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_学术研究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摘要近年来中西比较方法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但迄今为止极少对这一方法进行系统的回顾、梳理和反思。本研究通过梳理以中西比较方法开展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若干主要论题，回顾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成就，从理论层面对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进行剖析，将相关研究区分为参照对象、观察视角、研究领域、分支学科四个层次，认为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具有开阔研究视野、发现和提出问题、破除西方中心论等意义与功用，同时也需要规避简单移植西方书籍史理论、不对等比较、本土意识欠缺等陷阱和误区，书籍史领域的中西会通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书籍史的书写，有赖于书籍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

中西书籍史比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明时期欧洲传教士入华之际。《利玛窦中国札记》就对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进行了记述，并与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进行比较，称赞前者之简单、便利，中国书价便宜，书籍流通量大[1]。此后欧洲的学者间或对中国的印刷术有简略的记述和评论，其中不免包括和欧洲印刷术进行比较[2]。

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58年费夫贺和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的出版，标志着书籍史这一学科正式诞生，此后对中西印刷术、书籍史进行比较的论述和研究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兴起了一股中国书籍史研究的热潮，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这些研究的论题、视角和研究方法，深受西方学者欧美书籍史研究的影响，因而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带着中西比较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书籍史。这种中西比较的角度既使得传统的中国图书史研究别开生面，焕发出新的生机，提出并探索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也使得西方学者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带有比较明显的移植烙印——无论是问题还是方法，都来自中国之外。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书籍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比较方法在书籍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学者开始作系统的中西比较。潘吉星在1997年出版了《中国、韩国和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分别探讨三地早期印刷术的状况及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3]。包筠雅(Cynthia Brokaw)在一篇概论中国书籍史的文章中，从多个方面对中西书籍史进行比较[4]。西方书籍史研究专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安·布莱尔(Ann Blair)受邀为一部关于中国书籍史的论文集撰写序跋，站在西方的立场来审视中国书籍史，提出不少中西异同之处[5]。与此同时，专门以中西比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开始出现，并出版论文集。2005年，北京召开了“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学术研讨会[6]：2009年，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召开了“东亚与欧洲的书籍世界(1450—1850)：联系与比较”研讨会[7],会后都出版了论文集。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世界书籍史的编纂也提上议事日程。2007年，布莱克维尔(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了《书籍史研究指南》，其中概述了世界上几种主要的书文化[8]。201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更是推出了《全球书籍史》，力图涵盖世界各地的书籍史[9]。同年，大英图书馆出版了《极简图书史》，内容囊括了古今各地的书文化[10]。

近二三十年中国书籍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如果脱离对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借鉴和比较的视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本文旨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中对中西比较方法的运用及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西比较方法在中国古代书籍史中的运用类型、功用、局限及发展前景(1)。

1 中西比较视域下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诸论题

1.1 雕版印刷术的特点

国人对本土的雕版印刷术习以为常，在近代以前对其特性从未作过系统总结。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长期盛行雕版印刷感到不可思议，试图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他们以近代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为参照，总结出了雕版印刷术的一些特点。

首先，雕版技术简单，成本低，容易传播。雕版不像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那样，涉及复杂的金属铸造技术。对劳动力的要求也比较低，除了写样者需要识文断字之外，其他的工种并不需要什么文化。这使得雕版成为一个门槛比较低的行业，很容易进入，也比较容易传播到其他地方。同时也使得书籍刊刻的成本远不像欧洲那样高，书籍价格相对较低。其次，雕版印刷业投资少，印刷方式灵活，风险小。欧洲近代印刷企业需要自铸或购买昂贵的金属活字，因而先期投资巨大。在19世纪铅版(Stereotype)发明前，印版是一次性的，每次印刷之前都必须精确估算印数，印数少了不能充分占领市场，印数多了又会造成积压。这大大增加了出版业的风险，因此欧洲近代存在大量经营不善、破产倒闭的出版商。雕版印刷前期投资相对较少，而且书版刻好后可长期保存，随时按需刷印，生产方式灵活，适应市场的能力强，因而大大降低了市场风险。最后，雕版属于手工业，重手工技术，独立工作，各工序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完成。清代江南的扫叶山房等书坊，为降低成本将书版交给广东顺德马岗的刻工或妇孺刊刻，再运回江南刷印。四川岳池县的农民，在农闲时承接重庆、成都书坊的刻书活计，也是雕版印刷工序可拆分、可分散在异地完成的一个例证。近代欧洲印刷业则不同，铸字、印刷都要使用机械，排版、印刷等工序之间需要有比较紧密的协作，加之投资大、市场风险高，对印刷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要求更高[11]。

经过研究，学者们发现，雕版印刷是中国出版业者在当时特定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下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尽管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也存在各种材质、各种方法的活字印刷试验，但由于儒家典籍、正史等经典文献有着长期稳定的需求，以及雕版印刷本身所具有的很强的市场适应性，雕版印刷成为出版者在大多数场合下的选择。荷裔美国学者何义壮(Martin Heijdra)曾经对包括欧洲金属活字、石印术在内的各种印刷技术成本、效益进行测算，发现在长期印刷同一部书的情况下，雕版印刷是比较经济的手段[12]。19世纪前期，英国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欲出版中文版《圣经》，在比较了雕版印刷、石印和金属活字几种印刷技术后，他们发现在某些时候雕版印刷是一种划算的选择[13]。欧洲金属活字传入东亚之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很受欢迎，除了语言文字、美学方面的原因外，出版者经济上的考量也是重要原因。西方学者承认，放在历史的情境中，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术并不具有必然的优越性[14]。

1.2 中国传统出版业的分布与结构

由于雕版印刷简便易行，不需要笨重的金属活字和印刷机械，因此中国的印刷出版业相较于欧洲，布局更为分散，而不像欧洲集中于少数大城市，比如德国集中于莱比锡、法兰克福，意大利集中于威尼斯、米兰，法国集中于巴黎、里昂，英国集中于伦敦等。在近代上海作为新型出版中心崛起以前，中国并不存在像伦敦那样其他地方难望项背的全国性出版和发行中心[15]。包筠雅比较了17世纪到19世纪早期中欧出版中心的分布，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出版业，欧洲则是高度集中的。她提出了自己的解释：除了雕版印刷生产容易移动和传播的特性之外，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不便，也是各地需要建立自己的出版中心的原因；欧洲各国则相对地域狭小，近代交通工具和银行体系的出现更容易带来市场的一体化[16]。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也认为出版中心出现在像四堡这样偏僻的乡村，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17]。如果把非商业出版考虑进去，则雕版印刷生产分散的特点更为明显。清代以前，除了少数几个传统的出版中心，大多数省份都没有坊刻业，但官刻和家刻早已遍地开花。这又凸显了中欧出版业结构上的重大差异：中国的政府和士大夫在出版业中扮演重要角色；近代欧洲出版业则从一开始就是商业性出版活动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政府、教会等很少直接从事出版活动。唐代前期已经出现了印刷术，起初主要是民间书商用来印行佛经和通俗读物，五代以后士大夫阶层和政府逐渐重视，很快官刻和家刻就在出版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学者经过量化研究认为，直到明代后期坊刻的份额才重新超过官刻和家刻[18]。在欧洲，政府对出版业主要起监管作用，教会和文人要出版书籍，则主要通过委托的方式把具体出版事务交给出版商去做[19]。在中国，士大夫对坊刻持轻视态度；在欧洲，文人则与书商紧密合作[20]。欧洲也存在非商业性的私人出版(Private Publishing)[21]，但其规模与影响都难以与中国的家刻相提并论。

1.3 印刷革命问题

印刷革命是西方书籍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尤其是1979年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出版了《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之后，印刷术在近代欧洲社会变革中的地位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恰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发现新大陆等重大历史事件大体同步，使这些历史进程呈现出不同面貌，它们也使印刷术的影响变得截然不同[22]。 “印刷文化”的出现是媒介环境的重要变革，对欧洲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西方书籍史上所谓的“印刷革命”。

在西方研治中国书籍史的学者必然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发明印刷术、印刷历史更悠久的国度，中国是否也发生了同样的革命？印刷术对中国的历史进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卡特在影响深远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认为，印刷术在宋代对思想文化的影响，可以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活字印刷术相提并论[23]。但几十年后旅美华人学者钱存训谈及这一问题时，则认为中国的印刷术虽在普及文化和教育上有重要影响，但与西方印刷术激发理性思潮，推动民族语言、民族主义兴起和新兴国家的建立不同，中国的印刷术成为“保持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24]。卜正民(Timothy Brook)认为印刷术对中国政治秩序的冲击较为缓和，原因是中国是统一的，欧洲则是分裂的；在中国国家权力主导了知识的构建，在欧洲则是由教会主导[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 O’G. Anderson)甚至认为，虽然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但由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遑论革命性的影响[26]。这种将印刷术的影响与资本主义的产生联系起来的观点，反映了强烈的欧洲中心观。

遵循“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理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足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西方学者致力于发现和解读印刷术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戴仁(Jean-Pierre Drege)认为，虽然印刷术没有带来一场剧烈变革，但对宋代社会的城市化与商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27]。苏珊·彻尼亚克(Susan Cherniack)和贾晋珠(Lucille Chia)都认为，北宋时期印刷业全面兴起，学者的读书、治学和校勘方法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些转变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相似的[28]。宋代文学创作方式与风格的转变也与出版业的兴盛、书籍的广泛流通密切相关[29-31]。另一方面，中国上千年的印刷史绝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历史，而是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根据胜山稔[32]和周绍明[33]的研究，官刻和家刻主导出版业的局面在明代后期发生了转变，非官方出版的份额超过了官方出版，坊刻也上升为书籍出版的主要力量，将官刻和家刻远远抛在后面。张献忠也认为，明代的书籍出版业完成了从面向精英阶层到面向大众读者的转变[34]。这些转变导致知识从士大夫阶层向普通民众传递的趋势加强，这些知识经过出版商的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百姓日用密切结合的知识体系，书籍阅读文化扩展到基层社会[35-37]。印刷术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社会流动，对政治权力也施加了影响。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指出，南宋举业书的出版助推了科举考试作文风气的转变和朱熹道学地位的上升[38]。周启荣在研究中更进一步指出，晚明时期举业书的大量出版稀释和偏离了官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塑造了一种挑战国家权力的民间话语权，这种话语权能够对科举考试的标准和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39]。周启荣[40]、刘中兴[41]、张献忠[42]等学者进而指出，晚明时期发达的出版业和媒体传播孕育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民间舆论场和“公共空间”。周启荣强烈地质疑只有西方活字印刷能够产生革命性影响，雕版印刷不能带来重大影响的观点[43]。他认为16、17世纪印刷术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不逊于欧洲[44]。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观点。包筠雅的态度较为折中，她认为中国历史上印刷术的影响不存在单一的“革命”性事件，而是由一连串现象组成的渐变过程[45]。

与印刷革命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所谓中国的“印刷时代”是何时到来的。一般认为，欧洲在印刷术发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金属活字印本、羊皮纸抄本和雕版印刷品曾长期并存，在流通领域印刷书籍取代传统手抄本大约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的印刷术在唐代前期已经出现，但直至宋代以前的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不是主流的图书生产方式。“印刷时代”是否出现在出版业大兴的宋代？对此学者们有不同认识。井上进、周绍明通过对书目和现存版本的量化研究发现，直至明代后期抄本仍然大量流通，抄书仍然是学者们得书的主要手段，因而得出结论：中国的“印刷时代”直到明代后期才真正到来。研究重点放在明清的周启荣亦持相同观点。贾晋珠则认为这个转变在宋代已经发生，现存宋代印本的稀少主要是因为时代久远，散佚严重，不能代表当时图书流通的实际情况[46]。

1.4 印刷术与文化整合、国家认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近代“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于民族语言和共同话语的塑造居功至伟，催生了“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即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在笔者看来，借鉴这一思路来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史的主要是包筠雅，虽然她自己从未明言。包筠雅认为，从17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印刷出版业在社会阶层和地理分布两个层面上扩散。在社会层面上，出版商有意识地生产面向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读者的书籍；在地理分布层面上，出版业从此前的少数几个出版中心，向全国各省扩散，此前坊刻业稀少的北方各省和一些偏远的小城镇都出现了坊刻业。福建四堡、四川岳池、山东东昌府等地坊刻业的兴起是典型的代表。各地书坊生产的读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各地都畅销的“共同核心文献”(Universal Common Core of Texts)，包括“三百千”等启蒙读物、经史书籍、诗文集、生活百科等等；一部分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作品、地方戏曲等[47]。通过“共同核心文献”，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正统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基层民众当中，书籍出版和流通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书籍的出版“传播了一种稳定而保守的大众文本文化”。清代出版业的扩张，“深化了文化整合度，扩大了文化整合范围”，“促进了共享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文化认同的形成”[48]。包筠雅问道，这种共同的大众书籍文化(Common Popular Book Culture)与其他因素一起，在何种程度上为19和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9]？这个问题与安德森的命题显然是“同调”的。

1.5 书籍审查

在对印刷术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考察中，中西书籍审查制度的比较获得的关注相对较多。陈学霖较早梳理中国书籍审查的历史，但在其中只作了一点十分有限的中西比较，指出欧洲国家通过授予某些出版商垄断出版的权力来控制书籍的出版，这种措施后来衍生出版权[50]。此后对中西审查制度作出深入比较的是卜正民，他在一篇考察明清审查制度与书籍贸易关系的文章中，对中欧书籍审查制度进行了比较，后来收入他的《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中[51-52]。卜正民指出，欧洲早期的书籍审查收效甚微，直到教廷颁布《禁书目录》，方趋于严厉。总的来看，欧洲的书籍审查制度较中国成功，欧洲实行的是印前审查制度，政府严格管控出版商，通过控制出版商控制了在市场上流通的出版物。相比而言，中国的事前审查往往停留于名义上，实际上实行的是事后审查。中国的审查制度既不够系统严密，也缺乏连贯性。卜正民认为，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中国地域广大、雕版业易于流动、布局分散，加之不像欧洲有强有力的行会帮助政府控制书业，使得政府进行全面的书籍审查难度极大。包筠雅也曾对中国的书籍审查制度作过一些论述，结论与卜正民大体相同[53-54]。安·布莱尔认为，实际上书籍审查在中国和欧洲都不够有效。由于宗教和政治上的分裂，欧洲国家在本国查禁的书籍往往会在别的国家生产后回流本国[55]。

此外，学界涉及的中西比较论题，还包括书籍形制演变(从卷轴到册页)及其影响、印本时代的抄本、海量书籍的出现及工具书编纂、图书发行网络与市场、文人与商业出版、识字率与读者群体、阅读革命、藏书文化、作者观念与著作权观念等等诸多方面的比较，限于篇幅，在此无法一一详述，只能择要就上述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2 对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反思：层次、得失与前景

2.1 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层次

西方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比较史学有四种认识：一个分支学科；一种特殊的历史解释或研究方法；一种研究逻辑或方法论；一种使用类比来说明不同时空中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倾向[56]。笔者认为，这些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四个层次。参照以上区分，结合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具体实践，笔者将这些研究划分为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

(1)相互参照：凸显书籍史发展的多样性

这是指在论述书籍史中的某种现象时，试图探询其他书文化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或发现他无己有、己无他有之处，以丰富对书籍史多样性的认识。如《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一书，汇集了中欧两地学者的成果，尽管所谈的问题几乎没有交集，没有展开任何实质性的比较研究。但正如编者所言，该书旨在呈现书籍史的多样性，增进中欧学者对彼此书文化的了解[57]。詹姆斯·拉文(James Raven)的《什么是书籍史？》一书，在讨论书籍史某一方面的问题时，往往罗列各种书文化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也是这种比较倾向的反映。拉文认为，仅仅参照中国书籍史的状况，就足以改变西方学界关于经典形成、手抄本文化、文本传承与知识生产的看法[58]。在具体的研究论著中，这种列举、类比式的比较方法运用得很多，作者往往列出中西书籍史上的不同现象作为参照，但并不进行深入讨论。对多样性的了解，有助于研究者避免得出绝对化的结论。明了书籍史的多样性，也是开展比较研究的基础。

(2)比较视角：深化对某一问题的认识

比较视角即在探讨书籍史中的某一具体问题时，援引其他书文化中相对应的现象进行对比，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事物的特质往往是在比较中发现的，因此这一方法对于发现各种书文化的独特性尤其有效。例如，周绍明在论述中国传统藏书文化的特点时，以阿拉伯和西欧的藏书文化作为参照，藉以说明中国传统藏书文化的封闭性[59]。卜正民在考察中国古代书籍审查制度的特点时，将之与欧洲近代的书籍审查制度进行对比，发现了两者在审查方式、审查效力方面的不同。比较还可以发现共同的规律。比如，在印刷出版业初兴的中国宋代和欧洲近代，知识阶层都不约而同地对印刷书籍的广为流通、书籍的“泛滥”显示出焦虑。苏轼、叶梦得、朱熹等人慨叹印本滋多而诵读灭裂，莱布尼茨也对图书泛滥充满忧虑。在欧洲首倡书籍审查的竟然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容忍“坏书”四处流通[60-63]。周启荣在研究晚明从事商业出版的“士商”阶层时，也将他们与英国近代在伦敦格拉布街(Grub Street)卖文为活的下层文人相比较[64]。这些相隔辽远却又相映成趣的现象，启发了人们对中西书籍史发展共同规律的思考。

(3)研究领域：以比较为中心的书籍史研究

这类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比较为目的，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比较。这种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比较找出不同书文化的共性和差别，以探寻书籍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2015年出版的周绍明与彼得·伯克合编的《东亚与欧洲的书籍世界(1450—1850)：联系与比较》，可以算是第一部尝试对中欧书籍史作多方面深入比较的论著，尽管该书论题有些分散，但已经对中国和西欧的出版业布局、书籍发行网络与图书市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开展这种研究的难度较大，需要研究者对比较双方的书籍史都有比较深入透彻的了解。到目前为止，中西书籍史学界对彼此的了解还十分有限，这是此类研究成果尚十分少见的原因。

(4)分支学科：比较书籍史

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法学都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伴随比较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理论、方法的成熟而独立出来的分支学科。鉴于以往的基础十分薄弱，比较书籍史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也是一个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只有这一层次的比较研究，才能将书籍史比较研究从个别对象、个别问题的比较，上升到书文化比较的高度。这门学科诞生之日，就是中西乃至全球书籍史融合会通之时。

目前，书籍史领域的绝大多数比较研究还停留在第一或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刚刚起步，第四个层次则还只是一个愿景。

2.2 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功用

(1)增进了解，开阔视野

迄今为止，中西方书籍史学界鲜少交流，隔膜严重，在彼此的研究中加入比较的维度，主动加强了解，实属必要。从西方关于书籍史的几部概论性著作中，我们可以大略窥知中西隔膜之深。在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所著《书史导论》2005年、2013年两个版本中，几乎见不到关于中国和其他地区书籍史的论述，实际上只是一部欧美书籍史导论[65-66]。2006年出版的莱斯利·豪萨姆(Leslie Howsam)的《旧书新史：书籍与印刷文化》，也是影响较大的书籍史理论著作，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和亚洲的内容[67]。2018年出版的詹姆斯·拉文的《什么是书籍史？》，已显著改观，增加了不少欧美之外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书籍史的内容。通论性著作方面，2007年，布莱克维尔(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的《书籍史研究指南》，已经开始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及拉丁美洲的书籍史。201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全球书籍史》则试图涵盖世界各地主要的书文化类型。该书分别详述欧洲各国的书籍史，对欧洲和北美以外其他地区书籍史的叙述则要简略得多，且重在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术输入之后的书籍史，显示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全球书籍史》以及西方学者的其他论著中关于中国书籍史的叙述存在许多常识性错误，表明增进了解仍任重而道远(2)。

(2)发现和提出问题

通过比较来发现和提出问题，可以说是比较维度带给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最大收获。西方研治中国书籍史的学者从一开始就主动借鉴和移植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理念来从事研究，很自然地以西方的经验来比照中国的情况，从而能够从“他者”的角度提出一些中国本土学者较少关心的问题。受此影响和启发，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加入这些问题的讨论。比如，雕版印刷在欧洲很快被活字印刷取代，在中国则长期占主导地位，促使学者们追问雕版印刷的特点和优势究竟何在？欧洲的“印刷革命”命题，促使人们追问印刷术给中国社会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和影响？进而追问一个此前少有人注意过的问题：印本何时在流通领域超过抄本，中国的“印刷时代”何时到来？欧洲的“阅读革命”，则促使人们思考中国历史上阅读方式的变化，进而发掘出中国本土的阅读形态话语。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启发了包筠雅思考出版业的扩张和书籍的广泛传播，与文化整合乃至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3)破除西方中心论

以比较研究来破除西方中心论，周启荣的成绩比较突出。在大量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印刷术指的就是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中国发明、流行于东亚地区、后来传到欧洲的雕版印刷术，只能算作印刷术的“前身”，是一种原始的、前现代的、不可能带来重要变革的、可以忽略的技术[68-69]。这反映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单线发展的历史观。周启荣通过对中西印刷史进行细致比较，发现在19世纪更先进的印刷机械出现以前，从生产效率来看，欧洲金属活字印刷相对于雕版印刷的优势并不明显。周启荣认为，欧洲选择金属活字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欧洲造出来的纸使用雕版印刷效果不理想，同时不能双面刷印，增加了书籍的成本，促使欧洲人寻求压印的方法。压印则易令木质雕版损坏，因而需要研制耐压的金属活字。他指出，经济上的考量是选择何种技术的原因，而不是所谓现代性。赋予活字不证自明的现代性，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周启荣撰著《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的一个初衷，就是挑战只有活字能够引起“解放性”的、“正面”的变革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证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业也能够产生推动社会发展、挑战国家权力的力量[70]。正如欧洲人选择活字一样，中国人选择雕版不过是在特定经济文化环境下的考量。周启荣的研究剥除了笼罩在活字印刷身上的神话，去除了加于雕版印刷之上的落后标签。

2.3 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陷阱

(1)西方书籍史理论的缺陷

西方学界有影响的书籍史研究模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提出的“交流圈”(Communication Circuit)模型；一个是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和尼科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在达恩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修正模型，将焦点从“人”转变为“书”。这两个模型有着共同的缺陷：完全以欧洲的经验为基础；只适用于古腾堡发明印刷术以后的印刷时代；以商业性出版活动为中心。用这样的模型来考察非西方的书籍史，不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用它们来考察抄本文化、非商业性出版，也显得苍白无力。西方书籍史关注的重点是印刷时代的书籍史，旨在考察印刷对于欧洲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从书籍史的开山之作《印刷书的诞生》开始就是这样。欧洲近代以来就是商业出版一枝独秀，因此重视商业出版对于研究欧洲书籍史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后来书籍史学者也把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手抄本、印本时代的抄本、私人出版等纳入考察范围，但主要偏重近现代商业出版的研究格局迄今为止并无大的改变。

(2)类比中西书籍史的问题

如若过于倚重西方书籍史的理论框架和观察中国书籍史的“他者”视角，简单移植和套用西方书籍史的问题与方法，有可能会导致“水土不服”。例如，将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与欧洲近代图书馆对比是否合理？尽管明清中国与近代欧洲大致处于同一个时间段，但却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或不同的文化发展脉络之中，以这种类比来说明中国传统藏书文化的封闭性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须知中国古代私人藏书主要承担的是文献的保存和传承功能，要求其具备书籍流通的职能实在是过于苛求。又如，遵循“想象的共同体”的思路来观察清代以降书籍的广泛流通对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具有启发意义，但是否有可能忽略印刷术产生之前的若干个世纪里，中国早已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政治统一体这一事实？相比之下，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则要短得多，大致与印刷术的产生同步。中国古代有天下观，并无真正的国家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形成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承载旧时代文化的“共同核心文献”在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似有待进一步推敲。

跨文化、跨时空比较自有其价值，关键在于如何运用。比较的起点应是从中国书籍史的自身经验和内在发展脉络中提出问题，在探寻答案的过程中，以西方等其他书文化作为参照，而不是反过来，从西方经验、概念出发，寻找中国书籍史上的类似现象，加以研究。程章灿、赵益等中国学者提出“文献文化史”的研究模型来代替西方学者提出的书籍史研究框架，具有启发意义。“文献文化史”针对“书籍史”理论的缺陷，提出要重视印本时代以前的“文献”、非商业性出版物、“文献”的文化价值和士大夫阶层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传统[71]。近年来，西方学者也意识到了他们在研究倾向上的缺失。2009年，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和戴仁在巴黎组织了一次以中国历史上的非商业性出版活动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集中探讨官刻与家刻，会后出版了论文集[72]。是为“纠偏”。另一方面柯马丁(Martin Kern)、田晓菲、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等人的研究，则对印本出现以前的简帛时代、纸抄本时代的书籍文化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是为“补阙”[73-77]。

3 结语

目前的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仍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若要进行有深度的比较，首先需要对中西双方的书籍史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眼下中西书籍史学界之间仍然存在较深的隔膜。除了少数专研中国书籍史的汉学家外，西方的书籍史学者对中国书籍史的了解相当有限，其著作谈及中国书籍史时每每出现不应有的硬伤。反观国内，对西方书籍史成果的引介工作才刚刚起步，大量的经典著作尚未有中译本。一部有分量的《欧洲书籍史》或《西方书籍史》仍然千呼万唤不出来。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任重而道远。不过，这种状况并不妨碍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引入比较的视角，以丰富和深化我们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某一个具体的点进行比较时，要对西方书籍史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脉络有基本的了解，避免“观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偏颇。

从比较议题来看，已有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书籍生产技术、出版业模式、媒体变革及其影响、藏书史、阅读史、作者观念史、书籍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和加以细化的余地。例如，在从口述文化到书写文化、从抄本文化到印本文化、从印刷文化到网络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中西方知识阶层都不约而同地表达过拒斥和焦虑，这种文化现象应如何解释？中西方有何共性与差异？颇为引人思考。范军和欧阳敏最近提出要开展“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关注出版从业人员及其日常生活史[78]，这同样可以成为中西书籍史比较的一个新领域。如上文所述，比较可以产生新的问题；同样，新的论域也可以引出新的比较角度。

书籍史比较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融会贯通全世界的各种书籍文化，彰显各自的特色，揭示各种书文化之间的渊源与联系，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最终形成人类书籍的整体史，即全球书籍史。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口述文化、书写文化、印刷文化相互递承演进的发展模式是普遍适用于世界各种书文化的。但由于世界各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多样性，许多中观层面的书籍史发展规律，还有待于认识和总结。尤其是相对于印刷文化，对口述文化和书写文化的研究相对薄弱，亟待加强，否则一部人类书籍史就是畸形的、不完整的。

2014年出版的《全球书籍史》，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部不完整的地区或国别书籍史，或世界书籍史(3)，既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印刷技术决定论的腔调，也缺乏对世界各地书文化比较与联系的叙述。周绍明和彼得·伯克等学者已经准备着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欧亚大陆的书籍史[79]，这是对书籍史整体叙述模式的重要探索，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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