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论坛》2022年第10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摘 要   文章基于甄选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选目，梳理1921年前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根据爬梳到的36种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55部英译文献，相关英译肇始于1736年，翻译重心呈现出从注重科学性到人文性，再到科学性的回归，又表征为版本考究不足、传教士译者主导、在中国与英国及其殖民地集中出版的特征。这些英译文献助推了欧洲近代科学和社会变革、东学西渐和英美汉学的发展，为李约瑟及其之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提供了知识参照。

关键词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 英译文献 溯源 流布 影响

0 引言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涵盖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等学科，其物理载体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简称“科技典籍”）的英译自是弘扬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的必要手段。1950年代起，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丛书对科技典籍旁征博引，促进了世界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感知。近年我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科技话语由“他塑”到“自塑”转变，实施了多项对外翻译工程，如《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收录《梦溪笔谈》等15种科技典籍。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深度整理研究古代科技典籍，传承科学文化”，“做好中华优秀典籍翻译出版工作”[1]。毋庸置疑，摸清西方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是国家和相关机构制定翻译政策和计划的基础，也是学界开展海外汉学以及科技典籍外译和流播研究之根基[2]。但科技典籍英译文献的系统性梳理暂付阙如，不利于全球史背景下的中国历史文化之研究和揭橥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世界性意义。1921年，接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从现代地理学视角解读《徐霞客游记》，将之译成英文，自此中国本土译者登上历史舞台，科技典籍英译渐成规模并被纳入世界科技史的范畴[3]。鉴于此，本文把1921年作为早期和当代科技典籍英译的分野，溯源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并深入考察它们的流布形态和社会影响，以期丰富海外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和推进相关研究。

1 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之溯源

我国流传至今的科技典籍约1.2万种，加之不少科技典籍分散在各类古籍中而有待整理[4]96，穷尽统计出早期被译成英文的全部科技典籍实属不易。任继愈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丛书按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农学、医学、技术和综合十大学科门类，精选先秦至清末541 种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进程中起过一定作用的科技典籍及其他典籍中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篇章，基本囊括了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典籍。对这541种选目进行筛选后，张汨等[5]发现18世纪以降22 种科技典籍的英译文献70 余部；许明武等[6]爬梳出逾60种科技典籍的英译文献130余部。这些数据未注明年份，又囿于检索渠道而存在遗漏。王烟朦[7]则补充检索到101种科技典籍的307部英译文献，并罗列了每部英译文献的出版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查漏补缺，探究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

在统计前，同样甄选《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选目，如剔除其中收录的16种汉译西方科技著作和西方传教士的域外科技典籍，《史记》《传习录》等83 种含有科技语篇的文史哲典籍，以及19种1840 年以后的科技作品。统计时遵循如下四原则，即发表或出版且有一定篇幅，改动较大的再版本视为新的译本，译者不详的数量重复计算，同一译者翻译一部科技典籍的不同部分不重复计算数量。继而广泛查阅中外文文献[8-9]和维基百科条目，初步获取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的基本信息，并利用国家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和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的电子资源逐一核实。

根据《中国文献西译书目》[8]473科学条目，《图注脉决辨真》1741年译成英文，是最早的科技典籍英译文献。而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在巴黎出版，其中翻译了《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农政全书》。1736年《中华帝国全志》被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es）转译成英文《中国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由英国出版商瓦茨（John Watts）出版。据此可将科技典籍英译的年份上溯至1736年。在检索时间段内，1915年德国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博物志》英译本为最晚出现的科技典籍英译文献。

1736-1921年，36种科技典籍被译成英文，英译文献55部（见表1）。其中，地学和数学类分别有12种和10种，综合、农学、医学、化学、生物、物理类被译成英文的数量依次递减。至于单部科技典籍，《本草纲目》《佛国记》《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梦溪笔谈》最受重视，英译文献不少于3部。55部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的翻译内容在鸦片战争以前、鸦片战争至清末（1911年）、民国初期（1912-1921年）3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从1736年至鸦片战争以前，医学《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农学《农政全书》《群芳谱》《授时通考》、地学《异域录》和综合《天工开物》被译成英文，文献14部。这一时期的英译注重科学价值传译。由于不可避免地烙有中国历史上儒释道融合的印记和为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所影响，科技典籍的内容和文体兼有科学性和中华文化特质。换言之，科技典籍负载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兼有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教化功能、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借鉴资治功能以及深层次的文艺审美功能、带有启发性的哲理娱乐功能[10]149。农学、医学、数学、天文学是中国古代四大自然科学，相关科技典籍的教化和资治功能鲜明，其他科技典籍的科学性隐蔽，与文史哲和儒释道典籍的内容文体较为相似。《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天工开物》《群芳谱》《授时通考》关涉古代农学和医学，它们的英译聚焦于造纸、药物、纺织、桑蚕、金属冶炼与加工、棉花种植等农学、医学和手工业技术知识。其中，《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译成英文的频次最高。究其原因，《本草纲目》蕴含的传统医学知识与西方博物学有相通之处，“在最初被传入西方时，很大程度上便是作为自然史知识被介绍给欧洲”[11]100。1838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在译介《本草纲目》的文章中评价，“此书是在中国自然史方面最好的著作”[12]45。至于《天工开物》，潘吉星[13]指出，18世纪中叶以后机器生产在西方造纸业中推广以及科学文化和印刷业的发展，欧洲长期以破布为原料的造纸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引发了原料危机。《天工开物》记载以木本韧皮纤维和竹类茎秆纤维造纸，对于改进造纸技术大有裨益，因而在19世纪30年代被三度译成英文。

从鸦片战争至1911年，《海录》《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经行记》《洛阳伽蓝记》《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诸蕃志》《梦溪笔谈》《论衡》《酉阳杂俎》《陶说》《医林改错》《景德镇陶录》《南方草木状》《周髀算经》《农政全书》《本草纲目》18种被译成英文，文献26部。较之前一时期，被译成英文的科技典籍类别丰富，英译文献的数量也明显增加，既延续了对以《本草纲目》《农政全书》为代表的农学和医学类的关注，又出现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和卫三畏对《周髀算经》《梦溪笔谈》中数学、天文学成就的研究和翻译。这一时期的英译文献侧重于人文内容的翻译，实用主义占据主导。若进一步探究，地学科技典籍最受关注，如《佛国记》1848-1886年被持续英译，文献4部。回顾世界近代史，伴随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技术的发展，西方列强纷纷在海外建立殖民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下国门洞开。以上几部地学类著作记录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自然地理，兼有政治、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人文地理价值，是研究中国与亚洲邻国的社会历史时态、为西方殖民主义提供情报的理想文献。王慧斌[14]70提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新教传教士集中译介西方地理学著述，旨在“破除华夷观念”和扫除传教障碍。这一时期他们对中国地学典籍的偏好与此不无关系。以1840年初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翻译《海录》为例，其初衷在于展示中国天朝上国的封闭状态和中国人的世界观，迎合英美国家发动殖民战争和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诉求[15]。再如，两度被译成英文的《大唐西域记》辅助英国的印度古代地理和历史研究，亦是其巩固海外殖民统治的需要[16]。

1912-1921年，《博物志》《梦溪笔谈》《岛夷志略》《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杨辉算法》《孙子算经》15种科技典籍各有英译文献1部。中国传统数学科学备受关注，地学科技典籍仍受重视。但两类科技典籍的英译分布零散，即《梦溪笔谈》和9种数学典籍的翻译均出自三上义夫（Yoshio Mikami）的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1913），3种地学科技典籍英译文汇集在柔克义（W. W. Rockhill）1915年发表在《通报》（T’oung Pao）上的一篇长文。此外，1915-1921年丁文江译介科技典籍之前，科技典籍英译文献阙失，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期。

2 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之流布样态

2.1 中文版本

中国科技典籍版本众多，包括稿本、抄本、影印本、印本等，祖本之后的各版本有不同程度的内容增补和差异，甚至需要辨别真伪。孙显斌指出，科技典籍版本的不同，主要是文本的异文，这些异文从理解文意的角度分为一般性异文和实质性异文，前者对内容理解影响不大，仅体现用词习惯等文本风格的不同，后者会造成内容理解的巨大差别[17]。科技典籍版本的异文不仅影响中国科技史的结论发现，也关系到对科技典籍多元价值的理解和感悟。不但如此，版本之考究和选择与英译文献的学术价值密切相关[18]。

总体而言，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表征出的版本意识淡薄，版本辨析和学术考究不充分。从1736年至鸦片战争之前，除《异域录》《群芳谱》译自中文，其他科技典籍的英文文献均转译自其他欧洲语言。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基于多位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各类文献、典籍、官报的法文或拉丁文翻译。将法文《中华帝国全志》翻译成英文的布鲁克斯《中国通史》和1738至1741年分两卷出版的《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旨在提供有关中国的百科知识，对《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农政全书》版本来源未做任何交待。再以1840年初被译成英文的《海录》为例，译文提及中文版本，但所选版本为坊间的通行本而并非精装本，甚至阙失刊刻日期、标题和书页[15]。及至清末，科技典籍英译文献的序跋逐渐谈及所依据版本。比较之下，仅1886年理雅各（James Legge）《佛国记》英译本具有明晰的底本意识，学术考究严谨，既精选日本永安年间以高丽藏本为底本的重刻本，又广泛参阅其他外文版本[19]xii。

2.2 译者群体

鸦片战争前《授时通考》《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神农本草经》的8部英译文献转译自法文，译者不详；1849年英译《农政全书》的1位译者C. Shaw信息不明。余下46部科技典籍英译文献由23位译者翻译，他们的国籍分布为英国（14位）、美国（4位）、德国（3位）、俄国（1位）、日本（1位）。据此判断，英国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最为关注、翻译成果最多。

首先，从整体上看，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的译者身份，从初期的医生和政治家，到鸦片战争之后身份愈加多元化的东方学家、（医学）传教士、商人、汉学家、外交官，至民国初期的专业学者和科技史家。纵观23位译者的首要身份和主要成就，英国医生布鲁克斯和杜德珍（John Dudgeon）以及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是科学家和科技史研究人士；美国外交官柔克义和英国政客小斯当东（Sir George T. Staunton）是政治家。6位东方学家任职于英美学术机构，如英译《经行记》的玉尔（Henry Yule）治学中亚地理，为皇家苏格兰地理学会会员。汉学家有英国的翟理斯、德国夏德（Friedrich Hirth）和佛尔克（Alfred Forke）、俄国贝勒（Emil Bretschneider）。余下8位为传教士，如英国的伟烈亚力、理雅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和美国的裨治文、卫三畏。比较之下，传教士成为英译科技典籍译者的主要群体。来华传教士出于迂回传教的路线而译研中国经典，回国后担任大学教职，并成为英美汉学界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但与翟理斯等汉学家相比，传教士汉学家持有宗教本位立场，他们的翻译与传播基督教义相关。例如，伟烈亚力主张科学和宗教的相互促进与辩证统一，1852年他翻译《周髀算经》中的数学科学知识，根本上是希望中国人的科学求知精神拓展到更重要的领域，亦即探寻科学中的“真理”所在[20]194。

其次，除1911年柔克义和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合作翻译地学科技典籍《诸蕃志》外，其他科技典籍均是独译。高产译者有三上义夫、柔克义、毕尔（Samuel Beal）、夏德，他们分别翻译了3种及以上科技典籍。三上义夫对11种数学典籍进行全面译介，促进了科技典籍进入中外科技史的视野，在中国数学乃至科技史上的功绩不容置喙；但其全部英译汇集在一部作品上，对每种科技典籍均是零散的节译。而在毕尔的3部科技典籍英译文献中，《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为全译，所以他在科技典籍早期英译者中的贡献更大。

2.3 出版形态

（1）出版和流通形态。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的纸质媒介有单行本、期刊杂志、报纸。其中，39部科技典籍英译文献分布在22种单行本中，14部发表在7种杂志期刊，2部由1种报纸刊载。由此可见，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类型多元化，不仅借助时效性强和受众面广的报纸，更倾向于通过书籍和期刊来保存文献的历史价值。

（2）书籍出版社、期刊杂志以及报纸的名称和出版定位。伟烈亚力《周髀算经》和1859年《梦溪笔谈》英译文发表于《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该报是中国近代史上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历时最长和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之一，其初衷在于为中国的英国侨民服务，素有“英国官报”之称[21]。刊载14部科技典籍英译文献的7种期刊杂志依次是《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通报》（T’oung Pao）。《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会会刊》《通报》的研究范围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其他期刊杂志主要关注中国事务。《博医会报》最早是在华医学传教士学术团体的会刊，《中国丛报》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教务杂志》是美国教会在华出版的杂志，余下刊物的宗教色彩弱。顾钧[22]提出，英美汉学分为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前者以传教士为主体，后者主要以汉学教职的设置为标志。同理，这些刊物的传教士作者和读者定位逐步弱化，汉学研究的属性愈发明显，从通俗性和实用性过渡到学术性和专业性。对于22种单行本形式的科技典籍英译文献，5种由设在中国的教会出版社出版，其中贝勒《长春真人西游记》、师图尔（George A. Stuart）《本草纲目》和师惟善（Frederick P. Smith）《本草纲目》3种英译文献，由19世纪上海三大印刷出版机构之一的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1865年夏德英译《南方草木状》由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出版，1877年翟理斯英译《佛国记》在别发洋行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别发洋行亦是近代西人在上海开设的三大印刷出版机构之一，出版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数量最多且直接面向西方读者，而且完全是公司化运作模式，销售到上海、香港、天津、日本横滨、新加坡、印度新德里和孟买，形成了一个国际文化空间[23]233。以此类推，不少科技典籍英译文献的出版社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认可度，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受众和流传范围。

（3）出版发行机构国别。统计30种书籍、期刊杂志和报纸的出版发行地国别（见图1），发现10种在中国上海、北京、广州和香港地区，10种在英国，3种在美国，2种在英属殖民地的印度，而德国和俄国各有1种。除此之外，《通报》由法国和荷兰联合创办，翟理斯英译《佛国记》在中英两国出版，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在德国和英国两地出版。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由于殖民扩张等原因，英国的汉学研究在地理上形成了侨居地汉学，即以更接近或直接在中国的便利条件，由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侨民完成远离英国本土的研究工作[24]。纵观科技典籍英译出版物，英国出版的有10种，中国和印度出版的共12种。这一特征与英国侨居地汉学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脉络一致。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同时出版和侨居地出版的模式，表明科技典籍英译文献不仅面向海外和国际读者，更注重为在华从事商业贸易、传教和研究的西方侨民提供信息。

3 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之历史影响

出于译者翻译动机，以及出版赞助人和译者的阶级、宗教与个人立场差异，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绝大部分并不够考究中文版本，人文价值和文化要素迻译有失本真，或很少上升到科学史的学理高度。而且，不少英译文献的瑕疵明显，如三上义夫的英语写作欠规范、失误多，李约瑟评价其“把中文名称的拉丁拼音搞得光怪陆离，认不出本来的面目……数学照理就应该意味着精确，可是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书中遇到过这么多的误印和错误”[25]4。瑕不掩瑜，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在中外历史和文化交流史上对近代欧洲科学革命、中西文化交流和英美汉学发展乃至李约瑟开启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产生了即时与长远、直观和隐蔽的推动作用。

3.1 参与欧洲近代科学革命和社会变革

18-19世纪，“欧洲学者有极其便利的条件和巨大可能性，直接地研究并吸取中国生物学成就，把它运用在西欧各国的生产实践中”[26]524。以《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为主的科技典籍英译文献，为英国乃至其他欧洲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变革提供了知识动力，科技进步又促进了社会革新。

17-18世纪，欧洲人认为中医实践非常成功并对某些药物的特殊功能感兴趣，如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中药人参。在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有关《本草纲目》等各类中国典籍的篇幅不大，但被视为18世纪“精神生活”的标志物而屡被提及，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也持续到19世纪末[27]2。《中华帝国全志》的英文翻译《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介绍了人参、茶叶、大黄等中草药，人参部分最详细且出自《本草纲目》[28]124。欧洲得以更好地了解植物的药用价值和分类方式，对西药进行补充，而且促进了北美西洋参的发现，并将之作为商品输入中国，成为维系西方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纽带之一[28]96。与此同时，19世纪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广泛涉猎中国生物学著作，为了证明进化论和物种变异学说，曾参阅药物学百科全书《本草纲目》及其外文译本，对多个条目加以征引[29]41。进化论实现了科学摆脱神学的意识形态革命，受之影响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将生物进化现象和人类进化发展现象进行类比，提出了社会进化论，为西方列强推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30]。19世纪30年代，《天工开物》中金属冶炼、桑蚕与丝织、造纸技术的篇章被接踵译成英文。对于炉甘石炼锌的方法，该书建议铜锌的比例改为六四或七三，并评论合金品第用途，对欧洲人起到了技术启发作用；诸如桑树压条栽培法、嫁接法、早晚蚕杂交以及人工淘汰病蚕一系列先进的农业技术，促使西欧各国农学家进行试验，革新了蚕桑业；1875年英国人在欧洲发表有关以竹为原料造纸的小册子，并以竹纸印行，之后更采用研制麻料代用品造纸，均直接受《天工开物》记载的造纸技术启发[13]588-594。

3.2 助推中学西传和英美汉学研究

较之清末我国翻译和出版的约2,500~3,000种西方科学译著[31]352，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的种类和数量“相形见绌”。但是，任何文化交流都是双向行为。在始于明末的“西学东渐”洪流中，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发行，对于增进西方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历史、社会的全方位认识与了解，改进想象中的异域偏见，推动欧美汉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750年前后，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由盛转衰，对中国的理想化变为对中国的否定，而指责者并未认真阅读过相关文献[27]2。英文版《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农学和医学典籍的译介，“让上几个世纪在传教士们的三棱镜下变形的中国还原其真相”[27]21。鸦片战争后的科技典籍英译文献则是西方国家及其在华侨民了解中国知识的重要来源。为了解决在不同情形中出现的文化冲突和碰撞问题，他们自发或被动地接触科技典籍，更加全面和客观地审视中国，。从不同角度发掘科技典籍的多元价值，进而激发了西方民众从各个侧面了解中国的渴望，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海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例如，1909年卜士礼（Stephen W. Bushell）《陶说》英译本改变了英国对中国陶瓷技艺的研究方法，并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中国陶瓷收藏热[32]。

由于“做中国学问，文献学是其基础”[2]90，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与其他中华典籍及其外文译本，共同构成了英美汉学的基础文献。科技典籍英译者小斯当东、毕尔、玉尔、翟理斯、理雅各、瓦特斯（Thomas Watters）在英国汉学史上占有举重轻重的地位。小斯当东推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开设汉学课程，因对英国汉学有开创之功而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33]。毕尔担任伦敦大学学院中文教授，玉尔被授予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翟理斯担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长达35年。瓦特斯是西方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会员。关诗珮[33]8谈到，英国汉学成立于帝国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狂飙时期，但扩张到远东时却根本没有任何知识上的储备；这些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将在华收藏的中国典籍捐赠到英国各学术机构，奠下了英国汉学的基石。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还在其《佛国记》英译本中交代，其翻译的部分原因是在牛津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为学生提供阅读材料[19]xiii，明示了科技典籍英译的汉学用途。起步稍晚的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传教士裨治文和卫三畏是主要的研究者代表。裨治文被授予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卫三畏受聘为首位耶鲁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并被誉为“早期美国最著名的汉学研究家”[34]99。他们的《梦溪笔谈》《本草纲目》《海录》英译文献无疑是美国汉学起步和发展的基础资料。

通过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检索22部科技典籍英译文献单行本的全球图书馆馆藏，位居前6位的科技典籍英译文献分别为玉尔《经行记》、毕尔《大唐西域记》、理雅各《佛国记》、瓦特斯《大唐西域记》、小斯当东《异域录》《群芳谱》。它们均为积极推动英国汉学发生的来华外交官、东方学家、传教士汉学家翻译，影响范围覆盖面广和学术生命力强。这些典籍的图书馆分布包括英译者任职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英美大学的图书馆，也包括海外知名的汉学图书馆如哈佛燕京图书馆。追根溯源，这是缘于19世纪末英美汉学走上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轨道。以美国为例，1876年卫三畏主持耶鲁大学首设中文课程，此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纷纷效法，著名的图书馆开始收藏研究汉学的图书资料，直接促进了美国汉学的蓬勃发展[34]100。毋庸置疑，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是英美本土和海外汉学研究的资料素材。然而，20世纪初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相比较为薄弱，研究队伍和水平也稍显逊色[35]。为此，美国学界聘请欧洲的汉学大师，包括英译《南方草木状》《博物志》等科技典籍的德国汉学家夏德和劳费尔。纵观当中5种科技典籍英译文献单行本的收藏（见表2），美国图书馆的馆藏远远超过了英国。这折射出美国受英国乃至欧洲汉学影响又后来者居上的史实，现在其跃居为收藏科技典籍英译文献最多和研究力量最雄厚的国家。

3.3 书写中国科技史和开启专业科技史研究之滥觞

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为科技典籍在英语世界翻译之滥觞，最早书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和科技文明。值得肯定的是，伟烈亚力和三上义夫初步具有科学史的意识，他们对于改进当时西方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偏见贡献良多。伟烈亚力“旨在引发对中国数学科学状况的了解，这一课题尚未受到应有的深入探索，西方已有出版物中盛行一些错误的言论”[20]159，其《周髀算经》英译本及其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被转译成其他欧洲文字，一定程度上纠正了19世纪欧洲人认为中国人在抽象科学领域没有贡献的误识。三上义夫勾勒出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脉络，总结中国古代数学家圆周率的研究成果。随后，美国数学家卡约里（Florian Cajori）《数学史》（A History of Mathematics）一书修订版中有关中国数学的发展完全采用其观点，比利时神父赫师慎（Van Hee）还与三上义夫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数学在世界数学史上地位的论战，使中国传统数学在世界数学史界名声大噪[36]。

不但如此，早期科学史家的科技典籍英译文献为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1940年代，李约瑟开始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展开系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首次向世界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光辉的科技成就，自此中国科技史愈发成为一门显学。《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多次征引伟烈亚力和三上义夫的翻译成果，李约瑟评价三上义夫“在数学史领域仍然占据十分独特的优越地位，唯一能与之媲美的只有老一辈的伟烈亚力”[25]4。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者，伟烈亚力和三上义夫的科技典籍英译文献至今仍为中外科技史研究人士征引，为书写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贡献力量。截至2022年3月，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显示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一书和伟烈亚力的“Jottings on the Science of the Chinese”一文分别被引用239次和23次，且前者的引用频次在55部科技典籍英译文献中位居前列。引用者不仅包括李约瑟，也包括其后国际知名的美国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美国数学家道本周（Joseph W. Dauben）和塞登伯格（Abraham Seidenberg）、澳大利亚数学家普拉格（Cheryl Praeger）、国际物理学界科学家程贞一等科技史学者。

4 结 语

1921年丁文江肯定《徐霞客游记》的现代地理科学价值并将之译成英文，开始确立起科技典籍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此前的科技典籍英译零散且不具自觉意识，故而可以界定为早期阶段。本文甄选《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选目，耙梳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从1736年至此后近两个世纪，36种科技典籍被译成英文，共计55部英译文献的翻译从注重科学性到人文性，再回归到科学性，与清代以降中国国力的盛衰曲线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实用性用途，19世纪中后期的翻译对中文版本缺乏学术考究。英译者的国别以英、美居多，身份又以传教士为主。出版载体涉及书籍、杂志、报纸，不少由彼时国际影响力不容小觑的出版社和期刊报纸出版，主要在中国沿海城市和英国发行，体现出英国侨居地的汉学需求。在鸦片战争前，科技典籍英译文献参与欧洲近代科学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在“西学东渐”的主流潮流中，它们亦于中学西传和英美汉学的发展功不可没。早期科学史家对数学典籍的翻译，纠正了西方对中国古代数学科学的偏见，而且为20世纪李约瑟开启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提供了参照，至今影响余力仍未消退。本文希冀廓清科技典籍早期英译文献在英美汉学版图中的图景，同时引发对科技典籍英译文献个案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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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项目“晚清时期英国新教传教士译介中国科技典籍文化倾向研究”（项目编号：LC202102）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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