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摄于1947年）

陈梦家先生生于1911年4月20日，逝世于1966年9月3日。今年是他诞辰的105周年，也是他离世的第50个年头。我们改变不了历史，但我们可以整理、出版其著作，作为无声的纪念。

读大学的时候，对于现代诗，比较喜欢徐志摩及与他有关的“新月派”诗人们的现代格律诗。到现在记忆犹深的，有朱湘的：“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这两句，后来还成了作者的诗谶。非格律诗的，大概也就属卞之琳“你站在桥上看风景”那首《断章》，到现在还未忘却，令人遐想。其馀的，大概只记住了些人名而已，其中就有“陈梦家”三字，大约因他是上虞人的缘故罢。

一、编辑《西周铜器断代》

毕业后到中华书局工作。有一天，熊国祯副总编辑找我，说要给我安排一部积压了三十多年还未出版的书稿。

交给我的稿子，是陈梦家先生的遗著——《西周铜器断代》。就这样，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了陈先生的文字，也才知道陈先生后来是做了学术的，而且还挺艰深！

我拿到的《西周铜器断代》，是一份考古所的整理誊抄稿（含图片原件），一份铅排三校样（图片未排）。书稿是赵诚先生1982年发稿的，三校样出来之前，赵先生已经退休了，以致延误下来。

西周铜器断代

最开始，我以为只是对三校样进行编辑加工。于是，从2001年11月至2002年4月，用了六个月时间，通读一遍。

国家经贸委早在1999年下达的第16号令《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中明文规定，2000年底要淘汰全部铅排、铅印工艺。我当时听说，书局有几部重要且难度较大的书稿，还是铅排的，且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所以想赶制一下，虽然已经晚于国家的规定时间了。其中除了《西周铜器断代》外，还有《沈曾植集校注》、《绎史》等，后来《绎史》与《沈曾植集校注》于2002年正式出版，还是铅排字，当时网上还在讨论，说这两部书很可能是最后的铅排本图书了。

可是，《沈曾植集校注》、《绎史》出版的时候，《西周铜器断代》还未送来付型样！难道《西周铜器断代》将成为最后的铅版书？

直到2003年8月，出版部才将新的打样送来。一看，发现不对，已经改作电子排版的。呜呜呜！原因其实很简单，且看考古所写于1990年的《编后记》：“为使本书高质量的与读者见面，中华书局不惜工本，特用铅字排印出版。……华昌泗同志生前为刻制难字。”据说，之前华先生专为此书刻制了五千多个古文字。现在华先生已经故去，工艺也遭淘汰，只得电子重排了。于是，我又从2003年9月至2004年1月，用了五个月的时间，重新一个字一个字地校读了一遍，出版部校对科也安排了三个校次。

2004年3月，《西周铜器断代》付印。最后关于定价多少，编辑部、出版部与发行部三方看法不甚统一，为此还专门召开协商会。最终大家还是采用了我的意见。同时协商定价的，还有一本《张政烺文史论集》。

二、重签出版合同

就在《西周铜器断代》的编辑出版过程中，2003年8月，徐容甫先生重回书局工作，担任副总编辑。考虑到此书的合同，是1996年与赵萝蕤先生签订的，但赵先生已故世，需与其著作权继承人取得联系。再者，我局之前也出版过陈先生的其他著作，容甫先生安排我统一考虑。经过向考古所负责《西周铜器断代》出版事宜的王世民先生了解，大体上掌握了陈先生著作的存世情况。

2004年1月2日，我整理出了陈先生的著作目录，2月24日写的报告里定作“陈梦家全集”。但考虑到肯定不会“全”，所以正式出版时，可以用“陈梦家著作集”这一名义，这种思路得到大家的认同。（之后，以“著作集”形式，系列出版学者的专著与论文集，渐具规模）

如此一来，就需要与陈先生著作权的继承人重新签署合同。王世民先生告诉我说，赵先生有个弟弟叫赵景心，可以找他。可是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当年生活的美术馆后街22号被拆除，赵景心先生搬到了哪里，不得而知。

美术馆后街22号

找人，其实像探案一样！

经过多方打听，最终还是找到了赵景心先生。我便前往其远在海淀上庄的住处。经过沟通，赵先生非常支持我们出版陈先生的著作集。在赵先生口中，听到他对赵萝蕤、陈梦家的称呼是“我姐姐”、“我姐夫”！听得出来，赵先生对他姐姐感情很深！

至于重签合同，赵先生说，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景德，一个叫景伦，两人都在美国。自己与景德有联系，关系很好，可以代表他签字，但代表不了景伦，同时也没有景伦的联系方式。又说：合同要景伦先签后，他再签字。

这下又波折了，到哪里去找景伦先生呢！

回来后，又几次与赵先生通电话。忽然有一次，赵先生说，景伦的太太是张治中将军的三女儿张素初。而张素初的大姐张素我，又是他的同事。通过赵先生给的电话，即与张素我先生联系，打听到景伦先生在美国的电话与电子邮箱。2004年3月8日，即与景伦先生去信一封，说明原委。4月5日，先生回国，招我见面。4月8日，我带着合同到花市大街，请先生签字。之后，再去景心先生处，请他签字，并代表景德一起签字。

三、未收录“著作集”的品种

2004年出版了《西周铜器断代》，又再版了《殷虚卜辞综述》和《汉简缀述》。既然制定了“著作集”的出版规划，就得陆续将已刊未刊的专著、论文、散文、诗歌等，全部重新校订、整理出版。

同一年，修订再版了万国鼎编，万斯年、陈梦家补订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修订挖改所用的底本，是容甫先生提供的中华书局1978年1版1印本。因为只是订补他人的著作，所以此一种是不列入“著作集”的。

《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三种之前是出版过单行本的（《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两种因篇幅较小，合作一册），此次也都全部重排，其中《六国纪年》依据的是陈先生的校订本。这三种，作为“著作集”的两册，于2005年6、7月分别出版。

其中还有一种书——《武威汉简》，当年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博物馆合编，列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出版的。

武威汉简

1957年7月至1959年11月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先后清理了三十七座汉代古墓，在磨咀子六号墓发现了四百六十九枚仪礼木简以及七枚日忌木简、四枚杂占木简。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委派陈梦家先生前往甘肃省博物馆，对这批汉简（包括六号墓出土的四百八十简，十八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以及四号、十五号、二十二号、二十三号墓出土的柩铭四条）进行了整理、考释与研究。

《武威汉简》共分五部分：叙论、释文、校记、摹本、图版。其《后记》中写道：“本书的具体工作，由以下各人分任：实物清理、简报：甘肃省博物馆郭德勇等；摄影：甘肃省博物馆吴柏年；摹录文字：张邦彦；叙论、校记、释文等：考古研究所陈梦家。”

此书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定价25元。以当年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而言，不啻为奢侈品。

为了再版此书，我们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分别联系。最开始，我们希望将其纳入“陈梦家著作集”中，但后来觉得此书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著作，纳入个人“著作集”并不合适，所以还是决定单独出版，并与上述三家单位分别寄去公函，得到支持。

编辑过程中，我们将《汉简缀述》里的《武威汉简补述》一文，作为此书的附录。这篇《补述》分两部分，一是对汉代“日忌”内容的考释，二是对“文学弟子”一词源流的分析，为确定第六号墓主人活动的时代，提供了更多的线索与帮助。

《武威汉简》于2005年9月正式出版，距上次印刷时间，也已经过去四十一年了。

四、九十五周年诞辰时的纪念

2005年，曾与王世民先生商量，2006年是陈先生诞辰95周年，或可举办纪念活动。会议之际，最好出版点新的著作。

于是，王先生从考古所的书库里，找出陈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美国芝加哥大学授课时的讲义三份。第一份，1939年夏的《文字学甲编》，分七章，第七章古文字材料只写了“甲骨文”一节，为未完稿。第二份，1943年的《中国文字学》两章，自称为“重订本”，其内容与1939年本略有重复。第三份，1944年秋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的英文讲义打印稿，名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AEOGRAPHY。后来决定将这三种文字学讲义合编在一起，总名之曰《中国文字学》。前两种，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刘波先生整理，对原稿上的眉批与旁注，用“【】”标示，插在正文相应位置。英文部分则据原打印稿排版。

《中国文字学》手稿

在《中国文字学》里，陈先生将古文字的发展分为五期，系统考察文字的演变，推阐条例；从时代、地域，书写的方法、材料、工具、手续及书写者身份等因素推寻字体演变之原因；并分论历史上的字体，对王国维先生所持的籀文是秦时文字，即周秦间西土文字，壁中古文是周秦间东土六国文字之说，多有辩驳；从而构建起自己的文字学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陈先生认为，古文字研究兴起后，传统的六书说就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所以应从名、文、义三方面，“建立文字的条例的一个始基”——这就是陈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三书说”。

由于《中国文字学》一直以讲义的稿本形式存在，没有得到出版，而“三书说”的观点体现，又是在1956年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所以人们认为陈先生是到五十年代才开始提出“三书说”的，远较唐兰先生1935年时所提的“三书说”晚了大约二十年。其实不然。

1935年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三书说”，即象形、象义、形声。陈先生对其中的“象义”有不同意见，并提出象形、假借、形声的“三书说”。陈氏“三书说”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三书说”在陈先生的《文字学甲编》里就已经存在，而《文字学甲编》的第一稿作于1937年秋。所以说，《中国文字学》是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的。出版后，居然还获得了“2006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实是意外之喜。

与此同时，我还约请上海陈子善先生收集、整理陈先生学术论文之外的其他文章。子善先生后来在《前言》里说：“我读三十年代的《新月》和《中央日报》，读四十年代的《国文月刊》和《观察》，读五十年代的《诗刊》和《人民日报》，发现陈梦家还有不少诗歌之外的文字未曾结集，其中有小说，有抒情散文，有文艺评论，有观剧杂感，还有讨论文字改革的，介绍青铜器文化的，等等等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原以为陈梦家以诗人名，以考古学家名，没想到他的创作和治学领域是如此广阔。一个新的设想由此萌生，何不再编一本陈梦家新文集——诗集和学术专著之外陈梦家的文学创作和学术随笔集？这样，陈梦家文学和学术生涯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也许可以得到昭晰的展示。”

我们读陈先生早年的《不开花的春天》、《你披了文黛的衣裳还能同彼得飞》、《七重封印的梦》、《青的一段》等，看看题目，就能够感觉得到其中的情趣了。

陈梦家在白马湖

又与清华大学蓝棣之先生联系，约请他重新整理陈先生的诗集。陈先生十六岁就开始创作新诗。1931年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同年他个人的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选》问世，并一举成名。随后，1934年《铁马集》、1936年《梦家存诗》相继问世，被公认为“新月派”后期最有建树的诗人。只是后来转向学术研究，所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是也。四十年代之后的诗作，今仅见到1948年一首、1951年一首、1953年二首、1954年一首而已。在整理过程中，子善先生将新发现的十三首，以及我在景心先生家发现的作于1953年12月17日的《过北海三座门大街》一首，共十四首，都请蓝先生增补进了诗集。

《过北海三座门大街》：“对着黄尘蒙罩的夕阳，/ 对着静静的粉红色宫墙。/ 止一轮淡绿色的月光，/ 奇怪的冰原，说不出的凄凉。”由于写在1954年的那首《悼闻一多先生》不是格律诗，所以我个人以为，《过北海三座门大街》这一首，其具体而朦胧之意象，铿锵而哀婉之韵味，极可能是1949年以后新月诗人的空谷绝响了。

《中国文字学》、《梦甲室存文》与《梦家诗集》三种，于2006年6月底正式出版。7月3日，在考古所召开“纪念陈梦家先生诞辰95周年学术座谈会”上，我们将上述三书作为礼品赠送给与会学者。

五、《陈梦家学术论文集》的收集与整理

王世民先生说，陈先生1957年自编过一份论文目录，是按发表先后编排的。后来赵萝蕤先生抄录了一份给他，那份目录的截止时间是1956年。至于1957年之后的，王先生说，他可与张长寿先生一起来做补充。因为陈先生很多著作的原稿、出版物以及未刊的遗稿，赵萝蕤先生都捐赠给了考古所，所以我即请王先生收集《陈梦家学术论文集》。

陈梦家与赵萝蕤（1936年）

九十五周年纪念会后 ，《论文集》的出版提上正式日程。我也经常催王先生交稿，以便在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直到2010年年底，王先生才将收集到的陈先生学术论文编辑成册，交来书局。

《论文集》收入陈先生生前已刊论文三十五篇，按发表时间顺序编排；其馀十三篇，因其全文收入或改写后收入陈先生其他相关专著，在《论文集》目录之后作“存目”处理，并于篇名后注明原载何处，以及后收入或改写收入何书等情况。另外，还有陈先生在世时未发表的论文十篇：其中三篇，王先生之前已经整理并发表了；馀六篇，商定由书局编辑部代为整理；还剩一篇，即《右辅瓌宝留珍札记》，不作整理，而是以原件扫描的形式，置在全书论文之后。

再者，陈先生早年的论文，大都有抽印本，陈先生经常在抽印本的天头地脚空白处，做一些批注；所有这些批注，我们均以加“【】”的形式插到相应位置。但是《商王名号考》这篇抽印本的批注相当多，有的页面甚至把天头地脚全部写满了，为了展现陈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和不断钻研的学术精神，我们将这一篇以整篇扫描的形式收入，这样既避免了信息的误差和流失，也避免了版面因加入太多的“【】”而造成的不美观。

以上，共计四十九篇论文。

陈梦家学术论文集

《论文集》的整理、录入、校对、编辑工作，繁复而麻烦，在我手上流转了三年多，由于平时杂务繁重，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安心地用来处理书稿中的问题，经常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2014年夏天，所在部门新进两位大学毕业生。其中李碧玉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考虑到陈先生曾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就将编辑此书的任务，交给了碧玉。告诉她，这本书会成为她编辑生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本著作。并要求她将所有的校样都保存好，待书出版后，帮她装订成册，留作纪念。

我让碧玉先将校样与原稿校对了一遍，使她大致了解《论文集》的情况。之后，再就里面存在的各类问题，怎样来处理，用何种方法、方式解决，采用什么步骤等，一一为之详述。并要求碧玉将这些问题，分门别类的总结出来，做好归纳。

碧玉温柔秀美，人如其名；又精音律，二胡古筝，近乎专业。刚来的时候，不会饮酒。其间聚餐，啤酒一杯，已属勉强，再劝则云：那下午就不能看陈先生的稿子了。倏忽二年，酒量与经验同涨，现在聚餐，碧玉已经能主动认领一瓶矣。

碧玉对《论文集》中提到的所有甲、金文及四部文献，全部依据原书或通行本进行了核对，改正其中的错讹，不知凡几。初时虽了无所知，而到如今，碧玉对甲、金文也能道个甲乙丙丁。之前确定的六篇遗稿的整理工作，也都由碧玉承担，可谓是《论文集》出版之第一功臣！

后来，我们将整理好的校样，送给王先生审阅。王先生看后，大加夸奖，以为整理之细致，校订之干净，问题解决之到位，格式排版之清爽，都已到了极致，云云。

经过一年半的时间，2016年3月8日，样书终于送审。王先生看到寄去的样书，发来短信，说：“《论文集》印刷得很好，我们十分满意。”这距陈先生自编论文目录，已六十年矣。

就在《论文集》付印后，即让碧玉将之前商量并归纳、总结出来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处理的方法、方式等，整理成文，经过几次修改，我们写了一篇《从〈陈梦家学术论文集〉看现当代学术文献之整理》论文，兹录其摘要如下：“现当代文史学者学术论文集的整理，较之一般古籍图书和学术专著更为复杂，往往存在体例混乱、文字错讹、标点舛误、引文不确等问题。本文以《陈梦家学术论文集》的整理、编校为例，对各类问题的解决分别作出了说明，试图总结出有一般适用性的整理原则和编校方法，从而为现当代学术文献的整理、出版提供参考。”这里面很多问题，确实是有共性的。

近五六年来，我所带的年轻同事，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朱季海《初照楼文集》（李天飞）、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朱兆虎）、骆鸿凯《文选学》（马婧）、徐炳昶《徐旭生文集》（刘明）等，都是由责任编辑承担收集、整理与校订工作的。这对于刚入职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锻炼，且富有成就感。

六、《海外中国铜器综录》与《海外中国铜器图录》

陈梦家先生四十年代讲学美国，后又到加拿大、北欧等地寻找散落的青铜器。曾计划编纂《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三集，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为中国学者所著、总结欧美国家收藏中国青铜器收藏状况的第一部图录。这部图录的海外照片征集工作，当年由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先生主持完成，而图录的编纂工作则由陈梦家先生完成。可惜第二、第三集，“因香港为日军所占，未能续印”。

196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煌煌一厚册，署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此书的实际整理者，就是陈先生，因为他当时的“右派”身份，不能冠名。

王世民先生告诉我，《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原照片与拓片等，都还保存在考古所。除了美国卷之外，陈先生基本已经完成了加拿大、北欧两卷。加拿大卷包括安阳、洛阳出土的商周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二百馀件；北欧卷包括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收藏的商周青铜礼器二百馀件。

其实，我们看陈先生写于1956年秋的《中国铜器综录自序》一文，即可知道陈先生当年对流散在海外的中国青铜器，有着“规模宏远”的编纂计划。

早在2004年6月，我们就与考古所商定，要对《海外中国铜器综录》一书作出重新整理、编排，厘分三卷，纳入“考古学专刊（乙种）”出版。署名方式则循专刊旧例，为“陈梦家编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由于此书的特殊性，故不纳入“陈梦家著作集”系列。可惜，这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直到2014年初，才进入图片扫描阶段，于是就交付部门内朱兆虎负责。

兆虎性喜小学，一度特别关注老辈学者的学术遗稿，如罗君惕先生《说文解字探原》、马宗芗先生《毛诗集释》等重要著作的出版，都是兆虎努力的成果。另外，兆虎还曾担任陈先生《中国文字学》修订再版的责任编辑，对陈先生的著作较为熟悉。

后来，兆虎读到曹菁菁发表在《文献》杂志上的《国图藏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未刊稿》，发现在国图还有《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二集的原稿。我即让兆虎与国图联系，商定一并出版《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第二集，并纳入“陈梦家著作集”系列。

七、《中国铜器综述》

陈梦家先生在《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的卷首，曾写有《中国铜器概述》一文，文章写于1940年4月，时任教于西南联大。后来1944年11月至1947年9月，陈先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同时收集北美所藏中国铜器材料，编成《美国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即后来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

在《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的《自序》里，陈先生说：“原编附有《中国铜器综述》十五章，系就旧《中国铜器概述》扩大改作。……《综述》篇幅太长，今删去之，以后当可单独问世。”（1956年12月）

这本《中国铜器综述》，其实是英文稿，书名作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2004年时，即请王先生找人翻译，后由王睿（故宫博物院）、曹菁菁（国家图书馆）、田天（首都师范大学）、孙莹莹（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四人，合作翻译完成，复经王先生校订，直到2015年年底方才交稿，前后差不多十年时间，可见翻译之不易。现在也已交给碧玉，由她承担编辑出版任务，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就可以看到。

八、其馀著作文章等

陈梦家先生于1934年1月赴北平，成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至1966年9月辞世，三十二年的学术历程，所撰写的著作除如上所述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或者是我们现在还未发现，或者是早已散佚了。

如陈先生在《中国铜器概述》（1940年4月）文末所列参考用书，所列自著书有：“《铜器铭文研究》（稿本）、《金文编校记》（稿本）。”这两种稿本，今未见。

在《中国铜器综录自序》（1956年秋）里说：“一九三九年在昆明因北京图书馆之约，编辑《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虽作三集，而仅出一集，因香港为日军所占，未能续印。”今也只发现了第二集的稿本而已，第三集未见。

在《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自序》（1956年12月）里说：“原编中对西周较重要诸器铭，曾作有较长的考释，附于说明之内。此类考释，今已提出，归入《西周铜器断代》与《东周铜器断代》两书中。”今者《东周铜器断代》一书未见。

赵萝蕤先生抄录的陈先生1957年自编的论文目录，著录英文论文五篇，现在还没有收集到。

王先生经常说起，陈先生后来一度致力于度量衡的梳理与研究，这些稿件还保存在考古所，可惜大都未成稿，知道的篇名有《战国货币总述》、《战国记容铜器》、《古尺记略》、《汉尺考述》、《汉斛考述》、《汉唐之间的尺度》、《唐宋尺》、《明清尺》等。

不知道陈先生的这些著作和散篇文章，还有他的佚文、日记、书信等，能否有面世的一天。只要有，——我们，随时准备着！

九、杂记

我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大麻镇，1950年之前隶属于德清县，后来划给崇德县，1958年崇德县与桐乡县合并，称桐乡县（今称市）。大麻镇的北面就是新市镇，距离极近。据震宏兄见告，大麻镇流传有两句俗语，一句是“新市人就是大麻人”，另一句是“长毛前，赵百万；长毛后，赵讨饭”。太平军进驻大麻是在1859年冬，所以颇疑新市赵家，是在太平军乱后从大麻迁居新市的。

陈梦家先生的岳丈赵紫宸先生，中国基督教神学家，是德清县新市镇人。赵紫宸先生1948年所撰《系狱记》中记载到：“大麻是浙江的小村镇，我年幼的时候常去探望亲戚的。”赵紫宸先生生于1888年，“年幼”一般指五至十二岁左右。从“常去探望”四字，可见这门亲戚肯定非常的亲。若从这个角度而言，为陈梦家先生出“著作集”，好似也是一种缘分。

陈梦家、赵萝蕤与父母合影

美术馆后街22号，我没有去过。听说当年在很多人的呼吁保护声中，还是被轰然夷为了平地。现在只能看着照片中的布局，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往事，以及与之相关的曾经的两位主人。

我初见景心先生时，他八十六岁，还打网球。八十八岁那年冬天，他还开车带我去吃饭。有一次，景德先生回国，他们两人还来书局，买书。景德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获芝加哥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阿波罗11-17研究项目的首席研究员，曾获富兰克林学会维特瑞尔奖章、巴林格奖章等。晚年研究《老子》，来书局就是为买相关的著作，交谈中，已经不大会用中文了，景心先生作的翻译。景德先生于2009年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景伦先生见过两次，第一次是签合同，第二次是送样书。景伦先生也曾就学西南联大，后考入美国哈佛大学，1950年尚未毕业即放弃学业回国，1980年再次赴哈佛大学。第二次送书，是到他花市大街那边的房子，还在收拾中，说是为归国做准备。景伦先生旅美三十年，曾为纽约《亚美时报》主笔。景伦先生于2015年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由于最近几年都没有新出陈先生的著作，所以都没有去给景心先生送书。唯有一次，景心先生带我去城里某小区里，看他珍藏的陈梦家、赵萝蕤遗物，有那么二三十件家具，放满了两间屋子，真是大饱眼福。近距离赏玩之时——突然想起，有一年到梅绍武、屠珍老师家谈书稿，屠珍老师给我说的故事：他们都是赵萝蕤先生的学生，到赵先生家玩。陈先生特别喜欢他们，专门打开他收藏家具的那间房子给他们欣赏，看到椅子前面都栓了根红绳，意思就是“不让坐”。开始觉得陈先生小气，现在想来，陈先生是多么爱护这些东西呀。去年下半年，屠珍老师来电，说景心先生状况不是很好。因为《陈梦家学术论文集》那时已经付型，我就等书出版后再去。今年三月，书始印出。领得样书送去时，景心先生已经不认识我了。但看到书后，还是大声地说了句：“陈梦家——我姐夫！”

前几年，景心先生在湖州市博物馆设立了“赵紫宸、赵萝蕤、赵景德家族纪念馆”，陈先生的家具，都保存到其中。而陈先生的故乡上虞市，据闻在百福陵园也给他建了衣冠冢。

陈梦家先生生于1911年4月20日，逝世于1966年9月3日。今年是他诞辰的105周年，同时也是离世的第50个年头。我们改变不了历史，但我们可以收集、整理、出版其著作，作为无声的纪念。

2016年4月15、16日写，18、19日修改

个厂于仰顾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