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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祥（1979— ），博士，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著有《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等。

【摘要】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典型实例的分析，阐发域外汉籍研究的学术进路与中外学术交流互为表里的面向，指出从清初到道光年间，学人所能获见的域外汉籍数量有限，相关学术交流多以“间接方式”展开；同治光绪年间，围绕典籍鉴藏，中外学人展开直接交流，对于域外汉籍的重视点由“文本性珍贵”转向“物质性珍贵”；民国时期，新闻出版业、大学、公共图书馆等近代化建置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域外汉籍研究与学术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政治局面的影响；晚近时期，域外汉籍研究成为显学，广度与深度均有明显提升，但存在着一些研究的盲点。

無論是從學理角度而言，還是從“人”與“事”的具體實踐而言，域外漢籍研究先天上就與中外學術交流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這是不言自明的。與此同時，在不同時段內，隨著學術研究的視角重心變遷，域外漢籍研究亦呈現出不盡相同的面相，或者說，是“範式轉移”。以下就以域外漢籍研究的學理思路之轉變與中外學術交流的互動關聯這一角度，展開討論。

引論 術語“域外漢籍”的多義性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域外”具體是指域外收藏、域外寫作（書籍）還是域外生產（版本）；“漢”是代指“中國”，還是“漢文”？這兩個具有多重意義可能的名詞所構成的術語“域外漢籍”，其所指的多元性就會更為突出。職是之故，不同學者所理解的“域外漢籍”容有差異。

比如，陳捷說：“域外漢籍，既包括流傳到域外的中國典籍的抄本、刻本，也包括在域外傳抄和刻印的中國典籍，此外，還可以指外國人用漢文寫作的創作和研究著作。”[1]張伯偉說：“域外漢籍是相對於中國本土所藏漢籍的一個概念，根據目前學術界的一般認識，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歷史上域外文人用漢文書寫的典籍……二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籍……”（2005）[2]他又說：“域外漢籍，儘管今天學術界對此稱謂的理解和使用尚未達到一致……”（2011）[3]陳正宏說：“域外漢籍是指古代中國周邊受漢文化深刻影響的幾個國家以漢文（主要是漢語文言文）撰寫、刊行的書籍。”[4]金程宇說：“域外漢籍，主要指域外所藏中國古籍（包括域外刻本）以及域外人士撰寫的漢文典籍……”[5]王勇說：“‘域外漢籍’應定義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漢文書籍，是在中華文明浸潤下激發的文化創新，構成東亞‘和而不同’的獨特文明景觀。”[6]

從上引文可以看出，影響學者對於“域外漢籍”範疇界定的因素，除了其語義上固有的歧義可能，不同學者在各自研究中的側重點，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取捨。陳正宏的關注點在於版本實物的鑒定，他所界定的範圍就是域外撰寫與刊行，而將域外收藏的中國古籍版本切割在外。王勇可能更加關注文本及其背後的文化圖景，所以他就特別強調域外寫作。

學者的職業習慣，使我們總抱有一種整齊劃一的期待，希望能有清晰的界定，將一切井井有條地納入其中。而“域外”與“漢籍”是相當紛繁複雜的文化現象，無論何種框架，總有與事實扞格之處。如以“收藏”論，大倉文庫藏書當然是域外漢籍，但現已被北京大學整體購回（除個別列入“日本國寶”、“重要文化財”者），然則它是否就不再屬於域外漢籍研究的物件？如以“寫作”論，《桂苑筆耕集》在傳統目錄學中，與中國文士寫作的書籍，幾乎等同觀之。如以“生產”論，1920年代，橋川時雄集資在中國刊刻日人廣瀨鳥道的漢詩集《醉華吟》，它是域外漢籍麼？筆者在東京松雲堂書店購得一冊，上有橋川氏鈐印。是否在橋川家中與松雲堂時，尚屬域外漢籍；被筆者攜歸國內後，即轉屬“域內”？如以“漢文”論，1920年代日本學者複製的《滿文老檔》、流散國外的黑水城西夏文文獻，是否不能算是域外漢籍？帶有訓點符號的和刻本漢籍，又當如何歸屬？

明確上述困局之後，處理此類學理疑難的方法，就是以包容開放的心態看待共相與殊相並存的近代以前東亞世界的書籍現象，充分體認該現象的複雜性，承認當“域外”與“漢籍”搭配時可能具有的多重含義，而不必在定義時刻意追求所謂定於一尊。

一、交流前史：藏書家與域外漢籍

從歷史上看，在現代學術建立之前，藏書家是最早與“域外漢籍”發生實際聯繫的群體。清代是我國私家藏書極為輝煌的鼎盛時期，藏書家及其師友這一群體是版本目錄學研究的重要主體。至晚在清初，他們已開始關注域外版本，最典型的早期實例是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的傳抄正平本《論語集解》。錢曾稱：

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少異，然亦無從辨究也。後得高麗鈔本《論語集解》，檢閱此句，與《史》《漢》適合……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筆墨奇古，似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東國舊鈔……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考之。[7]

錢曾對於正平年號的誤解，常被研究者提及。這當然體現，最初僅有少量域外漢籍回傳時，人們對“域外”相關知識匱乏，毋庸贅論。而筆者認為，此例中更可注意的是以下兩點：一是錢曾對此本特異之處的認知，既包括文本與通行本有異而與《史記》《漢書》引文相合——意味著其文本來源可能很早，又有物質形態上的“似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與他日常寓目的中國版本大異其趣。二是此書乃蕭氏于萬曆援朝之役所得攜歸者。可以想見，在戰爭環境下，書籍的獲得大約只能是偶一為之。進言之，前者體現了在早期，藏書家們已敏銳認識到（中國古籍）域外版本在文本與物質雙方面的獨特性，而這正是構成域外漢籍魅力的基點。後者也許更為重要，它暗示了當時人們所能接觸域外漢籍的孔道是零星而偶然的。

在清代，中國與朝鮮存在朝貢貿易，與日本則主要以長崎口岸通商。書籍的確是以上貿易的重要商品之一，但仍是中國大量向國外輸出書籍，反向輸出者寥寥無幾。特別是長崎貿易，受到幕府的嚴密管控，不僅中國商船運來的書籍會遭到嚴密審查（主要是防備書中有關涉天主教的內容），幕府還會主動提出書籍採購清單，要求中國商船下次來航時攜來。[8]這種求購系為滿足幕府自身的政治與實用需求，意識形態上具有鮮明的官方色彩；但也可以說，輸入日本的中國書籍由此具有一定的系統。

反觀域外漢籍的回流，數量仍非常有限。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與從事長崎貿易的中國商人文化水準有限有關。採辦中土佚籍、稀見珍本或有俾治學的日人著述，將其從習見的一般書籍中拔擢出來，甄別品鑒的能力與版本目錄的知識自不可少，這不是粗通文墨者可以辦到的。可作為典型的是，乾隆時期從日本輸入的《七經孟子考文》《論語集解義疏》《古文孝經孔傳》三書。《七經孟子考文》為日人撰著，很快受到清代學者的高度重視，成為阮元主持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重要參考資料。後兩者是中土佚書，同樣引發了普遍關注。此三書皆由杭州人汪鵬經手購得。據松浦章的研究，汪鵬是監生，曾在浙江巡撫衙門任胥吏，他購買的《論語集解義疏》是寬延三年序（1750）和刻本，購買時間不晚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9]以常理推測，在當時的日本，這並非難得的秘本，但瞭解這是古佚書，則要求相應學識。可以說，這三部典籍均由汪氏經手傳入，偶然間有其必然。松浦章稱讚汪氏是“一位極有遠見的知識份子”，堪稱的評。

在清代中期，此類輸入中國的典籍數量很有限，但如前述，仍在學術上引起了極大震撼。另一方面，相比正平本在《讀書敏求記》的驚鴻一瞥，私家書目著錄域外版本，亦緩慢而明顯地增多。

清代最著名的藏書家黃丕烈，至少收藏有和刻本《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見該書跋）、和刻本《唐才子傳》（見校舊鈔本《張蠙集》跋，稱“右錄日本刻《唐才子傳》一則，見第十卷”）。此外，他還曾撰跋專門談及錢曾對於正平年號的誤解。[10]

錢大昕之婿瞿中溶撰有《古泉山館題跋》，中有和刻本《日本合類節用集大全》、鈔本《日本茶道便蒙鈔》。前者是“彼國教初學之類書”，“書為予友吳門顧南雅學士所贈”，後者“專為茶具而作”，“道光己醜秋仲，小住虎丘，於舊肆購得”。[11]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專列“外藩本”一門，是前所未有的創舉，計收錄和刻本1部、日本鈔本7部、朝鮮鈔本1部。其中《高麗史》，四庫著錄為殘本二卷，孫氏所藏“影寫本”則是一百三十七卷全本。《孝經鄭注》《群書治要》《樂書要錄》《兩京新記》《王翰林集注黃帝八十一難經》《文館詞林》《李嶠雜詠》，皆為中國佚書。另據解題可知，《樂書要錄》及以下四書是《佚存叢書》之“影寫本”。[12]案，《佚存叢書》系日本學者林衡（述齋）所編，專收日本存留的中國佚書，於日本寬政十一年（1799）至文化七年（1810）間陸續以活字印行；《平津館鑒藏記書籍》正編約在嘉慶十三年（1808）前後編定，《補遺》《續編》纂於十六年（1811）。其傳播之速，令人驚訝。再聯繫到阮元進呈《宛委別藏》，有7種書出自《佚存叢書》，可以說，它是清代中晚期相當普及的“域外漢籍”。

要言之，從清初到道光年間，學人所能獲見的域外漢籍數量有限，但亦有逐漸增多的趨勢。在這一時期，朝鮮燕行使與中國文士的交往不少，但中國古籍的朝鮮版本或朝鮮典籍，卻很少見時人提及。當時中國學者所關心的主要是日本保存的中國佚書，而日本所藏的中國傳世古籍珍本（如古寫本、宋元刻本）尚未進入他們的視野，這與流通孔道不甚通暢等現實條件直接相關。換言之，當時人限於條件，所看重的是域外漢籍的文本性一面。乾隆五十三年，吳騫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作跋，稱：“夫經籍去聖日遠，闕文訛字，謬本實繁。賴古書流傳海外，使學者猶得藉以考證其謬誤而補訂其闕失，豈不誠斯文一大幸哉！”[13]

不過，雖偶有汪鵬這樣具備學識的人士前往日本，但其出行的身份仍是商人。中日學者之間的直接交往尚未發生，圍繞典籍的學術交流，則以引用《七經孟子考文》這樣的“間接方式”展開。若將這一時段稱為“域外漢籍的學術交流前史”，大約是可以成立的。

二、域外漢籍研究的發端：晚清的訪書活動

到了同治光緒年間，在東亞國際政治局勢發生重大改變的背景下，中日兩國逐漸開始近代國家意義上的交往，書籍流轉與學人交流的態勢隨之出現變化。毋庸置疑，其中的標誌性事件是楊守敬的在日活動，他在日訪書、編纂《日本訪書志》、編刻《古逸叢書》與《留真譜》等事蹟為人所熟知，本文不就以上事實再加贅述。

相較于前人，楊氏的活動有以下幾個特徵：一是圍繞典籍鑒藏，與日本學人展開直接交流。特別是他與森立之的交往，不僅對其訪書購書活動帶來極大便利，同時也深切影響到了他的版本目錄學研究。比如，他率先接觸《經籍訪古志》這部日本書志學的重要著作，該書對於《日本訪書志》有直接影響；[14]其《留真譜》乃以森立之所藏稿本為基礎，增補編刻。二是開拓了與日本雕版印刷業的交流，可以說為近代中國學者利用日本出版業的精良技術，進行古籍影印，開創了先河。三是他廣泛調查日藏古寫本、宋元刻本、朝鮮鈔刻等稀見版本，可以說是當下仍如火如荼的域外漢籍版本調查的先聲。他的關注點不僅限於乾嘉時所重視的“文本性珍貴”的中國佚書，更多在於“物質性珍貴”。當然，“文本性”與“物質性”不截然對立，古鈔古刻的文本面貌自然與習見俗本有所不同；《日本訪書志》於某本的文本面貌有何獨特之處，往往不惜筆墨；《古逸叢書》同樣收錄了《天臺山記》《玉燭寶典》等中國佚書。但與前人幾乎只能利用《佚存叢書》這類在當時日本不算稀見的版本不同，楊守敬刊刻佚書時，也要追求以古本為底本。當然，這並非前人沒有識見，而是海舶未暢，只能被動接受從日本傳來的有限書籍，高度依賴於偶然性；楊守敬親赴日本，結交學友，所見所得必然超越前人。機緣不同，必然導致工作重心的轉移。且當時恰逢日本社會風氣改變，一時間不甚重視中國典籍，大量珍本因此流出，客觀上增益了楊守敬的努力。

同在光緒年間，傅雲龍《籑喜廬叢書》、陳榘、陳田兄弟《靈峰草堂叢書》亦傳刻了一些日藏珍本與佚書。[15]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與楊氏相同，因外交身份而有此機緣，駐日使館可謂是當時域外漢籍學術交往的主陣地。[16]這與歐美的早期漢學家多為傳教士與外交官的情形，相映成趣。在出版形式上，它們也與《古逸叢書》近似，如雕版影刻、以雙鉤技法摹刻原書殘損之處等。當然，參與此事者的鑒識能力有差異，也導致了一些錯誤。主持印行《經籍訪古志》的徐承祖撰序稱：“日人藤原佐世嘗著《見在書目》，距今百年，書皆散佚。”這當然是謬以千里。《籑喜廬叢書》有所謂據日本延喜本影刻的《文選》殘卷，其底本實出後人偽造：

日本水野梅曉行笥中，有《文選·歸去來辭》，卷尾刻“大唐天祐二年秋九月八日餘杭龍興寺沙門無遠刊行”字一行。德清傅雲龍《纂喜廬叢書》中刻有此種殘本，黎庶昌跋盛稱之。據島田翰云，是彼國大阪西村某贗刻三種之一。三種者：一延喜十三年《文選》，一即《歸去來辭》，一忘其名。用寫經故紙，集寫經舊字活字擺印。水野所藏，正是此種。[17]

在域外漢籍交往大大繁榮的背景下，未曾親至日本的藏書家們，所得的域外版本與回傳的中國版本亦明顯超過他們的前輩。此點可從當時問世的諸家書志著作中得到確證。

莫友芝在同治年間撰寫的《持靜齋藏書記要》著錄善本770部，含域外版本15部，其中《佚存叢書》零種占12部，與孫星衍稍有不同，持靜齋所藏均為日本活字本。[18]

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擇取精嚴，僅收善本130部，以宋元刻本為主，明刻本不過20部，外國版本卻多達14部，可見他對此的重視。其中標稱日本刻本4部、日本鈔本1部、朝鮮刻本7部、朝鮮活字本2部。所藏朝鮮本多為朝鮮人的文集，顯得與眾不同。[19]至於和刻本，《滂喜齋藏書記》甚至開始談論版刻源流，與《平津館鑒藏記書籍》止於客觀描述版本特徵，大異其趣，足見中國藏書家對於域外版本的知識日漸增加：

日本刻何晏論語集解十卷劄記一卷

《論語集解》，日本有明應本、有菅家本、有宗重本，有正平本。此本文化十三年市野光彥從正平本翻刻，後附《劄記》一卷，狩穀望之序。……

日本刻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

此書國朝康熙末流入中國，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盧文弨序引用唐代諸書，證為隋代舊本，實偽撰耳，不獨非孔氏之書，並不出自劉炫也。此本日本阿正精以弘安鈔本影刻。原本佚其序文，僅存二行，以元亨中清源良枝校本補繕之。弘安在宋德佑間，元亨則入元代矣。《佚存叢書》本亦從此出，但行款有改易耳。……[20]

楊守敬在日所購善本，在他歸國後不久，即有散出。潘祖蔭得到了“北宋本”《廣韻》（實為南宋中期浙刻本）、宋刻《竹友集》，均著錄於《藏書志》。二書皆有楊氏題跋，作於光緒十年十一月一日、二日。[21]案，《藏書志》成書於光緒十五年初，距楊氏歸國（光緒十年）不過四五年之間（以上楊跋有可能系臨轉讓前，冀留一痕跡而為之）。對楊氏而言，不能保守秘本，自是遺憾，但對於域外所藏善本“擴大學術影響”而言，卻是美事。

八千卷樓丁氏亦藏有不少域外版本與域外回流的中國版本，在其《善本書室藏書志》中每每可見。根據顧飛的研究，《丁志》共著錄 34 部日本、朝鮮刊印抄寫的域外版本。[22]至於回流的中國版本，如卷三有明萬曆刊本《春秋左傳評注測義》（此書有“長崎海關管史檢明一印，蓋曾歸東瀛所藏者也”），卷七有明刊本《宋史質》（“此本已流入外洋，有蓼倉文庫印”），卷十一有明嘉靖刊本《寧波府志》（“有佐伯文庫印”），等等。[23]

《丁志》僅收善本，不反映八千卷樓藏書的全貌。翻檢丁氏藏書總目《八千卷樓書目》，更可知丁氏所藏的域外版本數量之多，絕不限於34部。僅以卷五為限，即有日本刊本《聖跡圖》《聖賢象贊》《先哲叢談》《明史三傳》《大日本史》《大越史記全書》《唐才子傳》、佚存叢書本《嘉靖以來首輔傳》《唐才子傳》（按，佚存叢書為活字本，與上舉日本刊本《唐才子傳》非同一部）、甘雨亭本《足利將軍傳》《倭史後編》《帝王譜略國朝紀》。[24]類似的間接從國外獲得書籍的情況，對於晚清的藏書家們來說，已不是新奇事物。他們的入手途徑是跨國貿易，因材料零散，不易收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還較有限。[25]

楊守敬是率先大量參考利用《經籍訪古志》的中國學者。在他歸國的次年，光緒十一年，駐日使節徐承祖主持在東京活字排印《經籍訪古志》，為此書最早印本。此書由中國人士最先印行，足見中國學者對於瞭解日藏珍本的渴求。與之相應，晚清的私家書志題跋時有徵引此書的案例。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七《北宋本外台秘要跋》稱：“日本雖有全書，模印在後，多糊模處，見《經籍訪古志》。”同卷《元槧風科集驗名方跋》：“日本多藏中國古書，《經籍訪古志》所載福井榕亭藏本，只存五、六、十二、十四四卷。”[26]案，《日本訪書志》完稿並刊行在光緒二十七年，中有《外台秘要方》（影北宋本），亦引《經籍訪古志》，而無《風科集驗名方》。陸心源卒於光緒二十年，《儀顧堂題跋》刊行於光緒十六年。然則，以上兩跋之撰，必在光緒十一年至十六年間，可確定系直接引自《訪古志》而非自楊氏《訪書志》輾轉得來。

又如，《善本書室藏書志》與《日本訪書志》同年刊刻，卷四有日本寫本《論語義疏》，稱“按日本《經籍訪古志》，是書有舊鈔五本”云云。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印行雖較晚，但其中日本慶長九年刻本“《重刻元至正本玉篇》三十卷”條撰于“丁酉（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和”，稱“余檢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載有元至正丙午刻《廣韻》五卷，行款、字數與此正同，後木記云‘至正丙午菊節南山書院刊行’，蓋與此書先後合刻者也”。這些也均為確實直接引自《訪古志》之例。

與之類似，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印行，由俞樾作序，可謂《經籍訪古志》的踵繼之作，中國學者同樣很快注意並利用之。次年，葉德輝在影寫明刻本《古今書刻》跋中，便已談論此書：

日本島田翰君著有《古文舊書考》，自隋唐卷子以及宋元以後線裝書，考核異同，精博無匹。……光緒三十有二年丙午歲閏四月小盡日，麗樓主人葉德輝識于長沙洪家井寓宅之觀古堂。[27]

五年後即宣統三年辛亥，曹元忠為宋乾道三年紹興府刻元公文紙印本《論衡》作跋，引用該書：

又近時日本島田翰著《古文舊書考》，稱其國秘府有宋本《論衡》二十五卷，其行款格式並刻工姓名與此悉合，而闕卷二十六以下，是彼之所闕即此五卷，倘能牉合，豈非快事，因乞陳侍郎寶琛署檢而自書其後，以撿將來。辛亥三月，元忠。7-82

島田翰還是早期日本學者來華訪書的代表人物。他曾訪問陸氏皕宋樓、瞿氏鐵琴銅劍樓、丁氏八千卷樓、顧氏過雲樓等著名藏家，飽覽諸家所藏。[28]其中皕宋樓之行，頗有“學術偵察”的味道。後來，他參與靜嘉堂文庫收藏皕宋樓藏書之舉，並撰《皕宋樓藏書源流考》，引發中國知識界的強烈震動。通過島田氏的例子，可見在此時期圍繞典籍展開的中外學術交流，不僅有中國學者赴日的“我往”，也出現了之前所無的日本學者訪華的“你來”。另一方面，在兩國關係逐步走向對抗的近代，原本正常的書籍流轉，被人為賦予了民族主義色彩與競爭意味。皕宋樓藏書之東去，被國人視為“國恥”，而日人認為這是報了楊守敬在日購書的“損失”或曰“一箭之仇”。而之前兩國關係尚屬平和，楊守敬購書之舉，在學術上得到時人的很高評價，卻無人謂之“國光”。這種政治環境在學術上的投射，之後還會不斷看到，這裡先按住不表。

從域外傳來的版本與書籍，是具有新鮮感的材料。但這些材料應如何取捨與吸收，是值得一談的問題。黃丕烈便已知曉日本版本或者日本藏書帶有訓點：“余曾遇高麗使臣樸貞蕤，云日本書旁有和訓，彼國無之。”[29]晚清學者認為，對於自己而言，日文訓點毫無價值，甚至破壞書品。楊守敬說：“此本（宋刻本《監本論語集解》）書估從西京搜出，前後無倭訓，至為難得。”[30]李盛鐸說：“《莊子》宋本傳世甚尠。辛亥（1911）三月，有書賈持宋本求售，前六卷系南宋建本，後四卷字畫方整，確為北宋刻無疑。行間有日人以倭訓點竄，且索值太昂，遂擬不收。”[31]一正一反，態度明確而一致。

綜言之，在清代後期，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域外漢籍及其中外學術交流出現了諸多有別於前的動態。最可矚目的是，中日學者開始親赴對方國家，與對方學者展開了直接交流，不再限於閱讀引用這樣的“間接交流”。這種直接交往，反過來促進了閱讀引用，導致了之前所無的跨國學術出版，以及域外收藏中國古籍的調查。這種調查當然是以“新材料”為關注點的，但已不再單純關注中國佚書，同樣或者更加強調書存而本佚、書存而本珍的情況。同樣由此而頻繁的還有書籍的雙向流轉，不過除了楊守敬、皕宋樓這樣的大規模買賣之外，我們目前對於書籍的日常跨國貿易的瞭解仍相當有限。此外，該時期的書籍流轉，亦不再限於或主要限於東亞世界的內部。目前歐美的重要域外漢籍收藏，有相當部分是在這一時期發端或得到大幅度增強，它們將在之後的時期成為域外漢籍研究的物件。[32]這又一次提示我們，域外漢籍是一個流動不居的動態過程。

三、民國時期的域外漢籍調查與中外學術交流

接下來略談現代學術制度在中國逐步建立的過程中，域外漢籍研究與中外學術交往又發生了怎樣的態勢變化。具體而言，從歷史實踐來看，大學、公共圖書館與近代媒體業的創立與發達，均與此事密切相關。

時效性是近代新聞出版業的一大特徵。對於新發現的域外秘本、新刊書目題跋等等，民國時期的學術類報刊有著敏銳的捕捉。《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出版於1930年12月；1931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3期（1931年5-6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讀書月刊》第1卷第1期（即創刊號，1931年10月）、《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7卷第1期（當年共出6期，本期為當年第4期，出版時間應在夏季），在各自的新書介紹欄目內，均有報導。《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的該則報導，順帶提及《東方文化叢書》（日本東方文化學院發行）已刊行四種珍本，即圖書寮藏《文鏡秘府論》、身延山久遠寺藏宋刻單疏本《禮記正義》、高山寺本《莊子雜篇》、圖書寮藏正宗寺本《春秋正義》（前三種1930年出版，《春秋正義》1931年出版）。同期還介紹了長澤規矩也的新書《中華民國書林一瞥》（1931年2月出版）。

1927年4月，橋川時雄在北京創辦刊物《文字同盟》，同樣注重及時報導域外漢籍的“學術動態”。鹽谷溫在圖書寮發現孤本雜劇《西遊記》，於1928 年以斯文會的名義在東京刊行。同年4月，《文字同盟》13期即發佈新書消息。此外，3 期（1927年6月）報導在日本高野山某寺發現《文鏡秘府論箋》，6 期（1927年9月）報導在圖書寮發現耶律楚材《西遊錄》抄本，28 期（1930年3月）報導前田家尊經閣藏宋刻本《世說新語》影印出版（1929年），亦屬此類。

域外訪書的直接記錄，同樣成為新聞出版的對象。1929年10月，傅增湘赴日觀書，12月4日返回北平。[33]次年，他在《國聞週報》連載《藏園東遊別錄》，首篇刊載于《國聞週報》第7卷13期（1930年4月7日出版），距他歸國，不過四個月。相比之下，《日本訪書志》始撰於光緒六年楊氏赴日之際，“每得一書，即略為考其原委，別紙記之”，歸國後“此稿遂束高閣”，至二十七年，始定稿印行，遷延二十年之久。其間固有人事倥傯之故，但倘使楊氏那時可利用報刊發表單篇解題，則情形決然不同。

以近代印刷技術影印古籍，在晚清已不乏其例（如影印《古今圖書集成》），但大規模展開仍是在民國。此時影印事業的主持者們，紛紛將目光投向海外——或更具體地說，是日本，通過各種公私途徑，將藏於域外的眾多珍本影印公佈。此時，私人主持籌畫的善本影印，仍佔據一定比重，尤其是在陽春白雪的高品質影印方面。這種高品質不僅體現於他們在選擇影印底本上的卓見，同時也表現於他們大多使用成本高昂但效果更佳的珂羅版，如傅增湘、羅振玉、董康均商借印行日藏善本，而且往往利用以小林氏為代表的日本印刷業，所製作的影印本效果精良，頗邀盛譽。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出版機構也著力於域外漢籍的影印，其中最為典型和知名的，當屬商務印書館，其編印《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頗有從內閣文庫、東京圖書館、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等日本收藏機構商借拍攝製版者。1928年秋，張元濟赴日，在中華學藝社的協助下，訪問日本各公私藏家，成功洽談了一批日藏善本的影印事宜，將其收入《中華學藝社輯印古書》《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有不少先收入《中華學藝社輯印古書》，再收入上述其他叢書）。按照與日方的約定，商務印書館向提供底本的日方機構回贈了印成的影印本。[34]值得一提的是，商務印書館更多選擇成本較低的石印方式影印，這與前述高端的私人影印形成層次落差，可為不同需求層次的使用者提供更為多元的選擇，也使利用域外漢籍展開研究，更趨可行與便利。

以上提及刊載域外漢籍消息的刊物，不少是由圖書館創辦主持的。我國的現代圖書館，大多創辦於民國時期，或是在該時期才逐步走上正軌。即便處於初創階段，且當時諸多現實條件不如人意，圖書館界仍在域外漢籍與學術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努力。除卻在館辦刊物上發佈消息、登載文章之外，圖書館主導的對外活動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利用出國實地探訪與搜集文獻資料相結合的方式，不斷更新《永樂大典》在世界各地的存藏情況。國立北平圖書館又與多家外國圖書館建立了交換館員制度。其中，王重民被外派時間最長，先後在法國、英國、美國的重要圖書館進行中文古籍的編目調查，這是中國學者首次對歐美收藏的中國古籍系統性的調查工作。他對法藏、英藏敦煌遺書的調查與拍攝，在敦煌學史上尤具意義。向達成行稍晚，時間也較短，但同樣是在英國、德國、法國進行了中文古籍編目與敦煌遺書調查拍攝等兩方面工作，只是他在敦煌遺書方面的工作更為人所知。[35]

在民國時期，日本學者來華訪書訪學之舉，明顯增多。前述島田翰來華，其身份是德富蘇峰的私人助手，而此時日本學者來華，大多依託大學、研究所等現代學術建制，以訪問團、留學生的身份成行。比如，內藤湖南、狩野直喜是以京都大學教授的身份“赴清國考察”，長澤規矩也首次來華，是參加“母校一高旅行部組織的旅行團”，之後他多次來華，則是由“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部報銷旅費”，吉川幸次郎、倉石武四郎是作為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旁聽課程。[36]橋川時雄，最初是以共同通訊社的工作人員身份來華，但從1928 年1 月起，他任職於日本當時所謂“對支文化事業”的視窗機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後來長期擔任該會的實際負責人。該會下屬的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搜集了規模可觀的古籍收藏，抗戰勝利後被作為敵產沒收，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了日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藏書。

在華期間，這些日本學者既有日常的購書訪書、與中國學者的交遊互動，也產生了諸如長澤規矩也《中華民國書林一瞥》之類的訪書回憶錄（其他諸人大多也有類似作品），以及橋川時雄、倉石武四郎根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拍攝的《舊京書影》（其中還有吉川幸次郎的合作）。當然，他們的活動不可避免地具有時代政治的烙印，尤為明顯的是內藤湖南極力搜求滿蒙檔案文獻。至於日本軍部、滿鐵調查部搜集中國地志文獻以及侵華戰爭時期大肆掠奪古籍，更是直接為侵略中國而服務。即便是較為正常的一般購書，隨著政治局勢的趨近，也滋生出愈發明顯的“競爭”與“防範”意味，長澤規矩也回憶，國立北平圖書館派出趙萬里，在他旅行所經之地搶先搜購善本，以防善本外流。

在這一時期，域外漢籍的調查研究，還出現了明顯的“俗文學轉向”，這是尤可矚目的一點。在傳統的目錄學與版本學研究中，小說戲曲不登大雅之堂。而在現代意義下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隨著胡適、魯迅等人的極力鼓吹，通俗文學遽然間成為研究的熱點。這種學術範式的轉移，相應地投射到了域外漢籍之上。儘管如張元濟、傅增湘那樣，出於學術旨趣，仍將重點置於傳統的四部之學的學者不乏其人，但將調查搜訪的重點置於域內罕見的小說戲曲者，似乎為數更多。年輩與張元濟、傅增湘相近的董康，在日訪書以及影印域外漢籍善本時，既關注傳統四部書籍，又對小說戲曲以及版畫表現出特殊興趣。他以通俗文學為訪書重要目的之情況，具見於《書舶庸譚》，毋庸贅言；他影印的明崇禎刻本汪道昆《蘇門嘯》（雜劇）是東京大學藏本，經鹽谷溫許可後付印；他編輯影印的《千秋絕豔圖》，有摘自神田喜一郎藏李卓吾評本《西廂記》者。鄭振鐸、孫楷第、王古魯的工作更趨專門，聚焦於小說戲曲。他們在法國、日本的調查所得，通過《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王古魯日本訪書記》的發表/出版，而廣為人知。

前述王重民在國外的編目，因系圖書館工作，必然遍及四部，而不能刻意取捨；其夫人劉修業在協助他之餘，則將工作重心放在小說戲曲之上，先後發表《海外所藏中國小說戲曲閱後記》（《圖書季刊》新1卷第1期，1939年）、《海外所藏中國小說戲曲閱後記（續）》（《圖書季刊》新2卷第4期，1940年）、《海外所藏中國小說戲曲記》（《中國學報》第1卷第2期，1943年）、《記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環翠山房十五種曲》（《圖書季刊》新5卷第2-3期，1944年）。1958年，她的《古典小說戲曲叢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披露海外所藏諸篇，除上述已發表諸作外，又將“舊所劄記者，略加修改”增入。

相比之下，傅芸子、傅惜華兄弟于抗戰期間在日訪書調查的情況，少有人提及。傅芸子在京都大學長期任教，以《正倉院考古記》而聞名。1938年，他前往東京，在無窮會、內閣文庫、早稻田大學、宮內省圖書寮、東京大學、尊經閣文庫、靜嘉堂文庫及長澤規矩也處，專門觀覽戲曲小說，見到了大量稀見的小說戲曲書，並拍攝了部分書影，事後撰成《東京觀書記》《內閣文庫讀曲記》《內閣文庫讀曲續記》，分別發表於《書志學》《朔風》《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後來又收入《白川集》（未載《內閣文庫讀曲記》）。《書志學》是日本刊物，《白川集》於1943年由東京文求堂出版；《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由王揖唐題簽，在淪陷區的北平出版。因此，傅芸子此次訪書之旅，長期不被提及，自可為人理解。直至2000年，《白川集》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與《正倉院考古記》合刊），國內讀者方才能較為便利地瞭解傅氏的訪書經歷。

傅惜華於1939年赴日，機緣是“日本鐵道省國際觀光局，組織華北名流訪日觀察團，余承寵召，乃得東遊”，他先後前往內閣文庫、京都大學、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及一些私人藏家，專門觀覽調查戲曲文獻。事後，他“爰將此次東遊觀覽所得，益以長澤氏及家兄芸子，素日調查筆記材料，慨假參考”，撰寫《日本現存中國善本之戲曲》（《中國文藝》第1卷第4-6期連載，1939-1940）、《內閣文庫訪書記》（《日本研究》第3卷第6期、第4卷第1期連載，1944-1945）。《日本研究》在第4卷第1期（1945年1月）後未出新刊，所以《內閣文庫訪書記》僅見載上、中兩篇，未能終篇。

馬廉是民國時期重要的通俗文學學者、收藏家，他雖未親往日本，但亦不妨礙他與外國學者展開此方面的交流。他曾與長澤規矩也通信，探討《警世通言》，信中又托長澤氏代購《清平山堂話本》《嬌紅記》影印本，同時抄錄了長澤氏《蓬左文庫觀書記》。此外，馬廉還翻譯了長澤氏《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鹽谷溫《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說》。[37]

上文多處提及長澤規矩也。他多次來華，結識了眾多中國學者，歸日後又先後供職於多家藏書機構，在日本書志學界極為活躍，中國學者赴日訪書或是商借影印底本，往往要借助他的力量。董康《書舶庸譚》多次出現“長澤君”。傅增湘赴日時，“長澤、田中二君分任相伴，極為便利”[38]。張元濟與日本各藏書機構商議影印事宜時，長澤幫助尤多。傅芸子訪書時，“複承士倫紹介靜嘉堂、無窮會兩處”，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士倫為檢書目”，在內閣文庫，“士倫偕余驅車詣禁城”[39]。傅惜華之行，“蒙東京友人長澤規矩也教授，懇摯相待，介紹閱覽內閣文庫所藏秘笈”[40]。長澤氏之所以能與諸多中國如此相得，與他既通曉四部書籍，又喜歡小說戲曲，密切相關。他來華訪書時即留意搜求此類文獻，因此成為此方面重要的私人藏家和研究者。例如，《文字同盟》第7 期刊發了他的《日本現存小說戲曲類目錄》，在《書志學》雜誌上，他發表的此方面文章更多。1942年，他作為“代表者”，以“薄井君入營紀念會”的名義編印了《明清插圖本圖錄》。1928年，九皋會以珂羅版影印明宣德刻本《嬌紅記》，底本即為長澤氏所藏。

四、1949年之後的域外漢籍研究與學術交流

1949年之後，域外漢籍及相應的學術交遊又發生了很大變化。在1980年代之前，受當時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大陸學界的對外尤其是對西方國家的學術交流幾至停頓，域外漢籍研究亦不能不受影響。

1957年，鄭振鐸應邀訪問蘇聯，在當時的列寧格勒調閱了一批敦煌遺書，及出土于黑水城的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41]，這是當時為數極少的大陸學者海外觀書之舉。1951年，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交還了《永樂大典》十一冊。1955年，當時的民主德國交還了藏于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的三冊《永樂大典》。1958年，蘇聯又交還了前一年鄭振鐸經眼的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及繪圖本《聊齋圖說》。這是在當時國際政治局勢下的特殊的域外漢籍回流。

在影印刊佈域外漢籍傳本方面，1958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影印的日本享和三年江戶昌平阪學問所刻本《又玄集》（內閣文庫藏本），可以作為典型。此書為唐人選唐詩，中土早佚。日本學者清水茂與夏承燾通信，寄贈全部書影，因而得以影印出版。而1956、1962年，文學古籍刊行社、中華書局影印尊經閣藏宋刻本《世說新語》，並附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則是以1929年日本前田育德會影印本及民國間羅振玉影印本為底本重印，這樣的“二手影印”自然與前者有所區別。

在這一時期，港臺地區及流寓海外的學者，在歐美的域外漢籍調查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饒宗頤多次在法國調查研究敦煌遺書，柳存仁（雨生）於1957年前往倫敦，閱覽大英博物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藏書，撰成《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1965-1966年，屈萬里前往普林斯頓大學，依據王重民的舊稿，修訂編成《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42]。

改革開放之後，國際學術交流的態勢煥然一變，尤其是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飛躍性增長，學者長期在外訪學變得日益平常。不少從事古代文史研究的學者，在外訪學期間，留心挖掘域外收藏珍本，各就專業所長，及時予以介紹。在此方面，嚴紹璗是較早較多赴日訪書的學者，先後撰有《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嚴紹璗海外訪書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等專著及大量論文。至於介紹考論域外稀見版本的單篇論文，數量龐大，勢難一一臚列。

與之對應的是，域外漢籍調查的範圍的擴大，之前此類調查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國、英國、法國，這當然是因為這四個國家是域外漢籍收藏最為集中之處，而現在國內學者訪書的足跡早已不限於此，諸如韓國、德國、丹麥、奧地利、西班牙的域外漢籍收藏已經進入了視野。即便是日本、美國，調查範圍也從那些最為知名的收藏機構，如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宮內廳書陵部）、靜嘉堂文庫、美國國會圖書館等等，擴展至更多藏書機構。尤其是歐美的東亞圖書館，聘請中國學者，編制館藏中文古籍書目書志，已屢見不鮮。較早的如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沈津等）、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陳先行、郭立暄），到較為晚近的斯坦福大學圖書館（馬月華）、華盛頓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沈志佳、劉靜）。近年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開始實施“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專案，現已出版了《西班牙藏中國古籍書錄》《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目》《美國埃默里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目錄》等數種。中華書局也有“海外中文古籍總目”之計畫，現已出版《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中文古籍目錄》《美國灣莊艾龍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紐西蘭奧克蘭大學中文古籍目錄》等。

域外漢籍研究刊物與專著的編撰出版、域外版本學著述的譯介，也在蓬勃發展。前者如張伯偉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已持續出版多年，同氏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已出版多部。後者可以推出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為代表。各研究機構，亦不斷舉辦域外漢籍研究的國際學術會議，相關論文集出版甚多。

域外漢籍的影印與整理出版，亦極為興盛，特別是在規模上遠超出民國時期。各種大部頭的域外漢籍影印叢書，不勝枚舉。在極為繁盛的影印事業中，有一個明顯的新動向，即開始關注域外版本以及域外對於漢籍的瞭解。此前，影印域外版本之舉早已存在，但大多是影印中國佚書，或是時代較早的如古寫本等。而對於書中的日本訓點，往往以技術手段抹去。換言之，那時學者重視的是漢籍的文本本身，而現在學界逐漸產生共識，即域外如何理解漢籍，同樣應是域外漢籍研究的重要方面。比如，《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五山版多依宋元舊本翻刻，其中部分宋元舊本目前存世，該影印叢書的目的就不止於提供佚書或更為早期的版本。《日藏詩經古寫本刻本彙編》反映了歷史上《詩經》在日本的傳播，以及日本學者從經學、文學的角度，對於《詩經》的理解。《日本所編中國詩文選集彙刊》更是直接反映日本對於中國文學的受容。在傳統的影印之外，很多國外收藏機構逐步將所藏漢籍公佈於網路資料庫，使域外漢籍的使用更趨便利。

目前，域外的漢籍收藏，與國內的情況類似，集中於不可流通的收藏研究機構，因此域外漢籍的實物回流，存在較大難度。近年最為重要的回購，是北京大學整體收購日本大倉文庫藏書。類似的大宗收購，今後或許會極為困難，但民間的流通依舊存在，如各類古籍拍賣中，有不少拍品來自海外。這方面的情形，迄今尚乏總結歸納，但或許在若干年後，它會成為域外漢籍研究的話題之一。

[1]陳捷：《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述略》，載《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1期。

[2]徐雁平：《“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張伯偉教授談域外漢籍研究》，載《博覽群書》2005年12期。

[3]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後記》，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33頁。

[4]陳正宏：《域外漢籍及其版本鑒定概說》，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1期。

[5]金程宇：《近十年中國域外漢籍研究述評》，載《南京大學學報》2010年3期。

[6]王勇：《從“漢籍”到“域外漢籍”》，載《浙江大學學報》2011年6期。

[7]錢曾著，管庭芬、章鈺校證：《讀書敏求記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2頁。

[8]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中華書局1997年版。

[9]松浦章：《清代帆船與中日文化交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147頁。

[10]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572頁。

[11]瞿中溶：《古泉山館題跋》，《藕香零拾》本。

[12]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書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3]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4]杜澤遜、班龍門：《整理說明》，《經籍訪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頁。

[15]關於傅雲龍在日訪書的情況，請閱王會豪：《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餘記>所見漢籍的分析》，載《貴州文史叢刊》2014年4期。陳田的藏書散出後，被日本田中慶太郎文求堂購得，後又轉售羅振玉，是中日之間書籍流轉的一例。其情況請閱範青：《陳田藏書流散考》，載《圖書館雜誌》2019年3期。

[16]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阅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国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汲古书院2003年版。

[17]葉德輝：《書林清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頁。

[18]莫友芝：《持靜齋藏書記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9]另有《貢園詩草》一部，系越南人文集，但未注明是何版本。關於潘氏收藏域外漢籍，還可參閱顧飛：《<滂喜齋藏書記>的版本及其學術價值譾論》，載《圖書情報工作》2010年9期。

[20]潘祖蔭：《滂喜齋藏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頁。

[21]馬月華：《古逸叢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22]顧飛：《<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域外文獻之因及學術價值管窺》，載《圖書情報工作》2011年3期。

[23]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清光緒二十七年錢塘丁氏刻本。

[24]丁仁：《八千卷樓書目》，民國十一年丁氏鉛字排印本。

[25]陳捷：《岸田吟香的樂善堂在中國的圖書出版和販賣活動》，見氏著《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479-508頁。

[26]陸心源：《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07、112頁。

[27]葉德輝《郋園讀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頁。

[28]錢婉約：《島田翰生平學術述論》，載《中國文化研究》2009年3期。

[29]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頁。

[30]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31]李盛鐸：《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頁。

[32]周欣平主編：《東學西漸：北美東亞圖書館1868-2008》，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33]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11頁。

[34]柳和城：《一部不該遺忘的古籍叢書—— 《中華學藝社輯印古書》考》，載《出版史料》2009年3期。周武：《張元濟赴日訪書與民族記憶的修復》，載《學術月刊》2018年6期。

[35]榮方超：《“交換館員”王重民、向達歐洲訪書考》，載《國家圖書館學刊》2013年3期。

[36]內藤湖南、長澤規矩也等著，錢婉約、宋炎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中華書局2006年版。

[37]馬廉：《馬隅卿小說戲曲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版。

[38]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10頁。

[39]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白川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50頁。

[40]傅惜華：《日本現存中國善本之戲曲（上）》，載《中國文藝》第1卷第4期，1939年。

[41]陳福康：《鄭振鐸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42]屈萬里：《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藝文印書館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