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齋古典目錄學考論》（古典目錄學研究叢書）

武秀成 著

鳳凰出版社

2023年12月

作者簡介

武秀成，男，1959年生，安徽利辛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師從楊明照教授與徐有富教授，從事古典文獻學教學與研究三十餘年。1998年、2013年先後受聘為韓國慶州東國大學客座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專任教授。主講研究生課程“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二十餘年，發表論文三十餘篇，主持“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之《新唐書》點校本修訂工作。已出版著作有《陳振孫評傳》、《〈舊唐書〉辨證》、《玉海藝文校證》（與趙庶洋合作）、校訂本《册府元龜》（副主編）等。

本書目次

劉向《韓非子書録》辨僞

《漢書·藝文志》總序獻疑

唐《群書四部録》撰者“王仲丘”辨誤

《舊唐書·經籍志》“增補説”辨正

《舊唐書·經籍志序》考誤

《舊唐書·經籍志》考校舉隅

《舊唐書·經籍志》著録書名訂誤

《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探源

《直齋書録解題》的成書與流傳

《直齋書録解題》義例新探

《直齋書録解題》佚文辨正

宋代私家藏書之冠——陳氏山房

《玉海藝文校證》前言

一部僞中之僞的明代私家書目——董其昌《玄賞齋書目》辨僞

《四庫全書總目·〈墨子〉提要》訂誤

《甘肅文獻總目提要》序

前 言

目錄之學，源遠流長。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校理朝廷藏書，分撰《別錄》《七略》，為後世目錄立法。東漢班固，“刪取其要”，編為《漢志》，堪為史志楷則。書目之作，發軔伊始，即至高峰。然魏晉以降，各家官修目錄，似乎未得劉氏真諦。西晉荀勗，整理官藏，編撰《晉中經簿》，雖有十四卷之多，但衹著錄書中篇名，加以“盛以縹囊，書用緗素”等裝幀說明，對於“作者之意”，則“無所論辯”；東晉李充，撰《晉元帝書目》，其著錄圖書更無解題文字，“但以甲乙為次”而已。其後官簿，如《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錄》《梁文德殿四部目錄》《陳德教殿四部目錄》《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錄》《隋大業正御書目錄》等，皆為簡目，劉氏敘錄之體，蕩然無存。唐初修《五代史志》，其經籍一目，采阮氏《七錄》，附注於志內，此則開啟後世書目標注載籍亡闕之例，劉氏解題之意稍顯。至唐開元，藏書之盛遠邁前朝，元行沖等整飭排比，仿劉氏《別錄》而撰《群書四部錄》，至二百卷之巨。稍後毋煚又刪《群書四部錄》而成《古今書錄》四十卷，改敘錄之例為傳錄之體。北宋王堯臣等“仿《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六十六卷，南宋《中興館閣書目》及其《續編》又繼之而起，書目解題之體至此興盛起來。不僅官書目錄，宋代私家目錄亦然，今之傳世者四家，其中晁公武、陳振孫、趙希弁三家皆為解題目錄。當然，這並非說解題目錄佔據了主流。在官書目錄、史志目錄與私家目錄三大體系中，據學者梳理統計，明末以前官書目錄有六十種，私家目錄七十七種，史家目錄十四種，共一百五十一種；有清一代，目錄之學臻於鼎盛，各類書目合計多達上千種。就其目錄體制而言，在解題目錄與簡目兩大基本類型中，歷代書目主要為帳簿式的簡目，解題目錄為數不多，在清代中期以前更是屈指可數。乾嘉考據勃興，學風篤實，目錄之學大為昌明，而最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解題目錄隨之如春木向榮，層出不窮。要之，此一時期代表版本鑒賞一派的有于敏中等人的《天祿琳琅書目》，黃丕烈的《百宋一廛書錄》；代表讀書治學一派的有紀昀等人的《四庫全書總目》，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代表藏書校讎一派的有吴壽暘的《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張金吾的《愛日精廬藏書志》；代表考訂著述一派的有吴騫的《海寧經籍備考》，邢澍的《關右經籍考》等。它們確定了後世解題目錄發展的基本範式。

若就書目之性質而言，則有藏書目錄、圖書總目與著述目錄之別，而以藏書目錄為基本形態：或記朝廷之藏書，如魏鄭默《中經》；或記個人之收藏，如唐吴兢《西齋書目》；或記官署之藏書，如宋代《國子監書目》、明代《都察院書目》；或記一代之藏書，如梁阮孝緒《七錄》。上述官書目錄與私家目錄幾乎皆屬此類，據官書目錄而成的史志目錄亦屬此類，如《漢志》《隋志》《舊唐志》與《宋志》。圖書總目，則以反映圖書總量與全貌為中心，不論古今，不計存亡，此類書目後出，當以宋鄭樵《通志·藝文略》為代表，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亦當歸於此類。著述目錄，乃一反書目編製之常例，而以前人著作為著錄範圍，旨在反映一代或一地學術之面貌。此則可以明清時期的史志目錄為代表，如《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明志》所出之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自然也屬於此類。

著述目錄一體雖然晚出，但推原所始，亦可追溯至北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之《墳籍志》。惜其書早佚，後人無緣見之，故此體創始之功還當歸於歐陽脩《新唐書·藝文志》。《新唐志》以《舊唐志》為藍本而修撰。《舊唐志》繼承的是《漢書·藝文志》采錄《七略》，《隋書·經籍志》采用《隋大業正御書目錄》的方法，完全以毋煚的《古今書錄》為底本刪削而成，因此《舊唐志》實質上與《古今書錄》一樣，反映的是唐朝開元時期國家的藏書目錄。《新唐志》沿襲《舊唐志》的部分被歐公稱為“著錄”，自然屬於記藏書的性質。但力圖反映唐代文獻全貌的歐公對《舊唐志》著錄止於開元的缺陷自然不滿，而補足唐代中後期的文獻又沒有唐代的官家藏書目錄作為藍本，於是更弦易轍，考據史傳，對於唐人著作，不論存佚，皆錄以備覽。這部分歐公稱之為“不著錄”，附之於各類“著錄”之後，二者性質迥然不同。

《新唐志》“不著錄”部分改史志紀藏書為紀著述的這個創舉，對後世書目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最早受其影響的當是方志之藝文志。宋元方志傳於今者不過四十餘種，設有《文籍志》或《書籍》門類者僅數種，但其性質與正史藝文志不同，不屬於地方著作目錄，而是地方詩文彙存，如同總集一類。衹有南宋高似孫《剡錄》卷五中的《書》門，著錄剡地學人或與剡地有關人物的著作四十二種，屬於著述目錄的性質，可視為現存最早的方志藝文志的雛形。至朱明一代，方志之藝文類始有變總集為目錄者。弘治十六年（一五〇三）成書的《溫州府志》，卷一九至卷二二為《詞翰》，如一般舊志之《藝文》，專錄與郡邑相關之詩文，但該志又在卷一八設立《書目》一門，此《書目》門與南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前集卷一九之《書目》門大不一樣。章氏《書目》門可視為書目之目錄，即對漢唐幾種重要書目進行摘要介紹，與著述目錄無關，也與郡邑無關，而《溫州府志》之《書目》專錄“吾鄉諸儒之書”，且不論“其存其亡，其顯其晦”，凡收錄郡人經史子集各類著作數百種。其著錄體例，於書名、卷數、著者之外，又屢見作序者，並偶有涉及版刻、解題者，體例雖有駁雜之嫌，卻能較一般的明代書目提供更多的文獻信息。此類性質之方志藝文志，萬曆以前不多見，萬曆之後漸為興盛。如《（萬曆）溫州府志》於卷一七《藝文志四》中設立《書目》類，《（萬曆）淮安府志》於卷九設立目錄體之《藝文志》，《黔記》於卷一四設立《藝文志》，等等。與此同時，獨立於方志之外的地方文獻目錄也勃然興起。如萬曆年間李埈的《甬上著作考》、祁承㸁《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姜準《東嘉書目考》，稍後又有曹學佺的《蜀中著作記》十卷，等等，此皆有別於一般地志之藝文、經籍志，而成為獨立的且能夠完整反映一個地區古今學術全貌的專志，也成為古代目錄學著作中的一個重要門類。可惜這些明人撰寫的地方著述目錄，除《蜀中著作記》外，皆早已亡佚不傳。

著述目錄在清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首先是各種正史的補志目錄應運而生，就其性質而言，此皆屬於《新唐志》“不著錄”之類。地方志中編有《藝文》一門者，無慮百十家，而地方藝文專志亦卓然可觀。其中較早繼承明人編撰地方著述目錄傳統的學者是甘肅武都的邢澍。他在嘉慶初年任浙江長興知縣時撰成《全秦藝文錄》八十卷，其後不久刊印時又改作了《關右經籍考》。洪亮吉《全秦藝文錄序》贊之云：“余讀之，歎其搜羅之廣博，類例之嚴整，大致仿歷史藝文志等書，而參以近人朱檢討彝尊《經籍考》之例，分別門類，條舉遺佚。”邢氏《全秦藝文錄》以其八十卷之巨制，奠定了有清一代地方文獻目錄編撰的宏大格局。清人所撰地方文獻目錄，不計亡佚，即今有傳本者就有三十餘種，其中孫詒讓《溫州經籍志》，以其收錄完備、體例謹嚴、考錄精當而對後世影響尤巨。至此，地方藝文專志成了書目文獻的重要一類，也是著述目錄之大宗。

古代書目如此發達，但古代書目之研究則大為滯後。中國目錄學史上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即獨立的書目，除佛經目錄之外，唐代以前無有一種幸存下來。即以宋代書目而論，也僅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種有完好的傳本。官修的南北宋解題目錄《崇文總目》與《中興館閣書目》及《續編》原本都亡佚了，今傳《崇文總目》衹是一個刪削後的一卷本簡目。尤袤《遂初堂書目》，今傳一卷本也是一個經過後人刪削的本子。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僅有一個殘缺過半的抄本存世，今通行本雖然較為完好，但卻是清人從《永樂大典》中抄錄出來的一個輯本。《郡齋讀書志》得以完好地流傳下來，固然是晁氏弟子鏤版刊印了此書的原故，但諸多書目包括經典目錄的失傳，並非都是沒有雕版的結果。究其根本，還是因為後人昧於向、歆父子的“校讎之義”，而對目錄之學的認知僅停留在便於檢閱的圖書管理層面，衹是視作一個書籍簿錄而已。即如正史編撰“藝文志”，也似乎僅僅是“以表藝文之盛”的面子工程。藏書散佚，則簿錄檢視功能喪失，再無人為之傳錄；鼎革易代，無需藉表藝文之盛，更罕有人為之雕版。書目之亡，亦其必然之勢。

學術史上最先承繼劉氏校讎之旨而開目錄研究先河者，是南宋初年的鄭樵。他在《通志總序》中說：“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認為“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類例既分，學術自明”。又說：“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因此特別強調：書目“編次必謹類例”，“編次必記亡書”。鄭樵不僅有目錄學理論研究的專著《校讎略》，同時還進行了目錄學的偉大實踐，即撰成了“紀百代之有無”，“廣古今而無遺”的古今圖書總目——《通志·藝文略》（《圖譜略》《金石略》性質略同），自此奠定了古代目錄之學理論研究的基石。而宋末大儒王應麟，則以其獨特之價值判斷，對存世最早的目錄學著作《漢書·藝文志》進行了獨立的研究，其《漢藝文志考證》，捃摭舊文，疏證文義，補其闕載，訂其訛誤，考其亡佚，從此開啟了對目錄學專書進行考證的新途。

但學術的發展並非直線，它必然受到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而專科學術的發展又受到整個學術態勢的制約，元明理學的一統獨尊，嚴重擠壓了目錄學發展的空間，鄭、王二賢開闢的目錄學研究的新途徑在元明兩朝幾乎成了絕響。隨著清初對元明理學的清算，對明代空疏學風的反動，以及在其他多種因素的作用下，樸學興起，考據漸行，目錄研究重新受到關注。

康熙時黃虞稷受聘入明史館，分撰《明史藝文志》，繼承前任尤侗《明史藝文志》之體例，改紀藏書性質的史志為著述目錄，並進而發展其體制，為遼、金、元三史補志，又作《宋史藝文志補》。此為目錄學史上的一大創舉。在考據學風的加持下，清代很快形成了一個補史藝文志的熱潮。雍正時金門詔補撰遼金元《三史藝文志》，又擴展成《古今經籍志》。雍正時杭世駿重編《金史》，乾隆初厲鶚補注《遼史》，並為之補撰《經籍志》。此後錢大昕《元史藝文志》、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補三國藝文志》、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補後漢書藝文志》等相繼問世。清末補志風氣更盛，而姚振宗成其大宗。

在補史藝文志熱潮之外，目錄學體制又另有突破。與黃虞稷同時代的朱彝尊，仿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輯錄之體，廣蒐序跋、志乘、諸儒言論等與經義相關之材料，通考漢以下歷代解說儒家經典之群籍，融考證於輯錄體中，成三百卷“輯考體”專科目錄巨著《經義考》。而在鄭、王開闢的兩條路徑上，也有令人矚目的成果。康熙時陳景雲注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拉開了清人對私家藏書目錄研究的序幕；章宗源所撰《隋書經籍志考證》（僅存史部），更成為乾嘉時期目錄學研究的代表性巨著。

在考據學風盛行之際，章學誠異軍突起，完成了他目錄學理論研究的新著《校讎通義》。該書總結劉向父子的目錄學傳統，繼承鄭樵目錄學思想，明確標舉“校讎之義”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氏的“校讎之學”，就是王鳴盛所稱的“目錄之學”。乾嘉考史大家王鳴盛在他的《十七史商榷》中對目錄學有過這樣一段論述：“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又云：“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章、王之論，標誌著目錄學概念的正式形成，反映的正是時代的觀念。乾隆後期奉敕撰定並刊印的《四庫全書總目》，集古典目錄學之大成，標誌著古典目錄學發展的巔峰。至此，目錄學作為治學之基礎性工具的認知已經深入人心，一方面大量的新書目相繼湧現，一方面前代的書目不斷得以不斷被傳錄、翻印、校訂、考證、輯錄，書目文獻，蔚成大國。

百十年後，我有幸生於斯世，得與古典文獻學結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師從楊明照先生研治校讎學；九十年代，師從徐有富先生研治目錄學。研究生畢業後在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長期親聆程千帆先生、周勛初先生和卞孝萱先生的教誨；在文學院從事文獻學教學近三十年，師友相與析疑，教學相長。南京大學文學院於古典研究特別強調文獻學與文藝學的結合，其課程設置也突顯了人才培養的這個思路，本科生設有“古典文獻學”“目錄學”“四庫提要導讀”等指導性選修課程，研究生則開有“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目錄學研究”“文學文獻研究”“佛教文獻研究”“石刻文獻研究”以及多種文獻學專題研究，我主講“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已二十餘年。期間偶有所得，著於筆端，月積歲纍，漸成一帙。這部《未名齋古典目錄學考論》即是本人在長期的教學、科研工作中對歷代目錄學著作研究成果的一次結集。

正因為是單篇論文的彙總，故全書沒有體系，也沒有重點，讀者閱此，對古典目錄學難窺全貌，故本人不辭繁瑣，略述目錄學史淺見如上，而於書中所收論文十六題，亦不敢有絲毫苟且。其內容從最古老的《漢書·藝文志》，到當代學人的目錄學著作，凡所考論，不敢與前人雷同。文章或從細微處入手，辨正一字一句，如《〈漢書·藝文志〉總序獻疑》，指出漢代“數術”與“術數”詞義有別，其“術數略”實為“數術略”之誤倒；又如《〈舊唐書·經籍志序〉考誤》，抉發序文所載“經解”與“故訓”二類實為衍文，開元書目四十二類之分類系統屬於子虛烏有。或從宏大處著眼，辨別文獻真偽，如《劉向〈韓非子書錄〉辨偽》，推翻余嘉錫對清人王先慎的辯難，釐清《韓非子書錄》的文字來源與“訛變”痕跡；又如《一部偽中之偽的明代私家書目》（與弟子李丹合作），揭露董其昌《玄賞齋書目》係後人雜抄《近古堂書目》（此目實據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而偽作）與錢曾《也是園書目》而成。而觀《〈舊唐書·經籍志〉考校舉隅》《〈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探源》《〈直齋書錄解題〉義例新探》諸篇，則可體會筆者對異文比勘、史源辨析與義例尋繹等方法在古典目錄學研究中的運用。至於得失，幸讀者鑒焉。雖然考論力求篤實，但全書恐怕難免有餖飣之譏，此則余實有愧。昔者聖賢有言：“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宏大之論述，尚有待於同道之賢達。

〔注：本文转引自“程门文学”微信公众号，为武秀成先生《未名斋古典目录学考论》一书前言，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