经世报》，1923年，第2卷第4期，第5-8页。

[14]研究者认为赵执信手批本《唐诗鼓吹》已经亡佚，而中国国家图书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地亦藏有赵执信《唐诗鼓吹》批校本的过录本。相关研究参见曹道衡《古典文学要籍简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3页；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5页。

[15]比如，UBC历史系著名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以研究明清经济史、思想史而著称，单国钺（Leo Shin）主攻明代文化史，那葭（Carla Nappi）主攻明清科技史与医疗史；亚洲学系学者阮思德（Bruce Rusk）主攻明清思想史，史恺惕（Catherine Swatek）主攻明清戏剧与文学，施吉瑞（Jerry Schmidt）以研究清诗特别是黄遵宪而著称，许楠麟（Nam-lin Hur）主攻明清与近代时期中日韩关系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