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媒介化的历史考察

——评马建标《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

王毅

人类社会在历经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时代以后，随着十五世纪中叶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开始步入印刷传播的时代。至十九世纪中叶，印刷技术的改进及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成为推动公共教育发展、普及知识、传播思想、促进政治变革的重要推手。正如传播学大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所述，印刷媒介的技术进步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需求相结合，对随后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发展在满足人们对知识渴求的同时，也激发了对于既有权利资源配置的质疑与挑战。由此至十七、十八世纪，以书籍与政治印刷品为代表的印刷媒介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政治生活与革命运动中去。

自十九世纪起，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急需开拓全球市场。随着国际贸易日趋频繁，大批西方传教士前往中国，他们创办近代中文报刊，传播基督教义和现代科学知识，沟通商情，由此悄无声息地撼动着当时的清廷统治。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衰微的清代统治最终走向土崩瓦解，中华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孕育而生。议会共和取代皇权统治，中国随着天朝朝贡体系的崩塌开始融入现代国际秩序。

近代中国经历着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权势转移”，传统士人面对西潮冲击做出应对，由此引发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变革。然而，除了上述这些显性因素外，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媒介因素却难以在主流历史书写中获得足够重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教授的著作《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以下简称《权力与媒介》，引用只注页码）则注意到在近代中国权力斗争与思想文化变革背后，资讯传播媒介所发挥的推动作用。作者试图从传播媒介的发展以及传播技术的应用切入，探讨十九世纪40年代以后七十年的时间里，新式传播媒介的发展与近代中国政治演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此呈现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何以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它又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认知与社会行为方式；进而探讨它在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剧变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本文首先简介该书的内容，然后围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新式传播手段与近代中国变革，以及资讯传播视域下的政治史叙述，展开进一步探讨。

一　內容提要

《权力与媒介》全书共有七章，作者基于时间顺序与个案研究建构论述框架，同时也结合传播技术的发展、应用及其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所扮演的角色，审视清末民初资讯技术及媒介发展所形塑的近代中国权力更迭与政治变迁。

在第一章“徘徊在帝国边缘的异类”中，作者观察到撼动着看似固若金汤的清廷中央权力的，恰恰是那些游走于帝国边缘的人物，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洪秀全和王韬。他们因掌握新式传播媒介，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权力中心。马礼逊印刷发行宗教报刊，不仅为随后的西方传教士步入中国提供了示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清廷官僚体系了解外部世界的平台。对此作者提出，“没有传教士的文化传播，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日程也许会大大推迟”（页13）。洪秀全之所以能够掀起风起云涌的反清浪潮，在作者看来，并非由于他在领悟宗教教义方面有过人之处，而是源于他能够熟练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灵魂附体的巫术仪式，对基督教义进行本土化传播。此外，带有宗教性质的领袖崇拜与颠覆现有习俗礼制的社会狂热也将这场反清社会动员推向高潮（页31-32）。王韬通过创办《循环日报》获得了对资讯的掌控权和传播权，并将其转化为引导社会行动的资本，由此形塑出口岸知识份子主导的“信息中心”，从而形成某种全新的“中心—边缘的权势网络”（页54-55）。

第二章“盛宣怀与晚清媒介网络”重点探讨资讯媒介在十九世纪中叶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洋务运动的内涵不仅限于模仿西方工业技术，亦是一场近代中国的媒介革命，对清廷的权力结构、疆域控制以及社会治理均产生一定影响（页56-57）。随着电信媒介网络的形成，盛宣怀建构起了一个横跨航运、邮电、铁路、金融资本的媒介帝国。盛宣怀的崛起反映出庶民借助电信技术可以积累大量经济财富，成为他们与当权者进行政治交易的资本，并借此跻身于清廷的权势网络之中（页67）。对清代统治集团而言，这一传播技术也有助于朝廷强化对帝国疆域和基层社会的治理。作者指出，除看到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因面对西方殖民压力而被迫推动洋务运动外，也不能忽视他们在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愈来愈依赖这场运动。洋务运动中电信技术的应用，强化了清廷对地方社会的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使其摆脱了十九世纪末所面临的空前统治危机。然而，电信技术也赋予了地方精英参与朝廷决策的资本（页63-65）。在这个过程中，清廷传统权力结构开始被打破，逐渐形成新的“信息中心和边缘结构”（页60）。这一点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沪上士绅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立光绪帝一案可见一斑（页69）。

在第三章“晚期帝国传播的政治化”中，作者透过梁启超、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引领清末政治鼎革过程中对传播媒介的使用，旨在阐释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得以引发重大社会变革的机制。传播技术的进步实现了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资讯流通，变革思想通过资讯传播从极少数的精英阶层流动到社会基层，进而触发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无论是梁启超推动的改良、孙中山宣导的革命，还是袁世凯在清代体制内实现的权力急剧扩张，背后均离不开现代传播手段的应用。作者分析指出，梁启超认识到传播与政治的关系，即清廷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间的言路堵塞，资讯沟通不畅；而办报是打通言路，开启民智与官智的良方（页82），也正是通过办报，梁启超实现了媒介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从而掌握参政资本。在孙中山传播革命理念的过程中，宗教力量与秘密社会团体是其推动革命动员与募捐工作的重要媒介。孙中山透过宗教与民间结社组织，将基督教文明与民族主义观念相互结合并予以传播，进而在社会中形成某种推翻清代统治的共识，为日后发动辛亥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页96）。袁世凯则利用当时最新的摄影技术，拍摄一张“洹上渔翁”的照片，刊载在《东方杂志》上，为其成功塑造了一个超脱于政治的公众形象，以此掩人耳目，为其随后在政治上的反击积蓄了力量（页126）。

在第四章“民国初年的媒介与政治”中，作者关注到自十九世纪90年代起，民族危机的加剧促使中国的印刷媒介承担起传播民族主义的新使命，并由此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此背景下，无论媒体是否在主观上试图突出其政治属性，均在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地承担起救亡的政治职责（页133）。为此作者指出，在近代众多印刷企业中，商务印书馆表现卓尔不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在培育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扮演起理性的民族主义的提倡者（页135）。在晚清的舆论场中，各种思想观念充斥其间，其中既有革命党的排满主义，也有改良主义，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所宣导的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强调提高国民素质是一切政治革新的基础（页139）。这是当时权势网络所看重的，商务印书馆由此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在北洋政府时期迎来黄金时代，这与其和政界、学界和报界所营造的权势网络密不可分（页146）。然而，媒介与权力的结合又充满了危险性与不确定性，曾任职于上海《时报》、《申报》的民初杰出记者黄远生的遭遇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袁世凯深知控制公共舆论对维护政权稳定的利害关系，意图收买黄远生，后者不可避免地被动陷入不安定的政局中，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三藩市洪门所不容，最终惨遭暗杀（页164）。这是民初报界与政界维持暧昧关系，以及报人群体在寻求职业理念时面临生存困境的缩影。

在第五章“作为媒介的北京大学”中，作者聚焦到二十世纪初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最终促使北大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中心，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作者将当时的北大视为一种唤醒青年政治参与意识的媒介，这里的“媒介”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传播渠道，而是作为组织机构存在。这是因为现代教育机构具有广泛的知识传播能力，改变了以政治军事途径作为正统救国手段的传统认知（页175-76）。虽然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初衷是将其办成学术机构而非政治舞台，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甚嚣尘上的国际和平主义大潮让蔡元培对政治参与乐观起来，加之他本人也热衷于国内政治，受此影响，北大随后卷入到政治漩涡中。此时，如何在读书与救国间取得平衡成为蔡元培亟待解决的问题（页179-80）。至五四运动时期，大学已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竞相争夺的对象，难以恢复往日的平静。由此作者提出，五四运动激发了大学参与政治的常态化（页182）。尽管蔡元培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趋势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但他却无力阻止（页183-84）。

在第六章“‘一战’时期的国际传播”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与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在中国通过报章传播形成的舆论战。五四运动前，威尔逊主义在媒体的宣传攻势下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势话语，进而影响到政治决策层与精英思想，因此坚持以和平主义理念应对一战结局的人在社会不同阶层、领域中呈现出立体分布，其中包括总统徐世昌、北大校长蔡元培与思想界领袖梁启超，他们均赞成在中国发起和平运动，致使拥有军权的北洋军事首领难以公开唱反调（页226）。而对于俄国革命，北洋政府认为主要威胁在于其革命输出，而报刊等出版物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页191-92）。作者观察到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北洋政府的一系列反传播力量互相角逐。期间，中国政坛多次上演上海地方政府应北洋政府之请求，阻止布尔什维克在沪上的宣传活动。与此同时，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份子又不断努力，以更具有时代感召力的方式向公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两股力量此消彼长，最终在五四运动过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舆论获得了优势。在这一时期，除陈独秀的社论外，以邵飘萍为代表的一批新闻人的发声也是另外一股重要力量（页209）。

在第七章“权力、媒介和舆论”中，作者从吴佩孚作为一位地方军事将领的身份与其实际所拥有的影响力不相匹配这一问题入手，指出原因在于吴佩孚熟知当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心理需求，遂利用电报这一传播媒介，将自己塑造成爱国将领并广为传播。他虽身处偏远的衡阳，却成为五四运动后叱咤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页229-30）。作者认为吴佩孚善于利用“公电”，将其政治理念经过包装后向社会传递。此外，吴佩孚还尤其重视顺应社会舆论。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大有席卷全国之际，执掌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军阀头目对此表现出排斥、遏制、打压的态度。而吴佩孚选择了顺应民意，由此成为当时被民众寄予厚望的政治强人。作者还关注到吴佩孚对于外国驻华记者营造舆论的重视。一时间，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Y.Gilbert）与侯雅信（Josef W. Hall）都成为他的座上宾。在作者看来，吴佩孚能够因应新文化运动而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变是其得以走到政治舞台中心的关键所在（页250）。从吴佩孚的政治发迹过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其身份转变背后的推手离不开对于新式传播技术与社会舆论的应用。由此不难看出，《权力与媒介》一书为我们重述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以跨学科的视角，将历史研究与传播学理论结合，聚焦资讯传播与近代中国“权势转移”的复杂关系和独特面相，可谓本书最大亮点。全书以鲜活的历史个体经历为切入，呈现不同的微观个体如何依靠新式传播技术及媒介攫取权力，影响政治，并对国家统治中枢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建构起中心权力之外的传播媒介网络，形成推动近代中国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亲历者与参与者。

二　新式传播手段与近代中国变革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无论以何种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其讨论核心大体都离不开中国现代化历史趋势背后的推动因素。从社会结构的变化切入曾为我们理解这一趋势的动因提供了很大帮助。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指出，明清之际，商业化发展、人口数量激增所引发的士农工商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是导致中华帝制晚期出现社会变迁的某种历史根源。这一论断提示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或许离不开对权力中心的政治变革的关注，但来自基层社会的由量到质的变化，以及身处国家边缘的各种力量对权力中心造成的挑战，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多重复杂的因素汇聚到一起，形成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洪潮。跨学科视角的引入无疑是深入探究这一复杂历史行之有效的方法。孔飞力（Philip A. Kuhn）以1768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场由妖术引发的大恐慌入手，试图呈现清廷皇权与官僚体系就资讯传播展开的博弈，进而呈现权力与媒介的繁复互动关系。本书作者从中获得灵感，认识到资讯传播无论对个体行为、社会心态，还是政治权力的改变，都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专注资讯传播研究的传播学在二十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形成学科，到80年代经施拉姆等人介绍传入中国大陆。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无论是在基础理论、实践应用，还是历史研究，均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空间；其中传播史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权力与媒介》当属近代中国传播史的研究范畴，这一历史演进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在现有的历史叙述中鲜有系统论述。

作者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试图发掘推动近代中国变革的媒介因素。若以全球传播史视域来看，近代传播技术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与宗教传播活动，向全世界扩散蔓延，并改变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政治行为。在《权力与媒介》一书中，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因传播学视角的引入而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不仅仅是近代历史起始的时间有别于中国史学界通常认定的历史分期，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政治史以权力为中心的叙述方式。

纵观中国历史，帝国边缘的变革萌芽与朝廷中枢的墨守成规之间形成张力，并非清代中后期所独有的现象。在明代中晚期，随着全球贸易时代的来临、江南市镇的繁荣，以及阳明心学的出现，这些发生在帝国边缘的变革萌芽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朝廷“海禁朝贡体制”的禁锢。然而，这场“晚明大变局”虽然声势浩大，终究却未能形成对中国传统政治的颠覆性挑战。任何一次权力更迭或社会重大变革固然由多方面因素导致，但“中心—边缘”这一概念却不失为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内在机制的独特视角。

《权力与媒介》一书则进一步提出，新式传播媒介的出现及传播技术的应用是帝国边缘的变革萌芽得以在真正意义上撼动近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关键因素。报纸、电报、记者、出版社、大学、通讯社等在不同时间点登上近代中国的舞台，共同构筑了庞大的媒介网络，这些新式传播媒介如何诞生、如何影响权力的运作？ （反过来看，各色人等又是如何利用媒介换取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本？ ）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近代中国权力与媒介复杂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这些媒介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改变了上至社会精英、下至普罗大众的思想观念。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活动方式在形态、规模和速度上都发生着变化，在此过程中，规范人际关系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作者显然注意到，当帝国的权力中心难以撼动时，疆域的边缘地带或许就成为权力链条中最薄弱也最容易渗透的环节。事实上，自晚明起，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便开始了在中国传教的尝试与探索。然而，罗马天主教会奉行自上而下的传教传统，试图通过说服朝廷的权力中枢（也即皇帝本人），来确保传教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后的天主教传教士，从汤若望（Johann A. S. von Bell）到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均无不例外地选择这条路线。尽管这些传教士可以亲近皇帝，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步入朝廷的权力核心，但由此也被吸纳为服务于皇权意志的一份子，致使传教工作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

基督新教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十九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为代表的英国传教士曾经作为大英帝国殖民体系中的一环，尝试从清代统治疆域的边缘地带进行突破。这一时期，西方新型印刷技术在宗教传播中的应用，成为西方早期殖民活动中除炮舰与贸易之外的又一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也为新教提供了传播工具；在此基础上便有了作者所说的一群“徘徊在帝国边缘的异类”，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了清廷固有的权力运转方式及政治格局分布。新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仅仅是一个开端，作者在全书中试图印证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恰恰是在地理空间与政治空间的边缘最先萌发，进而最终影响到权力中枢。

然而，边缘何以能够挑战中心，又是如何一步步最终改变中心的？ 《权力与媒介》提示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新式传播媒介的应用上，而这一点则受到了传播学研究的启发。在媒介理论方面，加拿大经济史学家、传播学者英尼斯（Harold A. Innis）颇有建树，他将传播媒介的政治动能总结为新文明的出现离不开新兴传播媒介的推动作用，并指出每种新兴媒介所具有的优势将会成为产生新文明的动因。事实上，自十九世纪起维系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权力运转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网络。它的建立得益于媒介技术的进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对于这个“日不落帝国”而言，依托这一传播体系确保了从帝国中心伦敦到遥远的帝国边陲，甚至世界各个角落的资讯流通。在历史学家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看来，尽管这是一个松散的传播体系，客观上却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确保资讯流通，进而维系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有条不紊地行使权力与推动殖民贸易的必要因素。

随着这一传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不仅被纳入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同时也对其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权力与媒介》一定程度上也在试图探讨传播媒介的政治动能，但作者显然在尝试以另一种视角，从近代中国的情境出发，以此呈现传播媒介的发展与应用如何在当时与政治产生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在宣扬个性表达、试图摆脱政治束缚的同时，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时，随着香港、上海等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陆续成为资讯发布中心，北京作为晚清政府权力中心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被逐步削弱（页54-55）。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逐渐取代清廷都城，成为近代中国的中心。这一“权势转移”与近代报刊的创办和发展密不可分。而那些徘徊于权力边缘的人物所依赖的正是报刊等新式传播媒介及手段，并以此建构某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舆论话语。在作者看来，诸如《循环日报》、《申报》、《万国公报》等刊物规模化、批量化地传播了欧美新学识、新观念，又经一批身处帝国边缘的社会精英推动，转变为变革图强的社会意识，并将其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进而跨越了精英阶层的诉求与社会运动爆发之间的鸿沟。而在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思想启蒙成为随后推动历史变革的内在动因（页13）。

这一发展离不开传播技术的进步。自十九世纪以来，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在印刷技术上已经领先全球，宗教传播无疑得益于这一传播技术的应用。历史学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在关于近代上海印刷技术与资本的研究中提到，尽管当时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地域极其有限，且人力资源极为匮乏，但印刷技术确保他们以高效方式实现思想的传播，并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印刷资本主义产业。《权力与媒介》则呈现出传播技术进步所影响的主体不仅是那些权力的挑战者，同样也改变了权力的拥有者。依托传播技术的发展，清廷的文化传播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快速推进。全新的资讯流通方式，凝聚并塑造了民族认同，进而促使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正如作者在全书开篇所指出：“对现代国家而言，传播的政治魅力在于它可以通过消息的传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继而凝聚人心，培养人们的国家认同感。”（页1）

三　资讯传播视域下对政治史叙述的反思

《权力与媒介》一书呈现的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图景是一个最早起源于精英阶层，经由近代媒介的传播传达给社会大众，并最终形成某种社会共识的过程。这正是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显性影响因素之外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观念最早来源于理论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权力的理解，他指出权力不仅是宏大的公开场面的展现，如制度、暴力、阅兵等，还要注意到微小的、隐秘的空间中权力的作用状况，正如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渗入每一个日常生活的角落，而每个角落都可能受其影响。王汎森借用这个概念进一步阐释了权力对清代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他指出，在清廷的政治压力之下形成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资讯传播网络，前者主要靠官方的资讯来源、官员流动、书籍流通，后者则主要是民间抄本、口语、习惯等的流传，两者之间虽非截然对立，但也形成“国论”与“乡评”的二分情势，甚至产生分裂。士大夫阶层跟随官方的意识形态，形成某种统一，而民间自有对华夷、对明清区别的历史记忆。王汎森勾画出的是清廷统治中前期，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对资讯传播施加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清代统治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资讯传播的影响。随着近代报刊、电信等新式传播媒介的发展，原来靠权力镇压就可以阻断民间传播的作用机制逐渐失效。当这些传播媒介与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结合在一起，既在民间产生了某种新的权力，也打破了旧有的权力结构平衡，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权力与媒介互动的新篇章。从《权力与媒介》一书呈现的历史可以看到，资讯传播技术的进步是政治行为改变的先决条件，政治变革背后离不开资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从清中晚期马礼逊创办印刷媒介到盛宣怀建立电信媒介网络，从清末民初袁世凯借助摄影技术塑造个人形象到吴佩孚善用电报媒介获取社会赞誉，在新思潮与新式传播媒介的交替发展中，激发新的政治需求，同时也孕育出新的治理手段。

当然，政治演进与权力更迭是多种因素在某个时间段内多元互动作用的结果，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变革通常是历史学者论述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前提，资讯传播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其反映的只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面相。 《权力与媒介》一书在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基本认知基础上，试图揭示推动近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内在逻辑，描述一段由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推动政治变革的历史。然而，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却也不免存在一定的局限。

中国社会有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生活方式与行为逻辑，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体现出其政治顽固性的一面，保守力量与新思潮在循环往复的拉锯中、在多元力量的介入下，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演进，远非传播技术的发展所能颠覆的。同时还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政治逻辑的影响下，资讯传播依旧没能跳出以社会精英的自我精神世界为中心的窠臼，因此德国汉学家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尤其强调以报纸为代表的近代传播媒介所能反映的不是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真实，而是接受现代化转型的人们心中的真实。此外，资讯传播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难以量化评估。因此，《权力与媒介》一书在力图形塑媒介作用的同时，也为学界留下了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有关传播媒介局限性的讨论空间。

尽管如此，资讯传播的视域或许能够为进一步探索历史书写形成的内在机制提供某种借鉴。柯文（Paul A. Cohen）将历史书写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即历史事实本身、历史亲历者的自我叙述和历史神话。而传播媒介及其承载的传播内容本身就是藉由传播者的叙述，记录当下正在发生的或者业已发生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亦构成了历史书写的一部分。通过历史学的方法探讨传播技术如何产生与发展，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在地化应用，这种应用与中国固有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模式之间如何互动，近代权力更迭的宏观社会图景和新式传播媒介的触发之间隐而不显的关系如何呈现，又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近代中国，以及这一历史背后的逻辑等，均值得今后学界进一步反思。

四　小结

无论如何，《权力与媒介》将传播学理论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通过将传播媒介视为人的主观能动的延伸，为揭示那些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何以发挥其政治能力，进而将其主观诉求落实到历史客观进程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正如哈佛大学栗山茂久教授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所说：“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科当属传播学。”（页256）如今的新媒体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产和消费方式，而自媒体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权势结构。这也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学者也应秉持对学科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绘就新时代的知识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