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和学科“体系”是对知识加以分类的“制度”和“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建构起来的规范化知识形式，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变革、知识转型紧密相关。学科“体系”主要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及其结构形式等问题，它既是构成学科的重要元素，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董恩林说：“学科体系的确立与规范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谢灼华认为，学科发展与建设的成熟依赖于“学科自身内容体系结构的健全”。柯平也极为重视文献学体系建构等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他强调，文献学的学科体系，“直接关系着文献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是当前文献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科学理念和现代学科观念的传入，“文献学”作为舶来品概念开始与中国传统校雠学“嫁接”与“融合”。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文献学”学科体系初现端倪，这为后来文献学作为现代独立学科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学术界在涉及民国时期文献学理论体系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和尝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宏观方面的梳理，如李明杰、许小燕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历史演变。其中涉及民国部分的论述较为简略，不够全面和深入，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校雠学著作在建构文献学体系方面的贡献有所忽略。二是微观方面的研究，如彭树欣关于梁启超文献学思想及理论体系的建构，开创了梁氏文献学体系研究的先河。之后，杨翔宇提出不同意见，重新建构了梁启超的文献学体系。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在建构文献学体系方面贡献卓著，学界虽有涉及，但却简单带过且未能将其置于民国文献学发展整体视野下充分展开论述。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拟对民国时期文献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发展和演变进行深入系统分析，以期全面展示这一时期文献学学科发展历程，从而为当前文献学学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一、滥觞期：“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念提出及其体系初步建构(1920-1927)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献学”发轫于民国时期。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有“文献”而无“文献学”之表述，“文献学”在古代被称为“校雠学”。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在西方强势话语冲击下，传统学术开始被分解、消融、整合到以西方学科为骨干的学术话语体系中。这一时期“文献学”和“中国文献学”概念的提出既是西学输入的结果，更是民国学人主动回应西方文化思潮的结果。

中国近现代文献学的创立和发展，“始于‘新史学’的代表梁启超”。1920年，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文献学”概念：“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万斯同为明末清初史学家黄宗羲弟子。此后，万斯同同乡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由此可见，梁氏是在论及清代“史学”成就时提及三位史学大师并称他们为“文献学”者所尊奉。在梁氏的心目中，“文献学”与“史学”紧密相关，“文献学”起源于“史学”。后来，梁氏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试一阅亭林、梨州、船山诸家著述目录，便可以看出这种潮流了。”这里的“明清之交各大师”显然包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史学成就斐然，如黄宗羲“以史学为根柢”，为清代“史学之祖”。梁氏推崇清学，崇尚其“科学精神”，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学者是清代学术的时代“引领者”和“担当者”，极大推动了清学的繁荣和深化，“推动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梁氏在此以“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定义“文献学”显然有承继清学余绪之意。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崇尚博通、追求“会通”，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理念使得文献学与历史学的混沌不清由来已久。清代乾嘉考史传统的兴盛加剧了这一趋势并制导着民国古典学术的发展，这一时期文献学与历史学仍处于“胶合状态”。1923年，梁氏在《读书法讲义》中还提出了“中国文献学”概念。由此可见，梁启超不仅最早提出了“文献学”的概念，而且也是“中国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文献学”“文献的学问”等类似表述在梁氏专著、讲义和演讲稿中多次出现，据统计有20次，涉及七种著作。由于“文献学”尚处于初创时期，梁氏的相关论述多为只言片语。通过研读梁氏关于“文献学”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在梁氏心目中，‘文献学’有‘传统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之分，传统文献学’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别”。正如他所言，“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前面的“史学”是指传统四部分类法中“史部”之学，即“狭义”的传统文献学。而“广义”的传统文献学指的是包含经、史、子、集四部的“史料”之学。显然，“史料”之学涵盖并包括“史部”之学，故诸多学者将“文献学”定义为“广义的史学”，即“史料”之学。

梁氏之所以将“狭义”的“传统文献学”定义为“史部”之学，主要是因为“史部”典籍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占有较大份量，“中国书籍，十之七八，可以归在史部”。“中国传下来的书籍，若问那部分多，还是史部。中国和外国不同。外国史书固不少，但与全部书籍比较，不如中国。中国至少占十之七八”。“史部”典籍的丰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史学”的发达，“史学”的发达促成了“史部”典籍的丰富，如梁氏所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同时，在西方分科治学的理念下，若将文献学确立为一门有系统的专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唯有史学可以与之对应，“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从“传统文献学”的“广义”层面来说，梁氏认为，“传统文献学”就是“为要知道本国社会过去的变迁情状作研究现在各种社会问题之基础”的学问，它“大部分是历史，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我们所提倡的国学，十有九属于这个范围”。显然，梁氏心目中的“传统文献学”已经超越传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之学(即“狭义”层面的“传统文献学”)，从“史料”之学的角度进一步扩展了“传统文献学”的内涵与外延。众所周知，在新史学理念下，梁氏以西方史学为圭臬，对中国“旧史”进行了激烈批判，他认为二十四史“以现代历史观念而论，可以说内中所记载，有一大半不应入历史范围”。“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与此同时，他又肯定“旧史”作为“史料”的价值，“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由此可知，梁氏不仅认为“史部”书具有“史料”价值，“经部”“子部”和“集部”等凡是以文字记载之“群籍”都具有“史料”价值，如“经部”《易经》《诗经》《仪礼》是研究殷周之际和春秋的“史料”，“子部”之书多为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之“史料”，“集部”书则为文学史研究之“史料”。不惟书籍而已，“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亦可得珍贵之史料”。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他还以《左传》为例重申这一观点，在强调《左传》作为“史料”的价值性和趣味性之外，还认为其在“文献学”方面的作用即是“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梁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拿历史家眼光来看，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而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梁氏给予肯定并进一步提出诸子、诗文、小说皆史的观点，梁氏强调这些书“和史部书同一价值”，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梁氏认为，“文献学”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疑为‘它’——引者按)包括国学智识的全范围”亦无不可。有许多“应用到修养上”没有价值的书，若用来做“思想史”的资料，便有价值；一些没有“赏鉴价值”的书，用来做“文学史”的资料，便有价值。由此可见，在梁氏的心目中，“广义”的“传统文献学”指的就是“史料”之学。

在构建“传统文献学”体系的同时，梁氏对“现代文献学”涵盖的内容也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等，都是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类似”的文献学，都要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因为文字学若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社会状态学若以二十四史相关记载参证，就是“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至于古典考释学，梁氏认为它是乾嘉考据学与西方科学方法相融合的产物。而乾嘉考据学与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似，被称为“科学的古典学派”，它主要包括经书的笺释、史料之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之编纂、类书之编纂、丛书之校刻十三大类。梁氏强调，以上所述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

梁氏关于文献学体系的构建体现了“以西范中”、中西融合的学术思想。他认为，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可以“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以前仅用“土法”开采，“开不出什么来”。因此，他强调用“西法”(“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界“无尽藏的资源”进行开采，这样不仅“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正如他所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就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由此可见，梁氏在总结乾嘉考据学方法的基础上，“注意从学术系统、科学方法上肯定其意义与重要性，这对于20世纪初的学术界是有启示的”。正是在梁启超的努力之下，中国文献学一度实现了与西方现代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对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献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地位。

20世纪初，随着以西学模式为权威参照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迅速扩展，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传统学术框架和以人文知识为主的古典学术格局旋即土崩瓦解。统摄于“人文化成”意识之下的传统学术，在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念之后，逐渐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在这种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学术环境中，梁启超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传统校雠学的局限与不足并对其概念和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和革新，中国传统校雠学在此发生嬗变并逐渐向现代文献学过渡。应当说，“我国文献学的成‘学’是20世纪初西方‘现代性’知识谱系所给予的”。而梁启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同时，梁氏将文献学分为传统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的理念奠定了中国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为中国文献学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铺平了道路。梁氏文献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郑鹤声《中国文献学概要》和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均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梁氏对文献学体系的构建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梁氏文献学体系突破了传统校雠学的樊篱，开始由“治书”之学向“治学”之学迈进。在梁氏看来，无论古代的“四部”之学，还是中西学术激荡下的“现代”学科都可以纳入中国文献学的体系，文献学的研究范围无限扩大，文献学似乎成了一门没有边界的学科。从现代学理上说，“一门学科如果不具备特定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相对普遍的原理，就失去了其赖以成立的基础。即使把文献学归结为古典学术的一般性基础学问，也并不能在这一点上有所例外”。董恩林说：“在现代社会，一个学科的范围如果过大，大到没有自己特有的范畴，那么这个学科就无法存在和发展。文献学科必须明确它应有的适度的治学范围，才有它的发展空间，越是刻意扩大它的范围、模糊它的界域，它就越不容易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其次，由于20世纪初中国文献学尚处于初创阶段，梁氏并没有对文献学基本理论和文献学发展历史有所涉及。但瑕不掩瑜，梁氏对中国文献学发展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

二、奠基期：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中“大文献学”体系建构(1928-1930)

梁氏之后，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逐渐出现建立综合性学科研究体系的趋向，“学者们开始尝试运用近现代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学科建设的成就，结合中国古代传统文献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为逐步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而努力”。在这种背景下，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应运而生。郑氏《中国文献学概要》(以下简称《概要》)写于1928年，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经多次重印，影响颇大。该书是目前所知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直接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也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文献学的世界价值、地位重新审视的创新之作”。郑鹤声是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巨匠”。

在“例言”中，《概要》首先追溯了“文献”的起源，梳理了相关典籍(如《四书集注》《文献通考》)对“文献”二字的解释，继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概要》的文献学体系。在这里，《概要》以文献的生产(结集、翻译、编纂都属于文献的生产方式)来定义“文”，以文献的传播(审定、讲习、印刻为文献的传播方式)来定义“献”，这与马端临以“文”“叙事”、以“献”“论事”的观点有所不同。

就《概要》全书内容来看，郑氏所说的“结集”涉及文献整理的目录学知识。“审订”讲述了古代文献典校整理的概况，涉及古籍整理中的校勘学。而“刻印”则与古文献学中的版本学知识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概要》所说的“文献学”实际上“包括了古籍整理和研究中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近似章学诚、范希曾、张舜徽等所说的‘校雠学’”。除了传统文献学(即校雠学)的内容之外，《概要》还专题论述了“翻译”“讲习”和“编纂”，而这些内容在传统文献学中较少涉及。“尤其对于‘翻译’一章，为其他传统文献学著作所罕见”。《概要》将“翻译”纳入文献学研究范畴，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体系，因为“文献的中外交流正是现代文献学的特点之一”。除此之外，《概要》文献学体系还包括文献的典藏，如其所言：“本编原有私家藏书一章，足见地方文献发展与盛衰之迹，亦考究中国文献学者之要图也。然草稿属成，几占全书之半，不得不另为一书，名之曰《中国地方藏书小史》。”显然，“郑氏的文献学体系是在继承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糅合了现代文献学的元素”，努力构建“大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尝试，显示出中西文化激烈冲撞时代背景下文献学理论体系探索的某些特征。

此外，《概要》还详细说明了文献学诸方面之间的关系：

本编导言，申明中国文献的地位与世界潮流之趋势，以总其要。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故审订又次之。……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故结集表也，审订里也，讲习则表里相兼者也。自外学输人，而后有翻译事业，自印刷发明，而后有编纂之规模……并次而论之。至于艺术部分，世有专书，不复详云。

综上可知，在郑氏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献的地位不容忽视，应将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放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大潮流中进行考察以重新审视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地位和价值”。结集作为文献学上的最重大问题，应放在首位进行研究。审订作为文献学的实质问题，其目的是去伪存真，取精用宏，择要弃微。结集和审订都是为了传播和利用文献的思想和观念，而讲习可以汲取文献的精华，将文献的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最终达到传播和利用文献思想和观念的目的。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文献的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将这一课题纳入文献学研究体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编纂和刻印作为中国文献学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也必须“并而论之”。由此可见，《概要》的文献学体系逻辑严密，思路开阔，内容丰富，“不失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学论著”。

文献学是关于文献研究、整理和利用的学科，它不仅包括文献整理和利用的“方法”，还应包括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文献学的发展“历史”。在这方面，《概要》一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作为现代学科建构的雏形清晰可见。如“导言”关于文献本身特点和价值的论述可以视为文献学学科的基本“理论”部分，而目录、版本、校勘、讲习、编纂、翻译、典藏则可以看作是对文献学学科“方法”的建构，书中各章按照时间线索进行的表述则为其“历史”表述部分。在文献学的“方法”论层面，除目录、版本、校勘之外，编纂、翻译、典藏也被后世文献学著作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如杨燕起、陈广忠、陶敏、洪湛侯等人对编纂思想的重视；张三夕、薛新力、迟铎、叶树声等人对于翻译思想的沿袭；潘树广、杨燕起、项楚、张家璠等人对于典藏理念的继承。从这一意义上说，该书第一次使文献学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其“筚路蓝缕、导夫先路之功不可没”。郑鹤声是文献学现代化进程的开拓者，是“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人”。

虽然《概要》对文献学理论和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对“文献”概念的理解不够全面，将“文献”等同于“古籍”有失偏颇。《概要》全书所述均是对古籍的整理、传播和利用等，但除此之外，还有非古籍上的有文字记录的甲骨、青铜、竹木简、石碑等载体，它们也属于“古代文献”的范畴。其次，《概要》仅仅对古籍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等方面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说明，对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涉及相对较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概要》更像一部“中国文献流布史”。

三、调适期：民国校雠学著作中文献学体系的“守正”与“趋新”(1934-1948)

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开始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学者们逐渐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同时，帝国主义侵华的日益加深导致的严重民族危机使得学术界放弃了移植西方文化的思想及中西文化对立的传统思维，“‘学术中国化’思潮逐渐取代了‘文化贩卖主义’”。在此种情势下，文献学领域出现了一些以“校雠学”命名的著作，如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向宗鲁《校雠学》、刘咸炘《校雠述林》《续校雠通义》、蒋元卿《校雠学史》、蒋伯谦《校雠目录学纂要》、张舜徽《广校雠略》(成书于1945年)等。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关于校雠学理论论述的重要文献，如范希曾《校雠学杂述》、马太玄《校雠学之意义及其历史》、叶长青《十五年来之校雠学》《二十年来中国之校雠学》、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这些著作在文献学体系建构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如前文所述，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方面，理论研究主要阐述文献的类型、属性、发展规律、社会功能及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任务、学科体系等，应用研究则包括搜集、整理、加工文献的方法，历史研究则对中外文献与文献工作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其中包括对历代文献学家及其成果的研究。文献学研究的三个方面紧密联系、密切配合、相辅相成。应用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脱离文献工作实践的理论必然是空洞的理论。同时，应用研究又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否则文献工作实践就缺乏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历史研究不仅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历史经验，同时也有利于理论研究者对文献学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探索其发展规律。

在文献学“理论研究”方面，民国校雠学著作都有相应的论述，如胡朴安《校雠学》在上编“校雠学叙论”分两篇对校雠学定义、范围和类别进行了界定，他明确提出校雠学为“治书之学”。因校雠学全材殊为难得，故散而为校勘之学、版本之学和目录之学。他认为“治书”和“治学”对象不同，“治书”对象为“书本”，目的是将讹乱书籍“各还其真”；“治学”对象为“学科”，其目的是发挥学术，“使之广大”，“治书乃治学之基本功夫”。在这里，胡朴安区分“治书之学”与“治学之学”使得文献学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有利于文献学的独立发展。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在“绪论”和“附录”部分对“校雠学”“目录学”“学术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他继承了前人校雠目录学即“治书之学”的说法。但他认为，学术史与校雠目录学的任务则不尽相同，研究学术派别源流，是学术史的任务，不是校雠目录学的任务。分类编目固然需要对学术史有深入之了解，洞悉学术源流也有利于分类编目，“但不能把目录学和学术史混为一谈，把学术史的工作，全部强纳于校雠目录学的范围中”。从这一意义上说，“条别学术源流，至多只能说是分类编目的一种成绩或效果，不是校雠目录学本身的工作”。在学术分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些理论阐述对于校雠目录学的独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蒋元卿《校雠学史》亦坚持校雠学为“治书之学”的观点，同时他还对校雠学定义、校雠学史定义及校雠学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张舜徽《广校雠略》对文献学基本理论也有大量的阐述，如对校雠学封域论、作者姓字论、序书体例论、薄录体例论等，显现了张氏较高的文献学理论素养。

在文献学“应用研究”方面，胡朴安《校雠学》在“下卷”分逸书搜辑、真伪辨别、底本互勘、群籍钩稽、篇第审定、目录论次六个部分依次解析。胡氏认为，网罗逸书，为“校雠学之先务”，即校雠学之“前提部分”，而“真伪辨别、底本互勘、群籍钩稽、篇第审定”为其“操作部分”，“目录论次”则为“善后部分”，三者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校雠学系统。与此同时，胡氏还强调其“宗刘”倾向。由此可见，胡氏校雠学方法是包括版本、校勘、目录、辨伪、辑佚在内的校雠学体系。向宗鲁《校雠学》从追溯“校雠”本意谈起，认为郑樵、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特为甲乙簿录语其宗极，而冒尸校雠之名”。然后重点分析论述了刘向校书“八术”：一曰聚本、二曰去复、三曰正讹、四曰补脱、五曰异文、六曰别义、七曰编次、八曰定名。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向宗鲁心目中的校雠学体系。如果说“聚本”属于“版本学”的研究范畴，“去复、正讹、补脱、异文、别义”则可归入“校勘学”，而“编次”和“定名”则是传统“目录学”的应有之义。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认为广义的校雠学当兼“校勘”和“编目”，而校勘必先集底本，因此便有研究“版本”的工作。“辑佚”和“辨伪”也和书本有直接关系，同样属于广义校雠学的一部分。(80)基于这种理念，他在《校雠目录学纂要》中将校雠学方法分为征求书本、校正文字、厘定篇章、撰述叙录、伪书鉴别、佚辑搜文、分类编目，与胡朴安校雠学方法基本相同，只是次序略有不同。蒋元卿《校雠学史》尽管侧重于中国校雠学发展历程的论述，但其对校雠学体系的构建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其所言：

校雠学者，治书之学也。其目的既为比勘文字异同而得其正，钩稽作述指意以见其凡，综合群籍而明其类，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坟籍之初，故刘向之校书，其始则合众本以校一书，次则撮指意而为叙录，终则寻源流而别部居，盖三者备，斯可称校雠学也。然校雠全材，殊为难得，因之私家雠理图书，或专校一书，或专记版本，或专编书目，各得校雠学之一察，散而为校勘之学，版本之学，目录之学，此亦时势所必然也，不能谓非整个校雠学之进步也。

蒋氏认为，校雠学原本包含版本、校勘和目录，后来三者逐渐独立成学，乃历史发展的必然。由此可见，蒋氏所言校雠学是包括校勘、目录、版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一门学科。三者后来虽然独立成学，但仍紧密相连，共同构建起校雠学的学科体系。关于校雠学的方法，张舜徽《广校雠略》认为，“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之事”，与此同时，他还在卷四分列“审定伪书论”和“搜辑佚书论”。从中可以看出，张氏的校雠学方法同样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通过对民国时期校雠学著述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校雠学为“治书之学”且强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互通的观点在较大范围内得到认同。但他们对校雠学体系的构建却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主张校雠学是由目录、版本、校勘构成的，如蒋元卿《校雠学史》、向宗鲁《校雠学》、刘咸炘《目录学》、张舜徽《广校雠略》；第二类认为校雠学除包括目录、版本、校勘之外，还包括辨伪和辑佚，如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蒋伯谦《校雠目录学纂要》。

在文献学“历史研究”方面，胡朴安《校雠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对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校雠学的发展状况分篇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汉、宋、清为中国校雠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尤以清代为胜。因“清儒专精校雠”“能远订千载以上相承之谬惑”。故言校雠者，“必归于清”。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分别对官书校录和私家校录进行了梳理。此外，他还对史志目录、专门目录、宗教目录及其他特殊目录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蒋元卿《校雠学史》旨在弥补胡朴安《校雠学》史之遗漏，以“提纲挈要之方法”系统梳理了先秦以来校雠学的发展历程并对每一阶段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张舜徽《广校雠略》对文献学史也给予了足够重视，在书中专辟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由于张氏“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且“酷嗜乾、嘉诸学”，故在《广校雠略》中对其着墨较多。

综上所述，随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科理念的深入，民国时期的校雠学著作大多借鉴现代学科的理念和著述体例，融合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和历史，基本形成了文献学“两横一纵”的理论架构。在文献学方法方面，除目录、版本、校勘之外，辨伪和辑佚的地位渐次凸显。辨伪和辑佚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是由于清乾嘉考据学派在辑佚、辨伪、校勘方面的突出成就奠定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与民国学者对其理论的提升密不可分，如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刘咸炘《辑佚书纠缪》等。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文献学理念，这一时期校雠学著作均是在继承刘向刘歆校雠学理念基础上，汲取西方章节体和学术分科的思想，“援西入中”，体现了中国古文献学发展的“守正”与“趋新”。

这一时期，由于图书馆学专业的兴起和不断壮大，典藏学在文献学中的地位不断弱化并逐渐退出其研究领域。民国校雠学著作的变化对后世文献学著作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今以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为基本架构成为绝大多数古文献学著作的通例。同时，由于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向宗鲁《校雠学》和刘咸炘《校雠述林》《续校雠通义》仍保留了传统史书编纂体例和方式。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得此时作为专科学术的文献学体系仍处于不断调适之中。

四、余论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发生剧烈变化的关键时期。清末民初，受西方分科治学理念影响，中国传统校雠学逐渐被分解和消融，继而兴起的是目录、版本和校勘之学，中国文献学的雏形初现端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引进“文献学”概念并以西方文献学为烛，照中国传统校雠学之幽。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中国文献学”概念并建构了文献学理论体系，开启了现代学科意义上中国文献学的发展道路。梁氏将文献学分为传统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的观念对后世文献学科发展影响深远，现今文献学的学科分野即由此而来。由于时代的局限，梁氏对文献学基本理论和发展历史尚未涉及，但不能由此否定其对中国文献学的开创之功。随后，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在继承梁氏文献学思想基础上对文献学体系建构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该书不仅传承了校雠学理念，而且糅合了翻译、讲习等现代元素，其建构的“大文献学”体系显示了中西文化交融时代背景下文献学理论探索的某些特征。此外，该书从理论、方法和历史方面架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痕迹亦清晰可寻，其从理论、方法和历史方面架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痕迹清晰可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校雠学著作的出现为文献学科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传统校雠学方法(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的架构渐次凸显。由于30年代图书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异军突起，典藏学在文献学中逐渐隐退。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有别于现代撰述模式的校雠学著作(如向宗鲁《校雠学》、刘咸炘《校雠述林》)，表明现代文献学与校雠学的新旧转换尚未完成，文献学学科建构仍处于不断调适之中。在民国文献学体系建构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目录、版本、校勘为分支学科的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渐趋形成，文献学也由梁启超时代的“治学之学”向后来的“治书之学”转变，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最终确立。

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独有的传统学术门类的校雠学，其在近代的转换和“分裂”，“既有西方学术的外在刺激影响，也有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转型需求”。在此双重因素作用下，传统校雠学逐渐丧失其固有地位而成为学术史上的概念。进而，由校雠学衍生出的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作为独立学科逐渐完善其结构和理念，传统校雠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在校雠学变身文献学的过程中，“其主要推动者是国学大师梁启超和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他们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对文献学的初创起了奠基作用”。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在西学东渐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时期，民国学人“大都经过附会西学的阶段，然后逐渐回归本位”。作为舶来的“文献学”概念，其要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必须根植于积淀深厚之传统文化土壤并从中汲取养分。换言之，只有西方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校雠学互相融合在一起，近代文献学初步完成中国化之时，中国文献学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综上所述，“从古代的校雠学发展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典文献学，既有学理与方法上的精进，也有学科名称上的演化”。“‘文献学’的最终定名，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但不论如何，中国传统校雠学“学术之宗”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注：本文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23年第9期转载，原文刊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