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苗润博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丛书名: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ISBN: 978-7-101-16189-2
目录
自序
上篇 宋元史籍
再论宋太宗即位大赦诏——诏令文书流传变异的文献学考察
《说郛》本王易《燕北录》名实问题发覆
李纲《梁溪集》版本源流再探——文献著录与稀见传本的综合考察
有关《裔夷谋夏录》诸问题的新考索
辽代帝王简谥钩沉——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
契丹国舅别部世系再检讨——兼论《辽史》诸表的文献学与史学史价值
中篇 四库文献
《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之发现及其文献价值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再探
曲解与泛化:《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衍生史辨
《日下旧闻考》纂修考——兼谈新发现的四库稿本
国家图书馆藏“陆费墀《颐斋文稿》”考辨——兼论陆锡熊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下篇 随札论学
《辽史·奸臣传》《逆臣传》传目辨析
《辽史》所见辽朝先世“审吉国”考辨
四库提要所记《通鉴》草卷的长度问题
四库提要篡改《四书反身录》说驳议
吕颐浩《燕魏录》误题“燕魏杂记”原因考
《中华再造善本》所收杭世骏《金史补阙》辨伪
李文田手稿的再发现:国图藏《四库全书表注》初探
《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
宋辽金史籍与四库学文献整理琐议
“四把钥匙”与治史格局
访谈:《辽史》与史源学
《〈辽史〉探源》题外话
自序
眼前的这本小册子记录了我在过去十余年间由文献入史学的历程。
求学南开之初,在王晓欣老师课上习得“读史料、做卡片、写札记”的实证史学心法,此后一直奉为圭臬、身体力行,逐渐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在我看来,自主、系统性地阅读原典文献,是一切人文学问的起点,而随时记录、考证辩难则是读书的自然延伸;所谓读书得间,最终是要落实到笔头上的,因为写作才是对思维、逻辑最严酷的拷问,也是学术思考真正完成闭环的最终步骤;平时随手札记如涓滴细流,汇聚滋养,必要时则恢廓规模,连缀成篇,“取一瓢饮”。从本科到博士求学十年,这样日常性的读写联动给予我一种持续而踏实的积累感和安顿感,至今仍觉深深受益。收入本书的二十四篇文字中有十七篇皆在此期间完成,少作未毁而敝帚自珍,更多源于对那段岁月的怀恋。
负笈燕园以后,刘浦江老师常说,每个优秀的治史者都要至少有一样“看家本事”,他的看家本事就是文献;而这种本事的具体传授、训练过程包含断代史料与通代文献两种,前者如《辽史》的点校,后者则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研读。反复温习揣摩之间,我勉强窥得门径,对此看家本事的养成也日渐有了自己的理解:断代史料阅读的重点在于对资料的批判、解析与阐释,深入历史的切面和肌理,培养的是一种情境感和纵深感;通代文献阅读的第一要义,则在于对文献本体、通例及其内在约束性、复杂性的体认,培养的是一种整体感和贯通感。两者一横一纵,构成了历史学视野下文献研究的经纬。本书主体内容在上、中两篇,以“宋元史籍”与“四库文献”相分别,既存旧时痕迹,亦系学理使然。
关于文献学与史学的关系,人们大抵都会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在实际的对话语境和学术生态中,“搞文献的”又往往含有“低人一等”的意味。在不少史学工作者看来,文献学多流于饾饤考据,缺乏必要的理论思辨和问题意识,而在文献研究者那里,似乎又颇有一份“低头拉车”“不问前程”的雍容。这样各说各话的怪现状,恰恰反映出从业者对于学术内在关联缺乏省思。就个人体会而言,由文献入史学或可分为三途:其一,具体的史料学层面。抓住重要史籍的文献学问题,或提供新的史学资料,或对旧有议题的依据加以离析、重审,从而产生具有牵动性的影响。其二,中观的分析方法层面。文献学的核心在于“源流”二字,兼具整体贯通的视野与局部纵深的思维,以此面对传统的史学议题,更易跨越断代藩篱、实现通体关照。其三,宏观的历史认识层面。每一文献系统、不同文本层次的源流脉络都可能牵涉到历史叙述的复杂衍变,关系到记忆与遗忘的竞争,文献学的抽丝剥茧、正本清源本身就是历史叙述由一元到多元的逆向呈现,也是打破既定框架,开出全新史学问题和丰富历史图景的必由之路。理解这种天然的血脉关联,对我来说,经历了一个在亲身实践中尝试摸索的漫长过程,由自在到自觉,从成长到长成——本书所收篇什各有侧重,反思力度亦不无参差,或许就是最真切的证明。
小书得以付梓,全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罗新两位老师敦促支持,责编朱兆虎先生鼎力襄助、多所匡正,李寒箫、任家豪、孙润泽、上官婧琦、张砚衡、初京郴、陈琪诸君帮忙校核文字,敬致谢忱!
书中所收文字较初刊时有不同程度的修订,谨此说明。
苗润博
2023年6月11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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