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才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校勘能否称之为学？许多学者以为校勘就是古书版本间的对校，不需要专门教授，学生只要能实际去整理古籍，便能掌握校勘的方法，没必要将其作为一种单独的学科。

近些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致力于建设中国古典学平台，而中国古典学的核心便是中国古典文献学，西方的古典语文学与之相对应。在西方语境中，古典语文学是一门运用诠释学，基于源语言以理解文本的学问，其基础地位等同于数学与哲学；它致力于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通过文本对勘和比较研究，还原文本的语言和历史语境，达到理解和重构文本本来意义的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西方语文学在方法论层面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我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不应局限于文献表像的著录、描述和发掘整理，而应经由语言文字路径，深入文本，探究其生成变异、阐释理解的过程，达至揭示文本意义的目的。也即张之洞所说的“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而最大限度地解读文本，其重要方法就是校勘。

近些年，以沈卫荣为主的学者提出要回归语文学，实际上我们应该回归文献学。文献学应该跳出现代学科体系的羁绊，回归到方法意义的本位。文献学应该通过文本的校勘、史实的考据来还原历史的语境和文本面貌，来揭示文本的意义。它落实到文本上，实则是对过于重视理论的一种反驳。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是我们建构中国古典学重要的学术资源。乾嘉考据学者不仅具有由小学入义理的学术理念，而且在文字训释、古音辨析、名物考据、天文历算等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文本学层面，离析文本层次，以贾还贾，以孔还孔，对经、注、疏文本的分合尤其是在经典校勘的方面可以说贡献卓著；此外，在文本辑佚、辨伪等方面亦具有非常突出的业绩。所以说在重视语言文字、重视文本校勘、复兴古典方面，乾嘉考据学者与西方古典学者的方法是异曲同工的，这为我们建构中国古典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传统校勘学通常是指对某部书籍，用不同的版本和相关的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异同，辨别正误。校勘学往往要追溯至西汉刘向奉成帝之命校勘秘府之书，但实际上刘向校书是以文字内容的校勘为基础，以编次定本为目的。因而其含义更为丰富，包括编次篇目，是正文字，分别部类，梳理源流。由此观之，中国古典文献学也应该结合古书体例的探讨、版本源流的梳理、文本层次的分析，来观照文本校勘，也致力于一个定本的确立，这便是校勘学的广义性所在。

校勘学首先应该梳理异文，而异文的产生跟文本的流传过程密切相关。关注异文，必须关注到文本的流传过程。古书的文本差异往往可以分为：讹（形讹、音讹）、脱、衍（羡文、衍字）、倒（乙文、错简），以上均可称之为异文。文本经历了口传时代、抄传时代、印本时代，不同时代异文产生及表现形式往往有所区别。口传时代，因为辗转的传讹，郢书燕说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将其记录下来难免存在差异，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写本时代。写本抄传的时代，既有简册散乱导致的文本错简现象，又有字体演变造成的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的差异。在抄写过程中，囿于抄手的水平，又会产生俗字、减字、错别字等情况。抄本不但数量繁众，传承难明，而且随意性强，极易产生异本异文。抄写者有抄写的脱漏，有无意的增添，也有臆断的擅改，还有无知的妄改，过度的文字加工甚至改变了原创作品的面貌。故而写本文献的校勘有其独特性，如口讹、形讹、笔讹、主观臆改等等，在将其与印本文献一同校勘时要更加慎重。同时写本文献的文本具有流动性，它正处于进行时的抄录改易阶段，经过存优汰劣，逐渐趋同，最终成为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文本状态，因而校勘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特性。因为异文的存在，故而历代往往注意正定经典文字。由于竹简易于散乱、容易损毁，而金石可以保持永久，所以经典定本首选的载体就是刻石，因此出现了熹平石经、开成石经等一系列石经。《后汉书·蔡邕传》《封氏闻见记》记录了熹平石经、开成石经的立石过程，两类石经处于字体演变的关键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正定文字的象征性意义。与之相行的，官方还颁行诸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书，用于正定字形，确定官方正本。后世认为开成石经为刊本之祖，它是唐代官方颁布的标准字形，至今仍可作我们制订正体字的借鉴；它所取式的王弼、郑玄等注本，为五代北宋所继承，等于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汉魏经师注本；没有九经十二部的开成石经，经典发展或许是另一种样貌。但在官方正定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从孔安国的隶古定到唐代五经定本，再到唐玄宗开元、天宝间改易古文为今体，都会对文本的面貌发生一些影响，并通过定本形式流传，而许多错误便由此延续下来，影响后世。

宋代开始进入印本时代，学者、编者、校者继承的是丰富而混乱的写本遗产，不得不面对众多抄本异文，并从中选出正确文本。较之于以往的正定字形，北宋时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文本的差异产生了强烈的关怀，由此产生了对于善本的追求，校勘精良的善本也成为世人追逐的对象。另外，此时期校勘之学上升到官学地位，以馆阁人员为主体，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之上对历代正史、诸子要籍、医药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校勘，并刊印颁行，成为影响广泛的版本。然而我们在肯定宋人校勘工作的同时，仍需对其加以反思。古籍编校工作当置于朝廷搜求佚书，拾遗补缺，丰富国家收藏的文献背景之下，予以考察，方可给予恰当的评价和文献地位。馆阁校勘的首要工作是搜求散佚文献，尽力恢复古籍旧有结构面貌。其次，对于唐前古籍编校具有追求恢复原貌的完本倾向，但同时亦兼顾订正文字、形成定本刊刻的现实需求。最后，宋代馆阁校勘虽有规章制度的约束，甚至每日量化的校雠要求，但是多限于同本的寻行数墨，检核讹错，缺乏学术层面的异本梳理、异文考证。因此，宋代古籍校勘，除馆阁与国子监通力合作的正经正史等通行经典，其余水准似不宜评价过高。

宋代除了馆阁校勘之外，实际上对于异文的取舍存在比较大的裁量度，一些宋人的校勘编辑在后世看来主观性较大。比如说柳开校定韩愈的文集时，其改动多达五千多字；方崧卿校勘《韩集举正》时“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它本虽善，亦弃不录”，而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今世学者反思宋人这种大胆的校勘时，认为其存在一种求真的误区，如田晓菲所撰《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批评者认为田氏扩大了写本的差异性，但我认为她所指出的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也是值得重视与思考的。当然并不是说异文取舍能够完全改变对陶渊明的评价，但是在某首诗、某篇文章的理解上，因为异文选择的不同，可能阐释的取向就会不同。

印本经历了宋人对于异文的选择、改造，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应考虑到写本的可贵。若基于文献源流的考察，写本时代的古书包含着丰富的文本及附加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写本转换为印本的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同时，一旦写本成为定本，那么这些写本就逐渐亡佚，而在写本转换为印本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便无从查证。宋代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叶梦得感慨到“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实际上现在研究出土文献的学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朱德熙先生在《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中指出“比起宋以后的刻本来，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跟竹简本或帛书本要接近得多。这说明印刷术的兴起一方面减少了古书失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增加了比较剧烈地改变古书面貌的可能性。刊刻的古书由于所据底本不善，或是刊刻者出于牟利的目的草率从事，往往错误很多，而刻本的出现又可能导致各种抄本的失传，以致好的本子反而被坏的本子淘汰。”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利用到的敦煌文献、简帛文献，包括流传到海外的古写本，为文献校勘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前面提醒过的，写本时代的文献和印本时代的文献，各自有不同的源流，不可完全置于同一层次进行校勘。

当然，印本本身亦有其重要意义。书籍进入印本时代之后，极大地促进了文本的稳定，也可以说进入一个定本时代，用李零老师话说就是进入一个固态。一旦进入印本时代，即使辗转翻刻，异文数量也大大减少，且异文往往是有规律可循的。宋代早期的官方刻书不以盈利为目的，注重底本的选择、文本的校勘和刊印的质量，所以宋本至今为人所称道。我们现在谈宋代普及雕版印刷，往往是比较多的注重其在传播、扩展书籍流通范围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宋代雕版刊印在刊定、规范典籍的文字方面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对于文献的定本化、规范化，甚至上不亚于它的传播意义。同时，宋人刊刻时见到大量古旧钞本，流传至今日的印本，特别是官方刊刻或地方政府刊刻之本和私家的一些精刻本，大多是汇聚众本、择善而从的结果。

官府的刻书和一些私家的精刻本，不以盈利为目的，注重底本的选择，质量比较高，但是随着印刷的商业化，书坊刻书、印书追求高效速成，多不讲究底本选择、文字校定，甚至增删字句、割裂内容，导致古书失去其原本面貌。在此背景下，追求善本成为时尚，善本对校成了校勘学的灵魂。胡适先生指出：“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误’，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写本时代的校勘，文本校勘多是文字的纠误和字形的订正，其依据在文本内部或它书徵引，这是由抄传文献复杂性决定的。进入印本时代之后，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间可以进行版本源流的梳理，逐步建立起今日基于版本谱系的校勘学。

基于版本的校勘方法，陈垣先生曾总结为“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其中对校法，实际上就是基于版本谱系的校勘，类似于西方校勘学的谱系法。与之不同的是，西方校勘学的谱系是建构写本的谱系，并对之校勘。理校法即在没有版本依据或者是数本互异、无所适从的情况之下，据理分析，判断是非，类似于西方校勘学的折衷法。当然在实际校勘中，往往是各法并用、综合考察。总的校勘路线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至于校勘的理念，清人分为“求古”“求是”两途：求古的理想就是存真复原，尽量的接近文本的初始形态，所以说只校异同、不校是非，即顾广圻所云“不校校之”。求是，即段玉裁所云“凡校书者，欲定其一是”，确立定本。

我们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实则包含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校勘原则，如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序》所云“校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阙疑”。阮元校勘时，亦保持谨慎的态度，如《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云：“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版，凡有明知宋版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得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倪其心先生《校勘学大纲》也特别强调校勘工作要存真复原，他强调“校勘范围的考证，主要是调查核实原稿的文字形式，原则上不涉原稿的内容是非和文字正误。校勘者不必对被校勘古籍原稿内容是非表态，也不需要对被校勘原稿本身的错别字负责。也就是说，应当把校勘的判断文字正误，与原稿内容是非、文字正误区别开来。”

校勘学归根结底，还是要明确校勘的目的何在？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提出“底本之是非”“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由此，“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段玉裁所云，实则就是离析文本层次，而离析文本层次恰恰就是文本学非常重要的工作。文献的文本尤其是先秦两汉早期的经典文本很多都是叠加形成，有着不同的文献来源，只有先离析各文本层次，才能判定其是非。校勘的目的又与古籍整理密不可分，由于校勘目的不同，所以古籍整理又会采取不同的形式。钱玄先生《校勘学》将古籍整理的校勘成果概括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定本式，根据校勘的结果，把底本的误字、衍文、脱文、倒置以及篇章等错误，改正过来，成为一本定本，在注中作校记；底本式，不改动底本，在注中作校记，或书后附校勘记；札记式，不录原书全文，只录校记。

根据以上梳理，再回到开始时讨论的话题——校勘何以为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结构是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诸学，而校勘学在其中居于中坚地位，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核心的学问。校勘学又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密不可分，校订字体演变导致的字形讹误，同音方言、通假导致的因音讹误，字义训释导致的本文改变，关涉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基于版本谱系的文本校勘，则与目录、版本之学密不可分；辑佚、辨伪之学，亦离不开文本校勘的支持。我们今日进行古典文献学理论的再构，应当摒弃对校勘学獭祭异本、寻行数墨的刻板认识，将其视为文本史源考察、文本层次分析、版本源流梳理的学术基础，共同构筑古典文献学的基石。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3第6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