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彥飛，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

摘要：陳開林文章考察四庫本《牧庵集》所收《唐詩鼓吹註序》爲割裂拼湊之文，並未進行文獻經眼驗證，僅根據《皕宋樓藏書志》孤證判斷，存在一定主觀性。經過對比現存三部元刻本《註唐詩鼓吹》，可以讞定四庫本《牧庵集》文字無誤，並可知陸志著錄錯誤因所藏元刻本一葉錯裝所致。由此談及集部文獻輯錄考辨中需要注意的四個方面，展示文獻考訂工作的複雜性。

關鍵詞：四庫；唐詩鼓吹註序；集部；序跋

筆者近日偶見《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4期刊陳開林《四庫本〈牧庵集〉所收〈唐詩鼓吹註序〉辨誤》一文，通讀下來，頗有疑惑，遂檢點相關文獻，以爲結論尚有未妥之處，故成此小文，並結合自己長久以來所做工作，兼論及集部序跋輯錄考辨相關問題。

一、陳文觀點及邏輯問題

陳文主要觀點爲“（四庫本《牧庵集》）卷三所收《唐詩鼓吹註序》，乃拼接武乙昌序文前半部分、姚燧序文後半部而成”，並據此指出其他收錄者沿襲此訛誤而不察。通觀全文，其依據文獻材料爲清代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五所著錄“元刊本《註唐詩鼓吹》十卷”所抄錄元人序跋，其中有姚燧序，以之對比四庫本《牧庵集》所收《唐詩鼓吹註序》，發現二者文字有較大出入，四庫本內容分别見於陸志“姚燧序”和“武乙昌序”，遂判定陸志真而四庫本文字爲拼湊訛誤之文。

該作者發現陸志過錄之姚序與四庫本《牧庵集》所收文字有差異，自然是一個值得挖掘的點，但考究全文考察推理過程，則存在著一定的主觀偏頗，甚至故意對其他材料視而不見，也並未進行核心材料的經眼驗證，以致於距真相越來越遠，最終南轅北轍。茲總結行文邏輯問題如下：

（一）陸志著錄序跋與四庫本文字來源並不一致，不能做直接對比否定

首先我們要瞭解姚燧（1238-1313）文集的結集流傳情況，據目前所見元代吴善所作《牧庵集序》知，其文集原本五十卷，爲其門人劉時中所編輯，吴善、葉景修加以校讎，以文體類分，於元至順三年（1332）由江浙儒學以郡縣贍學餘錢刊刻。此本在明代早期尚有流傳，《文淵閣書目》卷九即有著錄，其後流傳漸稀。明天順間，蘇州人劉昌輯刊《中州名賢文表》時即已未見全帙，僅作跋語云：“姚文公《牧庵集》五十卷，其刻本松之士人家有之。”而清初王士禛記錄時，稱“曾覩其本而卷數未合”，知五十卷全帙湮没闕如當在明代。檢目前所存《永樂大典》散册，所見姚燧作品出處標註有“《牧庵詩》”“《姚牧庵詩集》”“《姚牧庵集》”“《姚燧集》”等，則知姚燧文集明代爲單獨流傳，明初所修《永樂大典》即據别集收錄。清代編輯《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四庫全書》時，已不見文集全本，而從《永樂大典》中輯錄釐定爲三十六卷。

由以上梳理，我們可知，四庫本《牧庵集》來源爲《永樂大典》收錄的别集系統，而非又從傳世典籍中重加蒐輯，這一點也可從陸志與四庫本所收《註唐詩鼓吹註序》文字差異中窺見，二者至少有五處異文，顯然出處不同。而陳文稱“四庫本《唐音鼓吹註序》實際上是拼接武乙昌序文前半部、姚燧序文後半部而成”，若此結論正確，則只存在兩種可能：

1.元代劉時中等人編輯《牧庵集》時即拼湊二文而致誤。這一點明顯不符合元人重視姚文、門人精加校讎編輯的歷史事實。

2.明初纂修《永樂大典》時，纂修人員將這篇文章單獨從《註唐詩鼓吹》一書中輯錄而致誤。這一點不符合《永樂大典》只抄不輯的編纂體例，且無法解釋異文問題。

綜上，二者可能性皆不存在。即陸志與四庫本來源不一致，而以陸志否定四庫本，需要扎實的文獻材料證明，而考察陳文所據材料，則又存在第二個邏輯問題。

（二）不應以陸志孤證否定其他相左文獻

陳文觀點最主要依據爲《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五著錄元刊本所過錄序跋文字，而陸志中題爲“姚燧序”的整篇文字在中間實質上存在著語義不通的問題，即在拼湊銜接處，陸志爲“遺山代人，參政郝公書也”，四庫本爲“遺山代人，雲南參政郝公新齋視爲鄉先生”，顯然四庫本更爲合理。翻檢其他文獻，與陸志基本保持一致的僅有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卷二十三著錄元刊本所引姚燧序片段，而瞿氏又有附言“牧庵此序，此本佚之”，知瞿氏並未見原書，當爲轉錄。

此後，該作者又發現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八所著錄元刊本《註唐詩鼓吹》序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三所著錄高麗活字本《註唐詩鼓吹》序跋均與四庫本相同、與陸志相左，但仍深信陸志而否定二者，僅言“頗資疑竇”四字一帶而過。故全篇文章作者皆先入爲主，對所謂“作爲輯錄體目錄的典範”的陸志信之甚篤，屬於典型的孤證論斷，結論難以令人信服。

實質上，作者之所以得出令人疑惑的結論，最基本最核心的問題在於並未考察各書志所著錄的《註唐詩鼓吹》元刊本是否存世，並經眼覆核，若多做一步，所有問題即可迎刃而解，不必費筆墨多言了。

二、姚燧《唐詩鼓吹註序》真僞考讞

《註唐詩鼓吹》一書爲元好問所輯，是一部非常有名的唐詩選本，歷代刊刻和著錄眾多，今研究唐詩及選本者也均予以重視，檢索相關論文，僅就版本情況進行考察的即有如下數篇：

（一）孫微、李蘭瑛《〈唐詩鼓吹〉版本芻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年第4期；

（二）張立榮《元好問〈唐詩鼓吹〉的版本及其流傳考》，《中國詩學研究 第3輯 遼金詩學研究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三）李天保《元明時期〈唐詩鼓吹〉版本考述》，《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另有相關專著及辭典亦論及該書版本情況，即便通過最基礎的書目工具書翻檢，我們也可以得知元刻本的存世情況。目前元刻本存世有數部，臺灣“國家圖書館”存有全帙，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曾予以影印，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亦收藏有元刊本。筆者見到臺灣“國家圖書館”所存元刻本及明修本共兩部，翻檢序文，趙孟頫、姚燧、武乙昌序皆存，而內容均與四庫本一致，文意通暢明白，最爲確證，由此基本可以認定四庫本所收序文並無拼湊訛誤（見圖1）。那麼，爲何陸志過錄序文獨獨不同呢？

圖1.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兩部元刊本《註唐詩鼓吹》姚燧序書影

筆者又獲睹了現存靜嘉堂的原陸心源皕宋樓藏元刻本《註唐詩鼓吹》，三序皆存，且著錄文字與陸志一致，與四庫本不同（見圖2）。三部元刻本同時對比，則可以明顯看出靜嘉堂本姚燧序、武乙昌序第三葉存在互倒錯裝現象，而著錄者不察，導致《皕宋樓藏書志》所收序跋出現錯誤。由此也可以解開所有疑惑而得出結論，即四庫本《牧庵集》卷三所收《唐詩鼓吹註序》無誤，不應以陸志爲信予以否定。同時也給我們警示，不經眼原書而先入爲主進行文獻考索，從二手轉錄信息進行考察，實在是不可取的。

圖2.靜嘉堂文庫所藏元刊本《註唐詩鼓吹》姚燧序、武乙昌序書影

由此也可以稍微談及一些關於集部序跋的輯錄考辨工作遇到的實際問題。

三、集部序跋輯錄考辨工作淺議

筆者一直在進行元代集部文獻的流傳演變研究，基本經眼了現存的元代集部文獻各版本，並形成了相應百萬字的古籍整理成果《元集序跋彙編》，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遇到了一些現象，與本文主題相關，略總結如下。

（一）對於書志過錄序跋的利用需要謹慎

提要式目錄或輯錄體藏書志爲我們考察文獻版本流傳情況提供了便利，特别是過錄序跋全文的書志文獻，有時可以節省許多往來奔波功夫，但此類文獻畢竟屬於轉錄形式，任何轉錄都會不可避免出現一定程度的差異，因此利用書志過錄序跋必須具體區别對待。對於版本現今已經散佚不存的文獻，藏書志尤其是輯錄體藏書志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可以作爲輯錄底本，但即便如此，也要廣泛查看其他藏書志是否也有著錄，進行文字的對比工作。如果書籍版本尚存，則不能過度迷信藏書志過錄文字，認定爲確信不刊，尤其是對待孤證記載或記錄衝突的內容，則需要慎之又慎，必須經眼原書而後心安，否則與輯錄工作最重要的“復原存真”原則相違背。比如上述所論《註唐詩鼓吹》姚燧序文，即爲《皕宋樓藏書志》過錄序跋錯誤，這種現象並不偶發，檢點《皕宋樓藏書志》，一些書的過錄序跋或爲節本，或省略文字僅著錄作者，或直接省略序跋全文不錄，並不能完整體現序跋原貌，這更需要經眼覆核，例子俯拾皆是，在此不一一盡言。

（二）同一書同一版本序跋也不盡相同，也要多加搜羅進行對比

對於版本仍存的書籍，我們也不能依據所見的某一部一概而論地去認爲該版本所有序跋皆存。其中存在幾類現象：

一是序跋脱落，或爲書賈造僞而主觀割去，或爲保存期間損壞，這時需要結合著錄信息對比核驗，並盡可能多地搜集其他機構所藏同版本，以確定序跋數量和內容。如筆者曾經眼多部明萬曆刻本倪瓚《清閟閣遺稿》，但僅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一部保留了明代屠隆、王野、鄒迪光、薛敷教、顧正誼、張納陛、王徹等人序文，其餘幾部皆無；又如明弘治間李瀚所刊《遺山先生文集》，筆者所見不下五部，僅上圖和國圖兩部有明靳貴後序，以致後世其他版本中均闕。

二是古人刻書印書過程中，常常存在添加撤除序跋的現象，而造成的同一版本不容序跋數量或內容有所變化，因此不能單純依賴某一本子，同一版本也應儘量多寓目對比。如筆者所見胡炳文《雲峰先生文集》正德刊本兩部，一部有卷末有正德二年裔孫胡璉跋語，另一部則多正德三年裔孫胡濬重刊後序，則可能是在重印時又增加序跋的現象；又如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謝翱《晞髪集》，國內所見本卷末郭鳴琳跋語皆署“戊午季春既望”，而日本京都大學所藏本卷末郭跋則文字完全迥異，且署爲“戊午初夏望日”，則可能是再印時撤換跋文所致。

三是文集在流傳過程中，存在對序跋進行删改的情況，尤其是清代因爲政治環境的影響，會對違礙文字進行竄改，如《四庫全書》所收元集，序跋多不全或進行删改，導致不同時期抄錄的同一文集序跋不同，這都是不足爲憑的。

（三）收錄單書流傳的書籍序跋時，也應與現存作者文集中所收序跋進行核對

在傳統文集編輯中，作者爲他書所作序跋一般會收錄到其傳世文集中，通過二者對比，可以看出文字改易情況，並可考察其背後社會、文學等方面原因。尤其明中後期以降，請聞人名士作序進行推廣宣傳，以便於銷售牟利的現象形成風氣，這種書籍往往存在一種情況，書商會主觀上將對書籍有批評的文字進行删改。如明末書商潘是仁所輯刊《宋元名家詩》，爲大型宋元詩歌彙編，迭經兩次刊刻，前後共收錄作者六十七家。書前所存李維楨序，與其文集《大泌山房集》卷九《宋元詩序》對比，則可發現《宋元名家詩》本大量删去李氏對宋元詩的批評文字，幾占全文的三分之一，這顯然是潘氏自己又進行了加工。還存在另一種情況，即作者在最終修訂刊行自己文集的時候，對待過往文字十分重視，可能會進行修改潤色，如筆者所見民國二年陶氏涉園《影刊明洪武本程雪樓集》卷末章鈺跋語，與民國二十六年所印氏著《四當齋集》卷二文字對比，有十餘處修改痕跡，雖不礙整體文義，但也可作爲一種有趣現象進行考察。

（四）序跋文本自身也需要進行文獻考辨

序跋在流傳過程中由於各種原因導致種種錯誤，我們在輯錄過程中，也要進行一定的甄别考訂工作。筆者所見有幾種情況：

一是書不僞，序跋不僞，而作者信息錯誤。如元代熊禾《勿軒先生文集》，歷代流傳鈔本前《勿軒先生文集序》署名皆爲“大元至元十七年三月吉旦……河內許衡謹書”，清代《正誼堂叢書》刻本亦從之，而序中又提到“聖明”字樣，令人疑惑，對比現存最早之成化刊本，發現此文實際爲明成化三年吴高序。

二是書不僞，作者不僞，而序跋存在問題。筆者所見清康熙六十年謝氏蘊德堂所刻謝枋得《謝疊山公文集》卷前有弋陽縣知縣吕文櫻重刻序，與明嘉靖十六年刻本《疊山集》卷末所收黃齊賢重刻後序文本對讀，發現除改變其中時代人物信息外，二文基本一致。吕序又在同治間《弋陽三賢遺集》本中出現，兩種版本收錄舊序時均刻意摒除了黃序。我們可以推斷，可能是爲吕氏或代筆者直接剿襲黃文，刊刻時爲掩蓋而爲之，則我們在輯錄吕序時，必須注意其與黃序的關係。

三是書僞而序不僞。如《四庫總目提要》“存目”著錄了一部題爲“元王偕”的《荻溪集》，經館臣考察，爲書估取清初人同名詩集，並拼接明洪武間馮原智序文而成的僞書，則此序即可予以收錄，以考察元别集《荻溪集》情況。

四是書僞序亦僞。現存一部題名“元吕彥貞”的《滄浪軒詩集》，爲拼湊清人詩集而成的徹頭徹尾贗品，前有元人顧瑛序，實際上是嫁接錢謙益《列朝詩集》爲王逢所作傳記。類似的還有題名宋德潤僞書的《成性齋文集》前所收俞焯序，爲雜糅黃溍序文。

五是流傳序跋本身存在問題。這種情況一般是抄寫或刊刻時手民所致誤，需要進行考察甄别。如筆者在陳著（1214-1297）《本堂先生文集》卷三十七中輯錄其爲白珽（1248-1328）所作《錢塘白珽詩序》一文，末署“乙丑良十月望”，即1265年，時南宋尚未滅亡，白珽方十七八歲，於情理不合，察文中陳著自稱“年已七十有六”，故當爲“己丑”即1289年之誤，而有學者據此稱白珽詩集在南宋曾經刊刻，即是未加詳查所致。

以上所及集部序跋輯錄考辨工作中所遇問題，並非個案，亦非全部，在實際文獻的整理研究過程中，我們會遇到更多的問題，這既是文獻研究的樂趣，同時也是辛苦所在，此中滋味，不足爲外人道。概言之，文獻考訂工作需要謹慎嚴謹的態度，扎扎實實的考察，每一個結論的得出都要“獅子搏兔，亦用全力”，使文獻復其原貌，還其真相。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四库学》第十辑（岳麓书社 2022年12月），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