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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目录，一般称为艺文志或经籍志，其或反映一代藏书之盛，或反映一代著述之盛，被视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五代十国时间相对短促，虽然干戈日寻、文物板荡，但仍不乏“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晁补之《触鳞集序》）者，礼乐文章并非一无所取，斯文未坠，文献可征。薛居正《旧五代史》与欧阳修《新五代史》皆未志艺文，对于考察这一时期典籍流传与文化演变终究是一种缺憾。

有鉴于此，至清代先后出现了徐炯《五代史记补考 · 艺文考》、陈鳣《续唐书 · 经籍志》、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汪之昌《补南唐艺文志》等五部补史艺文志。其中，陈、汪二志限于李唐政权，徐志所载著述仅一百多种，实非五代艺文之全志；宋志转抄顾志，略增条目而已。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博采旁搜，循例分四部，依类条列，可以说是一部基本成型的五代艺文志。然而，顾志仅录书名、卷数、撰者，实在过于简略，又存在书名不确、卷数失实、张冠李戴以及阑入和漏收等问题。与顾櫰三所撰《补后汉书艺文志》考述撰者生平、考稽著述指归之详尽谨严相比较，《补五代史艺文志》似非定本。因此，编辑一部体例完善、辑录丰富、考据翔实的五代艺文志，仍然十分有必要。张兴武先生多年来一直有志于此，终于撰成《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以下简称《辑考》）一书。《辑考》对顾志条目进行考订和补遗，并考略清人补志五书误收条目，在此基础上重编五代史艺文志，又设一章专录五代金石。综观该作，收获颇多，其主要特点和优长谨记于下。

一、 正本清源，订补顾志。《辑考》依据官私目录、史籍、文集所载，对顾志条目进行全面考订。特别是通过对著录五代著述的主要书录—《崇文总目》、《四库阙书目》、《通志 · 艺文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 · 经籍考》、《宋史 · 艺文志》、《国史经籍志》—逐一核检，顾志所依据与著录之正误即可一目了然。如顾志经部小学类著录僧昙域《补说文解字》三十卷，《辑考》所胪列《四库阙书目》、《通志 · 艺文略》、《国史 · 经籍志》均作《补说文字解》，仅有《宋史 · 艺文志》作《补说文解字》，则显然顾氏系根据该志著录。又如顾志史部表状类著录毛文晏《杂制诏集》二十一卷，然《崇文总目》、《宋史 · 艺文志》并未注撰者，而检《宋史 · 艺文志》列该著于毛文晏《咸通麻制》条目后，则顾志当为连带抄录，误置毛文晏名下。再如顾志史部杂史类著录陈岳《大唐实录撰圣记》一百二十卷，《辑考》引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海叙不遇”条云：“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明显可以看出顾志因断句有误而混淆书名。

除了核准书名、卷数、撰者，《辑考》又辑录相关文献，考证撰者生平事迹与著述内容主旨。然而五代时局动荡，更何况此后又历经多次书厄，书籍散佚严重。顾志所载六百多种著述，今有版本传世的不足八十种。因此，《辑考》除了利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解题目录外，还广泛征引史乘、笔记、文集等文献，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呈现五代著述之面貌。如徐锴《岁时广记》一百二十卷，今已佚，晁、陈二志皆不载，则该书至南宋时便罕有私藏。仅有清代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注云：“南唐徐锴撰。古今传记并前贤诗文随日以甲子编类，凡时政、风俗、耕农、养生之事悉载。”《辑考》于此条下引该注文作为提要，又录彭大翼《山堂肆考》、阮阅《诗话总龟》所引《岁时广记》文句，不仅对该书内容有了大致的介绍，而且兼有辑佚之功。

二、 搜集遗珠，增补条目。顾志成书仓促，难免有遗漏，因此《辑考》还做了大量补遗工作。除了吸收清代另外四家与当代唐圭璋、杜文玉二位的成果以及检索书目外，《辑考》还在史乘文集中搜求辑补。如朱梁释归屿《会要草字》二十卷，即辑自《宋高僧传 · 梁东京相国寺归屿传》“遂搜抉经义于三载，著成二十卷，号曰《会要草字》”之句。又如马楚廖匡图《五峰集》，采自北宋柳开《河东先生文集 · 五峰集序》所载“开因次圣求图诗于昼，得残阙仅百篇，昔人遵度序之，为《五峰集》”。如果说检索官私书目尚可按图索骥，那么自史乘文集中搜求更似披沙拣金，殊为不易。

三、 考据精审，纠谬辨误。在对五代艺文的时间界定上，《辑考》以分裂割据之势已成的唐昭宗龙纪元年（889）起，下至南唐灭国的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择取与五代十国有关联的著者和著述。前人补志多有阑入唐、宋著述者，《辑考》考稽著者生平和成书背景予以辨证。如顾志子部小说类著录高择《群居解颐》三卷，《辑考》据《宋史 · 艺文志》及《说郛》所载辨证撰者当为高怿，顾志因字形相近而讹。又据《东都事略》、《隆平集》、《宋史》考据高怿事迹，指出其为荆南高季兴四世孙，北宋仁宗嘉佑中除光禄寺丞不就，卒年七十一，因此《辑考》认为“以嘉佑元年（1056）逆推七十一年，则怿生于雍熙二年（985）以后，而荆南高继冲已于乾德元年（963）纳土归宋，是知高怿纯为宋人”。又吴淑曾任南唐内史，陈鳣《续唐书 · 经籍志》著录其《事类赋》三十卷，而《辑考》引据《事类赋原序》所载“淳化中，博士吴淑进《事类赋》百篇于朝，太宗嘉其精赡”云云，指出该著实为入宋后所作。经过考据辨证，《辑考》剔除了前人诸志误收的近六十条，使五代艺文面貌更加清晰，为重新编纂翔实可信的五代艺文志进一步清扫了障碍。

四、 辑录金石，裨益考据。除了考订艺文，《辑考》又据历代金石目录辑录五代金石，可谓颇有新意。金石文字同样属于艺文范畴，在文史研究中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顾志子部小说类著录卢言《杂说》一卷，然而卢氏生平难考。《辑考》引据《宝刻丛编》所载《唐兵部尚书卢纶碑》“唐卢言撰，崔倬书，大中十三年七月立”，断定卢氏为唐宣宗时人物，当与五代无涉。《辑考》辑录五代金石也不是仅仅抄撮诸金石目录，同样进行了大量的考订工作。如成书于南宋的《宝刻类编》距五代时代较近，是考察五代金石的重要依据，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后，详加订正厘次，然而脱误仍然较多。如卷七所著录的夔州（上接第8 版） 《重修白帝庙碑》注云后唐长兴六年刘纶述并行书篆额，而成书时间相近的《宝刻丛编》卷一九作长兴二年。《辑考》指出后唐明宗长兴年号仅历四年，所谓六年者实际上是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后蜀明德二年；其时孟氏已据蜀称帝，夔峡当不用中原年号。又引据《舆地碑记目》卷四著录《关城白帝庙碑》条所注“其一元和元年，其二长兴二年，其三广政五年”，可证当为长兴二年。

可见，《辑考》不仅是对顾志的补充和完善，更是集前代补五代艺文之大成，最终完成了一部可靠、实用的“五代艺文志”。此外，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通过《辑考》对清代补史艺文志各条目的全面而系统的考订，读者可以对诸志得失具有更清晰的认识。而《辑考》所列诸书目、金石目著录情况，也为读者进一步研究宋代以来的目录学、金石学提供了便利。如《邱旭诗》一卷、《赋》一卷条下，《辑考》列有《崇文总目》、《通志 · 艺文略》、《宋史 · 艺文志》、《国史经籍志》著录情况。其中，《通志 · 艺文略》“赋类”著录有《邱明赋》一卷，而《国史经籍志》“集类”分别著录《邱旭赋》一卷、《邱明赋》一卷。而事实上，成书于南宋的《通志》改“旭”为“明”，系避北宋神宗赵顼嫌讳，明代的《国史经籍志》抄撮时未加审定而误作二书。《通志》避讳之谨严、《国史经籍志》编纂之粗略，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2003年，《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一书的前身《五代艺文考》就已经付梓完成。但十几年来，作者张兴武先生念兹在兹，不断修定完善，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尤为可贵。当然，学无止境，近日笔者翻阅《册府元龟》，其卷五〇载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鸿胪少卿郭在徽“奏请铸造新币”，“兼进《钱谱》一卷”，则郭在徽《钱谱》一卷似乎可补入金石类。最后题外话，也是笔者审校《辑考》的意外收获。《辑考》于李廷珪《墨经》一卷、《墨图》一卷条引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伪也，墨亦不精”，以“庭珪墨”充“廷珪墨”，如此鱼目混珠之法，“康帅博”、“红午”、“金庸新”之流亦可谓自有渊源。仅供一笑。

（《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5 月出版，定价：9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