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启飞，武汉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

目录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涉足文史的“门径之学”，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也认为：“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皆可见目录学之于传统文史学科的引领作用和重要地位。然而，目录学同样是门槛较高的“专门之学”，目录学者来新夏年轻时亦曾抱怨《书目答问》很不好读，而如今许多文史专业的学生更是将目录学视为畏途，大多浅尝辄止、难觅真诠，使得“门径之学”无法发挥原本应有的入门功能和指导作用，学界急需优秀教材以满足目录学通识教育的需要。

近代以来，随着学科精细化和专题化发展，目录学逐渐有机融入现代学科体系，高品质的目录学教材和专著接续涌现，黄永年先生认为大体可分为“目录学史研究”与“治学书目举要”两种类型：

1.目录学史类，侧重知识性和理论性。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等，主要介绍目录学基本知识和理论、梳理学科发展史，这类专著可称为“理论门径”，旨在“把历朝官私书目的编制及其优缺点等详详细细地写出来”。

2.治学书目类，侧重实用性和指导性。如民国时期的《国学书目提要》《梁任公胡适之先生审定国学书目》，现当代的《经部要籍概述》《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古诗文要籍叙录》等，主要列举文史科研实践中可能接触或利用的重要典籍，这类专著可称为“治学目录”，旨在“讲古人的著作流传至今有多少名目品种……还要把此书的内容提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

事实上，对目录学的学习，不仅仅是要了解目录学科之历史，更要熟悉掌握并运用古今目录之要籍，才能达到传统所谓“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效果，黄永年先生即总结道：“目录学不仅要讲古籍的‘目’，还要介绍古籍的内容，即给古籍作‘录’，具体就是讲此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有哪些主要内容，写了想起什么作用，今天应如何加以利用。”这就对目录学专著的内容和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郝润华教授、周日蓉博士新著《目录学讲义》（下称“《讲义》”）将讲述目录学史和介绍目录要籍相结合，以兼顾知识性、理论性与实用性为目标，是目录学教材编写工作的全新尝试，由于其对“理论门径”“治学目录”均有侧重和用力，故可以称为是“门径之门径”“目录之目录”。

《讲义》由七章及附录组成，按照章节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引论、第一章“目录的产生和发展”、第二章“传统图书分类法及其演变”、第三章“目录的内容、体制和类型”、第七章“目录的功用”合为上编，主要梳理介绍目录的基本概念与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研究情况。

2.第四章“综合目录”、第五章“专科目录”、第六章“特种目录”合为下编，主要介绍历代官私目录、经史子集目录、现代工具书等书目类著作的内容特点和使用方法，并详细条举各门类中的要籍名著，一一撰写提要解题。

3.附录，包括目录学原典文选、著者目录学论文选及目录学要籍书目。

全书结构清晰严密、内容丰富详实，显现出“博观约取，洗练畅达”“钩玄提要，详授知见”“撷秀荐新，应时改定”三大特点，笔者不揣鄙陋，谨以目录学入门读者的视角略叙一二。

一、博观约取，洗练畅达

《讲义》的第一个特点是参考众家经典著述，行文高度凝炼要约。论述并总结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是学科教学的重要环节，就目录学而言，首要任务便是对历代目录流变史、目录学学科史及目录学基本概念的梳理和介绍。《讲义》所列出的主要参考书目包括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周少川《古籍目录学》等前人著述，另外从各章节具体持论及引书注释来看，还广泛吸收借鉴了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程千帆《校雠广义·目录编》、昌彼得《中国目录学》、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等学术成果，力求保证知识内容的严谨性和规范性，也体现出对前人经典著述的熟稔和尊重。

在广泛参考总结前人著述的同时，《讲义》亦注重对复杂材料的适度剪裁，可谓博采众长、博观约取，“举一纲而万目张”。如在第一章、第二章的主体框架部分，《讲义》将目录的发展和演变划分为先秦时期、汉至隋朝八代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四段，将传统目录学分类法划分为“六分法到四分法”“四分法的确立及其嬗变”“四分法形成以后的其他分类法”三段，基本继承自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的分期方法，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又能做到因事制宜，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如汉代至隋代存在大量已经亡佚的帐目式官修书目，若穷举遍收则势必增冗行文，影响宏观上的理解和把握，《讲义》大胆采用串讲法和缩略法，对南朝历次秘书监书目仅作著录而不详述，而是主要侧重勾勒八代目录演变的总体趋势，与昌彼得等家分条撮要的论述方法迥然不同。

安排详略的另一种方法是“解一卷而众篇明”，即在众多例证中优先列举最具特色的数种。如在“四分法以后的其他分类法”一节，《讲义》仅详细介绍李淑《邯郸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和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三种目录，这是因为它们极其具有代表性：李淑《邯郸书目》是《隋志》以后首个打破四部分类法的私家书目，姚名达论述道：“有唐……完全为‘四部’之世界，直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吾人始知河南李淑撰有《邯郸书目》十卷，又号《图书十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至五十七，其不恪遵《隋志》可知。”郑樵《通志·艺文略》是首部通史史志，尝试细分二三级子目门类，并通过编目传递学术思想，共分为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五个小类、二百八十四个子目，姚名达赞誉道：“对于四部四十类成法，彻底破坏；对于小类节目之分析，不惮苛细：其胆量之巨，识见之宏，实旷古一人。”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则是在《四库全书总目》盛行之际的特立独行者，即姚名达所谓“《四库总目》之外尚有不守规矩之目录”。正如《讲义》在小结中所指出的，以上三种书目的分类方法尽管未得到广泛认可和采用，但仍然能客观反映出图书种类的更新、学术潮流的升降以及学者对目录分类法的积极探索，显然足以代表“《隋志》以后闯出‘四部’牢笼之十几种分类法”，并各自彰显其理论特色与学术价值。

另外，《讲义》还注重整体行文的流畅性，有利于降低初学者的阅读难度，可谓要言不烦、洗练畅达。如在第二章“四部分类法形成以后的内部调整”一节，阐述从“杂家”到“杂类”的嬗变时，首先援引《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杂家序》对“杂家”的记载，指明“杂家”最早是先秦时期的博采诸家言论的学术流派，随后分段阐述“杂家”逐渐转变为内容庞杂、涵盖广泛的“杂类”的具体过程：①《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主要包括了“诸子之属”“杂考、杂说、杂品、杂纂之属”“类事之属”“释家之属”等四类著作，其中后三类为《汉志》杂家所无，反映出杂家作为学术流派的消亡与目录专著对驳杂书籍归属的尝试和探索，“是杂家类的第一大变化”；②《遂初堂书目》将法、名、墨、纵横诸家并入杂家类，“是杂家类的第二大变化”；③《四库全书总目》主张“杂之义广，无所不包”，又收入各种考据笔记、玩好赏鉴之书，最终定型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个子目，标志着先秦诸子的消亡与私家撰述的兴盛，子部内部完成了从“杂家”到“杂类”的嬗变与调适。在论述过程中，《讲义》先胪列原典文本，再充分融汇吸收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专书研究的学术观点，既完整展现出了相关的重要文献与主要论据，又使得论述逻辑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二、钩玄提要，详授知见

《讲义》的第二个特点是书目解题提供线索，文献资料契合实用。对于文史专业的学生来说，要想多方搜求相关文献材料，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就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检索方法。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指出：“遇到疑难问题，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有关的文献资料，这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我们要通过学习，掌握中国古代有哪些类型的重要文献，学会怎样高效地找到所需的资讯资料，即获得‘哪里找’及‘如何找’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古今中外文献资料卷帙浩繁，虽有综合书目与专科书目加以统摄汇编，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优秀的工具书长期备受冷落，并未得到充分宣传和利用。随着工具书的数量和品类不断丰富，学界也越来越需要工具书专用的索引和指南，亦即“工具书的工具书”。

“目录之目录”，是工具书索引和指南的重要形式之一，赵国璋等《文史工具书概述》介绍道：“工具书指南是‘工具书的工具书’，其作用是为读者指点有哪些工具书，介绍其内容特点，说明读者熟悉和利用工具书。……以‘书目之书目’出现最早。清末周星诒撰《书目考》，通录历代书目，并加解题。”不过，周星诒《书目考》出现较晚，且可能最终未能编成，真正起到发轫作用的，应当追溯到历代书志中的目录类，如《隋书·经籍志》最早设有“史部簿录类”，后世《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等重要书目亦均有“目录类”，可见对目录类书籍进行著录历来为目录学家所重视。近现代以来，周贞亮、李之鼎编《书目举要》，陈钟凡编《书目举要补》，邵瑞彭、阎树善编《书目长编》，均是对编纂书目目录的有益尝试，今人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来新夏《清代目录提要》为书目撰写解题，更是开启书目目录的新局面。

在“目录之目录”方兴未艾的学术背景下，作者与侯富芳女士编成《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堪称书目目录专著的典范之作，氏著前言还专门阐发“目录之目录”的积极意义：“书目越来越多，它本身也需要目录，以便读者查检。将前人编定的各种目录按一定的方法编纂起来，就成了‘目录之目录’。……可快速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类古籍图书与文献资料。”《讲义》下编即在前著基础上提炼而成，而且其目录分类、著录体例和要籍名目更加注重初学者的实际使用。

目录分类方面，《讲义》主要参考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程千帆《校雠广义·目录编》、来新夏《历代书目丛刊目录》等著作，分为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三大类，具体涵盖公藏、史志、私家、域外汉籍、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推荐书、辨伪、版本、个人群体著述等十三个专题。其中，“域外汉籍目录”与作者近年主持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汉籍调查编目、珍本复制与整理研究”密切相关，所列书目及所撰提要颇见心得。“推荐书目录”亦富特色，该类目录最早始自敦煌残卷P.2721号《唐末士子读书目》，元明及晚清时期作为蒙学读物在民间具有广泛影响，如龙启瑞《经籍举要》、张之洞《书目答问》等均属此类，具有切实指导初学者阅读的作用。

著录体例方面，《讲义》首先在各专题内细分小类，每小类的“概述”部分总叙部类源流，“举要”部分逐书列出条目、结撰提要，依次说明著者、卷帙、编纂背景、文本性质、文献价值、使用方法等重要资讯，即余嘉锡所谓“有小序解题之书目”。如以“史志目录·正史艺文志”的“《明史·艺文志》”条为例，《讲义》首载编纂者为张廷玉、史料来源为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次述该志的编纂过程、分类情况和体例特征，最后说明利用该文献时的注意事项。其中，《讲义》重点揭示道，明史馆馆臣删去了黄虞稷原稿中各类后附有的宋辽金元四朝著述，只保留了明人著作，总纂官王鸿绪又二度删去“无卷帙氏里可考”“书不甚著”两类作品，导致《明史·艺文志》著录内容极不完备，所以读者要想全面考察明人著述，还需查阅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等文献，整体论述思虑周详、逻辑严密，且有裨实用。另外，页下注释还记述了学界对《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稿》关系问题的争议：王重民认为《书目》是《志稿》的初稿，周中孚认为《书目》是《志稿》的修订本，井上进认为《书目》是后人根据《志稿》改名增订而成，众说之中，《讲义》选择采信最后一种，既有综述又有按断，极大便利读者对经典学术问题的认知和思考。

要籍名目方面，《讲义》注重结合撰者自身研究背景，如作者所熟悉的史志目录、宋代私家目录以及明清以来私家书目，所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及民国书目等条目的提要都撰写得颇为详细。另如第五章“专科目录”经学书目录、史学书目录、子部书目录、文学书目录等四部目录，则注重遴选出初学者优先应知应读的书目，以期达到循序渐进的教育效果。

三、撷秀荐新，应时改定

《讲义》的第三个特点是文献资料、学术观点的及时更新。正如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所指出的，“资料新颖、内容准确”是工具书的重要价值所在，随着学界新出论述推进研究、解决悬案，资源获取渠道更新换代、日渐便利，工具书自然需要搜集著录最及时的书讯资料、融汇吸收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在《讲义》的上编和下编中，都可以看到撰者对整合新近书讯、前沿成果的努力和追求。

首先，《讲义》注意介绍新概念和吸收新观点，使知识结构更加完整严谨，即所谓“应时改定”。如在“目录的解题”一节，《讲义》指出目录形制除传统“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三种外，还应增加以王应麟《玉海·艺文》为代表的“辑考体”，该目录类型的特征是“以大量汇辑各类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为基础，同时又融入作者自己的考订和简介”，页下注释则补充道：“‘辑考体’为南京大学武秀成教授在研究生教学中所提出的新概念，详见《陈振孙评传》第384页注释①。”覆按可知，“辑考体”在南京大学边频硕士论文《〈玉海·艺文〉研究》第二章《辑考体：目录学史上之新体裁》有专门论述，又可参见武秀成《〈玉海·艺文〉校证》前言，则说明“辑考体”的提法已具备一定学术影响力，目录学教材确实应予介绍。又如“史志目录”的“《隋书·经籍志》”条，按照王重民的经典观点，《隋书·经籍志》所依据底本为柳顾言《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反映的是隋末的国家藏书情况，但据张固也研究发现，魏征不但利用唐宫廷藏书进行对勘，还根据《七录》在图书下注有“梁有今亡”等内容，则可知《隋书·经籍志》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梁代及唐初的国家藏书情况，较王重民的观点更加深入准确，目录学教材确实应予吸收。

其次，《讲义》注意综述焦点议题和时代分歧。如“公藏目录”的“《文渊阁书目》”条，学界长期认为传世本《文渊阁书目》注文“完全、残缺、阙”是明初杨士奇所撰，但《讲义》页下注释补充道，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2015）据《宝文堂书目》所载《文渊阁新查书目》认为是嘉靖间阁臣清点馆藏时的标注，刘仁《〈文渊阁书目〉版本系统考论》（2019）则认为注文反映的是万历三十三年张萱编《内阁藏书目录》前夕的馆藏情况，各家观点清晰直观，既提示出问题的重要性，又顾及到分歧的时代性。又如“私家藏书目录”一节，关于清代私家书目的具体数目，根据《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著录有一百五十五种，根据来新夏《清代目录提要》（1997）统计有三百八十余部，而根据侯印国《清代稀见私家藏书目录研究》（2020），仅存世者即有近千种之多，《讲义》据学界最新成果更正清代私家书目的具体数目，反映出学界对具体问题螺旋上升、逐渐精确的认识过程。

再次，《讲义》注意著录新近权威原典整理本和研究专著，保证内容时效的新鲜度，即所谓“撷秀荐新”。如“《四库全书总目》”条，列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殿本影印本（2019）及王勇《四库提要丛订》（2018）、李坚怀《四库提要小传斠补》（2020）等；又如附录三“目录学重要著作”著录有曹金发《辑录体目录史论》（2012）、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2014）、刘蔷《天禄琳琅知见书录》（2016）、刘兆祐《〈宋史·艺文志〉史部著录暨未收宋代著述考》（2021）等，均是新近几年的重要专著，其他现有工具书尚未登载。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传统目录学融入现代学科体系，目录学教材也应与时俱进，不仅要提供学科的基本知识、发展历史，还要介绍古今目录型工具书的概况和用法，才能兼顾教材的知识性、理论性与实用性。《讲义》上编梳理并介绍历代目录流变史、目录学学科史及目录学基本概念，可称为“门径之门径”；下编分为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三大类及十三个专题，总叙部类源流，逐书结撰提要，注重提供线索、契合实用，强调文献资料、学术观点的及时更新，可称为“目录之目录”。全书整体体现出“博观约取，洗练畅达”“钩玄提要，详授知见”“撷秀荐新，应时改定”三大特点，对于专业学者和普通学生都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当然，《讲义》也存在一些不足。现今文献资料更新迭代的速度极快，学术细分领域也在不断增多，仅靠学者个人往往无法全面掌握所有情报，所以目录举要难免会疏漏部分比较重要的书目，比如“经学书目录”小学类可介绍高小方《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2005）、陈东辉《汉语史史料学》（2013），“版本目录”版本图录可补入陈先行《古籍善本》（2020）等等。在整体框架方面，第七章“目录的功用”似可合并到第三章“目录的内容、体制与类型”内，或安排到相邻位置，以增进上编章节间的逻辑关系，这些都有待日后酌情修订。

作者长期深耕目录学领域，为高校学生讲授“目录学与工具书”“目录版本学”等课程二十余年，编有《甘肃文献总目提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等书目专著，撰有《〈清人文集别录〉与20世纪以来清人别集目录的编撰》《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宋诗文集目录的编撰》等学术论文，以撰述的学术背景而言，《讲义》一书，无疑是建立在充分的学术实践、丰富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之上的重要成果。正如《讲义》后记所言，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到《目录学讲义》，从目录编纂实践到方法与理论的论述总结，这部教材综合反映出作者对教学成果的记录以及对学术价值的追求。不过，这部教材既然同时具有文史工具书的属性，便不可避免将在未来增补修订，以保证及时性和实用性，衷心希望这部教材能够对学界有所帮助，殷切期待作者能够再臻新境。

〔注：本文发表于《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辑），凤凰出版社，2024年，第211-219页，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原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