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与救世：晚清学政江标日记和信札研究》

黄政 著

丛书：日记研究丛书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定价：98.00元

ISBN：978-7-5506-4025-2

内容简介

江标（1860-1899），字建霞，号师鄦，又自署誃笘，清代著名官员、学者、诗人、藏书家、出版家、书画家。《考据与救世：晚清学政江标日记和信札研究》大致分为江标进入翰林院以前、在翰林院期间、外放学政之后三个板块，重点梳理其学术成长的过程、其学术积累和撰述与乾嘉学术路径的关系、举业和学术融合的时代风气、其在学政任上所举新政依托的人际网络、与湖南新旧势力的关系等。尝试摆脱年谱和交游考的写法，力图撰成一部鼎革之际学者型官员的成长史。行文中大量引用江标日记和信札内容，分析其追法乾嘉学术的进学路径，传播新学、推行维新中寄寓的救世情怀。

作者简介

黄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在《文学遗产》《清华大学学报》《文献》《古典文献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整理出版《江标日记》《江标集》等。

序

日记之体，由来尚矣。逐日记事，《春秋》已然，《史记》称为“本纪”，乃国家大事之日记。私家所记日录、日志之属，肇于汉代，至唐宋已相当成熟。明清时期朝鲜半岛出使中国的使臣所撰纪行录，按日隶事，录所闻见，往往直称“日记”或“私日记”。近代以来，上自名爵显宦、文豪武将，下至商贾百工、凡庶下民，多有记日记之习惯。军国要事，官场达踬，学术升降，亲朋网络，民风习俗，天气物价，都在记录之列；所记之人物与事件，具体、真实、丰富且鲜活，较正史典册所载为详为细。或资旁证，或可补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向为研究者所重。

就今存日记而言，以晚清民国间人所撰为最。彼时撰写日记风气更盛，而且存量较大，字数百万者亦不鲜见。据称现存近代人物日记达千余种，但整理刊行者不过200多种。这一方面是因为，向来研经治史者都把重点放在经史四部资料的收集与剖析上；另一方面，日记整理与研究的难度相当大，故多避难取易，绕道而行。

日记整理与研究，的确存在不少陷阱与矛盾，足以令人望而止步。日记虽为当时人记录当时事，但遇到国事秘闻、官场争斗与个人隐私等时，往往避忌万端，不能直书，此其一；作者在记录某事某人时，貌似客观实录的背后，常常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个人偏好与轩轾，此其二；作者在记叙某物某件时，并非亲见亲历，时有道听途说之言，小道致泥之说，此其三；作者记录自己谋事攻关、临决处置时，多半会夸大自己的作用，不乏虚美之辞，此其四；有时作者怕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日记中用隐语、代称、字母等指代某人某事，令读者如坠迷雾，难寻端倪，此其五。况且，有人记录日记就是为了将来面世，故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模范；有人只是记录给自己看，故嬉笑怒骂，毫无遮挡。因此，相对成熟的史籍而言，在利用日记资料时，如果都视为信史，反而会被“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作者带到深深的暗沟里。

相较而言，整理近现代人日记，还有诸多其他难点与困惑。比如有些当时作者并不避讳的事件与人物，在今日又相当敏感；有些作者臧否的人物，其子孙后代一旦闻见，则枝节丛蔓，是非频出；有些日记散存数处，或有遗缺，求全为难；更令人头疼的是，日记多为手稿，书法不拘，潦草难辨，又涂抹添改，签条夹纸，在在多有，整理为难。有鉴于此，日记整理通常的处理方式，首先就是武断地删节，或大段裁去，或个别剜空，令读者难见真相；其次就是忽略批注、签改与旁记等，使日记内容不全；而最常见的是文字识读错讹满纸，难以卒读。

信札的整理与研究，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其反映的当时各类信息动态，与日记一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整理难度，较日记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本世纪前，名家手札的收藏、整理与研究，尚属寥寥。但近二十年来，相关收藏成为热门，拍卖价格飙升，已经属于文物级别。且有些手札在拍卖市场吉光一现，便无影无踪，令研究者徒唤奈何。

近十余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与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振臂喝倡，身体力行，主持“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致力于近现代人物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张剑兄提出日记整理与研究要有“二全”（搜罗版本要全面，整理日记要全息）与“三度”（创新度、难易度和重要度），可谓实获我心。在他们的引领下，一批年轻学者在日记整理与研究方面成绩突出，本书作者黄政就是其中的一员。

对江标其人其学做个案研究，是作者谋划已久的事项。正如本书所言，江标是“近代史上经常被提起的名字”。江氏生长于文献大邦苏州，人文蔚兴，代有硕学。如果生活在清中叶，江标很可能成为顾广圻那样的校勘学家，或者黄丕烈那样的大藏书家。但江标出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此时的清朝已是将倾之大厦，任人宰割，危在旦夕，这就注定了宗尚考据的江标从学立业的路途与他的乡先贤截然不同，而他一生的轨迹也的确成为一份别样的时代标本，值得探赜索隐。

近几年中，黄政先是整理《江标集》出版，其中不乏自己辑佚所得的信札多件，此后又整理刊行《江标日记》。今又撰成研究专书，可谓一锨一铲，水到渠成。匆读本书，我感觉有如下特点：

第一，对江标一生学术的变化与成就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总结。江氏由早期的擅长词赋，熟习《文选》，到继承考据宗风，整理与研究并重，重视小学、金石诸学，辑佚《仓颉篇》《声类》，撰写《说文经字疏证》《黄丕烈年谱》《宋元本行格表》等系列著作。作者评价江氏《宋元本行格表》“属于版本学独立的开端之一”，而“其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方面的系统实践，比叶德辉稍早，都在实际上显示出后来的文献学学科的轮廓”。而随着国势日蹙，江标的目光自然转向西北史地、东南海路，学英文、希西风，将学术研究与救亡图存相结合。可以说江标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着傲人的成绩。“此种成功肇基于其天性禀赋”，“同时根植于苏州、京师浓厚的乾嘉朴学氛围和沪上丰富的西学资源”。正可谓自幼至大，南来北往，学凡三变，随时而更。

第二，对江标一生的功名实绩做了全面考察。江氏从参加科举考试，到出任湖南学政，再至被革职软禁，从一个传统的士子到改革派官员，其成长与变化之过程，可谓备经曲折，壮怀激烈。他从沉浸于经解和诗赋，在科考策论中纸上谈兵，到甲午战争期间，将勘界、出使、军工、铁路、矿业、国债、议院等直面政体和时事的话题大量发布于考题中，重心一步步从书斋考证转向广学济时。江氏不仅刻书办报，购置仪器，大声疾呼，引领革新风尚，而且积极培育人才，试图实业兴国，找出救国之道。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江标一生志业可用考据和救世来概括。他生命短暂，但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第三，对江标学术渊源与好恶取舍、往还师友，穷源溯委，纵横别辨。江标生于人文渊薮之地，其学术脉络直承乾嘉间钱大昕、顾广圻、黄丕烈、洪亮吉、汪中、孙星衍、邵晋涵、阮元、凌廷堪、江藩等人遗风。而受其家境影响，幼岁失怙的洪亮吉对他少年时代的影响最大，以为励志之楷模；成人以后则更多地以阮元为榜样，希望像阮氏那样为学为政。舅父华翼纶与妻兄汪鸣銮是最先影响江标学行的亲友，后来所交师友如叶昌炽、费念慈、李文田、吴大澂、潘祖荫、沈曾植、王懿荣、李盛铎等，对江标学行皆有良好的助益。而江氏的学生辈，如毕永年、杨毓麟、唐才常、樊锥、胡元倓、谭延闿、蔡锷、石陶钧诸人，后来事迹皆可歌可泣，彪炳史册。在凄风苦雨、家国衰亡的巨变时期，诸人相互提携，交相砥砺，造就了一代熠熠生辉的英杰群相。

第四，在资料的占有上，作者由里及外，对江标别集、日记与手札极其熟悉，“在对此案例的探索中，日记、信札等材料为我们观察其复杂肌理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同时，对江氏所著、所校、所刻之书有深入的学习与钻研，对其交往的师友与其科举、仕宦等行实有足够的了解与把握，有的放矢，竭泽而渔，故所得结论颇令人信服。

江标在被蒙冤革职、戴罪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方面不以荣辱撄心，颇有玩兴；而另一方面则“常怀屈子之忧”，了无生人之趣。本书对这段时间江氏的心态起伏以及他与各方的互动，未做细致深入的分析与论述，如果后续有新出材料，似有扩展之必要。

在对江标的整体评价方面，作者认为“从著述和政治影响力而论，江标不属于晚清最优秀者之列”，大约属于学界所言之“经世小儒”，或有人认为是晚清时期“身份地位不大不小，而对于历史实际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等人物”。窃以为这些评价略有偏低。的确，江标学术不如吴大澂、潘祖荫、沈曾植诸人成果卓著，而事功也不如晚辈唐才常、谭延闿、蔡锷那样轰轰烈烈。但他只活了区区40岁，其宦海生涯也在逝前因废锢而终止，如果天假其年，寿考以终，恐怕学术成就与宦海功绩不会小于上述诸家。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其已经取得的成就，已呈井喷泉涌之状，而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他以孜孜矻矻的勤勉与鲜活辉煌的实绩，为后世立下了“江标式”典范。

我对日记与手札的整理实属外行，对晚清学术更鲜涉及。黄政因寄籍门下数年，因师生之谊，抬举我给他的大作写序，只好拉杂说些偏远之谈，书中更多致思细节，读者自可阅读品味。如今学术界评判学者的成绩，是大项目与大刊物发表论文的量化标准，我则更希望作者在完成规定产量以图生存的前提下，能够坚持沉潜学海，苦坐板凳，不追时髦，稳健前行，取得更好的成绩。

漆永祥

癸卯（2023年）盛夏芒种后一日匆书于京北紫石斋中

目录

序 / 漆永祥引言

第一章 日记和信札等所见江标考据习尚的养成（1860—1889）

第一节 从侧艳诗词到《说文》研习

第二节 金石拓本的搜求与研习

第三节 书籍收藏与版本目录学实践

第四节 举业中的考据表现

第五节 时务和西学的习得途径与实践

第二章 日记和信札等所见江标翰苑活动和职业波折（1889—1894）

第一节 考据进阶和史学译述

第二节 赴日本考察与外交之梦

第三节 对甲午战争的关注和进言

第三章 日记和信札等所见湖南学政任上的改革和刻书（1894—1897）

第一节 考试改革及其路径脉络

第二节 书院改革和学会、学报的创办

第三节 江标新政的成效以及日本因素

第四节 丛书编刻

第五节 与湖南主要官绅的交往

第四章 日记和信札等所见卸任后的维新事迹、擢升及革职（1897—1899）

第一节 卸任后的维新活动和晋升

第二节 革职后的活动和猝然去世

附 述 夫人汪鸣琼和子女结语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