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良教授译注《文史通义》述评

　　 在清末民初的史学近代化历程中，经过刘咸炘、胡适、姚名达、张尔田、梁启超、何炳松、柳诒徵等人的研究与推重，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从乾嘉学术的边缘逐步走向了现代史学的中心，成为时人以传统史学对话域外史学的媒介，也曾是西史东渐背景下中国史家赖以抗衡西方史学的一大利器。时至今日，《文史通义》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成为史学工作者的案头之书。既然是经典，必会以其特有的学术魅力，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持续不断地研读它，从而产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作为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一种，罗炳良教授译注的《文史通义》(以下简称“罗译本”)名副其实，对推动新时期的《文史通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当下的学术研究，可分为很多类型，专文、专著、札记皆可，唯有整理与译注，往往吃力不讨好，也没法讨巧，但它又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工作，对于夯实学科建设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罗炳良教授为何要专门译注《文史通义》呢？这里面，固然有一种“章学诚情结”①，同时也因为他对此项研究的价值具有深刻的洞察：“对章学诚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得出更加符合其实际价值的正确结论，这对于全面认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的理论价值，乃至进而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价值，并以此为借鉴，吸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精华，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的理论内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都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7罗译《文史通义》出版已近10年，笔者以为该书在题解、注释和翻译方面均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粗陈几点体会如下。

　　 一、题解：提炼《文史通义》的思想

　　 罗译本以章学诚次子章华绂道光十二年(1832)刊定的《文史通义》大梁本为底本，分内篇5卷61篇、外篇3卷61篇，合计122篇。对这些篇章，罗译本于篇首撰题解一则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罗炳良教授以《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撰写博士论文时，已对《文史通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此后，他又于2004年出版《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2005年出版《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并长期为研究生讲授“《文史通义》研读”课程，这些学术积累为他举重若轻地撰写诸篇题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罗译本的题解，短则两三百字，长则近千言，兼具导读、撮要、评点之功。至于它的内容、价值和见识，这里略举几例即可见其一二。《文史通义》首列《易教》上、中、下三篇。该篇题解是这样写的：“《易教》上中下三篇，是章学诚关于‘六经皆史’理论的明确论断和集中阐述，成为其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自汉迄清，历代经学家尽管有汉学、宋学之分野，而宋学又有朱、陆之不同，但却一致认为六经是载道之书，主张求道必于六经，经外无道。章学诚则指出，古人没有空言著述，六经只不过是上古三代社会用人行政的政教典章遗迹，而非圣人空言垂教之书。”[1]1这就把《易教》三篇的核心思想以及章学诚不为常说所囿，在经史关系上的创见都讲到了。至于《言公》三篇的主旨，罗炳良教授也有精准的把握：“《言公》上中下三篇，是章学诚论述古今学术变迁的文章，主旨在于揭明古今学术立言宗旨不同，因而造成学术发展的面貌各异。近现代学者刘咸炘、程千帆、叶瑛等人，均给予高度评价。章学诚认为，上古官师合一，治教不分，道术为天下公器，没有把立言据为私有的事例。古人立言不求名，言虽出于我，而所以为言，不必由我。……推论言公之意无所不通，要求世人识言公之微旨，收明道之功效，意义深远。”[1]232-233对《言公》篇提要钩玄，进而谈出了自己对实斋史学的见解。《释通》篇“对于今人编撰的大量只注意古今时间方面纵通而忽视历史空间和内容方面横通的各类所谓通史著作，尤其具有针砭意义”[1]561。这些题解，分开来看，是对单篇文章主旨的评述，合而观之，无异于对《文史通义》的贯通研究，约略相当于《文史通义》导论。

　　 在撰写题解时，罗译本比较注意疏通各篇之间的学术关联，比如《师说》“继承《原学》之意，进一步深入探究为学成才之道，考察传道受业中师徒之间的关系”[1]451。《天喻》篇“进一步引申《原道》《原学》之义，阐明学术研究的主旨在于开辟新的学术风气，挽救现有学术出现的流弊”[1]441。《针名》“承继前面《黠陋》一文，进一步鞭挞追求名声很狡猾而理解真意却肤浅的人”[1]690。而《古文公式》又和《答问》“有关联，也是围绕后世学者删润点窜古人文章展开讨论，揭示其得失利弊。两篇文章的区别在于，上一篇中章学诚主要是从文心不同的内部原因阐明后人篡改前人文章的弊病；本篇则专论古文体制，从文体随时而变的外部原因阐明后人篡改前人文章的弊病”[1]776。可见，罗炳良教授撰写题解时，并不是孤立地看待每一篇的思想，而是对它们作了通盘的考虑。这些题解有助于呈现实斋史学理论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一篇好的题解，能够启人心智。罗译本的题解，既是对实斋史学理论的发挥，也是罗炳良教授治学心得的发抒。笔者读书中的题解，时有夫子自道之感。《假年》篇题解说：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之间。而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和各种典籍，却日益浩繁，汗牛充栋。如此一来，人们很自然地会感到人生短促，面临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学的困扰。于是就有人提出“假年”的假说，认为假如人借到年龄而长寿，都能够活到五百岁，就可以读遍天下所有的书，不会留下遗憾了。以后随着时代的推移，书籍必然进一步增多，那么人的寿命也应当随着递增。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居然还被当作名言。章学诚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做了辛辣的讽刺，指出这是不懂得学习的愚人妄言。……章学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的资质条件选定不同学习内容，以求尽心尽性，这样才能使身心有所获得，而不至于为追求矜奇炫博而误入歧途，一事无成。[1]460

　　 这番话读来，怎能不让人为之一振。罗炳良教授刚过知天命之年，便被病魔夺去生命。但他在学术之旅上摸索多年之后，在1995年以后的20年中，“根据自己的资质条件”，沉浸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术世界中，“尽心尽性”，屡有创获。他不正是遵循章学诚的学术理念，耕耘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学术天地么!

　　 《感遇》篇题解中，罗炳良教授与章学诚之问的学术共鸣更让人唏嘘不已：

　　 古往今来，怀才不遇者不计其数……他生活在举世崇尚考据的乾嘉时代，不追随时尚，而是专门从事文史撰述义例和校雠学术源流的研究，不受时代重视，知己落落，备感寂寞。这种身世和遭遇，更增添了章学诚对学术与世道遇合之难的感慨。……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追求自得之学，而不能一味追随时尚，迎合世俗，至于生前身后是否遇合，顺其自然罢了。[1]469

　　 在世道与学术之间，是逢迎还是坚守，章学诚给出了答案。而罗炳良教授撰写此篇题解，不啻于借章学诚之口讲自己的治学主张，同样道出了他一生对真学问的坚守：“实斋先生与世龃龉，中进士而不敢为官，以著述终其生。我亦不善于交际，拙于逢迎，不汲汲于为官和牟利，惟欲淡泊处世，与人无争，踏踏实实读书做学问而已。……环顾当今学术界，一个人有没有学术似乎显得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怎么才能让人说你有学术，特别是要想方设法让可以掌握你命运的人说你有学术!攻于此种学术，没学术的人可以变得有学术；若不通此种学术，有学术的人也就形同没学术。不幸我恰恰不精此道，原本就没有学术，这样一来就更加没有学术了。所以还是遵从实斋先生的教导：‘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不遇听乎天’；‘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2]363这是把自己的学术感悟、遭际与对实斋史学的解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罗译本的题解称得上言之有物，得其要义，基本上呈现了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方方面面，对于人们掌握实斋史学的精髓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题解中也注入了罗炳良教授对乾嘉史学的理解，抒发了他对真学问的思考，流露出他的真性情。

　　 二、注释：破除阅读《文史通义》的障碍

　　 为文史经典作注，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优良传统。《史记》的三家注、《汉书》的颜师古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文选》的李善注等久负盛名。而为古代史学理论专著作注，也不乏先例，如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罗炳良教授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在前贤基础上为《文史通义》作注③。《文史通义》虽非考据或叙事著作，但也囊括万有，若不懂得其中的人物、史事、典故、字词和术语等，阅读中自是举步维艰。罗译本小到一个字，大到整句话，都有注解，具有“细”和“全”两个特点。这样作注的难度可以想见，效果也显而易见。

　　 先来说细。注史与作史不同。注史贵在细密、细致。文史经典之所以需要注释，是因为有些地方不作注释，已不便阅读和理解。高质量的注释对于读者来说，可以省去翻检各类工具书和典籍之苦。罗炳良教授对此显然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罗译本中，一篇之注释常不下五六十处，甚至更多，如《古文十弊》有114条注释，而《言公下》的注释则多达177条。有的段落，注释密集，如《诗教上》“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至“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一段，就有30条注释，几乎每一句都有注，但这并不是烦琐，实为一种必要。如其中“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二句，罗译本分别作注如下：“安陵之从田：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楚王在云梦泽狩猎，极尽欢娱，并且感叹自己死后和谁一起行乐。幸臣缠(一作‘繵’)进言愿意陪葬楚王地下行乐，楚王非常高兴，封缠为安陵君。田，指畋游、狩猎。”“龙阳之同钓：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魏王和宠臣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到十几条鱼以后突然哭起来。魏王询问缘故，龙阳君说自己钓到大鱼后就想把前面钓的小鱼扔掉，由此联想到魏王如果再得到比自己容貌美好的宠臣就会把他抛弃，所以痛苦。魏王于是下令有敢进言美貌宠臣者，杀其全家。”[1]100非熟读《战国策》者，不能知晓这两则历史故事，也就无从准确理解章学诚之意。

　　 作为老一辈学者，叶瑛学术功底深厚，他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文史通义校注》，自传布以来，已成为《文史通义》的通行版本。但叶瑛校注本毕竟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成果，有些字句当时可以不注，今日却需作注。《易教上》说：“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叶瑛校注本对“妖祥”未作任何注解。严杰、武秀成译本对“妖祥”有了解释：“凶兆和吉兆”[3]3，但仅五个字，比较简略。罗译本则写道：“妖祥：语出《周礼·春官》：‘眡祲掌十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郑玄《注》曰：‘妖祥，善恶之征。’意为凶兆和吉兆。”[1]5这就更加完备了。又如《原道中》篇说：“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叶瑛校注本和严杰、武秀成译本都没有对“谦牧”作注。罗译本写道：“语出《周易·谦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牧，修养。”[1]179做这样的比较，并无抑扬之意，而是要说明，治学如积薪。罗译本在前人基础上，史注更加完善。

　　 再来谈全。罗译本对《文史通义》的注解十分全面。举凡人名、地名、典籍、职官、地理、典故、字词、语句等都在注释之列。这里不作面面俱到的介绍，因为翻开罗译本就能得到这样的印象，若再逐一罗举，只会让人觉得啰唆无味。笔者只想重点谈谈罗译本对典故的考索。阅读古籍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古籍多典故，有时半懂不懂，囫囵吞枣，若逐一查核，耗时既多，且未必能全部解决。这应该也是罗炳良教授曾有的阅读体验。他将自己的经验用在了注释中，对典故一类的知识予以足够的重视，做出了详尽的注解。《习固》篇中有一句“目力近于秋毫，耳力穷乎穴蚁”。怎么理解呢？罗译本注云：“秋毫指鸟兽秋天长出的新羽毛。据《商君书·错法》记载，古代有个名叫离朱的人，视力非常好，能够在百步之外看见秋毫的尖部。”而“穴蚁指洞穴里的蚂蚁。据《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记载，殷仲堪的父亲殷师耳朵患病，听觉太强，听到床下蚂蚁活动的声音，总说听到牛在打架”[1]365。除了上面所举的事典外，语典的注释也引人注意。《辨似》篇云：“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后亦无所期于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何谓“泛焉不系之舟”？这并不是章学诚随随便便的一个表述，而是有出处、也有所指的。它“语出《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指学问泛滥而无宗主”[1]497。借此注释，人们不仅可以读懂实斋之意，而且知晓了“泛焉不系之舟”的典源。又如，《说林》中论文辞与志识的一段话：“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罗译本注“神奇”“臭腐”二句：“语出《庄子·知北游》：‘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1]523此类注释还有很多。《文史通义》运用了大量的语典，且典源多为先秦经、子，它也提示人们深入思考实斋史学与先秦学术的关联。

　　 罗译本的注释讲究言必有据，细致周全。细读这些注释，不仅能够获取文史知识，还能逐步提高理解古文的能力。大量详尽的注释，又为全书的今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译文：疏通《文史通义》的文意

　　 这些年来，学术界做了不少古文今译的工作，这对于普及经典、推动学术研究，都有不小的贡献。大凡阅读古代文史典籍，常有可意会难言传之感。一般来说，能意会已算理解，但若要今译，那就不能停留在意会的层面，而是必须言传了。质量上乘的古文今译，意味着译者既要深谙古人之意，又能在古文与现代汉语这两套话语系统之间成功转换。

　　 章学诚的文风驰骋沉郁④。《文史通义》的文字流畅犀利、说理透辟，在中国古代文史理论著作中，属于一流。但它毕竟不同于史传文字，缺乏故事性，这又增加了今译的难度。《文史通义·易教下》谈《易》教何以垂范天下时说：

　　 《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钳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1]33

　　 罗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庄子》《列子》中的寓言，蜗牛角上可以建立触国、蛮国，蕉叶覆盖死鹿可以引起诉讼。《离骚》里抒发愤怨，叩天帝宫门可以直上九天，探寻鬼的情况可以察看地府。其他像以合纵、连横的学说游说诸侯的策士，用飞钳、捭阖的办法抓住人心的说客，蛇徙装神、狐假虎威的计谋，桃梗人与土偶人的问答，议论越来越玄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指点迷途走上正道，固然有它们的功绩；掩饰奸邪施展骗术，人们也受到它们的毒害。所以人心意想的形象，有的吉祥有的凶恶；应当考察天地间自然形成的形象，再用事理把意象折中到恰当程度，这就是《周易》教化能够垂范天下的原因。[1]35

　　 古文与今译相较，可见罗译本从容不迫地呈现了《文史通义》的文意。有了这样高质量的译文，读者自可省去不少麻烦。

　　 《文史通义》长于说理，这就要求译者不仅从字面上作疏通古今的工作，还要特别讲求思想的畅达。在这方面，罗译本也具有较高的水准。《答问》篇讨论后人点窜前人之文的得失问题，有一段名言：

　　 著述改窜前人，其意别有所主，故无伤也。论文改窜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见，遽谓胜前人也。刘氏《史通》，著《点烦》之篇矣。左、马以降，并有涂改，人或讥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刘氏有所为而为之，得失犹可互见。若夫专事论文，则宜慎矣。今古聪敏智慧，亦自难穷，今人所见，未必尽不如古。大约无心偶会，则收点金之功；有意更张，必多画墁之诮。盖论文贵于天机自呈，不欲人事为穿凿耳。[1]770

　　 章学诚在这里表达了他在文、义上的一贯主张——“史所贵者义也”[1]310，“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1]244。对于点窜前人文章，章学诚认为应区别对待，即分为“著述改窜”和“论文改窜”。若是前者，因为著述者有自己的学术主张，不妨点窜。若是后者，则需要慎之又慎。这是章学诚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翻译这段文字，须准确译出这层意思。罗译本的译文如下：

　　 专家著述删改前人的东西，作者是另有别的宗主，所以没有妨碍。文采辞章删改前人的东西，撰文的用心各不相同，也就像人的面孔一样，不能根据自己的见解，匆忙下结论说胜过了前人。刘氏撰《史通》，著有《点烦》篇了。自左丘明、司马迁以下的史书，均有涂抹删改，有的人讥讽刘知几熟悉史书而不懂文章。然而刘氏是有针对性而这样做，成绩与失误还能够相互表现出来。至于专门就文采辞章而言，就应该慎重了。古今的聪明智慧，也自然很难穷尽，今人见到的境界，不一定全都不如古人。大约无心去做而偶然领悟，就能收到点石成金的功效；存心有意删改，一定会受到在涂饰完好的墙壁上乱画的讽刺。大概是言辞文章贵在造化灵性的自然呈现，而不希望人为的穿凿附会。[1]771

　　 这就把章学诚论文的重要思想译出来了。孔子说：“辞达而已。”[4]虽说“而已”，却也极不容易。这是古人的文章之道，也当是古文今译的原则。罗译本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罗炳良教授一生钦佩章学诚的为人与为学，对《文史通义》用功既深且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罗炳良教授完成《文史通义》的译注工作，也实现了自己的学术夙愿。窃以为，罗译《文史通义》是一部研究经典的力作，开卷有得，常读常新。

　　 (附记：炳良师生前曾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文史通义》研读”课程。笔者有幸于2005年春聆听炳良师授课，16年过去了，言犹在耳。后来，炳良师应中华书局之约，不顾病体，以极其认真的态度译注《文史通义》，曾嘱我代为查核刘咸炘有关《文史通义》的评语。此书出版后，炳良师赠我一部，并说是专门为我留下的。数年间，睹书恩人，常为他的英年早逝和未尽的才情感到惋惜。今草此小文，以为纪念!)

　　 注释：

　　 ①储著武称：“在他开始研究乾嘉史学的理论成就以后，章学诚就从未离开过他的视野，并且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见储著武：《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谈罗炳良师的“章学诚情结”》，《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②《易教》三篇、《书教》三篇、《诗教》两篇、《经解》三篇、《原道》三篇、《原学》三篇、《博约》三篇、《言公》三篇、《答客问》三篇、《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三篇、《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三篇、《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三篇、《亳州志掌故例议》三篇，各撰写一篇总的题解，故罗译本共有题解97篇。

　　 ③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流传广泛。1997年，严杰、武秀成译注《文史通义全译》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关于《文史通义》的第一个全译本。罗译本参考、比较、借鉴了这两种本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注释和翻译”(罗炳良译注：《文史通义·前言》，第9页)。

　　 ④参见拙文《略论乾嘉时期考据派与浙东学派的文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下卷，第70-80页。

原文参考文献：

• [1]文史通义[M].罗炳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罗炳良.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

• [3]严杰，武秀成.文史通义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