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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人们对集部文献的关注相较于经、史、子部，显得稍为逊色。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儒家经典权威地位的确立，史部可资鉴戒，子部可与经部、史部“旁参”，而集部多与儒家经典关系不密切，故并不受正统学者的重视。但是，集部文献作为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数据与多样的文体，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利用。

秦以前，虽有《诗》及屈原、宋玉、荀子等人的作品可视为集部文献，但先秦时期，六艺盛行，诸子争鸣，时人并不以文章著称于世，故虽有集部之实，然作品较少。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文学观念、体裁、理论等方面均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个人文集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是集部文献滥觞、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唐代以后，集部文献数量众多，文体更为丰富，已经成为出版和学术领域整理、研究的重点。相比于对先秦及唐以后集部文献的关注程度，目前出版和学术领域对汉魏六朝时期集部文献的重视并不够充分，且大多集中于《文选》《文心雕龙》及“二陆”、陶渊明、“三谢”“建安七子”等重要文献和重要作者。与其他古代文献一样，集部文献的散佚情况也比较严重。然而，由于明清学人的努力，也有大量佚籍被重新辑出。从总体上来看，明清学者对集部文献的辑佚成果，以汉魏六朝时期最为丰富，兼有宋玉、荀子等先秦佚文。因此，本丛刊侧重于收录先秦和汉魏六朝时期的集部辑佚文献，以期有益于学者的相关研究和利用。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先秦至六朝时期的别集共八百八十六部，然因“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中“亡书”占将近一半。《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汉魏六朝别集数量几乎只有《隋书·经籍志》的十之一二。历史上关于书籍散佚曾有过“五厄”“十厄”的记载，汉魏六朝别集的散佚与南北朝至五代时期的历次战乱有很大关系。而且，这些别集受当时书写方式与书写材料的影响，并不易传写和保存。与经、史、子相比，别集产生之前，基本上是散篇单行，故此集部文献多为单篇汇辑，各篇目之间的关联并不密切，这也是造成集部文献散佚的重要原因。当然，先秦至六朝文风、文体的变化，也可能使某些集部文献受到冷落，进而出现散佚的情况。此后，唐人对汉魏六朝的文学评价不高，唐代文学的繁荣与《文选》等总集的流行，使得汉魏六朝别集缺乏成长的空间。而宋人认为文学应当以教化为主，对汉魏六朝文风有微辞，故对别集的散佚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宋人整理刊印四部典籍数量很多，但汉魏六朝别集只有徐民瞻辑《晋二俊文集》及曹植、陶渊明等数种。

明代中后期，复古之风兴起，受好奇好异的治学观念影响，学者和文人开始重视汉魏文献，整理辑佚的风气渐盛，出现了几种汉魏六朝别集丛书，如《汉魏诸名家集》（汪士贤）、《八代文抄》（李宾）、《六朝诗集》（薛应旗）、《刘沈合集》（阮元声）、《萧梁文苑》（阎光世）、《诗纪》（冯惟讷）、《七十二家集》（张燮）、《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张溥）（此套丛书已收入《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十月版），故本集不再重复收录，特此说明）等。另外，还有叶绍泰辑《增定汉魏六朝别解》等，也收录有别集。也有几种别集经过明人的纂辑初步形成，如黄省曾辑《嵇中散集》十卷、沈启原辑《沈隐侯集》四卷、杨德周辑《汇刻建安七子集》等。这些辑佚成果大多是在典籍亡佚后，明人搜集遗文佚句重新编成的，不仅在内容上力图搜亡辑佚，而且尝试恢复典籍原本的篇目结构。

在明代诸多成果的基础上，清代以及近代学者的辑佚多有增订和校勘。清人辑佚丛书的内容虽多以经、史、子为主，但也不乏辑佚校勘汉魏别集的成果，如卓尔堪辑《三家诗》、胡凤丹辑《六朝四家全集》、姚培谦辑《陶谢诗集》，其中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即是其集大成者。可以说，在汉魏别集的整理方面，明人有搜辑之功，清人多校勘之力。近人丁福保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以及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也非常有价值。

在充分利用前人丰富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集部辑佚文献汇编》依据《四库全书》的排序方式，参考孙启治、陈建华二位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的搜辑成果，将自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文人学者辑佚整理的先秦及汉魏六朝时期的别集、诗文评文献汇编为一帙，努力做到有章可循，搜辑力求完备。同时，对所据文献底本仅作搜辑分类，影印出版，并制作书目索引，既保持了文献的文本原貌，又便于翻检使用，极大地方便读者检索查阅，可以为我们研究先秦汉魏六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等提供丰富的数据。

明人张燮《宋大夫集序》中写道：“周之季也，人以道术争鸣，故诸子独著而文苑阙焉。”虽然其表述不一定全面，但说明了先秦时期集部文献的特点，即此时的集部文献并不丰富。而且，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来看，此时的集部文献以诗赋为主，且根据篇名、书名可以看出其文体，《诗赋略》中的《屈原赋》即是其中的代表。后来，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汇辑为一编，形成《楚辞》一书，其文体仍比较单一。《楚辞》以后的其他别集、总集，或以作者名为书名，或汇辑多人，单从书名已经不能看出其文体特点。以汉代贾谊为例，《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载贾谊文五十八篇，即《新书》，后列入子部儒家类。其中《诗赋略》又载《贾谊赋》七篇。《隋书·经籍志》注称有《贾谊集》四卷，只录一卷，后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并载《贾谊集》二卷。《七十二家集》收录的《贾长沙集》收录贾谊的赋、骚、疏十二首及《过秦论》。

如果要较为集中全面地了解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发展，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纂《文选》是现存汉魏六朝作品比较多的一部总集，所收各类文体极为丰富，且多选佳作。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别集发展的重要阶段，各种别集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汉魏六朝别集的出现和发展，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的丰富、新文体大量涌现有关，如仅《文心雕龙》中论述到的文体就有二十多种。这一时期个人文集的大量形成与政治、学术风气的转变也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与学者开始分离，两者之间有了显著的区别。文人以“能文为本”，重视文章的章法与语言上的形式美；学者则以“立意为宗”，重视“文道一体”，希望文章能为圣人、为自己立言传道。这种分离促进了此时作者如林的盛况和文集的繁富。在文体渐备的情况下，当时文人中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即文集只为载文，如《颜氏家训·勉学》就认为“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明清学者在辑佚汉魏六朝别集时，也认为“集中所载皆诗赋文章，若经翼史裁子书稗说，听其别为单行，不敢混收”（明张燮《七十二家集·凡例》）。“别集之外，诸家著书非文体者，概不编入”（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叙》）。由此可见，汉魏六朝别集保存了当时文人的各类文体的作品，收录的文体形式更为丰富，包括诗、赋、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等。按照传统习惯，这些文体大多符合别集的体例，但按现代学术发展及学科分类的标准来看，则不限于文学方面，其中有些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哲学、史学等方面的参考数据。如当前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论的研究，集中于史书、史家、论赞等数据，但别集中也有一些内容通过评论人物表达历史观和价值观，如曹植《汉二祖优劣论》、诸葛亮《论光武》、梁元帝《郑众论》、沈约《辩圣论》《七贤论》《均圣论》等。又如《史记·梁孝王世家》中记载梁孝王的兔园，《正义》引《括地志》云：“兔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葛洪《西京杂记》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猨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岛。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俗人言梁孝王竹园也。”只有一些泛泛的描述。《枚乘集》中载有一篇《菟园赋》，后人或疑为伪作，但其中描写的菟园景象，比《西京杂记》更为生动，可以丰富我们对史实的认识。又如汉魏六朝别集中录有大量碑铭，可以补充相关文献并校订文字。不过有的已非原貌，有的属于伪托，有的是作者误植，在引用时需要加以甄别。当然，鉴于汉魏六朝别集多属吉光片羽，有一些辑本为了“汇辑”的需要，并未完全按照别集的体例，而是将部分经部、史部、子部作品置入别集中，所收内容虽较为可观，然稍显驳杂。如《隋书·经籍志》有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已佚，有王谟、马国翰、黄奭、臧庸、叶德辉诸家辑本，但《蔡中郎集》卷十又收《明堂月令论》。南朝梁裴子野有《宋略》二十卷，已佚，其文散见于《通典》《建康实录》《文苑英华》《资治通鉴》等唐宋文献中，清人严可均《全梁文》卷五十三有辑本，当入史部。

宋代以来学者对汉魏六朝别集的辑佚和整理，其数据源基本为正史、类书以及《文选》等总集。这些典籍大多数我们今天都可以见到，故汉魏六朝别集中的很多内容只是将正史、类书及总集中的相关数据进行遴选归类，按照编纂别集的一定原则和体例，编辑成帙。因此，大多数汉魏六朝别集辑本在文本校勘、史料发现方面并没有太多更新的内容。但是，由于汉魏六朝别集收入的作品年代久远，传写整理过程中会存在异本。这类异本如被不同的典籍收录，其在校勘和史料方面的价值就需要重新估量。如汉代晁错《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其中一段文字《汉书·食货志》引作：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而《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引作：

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余者也。取有余以给塞下之食，则富人有爵，而贫民损益于征赋矣。此以有余补不足，而贫富之民，各得其愿也。

《艺文类聚》所引不明出处，仅作“汉晁错上书曰”。两书此处文本的差异，或许是在传写过程中产生的异本。这种差异并不足以起到改写史实的作用，但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即我们今天见到的汉魏六朝时期的传世文本，应当存在更为原始的文本或者多个异本。我们今天很少能见到汉魏六朝文献的原始文本，其他的异本也很难见到，大多数汉魏六朝文献我们只能见到经过后人整理的文本。我们也很少遇到汉魏六朝文献的原始文本与传世文本并存的情况，即使有一些通过考古发掘整理的汉魏六朝文献的原始文本，与传世文本也有一定差别。因此，我们在对汉魏六朝文献进行整理和利用时，除了可以将原始文本与传世文本进行比较，还可以从各类典籍的引用数据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传世汉魏六朝别集十分有限，要了解和利用相关文本，不得不借助于明清时期关于汉魏六朝别集的辑佚成果。但是，以后人所辑较为完备的《曹子建集》《蔡中郎集》而言，辑本也分别只有原书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这些成果的整理需要做一些搜辑、辨析、校勘、标点、注释的工作，才能使之更便于学者利用。当前，关于汉魏六朝别集的整理成果，编》的收录比较全面，可以为当前汉魏六朝别集的整理提供文本校勘的参考。同时，各家所辑内容除了篇目数量上有差别之外，在文本上也有个别不同，需要将诸家辑本进行汇辑，去除重复，查遗补缺，使之形成较为完备的版本。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汉魏六朝时期经、史、子典籍虽然亡佚严重，但经过宋代以后历代学者的尽力搜辑，辑本的数量和内容已经相当可观。不过，与典籍的原始文本相比，现有辑本的内容仍然支离零碎，不仅原书的篇目结构很难保全，其文本也多只言词组。与此相比，汉魏六朝别集的形成，即是对作者各类作品的编辑，其编纂过程有一定的原则和体例。而且，这些作品除了被收录于别集之外，还比较完整地存在于正史、类书及《文选》等总集中。因此，明清学者在辑佚整理集部文献时，一方面可以较为完整地辑录作品原文，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别集形成的一些原则和体例，一定程度上恢复原书的概貌。这种恢复的程度有待于重新评价，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对各家辑本的汇编、比较、辨析，再结合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数据，作出更加符合“原始”的判断。清人严可均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指出，汉魏六朝别集中存在旧本和辑本的区别。其中旧本为宋代流传至清代的版本，其文本有一定的渊源，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文献，如《蔡邕集》《阮籍集》《嵇康集》《陆云集》《陶潜集》《鲍照集》《江淹集》七种。辑本则由明人重新编辑，虽然文本内容较为丰富，但所辑多有不足。不过，所谓旧本虽然较为原始，但大多仍属于六朝、唐宋人重辑本，与汉魏六朝乃至唐写本有一定差别。后人据此可以窥见该别集的一些旧貌痕迹，至于更详细的内容还有待更为原始的资料。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清代四库馆臣对宋代以来学者对汉魏六朝别集的搜集辑佚，有过这样一段评价：

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

可见，对于明代辑佚的汉魏别集，清代四库馆臣一方面称其“篇章弥富”，另一方面又认为其所辑内容需要有所去取。不过，明人对汉魏六朝别集所做的工作，不止是对文本的汇编，所撰序跋、题辞对汉魏六朝史实人物、文学风气都有所评骘，多从品行、事功、文学三方面入手，这与明代后期社会、文学风气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如张燮对江总、陈后主、谢惠连等人的评价，不拘泥于史书，同时又能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考虑，有一些比较客观的认识。如论江总，《陈书·江总传》论赞认为江总对陈朝灭亡有一定责任。张燮则认为，江总只是以文学见长，且品行并无不端，故不应对江总进行苛责。品行是张溥在论汉魏六朝人物时比较看重的一点，如在《陆平原集·题词》中评价陆机：“俯首入洛，竟糜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陆机虽文学成就十分突出，然其人品却遭到了张溥的质疑。对于孔融，张溥赞赏备至：“东汉词章拘密，独少府诗文，豪气直上，孟子所谓浩然，非邪？”（《孔少府集·题词》）张溥所作评语虽然并不一定准确，但有一定特色，继承了明代评点文学的传统。汉魏六朝别集还可以保留除文集之外的其他数据，如《孔北海集》各家辑本中，在正文以外还保留了一些笺释集中诗文的文字，虽然不多，也不知何人所作，但对于我们理解孔融的作品有一定的帮助。

汉魏六朝时期文士辈出，别集盛行，以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金楼子》）。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别集，至《宋史·艺文志》已十不存一二。《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至今又十不存一。即使那些有幸留存下来的，经历时移世迁，已非原帙，其文章不免存在残篇断简，鲁鱼亥豕，渐被磨灭，名声不显。幸赖明清诸家尽力搜遗补苴，今人才得以一睹汉魏六朝文运之盛。虽然各类辑本大多残缺不全，甚至支离零碎，但受当时文献保存条件所限，无可强求。当然，汉魏六朝以后的集部文献虽比较完备，但也存在一些佚文遗篇，需要整理者与研究者共同努力搜辑。今后，随着文献数字数据库的发展以及新材料的发现，我们对汉魏六朝及以后的集部文献的搜集整理，定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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