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献编纂与文化变革》

作者: 巩本栋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丛书: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

ISBN: 9787305251191

目录

绪论

第一章“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宋初四大书的编纂与宋代文化的承先启后

第一节宋初四大书编纂的原因和宗旨

一、“广见闻，增智虑”：《太平御览》的编纂

二、“兄终弟及”与《太平广记》的编纂

三、去除繁芜、以存精华的《文苑英华》

四、“垂世教人”“足为鉴戒”的《册府元龟》

第二节《太平御览》的分类及其文化意义

一、《太平御览》对前代类书的承继

二、《太平御览》分类的发展变化

三、《太平御览》分类的文化意义

四、《太平御览》“兵部、四夷部”的分析

五、《太平御览》对其它三书的影响

第三节《太平广记》的编纂与宋初士人的小说观念

第四节《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与文学文化意义

一、《文苑英华》“杂文”类所透露的消息

二、从《文苑英华》的“杂文”到《唐文粹》的“古文”

三、《文苑英华》依题材内容分类的意义

四、《文苑英华》以题材分类对后之选本的影响

第二章“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宋真宗与宋代经学文献编纂的新变

第一节宋真宗在宋代文化史上的作用

一、儒学发展与帝王好尚

二、宋太祖、太宗崇儒右文的本意

三、宋真宗与北宋崇儒风气的形成

第二节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一、笼罩在《孟子注疏》上的疑云

二、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产生

三、《孟子注疏》的刊刻与流传

第三节“论家之正体”——对宋代经论的探讨

一、“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宋代论体文和经论的发展

二、“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宋代经论的现实指向

三、“牖启聪明，如山水丝竹之怡悦性情”：经论的文学色彩

四、经论之衍生：以《东莱左氏博议》为例

第三章宋代的私家藏书、编纂与文化：以宋敏求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节“喜藏异书”“择之甚精”：宋氏的家学与藏书

第二节“礼乐之因革”：《唐大诏令集》的编纂与唐宋典章制度传承

第三节“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伦者”：对唐人别集整理的贡献

第四节《唐百家诗选》编纂的文献来源

第五节“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王安石《唐百家诗选》的编纂与影响

一、《唐百家诗选》呈现的唐诗风貌

二、《唐百家诗选》的编选与王安石嘉祐初年的心态

三、《唐百家诗选》的编选与文要“得体”的观念

四、“去取之间，用意尤精”：《唐百家诗选》的编选旨趣

五、“论诗如舒王，方可到剧挚之地”：《唐百家诗选》的影响

第四章“中原文献之所传”：吕祖谦在中国文献文化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靖康之难”与文献之厄

第二节“华丽家族”：吕氏家族的学术源流

第三节吕祖谦的主要著述和成就

第四节“以广大为心”与“以践履为实”：吕祖谦思想的特色

第五节文化中兴：《皇朝文鉴》的编纂及其文献文化史意义

一、《皇朝文鉴》编纂始末

二、《皇朝文鉴》的编选宗旨

三、“以道为治”的意味（一）

四、“以道为治”的意味（二）

五、北宋党争在《皇朝文鉴》中的反映

六、“事辞相称”与“文质兼备”

七、《皇朝文鉴》的编选与南宋文化中兴

第六节《古文关键》的编选及其文体学意义

一、“就全篇中考其节目关键”：从《精骑》到《古文关键》

二、《古文关键》成书时间与新见宋本《总论看文字及作文法》

三、“君子之事业”：《古文关键》的编纂宗旨和所体现的文体观念

四、“转换开阖”：吕祖谦古文读写的“关键”之法

五、《古文关键》对《崇古文诀》和《文章正宗》的影响

六、融合“性理、艺文”：《古文关键》编纂的文体和文化意义

第五章南宋复雅词集的编纂与文艺“绍兴”

第一节南宋词坛复雅之风的兴起及其理论内涵

第二节南宋绍兴和议之后的礼乐文化重建

第三节复雅词集的编纂与文艺绍兴

第四节复雅的范式及其嗣响

第五节“把周郎旧曲谱新翻”：三家《和清真词》的分析

第六节三家《和清真词》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第六章《古文真宝》的编选、刊刻、流传与宋代文化的转向

第一节《古文真宝》的编者与编选年代

第二节《古文真宝》的版本系统及其演变

一、陈栎对《古文真宝》的改编

二、元末林桢对《古文真宝》的整理和注释

三、明初《详说古文真宝大全》的出现

四、明人对《魁本》和《详说》二本的综合

第三节《古文真宝》对北宋以来“古文”传统的承继

第四节《古文真宝》选录劝学文的文化意义

第五节《古文真宝》与理学思想的下渗

第六节《古文真宝》的东传

附录：《古文真宝》元、明主要版本篇目对照表

结语

征引文献

后记

绪论

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元代史臣早已发为此论。其曰：“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1]说“声明文物”和“道德仁义”不让汉、唐，对宋代文化的评价可谓高矣。至于现代，宋代文化顶峰论遂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如王国维先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2]陈寅恪先生对宋代文化也做过同样的判断。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邓广铭先生更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4]宋代文化对后代的影响，亦极为深远。严复对此也早有断言。他在与门人谈到经史之学时说道：“四子五经，固是最富宝藏，……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5]这些看法，都是很精到的。

宋代思想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举凡儒学、释道、史学、金石、文学、艺术、科技等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宋代无不继前代而多有开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即以思想而论，自宋初两朝，朝廷即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这所谓“文”，内容十分宽泛，既重儒学，亦兼融释、道，可说是有宋一代思想学术发展的大致情形。自宋真宗确立经筵制度，读经重视本旨，又承太祖太宗余绪，多次下诏校勘整理经学典籍，颁于州县学校，并在进士科举考试中以经义命题，使崇儒右文真正成为国策，儒学得以走向兴盛。其后遂有仁宗朝士人研治经传，重视义理，并进而疑经惑传，抉发隐微，一时成为风气。神宗、哲宗两朝，围绕着变法革新的新旧两党斗争激烈，为应对政治现实中的问题，思想学术上亦派别众多，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张载“关学”、刘挚“朔学”等等，异论纷呈，各有成就。“靖康之难”，宋室南渡。“绍兴和议”之后，礼乐文化得以重建。中原文献南传，元祐之学复兴，至乾、淳之时，号为“小元祐”。朱熹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陆九渊以“心学”与其分道，吕祖谦则学兼众家，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永嘉学派提倡事功，胡宏、张栻明人伦、辨义利，开湖湘学术先河等，也成就斐然，从而不断把宋代文化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在道教方面，“澶渊之盟”后，真宗东封西祀，尊崇道教，虽意在“镇服四海，夸示戎狄”，[6]然其下诏建造宫观，整理道教典籍，也使道教得到新的发展。嗣后更有宋徽宗沉迷道教，粉饰太平，新道派遽增，内丹术兴盛，融合儒、佛二家之学，性命双修，教义、教制都愈益走向成熟。在佛学方面，宋朝诸帝对佛教大致都持比较宽容的态度，然亦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下诏刊刻《大藏经》，对佛教的发展和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士大夫以学问相尚，融合三教成为普遍现象，居士禅学兴盛，佛学也日益趋于世俗化、本土化，成为宋代佛学发展的突出特点。

再以史学而论，有宋一代亦极为兴盛。宋代的史官制度承唐代而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出现了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会要所等一系列新的机构。从史料的汇集，到各种类型史书的编纂，无论是官修还是私撰，无论是对前朝史的修纂，还是对本朝史的撰述；也无论是对纪传体、编年体、会要体史书撰写方法的承继和发展，还是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的新创，都有极高的成就。像《新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通志》等史学著作，就皆为其代表。故金毓黻先生说：“宋代修史制度视唐代为进步，亦为元明以下所不及。故史料之丰富，冠绝古今，是则后世修国史者所宜仿效者也。”[7]所谓“中国史学莫盛于宋”，[8]“宋贤史学，今古罕匹。”[9]并非虚语。

还比如在文学方面，宋人亦开疆拓土，成就甚高。陈寅恪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10]六朝此不论，陈先生这里虽是就宋文而论，实可涵括整个宋代文学。宋诗的创作，虽说是“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然而毕竟“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11]宋继唐后，能别开生面，成就足与唐诗双峰并峙者，非宋诗莫属。古文的创作，在宋人笔下终于取得了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唐宋古文八大家”，宋人占了六席。宋四六承前代骈文而又汲取散文笔法，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12]而宋词的创作，更是蔚为大观，为宋代文学创作添上了最为靓丽的一笔。总之，像“苏、梅”“欧、苏”“三苏”“苏、黄”“苏门四学士”“江西诗派”“南渡四大家”“苏、辛”“江湖诗派”等等，这样一大批连袂而至、在不同方面并称于世的著名文学家，在宋代可谓层出不穷，为人们所推崇，历代流传不息。至于金石、谱牒之学的创立、绘画艺术由画工手中步入士大夫斋室、书法艺术的重视写意等等，也都分别以其独特的创造，极大地丰富了宋代文化的宝库，对后世文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的各类文献极为丰富。例如，在中国经学史上，向称“汉、宋”，“汉”固然是源头，然宋代经学文献的种类和数量已远超汉唐。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是“唐、宋”并称，然宋代集部之书的数量同样超过唐代许多倍。仅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统计，宋以前的经学文献91种，1129卷，至宋代则增至299种，3959卷，是宋以前经学文献总数的3倍多。宋以前的史部典籍总数251种，4762卷，而宋代的史部著述多达697种，17466卷，二者的比例大约也是1:3。宋前子部文献270种，2216卷，宋代的子部书则有559种，7459卷。而集部书的数量，宋以前计349种，2453卷，宋代的总集、别集则多达676种，12952卷，卷数是宋以前集部书的5倍多。陈振孙所著录的宋代四部典籍，总数已达2231种，41836卷。其书不可谓不多矣。[13]

在宋代大量增加的文献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比如，经部“五经”类著述有大量增加，仍据《直斋书录解题》而论，新增“语孟类”中[14]，由宋人所撰的《论》《孟》注疏或注解类文献增加尤多。《孟子》类经解的增加，反映了《孟子》一书在宋代的不断升格。史部文献中，“编年”“诏令”“典故”“传记”“目录”和“地理”类文献增加最多。就中编年体史书撰述尤盛。这既与编年体史书言简事详的特点相关，[15]也是宋代私家修史风气盛行的产物，反映了士人史学观念和意识的变化。如晁公武所说：“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月日，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丘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初无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16]便认为编年一体优于纪传。子部除“儒家类”外，“农家”“小说”“医书”“音乐”“杂艺”和“类书”类文献，都增加很多。这又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和文化的普及与下渗。而在集部典籍中，无论总集还是别集，在宋代同样都有大量的增加，像其中新增的“歌词类”“章奏类”文献，[17]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宋代士人的新的精神风貌，独具特色。

自近现代以来，学术界研究宋代文化史的成果，亦十分丰硕。宋代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几乎无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此不必罗列。然而，若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上看，所谓文化研究，大致依现代学科的划分，从思想学术（涵括儒学、道教、佛教等）、史学、地理、金石、谱牒、科学技术、文学、书法绘画、雕板印刷等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展开论述，内容可谓无所不包。如此虽可拼合成一部文化史，[18]实谈不到什么方法。而就宋代文献的研究而论，或以具体的文献研究为主，对文本的文献来源、存佚、真伪、正误等问题进行辨析，排除文献研究中的若干悬疑，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或从书目、版本等入手，进行目录学或文献学史的梳理，虽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多半并不属于文化史的研究范围。

近数十年来，随着图书出版学的发展，藏书史、出版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渐受关注，各种专题论文[19]和通论性的藏书史[20]、出版史[21]，不断涌现，成绩突出。就中值得注意的是，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近年尤为人们瞩目的书籍史研究。由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肇始的书籍史研究[22]，与年鉴学派的其它研究一样，都贯彻了其历史研究的整体性、长时段和对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状态的重视。他主张把书籍的印刷、装帧、地理环境、商业化和传播过程等因素融汇为一，以展现某一时代的精神和文化风貌。其后相关的书籍出版史、阅读史和书籍出版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虽往往从个案入手，然亦多能着眼整体。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nton）在其经典之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a 1775-1800）中，以十八世纪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为例，研究了书籍出版、传播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他认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至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所以，书籍史的研究，就应当“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23]并由此去描绘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在史学界影响甚大，其后一些重要的研究中国书籍史的著作，如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24]、贾晋珠（Lucille Chia）《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Publishersof Jianyang, Fujian(11th-17th Centuries)）[25]等，皆受其影响，而在书籍制作、传播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方面，各有创获。

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他所讨论的虽是一部书的具体制作、出版过程、传播方式和途径等，然而透过这部书所反映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宋代的各种文献浩如烟海，文献文化史的研究似乎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如果我们能选择若干具有重要意义或代表性的文献材料，通过对这些文献的产生与演变、搜集与整理、刊刻与流传等问题的研究，进而揭示和描绘出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和有宋一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或不失为一条文献文化史研究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何况，既然宋代的“材料丰富，研究对象复杂”，那么“做某一出版物的总体史似乎比处理出版的总体问题更好”。[26]因此，本书研究的主要目标和范围，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研究角度与方法，便是以若干具体文献为中心，通过对其产生（这里主要指编纂、整理等）、刊刻、流传的研究，力图挖掘和揭示其蕴含的思想文化意义，确立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从问题出发，把对具体的文献编纂的考察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又始终关注其文化意义。文献学与文化学结合，微观与宏观并行，既不局限于文献本身，[27]又不流于文献或文化史的综述与概论，庶几为我们所努力的方向。

宋初三朝，崇儒右文，在大规模的文献编纂、整理方面，成绩甚大。在当日官修的诸书中，又以《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这“四部大书”最为重要，保存前代的文献最多，[28]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前人虽对其多有论述，然而其编纂的背景与原因究竟如何，其编纂宗旨与思想倾向、分类及其文化史意义又应如何认识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阐释。因撰《“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宋初“四大书”的编纂与宋代文化的承先启后》。

宋初崇儒右文，然所谓“文”，最初实是很宽泛的。它以儒家思想为主，而又兼容了释与道。在儒学走向兴盛的过程中，宋真宗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真宗朝后期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不免荒唐。故宋真宗在经学或儒学的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甚为重要。在中国经学史上，宋学之与汉学足相匹敌，这不但表现在经学观念和方法上，而且也反映在经学家的众多和经学文献的极大的丰富上，其影响亦极为广泛。在《十三经注疏》中，由宋人所撰的新疏有四种，其中旧题孙奭的《孟子注疏》一书，虽是伪撰，其书的编纂和传播过程以及所反映的时代思潮，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思想文化的进程。在众多的宋代经学文献中，除了宋人所撰的新的注疏之外，还出现了很多经论。它不但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经学文献，而且也是文学文献。它们在宋代的大量出现，与进士科举制度尤其是制科进卷的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撰《“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宋真宗与宋代经学文献编纂的新变》。

图书典籍是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书籍的这种文化承载使命和意义，往往是通过收藏保护、校刊整理、辑录编纂和传抄、刊刻等一系列活动来实现的，而推动这些活动尤其是大规模整理活动的进行的，多是朝廷或官方（如宋初四大书的编纂），它所凭借的主要是帝王和馆阁群臣的力量。然而，在宋代文献文化史上，亦有以一人之力，而兼司藏、校、辑、编数职的，宋敏求即为一显例。这在中国文献文化史上有着特别的作用和意义。宋敏求不但自己在文献编纂上多有成绩，而且，还以其丰富的藏书，约请他人进行文献编纂。由王安石编选的《唐百家诗选》，就是在宋氏收藏的基础上进行的。此书的编选，一向争议颇多，迄无定论。王安石对此书的编选很自负，有云：“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29]后之赞同者或备极推崇，而反对者则以为“是书去取，绝不可解。自宋以来，疑之者不一，曲为解者亦不一”，[30]甚至对此书的编选者也提出质疑。因撰《宋代的私家藏书、编纂与文化：以宋敏求为中心的考察》。

“靖康之难”，不仅改变了赵宋王朝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上的一大厄难和转折。史载金兵北撤，“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营中遗物甚众，秘阁图书，狼籍泥中，金帛尤多，践之如粪壤。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以去。”[31]宋室南渡后，如何重新收拾、整理劫余文献，接续自北宋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便成了摆在朝野士人面前的重要问题之一。其解决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朝廷明令搜集、编纂、刊印旧籍，期冀文化中兴；二是南渡有识之士对典籍文献和思想学术的自觉传承。

南渡之初，朝廷尚无暇顾及经籍的刊印，随着“绍兴和议”的签订，宋、金两国彼此相安无事，各类典籍的搜罗、刊印便日渐被重视起来。绍兴九年（1139），尚书郎张彦实即已上书高宗，提出从诸州学搜集旧监本书籍镂板印行。绍兴十五年（1145），太学博士王之望上奏，特别请求朝廷刊印群经注疏，其中谈到“兵火之后，此书之在天下者往往而绝。皇天未丧斯文，陛下绍开景运，内建太学，外置官师，亲书石经，以幸多士。圣道焕然复兴，中外承风，皆知好尚儒雅。古今书籍，刋印略备，万世永赖，甚盛德之举也。[32]王之望列举了“十三经注疏”中的大多数注疏和《经典释文》，并提出了具体的刊造办法。王之望的建议受到了高宗的重视，并下诏实施。绍兴二十一年（1151），高宗又依辅臣所奏，诏刊印国子监所缺之书，“监中其它阙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所费，盖不惜也”[33]。这无疑都极大地推动了典籍文献的刊印。

除此之外，南宋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对有宋一代文化的中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吕祖谦曾为他的老师林之奇写过一篇祭文。文中说：“昔我伯祖西垣公（案即吕本中）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裴回顾瞻，未得所付。逾岭入闽，而先生（指林之奇）与二李伯仲（指李楠、李樗）实来，一见意合，遂定师生之分。于是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广大为心，而陋专门之暖姝；以践履为实，而刊繁文之枝叶。致严乎辞受出处，而欲其明白无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发不差。”[34]这既是对林氏思想学术的评价，也是吕祖谦自身学术及其渊源的夫子自道。三年后，吕祖谦去世，其弟吕祖俭在为其所作的《圹记》中亦写道：“公之问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液，无所偏滞。”[35]所谓“中原文献之所传”，主要是指对吕氏家族和北宋诸家思想学术的传承，而这种传承，当然也是建立在对具体文献典籍的保存、编纂和传播之上的。有“文”有“献”，才能相传不衰。吕氏家族尤其是吕祖谦对北宋以来尤其是元祐学术的自觉传承，以及其在文献编纂上所付出的努力，奠定了他在中国文献文化史上的地位。前人于此研究不够，故撰《“中原文献之所传”：吕祖谦在中国文献文化史上的地位》。

文献编纂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又往往与政局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它既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又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之下，因而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迁。南宋高宗绍兴中期，词坛上悄然兴起一股复雅之风。这一时期的论词者多以雅词相尚，并先后出现了一批以“雅词”相标榜的词作总集和别集。像鲖阳居士选录唐至北宋人的词作四千三百余首，编为《复雅歌词》。[36]曾慥选收唐宋词三百多首，成《乐府雅词》五卷。[37]南宋书坊刊行词集丛刊，称作《典雅词》。[38]汤衡、陈应行为张孝祥词集作序，皆称其为“雅词”。赵彦端《介庵词》，又称“宝文雅词”。宋谦父《渔樵笛谱》，亦有“壶山雅词”之称等等。皆以“雅词”名集，一时蔚成风气。以雅论词并不始于南宋，然何以至南宋大倡复雅之风，值得深思。实则复雅词集在南宋的盛行，与南宋绍兴和议后礼乐文化的复兴大有关系，同时，这些复雅词集的编纂，又恰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反映了南宋士人对国家中兴的美好愿望。因撰《文艺“绍兴”：南宋复雅词风的兴盛与复雅词集的编纂》。

在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上，某一文本文献在形成之后，其主要内容一般不会发生变化，但也有些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内容和编纂方式，都会被增删、改动，发生变异和衍化，尤其是文学文献（这里不考虑由作者本人所作的修订或出于其它目的的伪撰、因避讳而删略，以及抄本和刻本时代在传抄或刊刻、流传过程中进行的删节和出现的异文）。比如，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在编纂形式上，最初以人系诗，然不久就有人将其改为分类本刊行。南宋坊间所编的《草堂诗余》，原为分类编排，至明代顾从敬重刊此书，就改成了分调编次，文本形式发生了变化。

南宋后期，在文学文献的编纂上，出现了很多通俗的文学选本，像《草堂诗余》《千家诗》《古文真宝》等等，皆是其例。其中尤以《古文真宝》为独特。是书分前后集各十卷，旧题宋黄坚所编，所收作品自屈原《渔父》、汉高祖《大风歌》至谢枋得《菖蒲歌》等计三百余篇，而以唐宋诗文为主。所收作品体裁，前集除第一卷首列劝学文之外，其余皆为五七言古诗，亦包括歌、行、吟、引、曲等作品；后集除卷一收《离骚》《渔父》《秋风辞》，卷十收铭文若干之外，余则多属书、论、记、序、传、碑等古文范畴。也许是《古文真宝》通俗性文学读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在后世的流传和演变过程也十分复杂，不但版本众多，而且作品屡有增减，理学色彩渐浓。其书在下层民众中曾广泛流传，而在域外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更超过中国本土。因此，本书专设《〈古文真宝〉的编选、刊刻、流传与宋代文化的转向》一章，对这一文献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进行初步的探讨。

文献文化史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新课题。通过对某些具体文献的编纂、整理、刊刻与流传的研究，以挖掘和揭示其蕴含的思想文化意义及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本书所做的尝试还是很初步的。我们期待着学界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