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新明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副教授

南京大学文学院张宗友教授新著《探骊拾微：古典目录学论集》（以下简称“《论集》”），近期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论集》系张宗友教授选辑古典目录学研究论文十四篇成书，撰写与发表时间从2010年跨至2022年，所涉范围从汉代下延至近代，可谓以十年一剑之功，成阔大鸿富之著。《论集》题名“探骊拾微”，即从纷繁的古典目录学中选取重要问题，探赜拾遗，索隐发微。“探骊”者，即《庄子·列御寇》所言“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喻意择取具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拾微”者，则如江标所称“拾微言于落简”，能够关注到他人未曾注意的文献与细节，于细小处发之微妙。书中考论，书目自汉代《别录》《七略》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目录学者自刘向、歆父子至王重民，于其中表彰前贤贡献、详考目录体制、订补文献阙误、关注学术争议，诚如探骊龙颔下千金之珠；各篇考证详实，细密精微，所得结论，多称不刊，殊无愧于“探骊拾微”之名。职此之故，《论集》成果丰富，在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上均有创新之处，是目录学与文献文化史综合研究的典范之作，为当下目录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借鉴。以下试就前述各项略作阐发。

一、目录学研究的内与外：《论集》内容概述

《论集》共收录论文十四篇，厘为二卷。张宗友教授为此书所撰《叙录》总结称：“以上共选文十四篇，涉及《别录》《七略》《晋中经簿》《七志》《七录》《隋书·经籍志》《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等代表性书目，以及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朱彝尊、纪昀及王重民等著名目录学家。”已有比较明晰的介绍。具体来说，卷一收录七篇，分别讨论汉代刘向、歆父子及其《别录》《七略》，晋荀勖及其《晋中经簿》，南朝宋王俭及其《七志》，南朝梁阮孝绪及其《七录》《古今书最》，并藉由《隋书·经籍志》总序讨论《晋中经簿》与《晋元帝书目》解题的相关问题，即针对汉晋六朝时期的重要目录学者及其书目展开的研究。卷二收录七篇，前两篇分别就清代《经义考》的文献典范意义和朱彝尊目录学研究的现状发论；中四篇以乾隆间所修《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涉及称名、提要辨正等问题；最末一篇总结王重民的四库学成就，可以视为是中四篇之延续，属于广义上的“《四库全书总目》学研究”。以上是从研究对象的时间角度进行的排序，也是《论集》现有编排所揭示的显性的内在理路，因此，《论集》也可视为是两卷断代（汉晋六朝、清代）目录学研究之作。

上述成果，植基于张宗友教授十余年的目录学研究之上。在汉晋六朝时期目录学研究领域，张宗友教授专著《治乱交替中的文献传承》中的第二、三、四章，从文献传承视角分别对汉代刘向、歆父子，中古书目以及《隋书·经籍志》进行考论，可与《论集》卷一诸文相互印证。在朱彝尊与《经义考》研究领域，张宗友教授用力最多，成果最为丰富，先后出版专著《经义考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凤凰出版社，2020年增订本）、《朱彝尊年谱》（凤凰出版社，2014年）、《尺牍·事行·思想：朱彝尊研究论集》（凤凰出版社，2020年）等。四库学为现当代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尤其是作为重要组成的《四库全书总目》，相关研究成果已蔚然大观。张宗友教授曾总结四库学研究的“深入其‘内’”和“关注其‘外’”两种取径，其本人在这两方面均有相应成果，除已收入《论集》的四篇外，还有《〈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提要辨正十三则》《〈四库全书总目〉误引〈经义考〉订正》《〈经义考〉四库本三种平议》（“深入其‘内’”）、《“表章圣经”“治统所系”：清初御定经解之经典化与学术影响》《论清高宗构建极权帝国文献体系的历史背景与制度设计》《寓禁于征，寓燬于修：清高宗弘历纂修〈四库全书〉的禁燬策略》（“关注其‘外’”）等论文，既基于文献考订，又显现出文献文化史关怀。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张宗友教授浸淫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晋六朝、朱彝尊与《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十余年的成果结集。

以时间为序固是最为简洁也最直观的编排方式，更进一步，如从各篇论文探讨的内容出发，可知《论集》所收的十四篇论文广涉目录学研究的内（针对书目本身）与外（涵括书目以外），还可从以下三个角度重新分类，这也有助于深入理解《论集》具体的研究内容、治学取径和取得的学术成就。

（一）表彰前贤贡献，省思研究路径

自刘向、歆父子《别录》《七略》以降，古典目录学以书目编制为主，以总结研究为辅。至近代以来，在书目编制和研究上也均已获得较多的成果。对当代学者来说，一方面，需要总结古代目录学者、书目的贡献和近现代学人已取得的学术成就，探讨研究方法，评价其文献和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相关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文献和理论指导下，展开学术省思，探讨治学路径。

《论集》站在文献文化史视角下，重点挖掘目录学者的学术贡献，关注书目的典范意义和目录学的当代价值。如《领校群书，略序洪烈：论刘向、歆父子与文献传承》表彰刘向、歆父子整理典籍“形成传世文献的官方定本”“构建帝国需要的文献体系”、所编撰书目“成就学术书写的目录典范”意义，为后世的文献整理和书目编纂奠定范式。《传承与开新：朱彝尊〈经义考〉的文献典范意义》表彰朱彝尊《经义考》在经学文献学与目录学上的双重价值，探讨其内、外形制所构建的著录体系，关注以《经义考》为中心形成的文献著作群，以及为当代经学书目编纂提供的范式意义。《论王重民先生的四库学成就》从四库学文献辑录、整理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等角度入手，著重总结王重民取得的学术成就。此类均是对前贤学术贡献、相关书目典范意义的表彰。

与此相应，《论集》也强调对相关学术研究的不足进行省思，如《论王重民先生的四库学成就》同时指出王重民在《四库全书总目》纂修过程、著录内容及清廷文化政策等研究上存在的可供修正之处。在此基础上，张宗友教授更能指示研究路径，如《回顾与前瞻：朱彝尊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取径》提出应对朱彝尊书目著作进行全面考察与整理，“以朱证朱”“以朱还朱”，深化对朱彝尊目录学的综合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之省思——基于〈春秋地名考略提要〉的学术史考察》总结当前《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径，指出在对相关提要的考订中，尤需注意“采录宜广”“考辨宜细”“立论宜慎”“引文宜核”等细节。

此类总结与省思，基于推进学术研究之公心，因既往以开新，高屋建瓴，充分体现了文献学与文化史、目录学与学术史的综合。诚如张宗友教授所言：“总结成就，商榷学术，是后学者对前辈大家最好的纪念与礼敬。”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指导与借鉴意义。

（二）综合书目内外，详考目录体制

“体制”，或称“体质”，应用在古典目录学中，姚名达以体质“统摄编目、解题、引得、小序、总序等等构成目录之质料，与活页、辞典、类书、年表、散文等等目录构成之体式”，范围较为广阔；余嘉锡则分体制为篇目、叙录、小序、板本序跋等部分，虽范围较姚名达为狭小，但广为学界接受。简单来说，目录体制主要用以指称书目的组成部分，又可从内、外两个层面进行概括。就书目外在而言，有书名（书目名称）、分卷（书目自身所分卷帙）、序跋（作者或他人所作）等；就书目内在而言，则可包括所分部类，所撰大、小序（部、类之序），所著录书名、作者、篇卷、版本，以及针对单书所作解题等。内、外两个层面，共同构成目录体制，但对于不同书目而言，则未必各项俱全，尤其是大、小序与解题。

《论集》对于目录体制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卷一。刘向、歆父子《别录》《七略》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综合性书目，《领校群书，略序洪烈：论刘向、歆父子与文献传承》一文对其所开创的目录体制有过系统总结：“通过著录，揭示图书信息；通过分类，分别、部次群籍；通过解题，发明图书旨趣；通过小序，书写部类源流。”已涉及目录体制的内在各项。《〈七录〉小序考》《〈晋中经簿〉解题考》《〈七志〉提要体例考》分别考察小序、解题，《〈隋书·经籍志〉总序释评辨正》考释《隋书·经籍志》对《晋中经簿》“但录题及言”与李充《晋元帝书目》“总没众篇之名”之记载及其涵义，也属于对解题的研究。凡此，均为对目录体制的内部研究。《〈七录〉分卷考》推考《七录》十二卷之分卷与各卷内容，《论〈四库全书总目〉的称名问题》涉及《四库全书总目》的书名变化，属于对书目体制的外部研究。至于《〈古今书最〉发微》一文，针对阮孝绪《古今书最》中著录的十二部书目，一一考订其书名、卷帙、作者、部类、小序、解题，则兼及目录体制的内、外层面。

由目录体制的内、外入手，可进一步考察不同书目间的承传与变革，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注脚。此前如高路明《晋及南朝目录体例考》已关注到《晋中经簿》《七志》《七录》以及文章志类、佛经目录的部类、解题等目录体制的内在层面，并概括指出：“目录编制在体例上仍以《七略》《别录》为准，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区别的。”相较而言，张宗友教授对于汉晋南朝与清代相关书目体制的研究更为丰富细致，尤其是还注意到书目名称、自身分卷等目录体制的外在层面，并确立了一套文献辑佚基础上的目录体制推考方法（具体见下节论述），由此而突过前贤，扩展了目录体制研究的外延，为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三）订补文献阙误，关注学术争议

前人书目著作，或因著者不察，或系成于众手，或以传抄刊刻，难免产生各种认知或文字错误。除书目本身产生的讹误之外，后来的研究者在利用这些书目进行研究时，也往往因文献、理论、方法等的不同而得出相异结论，由此形成学术问题的争议。对于当代研究者而言，在利用与研究古典书目时，需要敏锐地发现讹误，详考致误之由，利用各类文献展开查阙补漏、订正讹误的工作。其次，还需要关注到学术史上产生的重要争议，推溯源流，厘清症结，利用最新的文献、理论与方法解决相关议题。

在《论集》中，《〈四库全书总目〉易类提要辨正》《〈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存目书提要辨正——兼论存目书提要与著录书提要之差异》两文均以《四库全书总目》为研究对象，针对其著录的书名、卷数、作者，提要中涉及的作者字号、里贯、行事、著述及馆臣的学术评价等内容，“或订正其误，或补其未备，或提供内证，附带订正今人标点”。此类考订总计三十五条，广征四部文献，尤其是史书、方志、书目、文集、碑传等，参以今人研究成果，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于《四库全书总目》之校理与四库学研究的深入，均有助益。

订补阙误的目的，在于为学术史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推动相关重要议题的进展。正如张宗友教授所指出，在目前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中，“考订史实、得其客观者多，商量学术、以意逆志者少”，对于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需要在对前贤已有成果梳理的基础上，发现其客观存在的争议之症结，“梳理既有之研究，讨论未尽之论题”，也就成为重要的学术取径。《论〈四库全书总目〉的称名问题》一文关注到王重民、崔富章等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称名的争议；《〈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之省思——基于〈春秋地名考略提要〉的学术史考察》以《春秋地名考略》作者为中心，注意到自四库馆臣以降，张穆、孟森、胡玉缙、余嘉锡、崔富章、李裕民、杨武泉等所作考辨。在前贤已有研究和争论的基础上，二文进一步梳理文献，推溯源流，前者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在不同时代的称名变化及其内在理路，后者论述有关《春秋地名考略》作者问题争论的学术史历程及其中存在的错误，以翔实考证得出结论，精辟入微，可为不刊之论。

以上所分三类，即“表彰前贤贡献，省思研究路径”“综合书目内外，详考目录体制”“订补文献阙误，关注学术争议”，只是揭其大概，部分论文亦兼具多个层面的内容与意义。概括而言，《论集》聚焦于古典目录学的发轫期（汉晋六朝）与总结期（清代），所关注的《别录》《七略》《晋中经簿》《晋元帝书目》《七志》《七录》《古今书最》《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等均为目录学史上重要的书目，刘向、刘歆、荀勖、李充、王俭、阮孝绪、朱彝尊、纪昀、王重民等均为重要的目录学者。就研究的议题而言，《论集》广涉目录学者与书目的内、外综合研究，既包括基础的文献考订、目录体制考察，也进一步回应学术争议，聚焦文献传承与典范意义，展开目录学与文献文化史的互动演绎，以此为基础，更能省思治学路径，指示学术门径，因此而形成自具体系的目录学研究著作。

二、体制、理论、方法：《论集》创新发微

《论集》一书，展现出张宗友教授独到的文献学视野与深厚的研究功底。首先是发掘重要议题，于常见处发明隐而未彰的学术意义。《论集》所关注的对象均为目录学史上重要的书目与目录学者，所研究的议题多为前人已有研究且引起争论、悬而未决者，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通过考论，因文献不足征或习焉不察而内隐的学术意义也就得以彰显。问题与重要议题的发掘，又往往出自于对学术史的充分把握与系统梳理。《论集》各篇，每能先回顾学术史，故能于研究阙漏处发掘重要议题，有的放矢，进而在充分的文献基础上展开考论，其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其次，以版本学、校勘学之功底，考证精详。《论集》考论结合，不发空言，其中考证尤为精到者，如《〈七录〉分卷考》从《七录序》所依存之《广弘明集》版本对校出发，据宋《思溪藏》本、《赵城金藏》本考证明汪道昆刻本之“《序录》二帙一十一卷”实为“《七录》二帙一十一卷”之误；又以理校之法，考证宋《思溪藏》本之“易部大四种”、《赵城金藏》本与明汪道昆刻本之“易部本四种”，均为“易部七十四种”之误，并揭示其讹误之迹。此类考订，为后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是目录学与版本学、校勘学的综合研究成果。在此之外，《论集》还具有体制、理论、方法等多个层面上的创新之处，试作分析如下。

（一）“叙录”新设与著作体制创新

相较于其他专著或论文集，《论集》在体制上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即于目次之后、正文之前新设“叙录”。目次，即篇目，一般著作多使用“目录”一词，但二者实有根本性不同。余嘉锡曾考称：“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理论上而言，“目录”应同时包含篇目与叙录在内，但实际上，一般著作中的“目录”只有章节标题所构成的篇目而无叙录，也就造成名实不符。程千帆先生口述《劳生志略》称：“我写书时，对于底下的篇目我是不用‘目录’两个字的，因为目是目，录是录，我总是写作目次，写篇目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写目录。”南雍学术论著多使用“目次”，即对此说的继承与实践。

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主要包括对某一图书的作者、著述内容的介绍和学术评价，是古典目录学中最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特色的书目体制所在。在现代学术规范之下，论文中的“摘要”（或称“内容提要”）具有与古典目录学中的叙录相似的作用，读者阅读论文之摘要，即可略知其所要讨论的内容和结论，但在字数和内容上则较叙录更显简略，又因系作者对自己成果的介绍，亦不必涉及作者简介、学术评价等部分。

《论集》收录论文十四篇，已经正式发表者有十三篇，其中九篇在发表时原具摘要。限于著作出版体例，在收入《论集》时，各篇原有的摘要、关键词在正文中一并删略，而张宗友教授匠心独具，将其增改后集中于目次之后、正文之前，冠以“叙录”之名，可谓恰得其宜。在古典目录学中，叙录可以分为篇录（即“一书提要”）与书录（即“群书提要”），后者即前者之汇总。《论集》单设“叙录”一目，将各篇论文原有或新增之摘要汇总，类似于一种相对独立的解题书目，也就同样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使读者在进入正式阅读之前即对所涉各篇大旨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由此，在《论集》中，“叙录”成为“目次”的补充，二者共同组成“目录”，也就构成了呼应于传统目录学的现代著作体制。《论集》所设置的“叙录”，既可以视为《论集》一书之叙录，也可以视为对《论集》中十四篇单篇论文叙录之汇总，兼具一书和群书叙录的双重性质。可以说，在“目次”之外新增“叙录”，是《论集》在体制上最为创新之处，是张宗友教授长期以来的古典目录学尤其是对目录体制中的叙录研究所得，在个人著述中的具体实践，也是现当代目录学研究对古典目录学的呼应与回归，对于从出版史角度讨论著作体制变迁，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文献辑佚基础上的目录体制推考与方法建构

前述“叙录”之体制创新，与张宗友教授长期以来对书目体制的关注、研究有著重要关联。《论集》卷一即著重于对晋南朝时期的书目如《晋中经簿》《晋元帝书目》《七志》《七录》等展开体制研究，主要涉及提要、小序、分卷等内、外结构。对书目体制的考察，有助于厘清书目编纂、承传之间的细节，发掘目录学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晋南朝时期的综合性书目均已亡佚，与《论集》卷二对见存书目的研究相比，对佚籍的研究往往存在“文献不足征”的问题，也就必然要求只能在文献辑佚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推考。因此，在此类研究中，最先需要进行的就是充分的文献辑佚。张宗友教授在《治乱交替中的文献传承》中称：“即使是已经亡佚的典籍，只要有散佚的文字片段或互文性记载的存在，那么，这些典籍的基本面貌及其学术价值，都有可能得以部分地恢复与揭示。因此，通过辑佚，努力寻找亡佚古籍的存世片段，据以恢复其历史面貌并正确发明其学术价值，进而丰富学术史、思想史的书写，就是极有价值且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也是古典文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有意义的一种传承。”概述了文献辑佚为学术研究提供的可能性和重要价值，可谓开宗明义。

《论集》对书目解题与小序的考订，即从广泛而全面的辑佚入手，如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汉书》颜师古注、虞世南《北堂书钞》、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郑樵《通志·艺文略》等辑出《晋中经簿》佚文十二条，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李善《文选注》等辑出《七志》佚文十一条，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被刊落的文本辑出《七录》尚书、诗、礼、春秋等四部完整小序。此类辑佚，既能力求全备，复能对史料进行“再发现”，为进一步推考书目体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不过，辑佚往往只能提供断章残篇，在晋南朝目录体制研究中，除传世文献不足征外，也阙少充分的出土、域外等新文献佐证。因此，在学术史研究的进程中，仍有赖于对相关问题进行合理而高明的推论。推论是在面对史料阙失时不得不采取的方法，也就要承担其可能存在的危险后果，颇类似于陈垣所称校勘学中“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的“理校法”。

推论的根基在于文献基础，而能够进行推论的前提则在于准确地发凡义例。如在对《晋中经簿》解题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考察中，张宗友教授首先提出展开研究的几个前提条件：“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从制度（中央藏书整理之传统）、体例（《晋中经簿》内在结构及容量）及实证（遗存文字之辑佚）等层面，加以讨论。”并“扩大文献考查的范围，从荀勖等人其他著述中寻找有可能纳入《晋中经簿》的文字”，以与荀勖和《晋中经簿》密切相关的《上〈穆天子传〉序》《诸葛氏集目录》为佐证。凡例确定后，即一一考索，据以论定《晋中经簿》具有解题，并考察其解题的基本体例。又如《〈七录〉分卷考》一文考察《七录》十二卷之内容，先排除各录部数（二级分类之数）和著录图书之卷、帙数等与分卷并不直接相关的因素，明确指出：“书目内部一级分类之略（录、部）数与各类著录图书之种数，是考量分卷问题最重要的两个因素。”通过考察《七录》所分七录及各录著录图书之种数，并与《七略》《汉书·艺文志》《晋中经簿》《隋书·经籍志》等书目的分卷情况及其各卷著录图书数量进行类比，从而推论出《七录》各卷所对应的部类。

以上研究，所确立的类例明确，推论的过程缜密，由此步步推进，所得之结论亦坚确不移，可以说是对推论法的成熟运用，也证明了此一方法切实可行，并可推至其他书目与体制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的关键词之一为“容量”，即张宗友教授所称“本书卷数、著录图书之种数等”，相当于余嘉锡所称的“酌篇卷之多寡”。从容量考察书目体制，古已有之，自南朝梁阮孝绪以降，已使用篇卷多寡来考察书目部类之分合，余嘉锡复总结称：“书之有部类，犹兵之有师旅也。虽其多寡不能如卒伍之整齐划一，而要不能大相悬絶，故于可分者分之，可合者合之。”张宗友教授相关研究之价值，在于确定容量的内、外边界，从前贤所论简单的部类分合，扩大到书目外在之分卷与内在之解题等多个层面，并将之明确与书目体制相联结。容量的确立，与建立在文献辑佚基础上的推论法，也为后来者继续深入考察书目尤其是亡佚书目的体制，总结书目体制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借鉴。

（三）文献文化史视角下的目录学与学术史互动

古典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联，早为学者所关注，最经典的概括即章学诚所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过，这一关联主要被认为集中在古典书目的分类上，王锦民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古典目录的分类，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分类。”目录学研究著作也更为重视目录部类分合，如郑樵《通志·校雠略》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刘咸炘称：“部类一事，于目录学中最为重要，盖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诸群学，此为最大。”均是著眼于由部类以观学术。其后如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中华书局，2009年）、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等专门著作，将目录学与学术史考察的对象从部类进一步扩大到小序、解题、图书著录等，均有开拓之功。在当前学术语境与研究中，引入文献文化史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回到书目自身的文献、文献传承、学术史，也是目录学与学术史研究的重点。

《论集》站在文献文化史视角下，着重关注考察目录学与学术史的互动关联。首先是采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对书目背后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行源流推考，在此基础上提出、论证自己的观点。如《论〈四库全书总目〉的称名问题》注意到近现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称名上的争议，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以充分的文献考证《四库全书总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名、变化及其关联，提出“四库提要”所具有的广、狭二义。《〈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存目书提要辨正——兼论存目书提要与著录书提要之差异》一文关注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与存目书提要的差异，从《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入手，步步上推，直至揭示清高宗纂修《四库全书》的指导思想与文化政策。《〈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之省思——基于〈春秋地名考略提要〉的学术史考察》从当代、近现代学者相关成果入手，对《春秋地名考略》作者徐善进行考论，并对《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等进行商榷。凡此，均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亦即从目录学以观学术史的代表作，同时也关切到其内藴的文献文化史意义发掘。

目录学与学术史互动的另一要义，在于回归到书目本身，从学术史背景考察目录学发展历程，实现对文献文化史意义的呈现。如《领校群书，略序洪烈：论刘向、歆父子与文献传承》《传承与开新：朱彝尊〈经义考〉的文献典范意义》基于汉代、清代文化背景，表彰刘向、歆父子与朱彝尊的学术贡献，以及《别录》《七略》《经义考》的文献典范意义。《〈晋中经簿〉解题考》《〈七志〉提要体例考》《〈七录〉分卷考》《〈七录〉小序考》《〈古今书最〉发微》等勾连书目解题、分卷、小序等目录体制与学术变迁，尤其是不同时代不同书目之间的关联、类比、变革，并揭示书目编纂背后的学术旨趣，如称阮孝绪撰写《古今书最》，“意在梳理历代重要书目之图书著录及其流存面貌，从而将其‘穷究流略，探尽秘奥’的宏伟抱负落到实处，以提供翔实可据的文献支撑”。又如《〈隋书·经籍志〉总序释评辨正》考释《隋书·经籍志》对李充《晋元帝书目》“总没众篇之名”之记载，尤其注意到《隋书·经籍志》总序对《七录序》的承袭及文字改动所造成的理解变化。此类研究，从学术史以观目录学，也兼顾到书目自身特征与发展脉络。

目录学与学术史的研究，理应是一种综合研究，既需要从目录学反观学术史，也要关注到学术史对于目录学的影响，并发掘书目编纂背后的文献文化史。即是说，目录学与学术史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双向的互动关联中。张宗友教授的相关研究关注到二者间的互动，并引入文献文化史视角，产出了极具目录学、学术史与文献文化史三重价值的成果。

在学术研究中，目录学往往被视为治学门径，如王鸣盛称：“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余嘉锡称：“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而如何进入目录学的研究，或曰研治作为学术门径的目录学之门径，更是要中之要。在文献校订、学术源流考镜、文献文化史意义申发之外，张宗友教授还善于进行治学门径的总结，这一总结，也建立在其长期的目录学研究与教学实践基础之上。前述各条，已尝试将张宗友教授的目录学研究方法略作揭示，如重在回顾与梳理学术史，于学术争议和研究阙漏处发掘重要议题；采取文献辑佚基础上的推考方法，展开对亡佚书目的目录体制研究；引入文献文化史视角，关注目录学与学术史研究互动的各个层面；更为具体的，包括提出“以朱证朱”“以朱还朱”研究原则与“采录亦广”“考辨宜细”“立论宜慎”“引文宜核”等关注点等，均可谓高屋建瓴，对于学术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推进上具有发明与总结之功。

三、疑义相与析：《论集》细节商榷

《论集》所收录的十四篇论文，曾在《古典文献研究》《历史文献研究》《国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文献学专业学术刊物正式发表，或在学术会议宣读，已经过了时间和学术检验，并引起目录学研究同仁的关注。其中胜义，已经前揭。虽然，收入《论集》的论文仍有一些细节问题，或论证尚存疑义，或观点前后歧互，或论述繁简失宜，或文献分类不当，还存在可供商榷之处。以下亦试作辨析。

（一）论证尚存疑义，观点前后歧互

基于文献不足征的天然阙陷，目前学界对于汉晋六朝时期书目的研究，在诸多问题上人言言殊，引起争论，属于不可避免的正常学术探讨。张宗友教授每能在前人基础上加以论证，得出自己的结论，将相关研究更向前推进一步。但在论证过程中，亦宜注意应广征博引，考虑周详，尤其是关注最新研究成果与不同观点，以此来加深、完善对观点的论证。

如《〈古今书最〉发微》一文，张宗友教授将阮孝绪本人的《七录》亦纳入《古今书最》中。但详考《古今书最》所著录的其他十一部书目，除《汉书·艺文志》《后汉书·艺文志》为史志外，均为官方藏书目录，实则此十一部均具有官修目录的共性，而《七志》等私撰目录均未在《古今书最》中著录。《七录》既为私撰目录，于体例而言，似不应为《古今书最》所著录，此其一。《古今书最》于所著录的《七略》至《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等十一部书目，均只概述其所著录的种（部）、帙、卷数及其存亡之数，唯独《七录》在总括全部种、帙、卷数外，还详载其内、外七篇的具体种、帙、卷数，似亦与其著录体例不合，此其二。据此两点，《七录》是否属于《古今书最》仍有疑义，尚可再加考论。

又如《〈隋书·经籍志〉总序释评辨正》一文，张宗友教授认为《隋书》点校本之“但录题及言”一句标点有误，应点作“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如此，则“前者指著录书题（书名）；后者指于书题之下作简单的附注，其内容，则重在揭示图书所用载体（‘书用缃素’）及外在贮存形式（‘盛以缥囊’）”。有关“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张宗友教授于《〈晋中经簿〉解题考》一文已指出其见引于《北堂书钞》《古今事文类聚》两部类书：“细读两条文字，似非针对某一具体图书而言，而是概括之词。如果针对某一具体图书，极可能取材自解题文字（如系附注，不可能于每书之下，不厌其烦地罗列形制）；如果是概括之词，则有可能节取自总序（全书之序）或小序（部类之序）。惟资料较少，难以遽断。”尚疑而未定，然后文又称：“所谓‘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属于上揭叙录之第四点（即‘校定缮写情况’）的内容。”复将此八字确定为解题之内容，至《〈隋书·经籍志〉总序释评辨正》则指为附注。是则观点前后歧互。

张宗友教授所断句“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除对“盛以缥囊，书用缃素”之解释歧互外，又以“及言”下属，但未作解释。查武秀成、赵庶洋校证之《玉海艺文校证》亦将“及言”下属，其《前言》并做解释称：“今《隋书》点校本‘但录题’与下文‘及言’为句，谓《新簿》所录有‘题及言’，但‘言’指什么，不可解。实则‘言’为‘盛以缥囊，书用缃素’之谓词，‘盛以缥囊，书用缃素’是《中经新簿》‘解题’的内容，观《太平御览》卷七○四引《晋中经簿》曰‘盛书皂缥囊，书函中皆有香囊二’，其义自明，故我们作如是标点。”张宗友教授点断之理路，或与此相同。

以上点断的重点在于对“言”字的理解。除前人已有解释和争议外，马楠亦曾对“但录题及言”进行考察，认为“‘但录题及言’之‘言’，当指字数”，并以敦煌写本卷末载本卷字数、《诸葛氏集目录》及魏晋传记所记“篇”“言”之数的体例为证。知其所考证的“但录题及言”，指解题之末抄录该书之篇题与字数。以此解释，则“但录题及言”并无疑碍之处。至于其后紧接的“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应是袭用《晋中经簿》大序中类似于后来《文选序》所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者，指称书籍之盛，抑或总括其形制，还可再加考证。要言之，对于“但录题及言”和“盛以缥囊，书用缃素”的理解，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尚有可进一步商榷与讨论的空间。

（二）论述繁简失宜，文献分类不当

学术论文写作，应注意行文流畅与文气连贯，尤其是对于论述重心的把握，于枝节处宜有所掌控，避免造成文章整体结构的失调与文气的阻断。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对所使用文献材料进行选择与编排。总体来说，《论集》文气畅通，论述老成，但也还存在考证论述中繁简失宜的问题，在对所利用文献材料的分类上也有可商榷者。

如《〈七录〉分卷考》一文考证《七录》十二卷的内部分卷问题，主要由其种数出发，所得结论自是正解。但文中以较大篇幅论证不能以帙、卷数作为分卷标准，所作论述似稍嫌太繁。（第117—124页）对于古典书目而言，著录书名等信息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卷帙等信息是书名的附加项目。虽然藏书目录是对图书实物具体记载的结果，但大多数的书目其实是脱离了其所著录图书的物质性而独立存在的。因此，书目的分卷只需考虑每卷内部分类和著录图书的总数量是否适合，而无需考虑该种图书具体有多少卷帙、在收藏地实际所占容量等因素。阮孝绪《七录》本身既非藏书目录，更不需以实际著录的帙、卷数来作为分卷标准。可以说，著录图书之总帙、卷数不能作为书目分卷标准，为目录编纂之通例，此可不辩而明，或可数语带过者。至于文末以种数来区分卷数，具体是以《七录》著录图书之总种数除以十一卷之平均数，来对应每卷可能容纳的图书数量，此处理应如前文论证不能以帙、卷数作为分卷标准一般，作一详细理论与计算帮助。但此处文字又颇寥寥，仅以数句外加表格呈现，即得出结论（第126—127页），相关论证则付阙如，也就造成文章结构前重后轻，文气未免失衡。

在文献材料的利用上，如《〈晋中经簿〉解题考》将所辑《晋中经簿》残存解题分为五组十二条，其中第二组四条（张宗友教授所标序号为第三至第六条）之列入同组，似还有讨论的空间。此组第三、第五条均涉及《子夏易传》作者，以下即回顾学术史，展开对《子夏易传》作者问题及其学术史意义的具体考论。第四、第六条分别证明《晋中经簿》著录刘表注《易》十卷、子义《本草经》一卷，但此两条不过是用以帮助“今日所见《晋中经簿》遗文，通常仅有只言片语，而且以帮助何人有何书为主”，实与第三、第五条毫不相涉。于情理而言，第四、第六条应单列一组，且置于各组最前，用以表明《晋中经簿》残存佚文中最大多数的通例即可。张宗友教授以此不相关的两组四条列入同组，其编排理据尚难推测，亦可再加商榷。

此外还存在少量综述文献的阙漏。如《回顾与前瞻：朱彝尊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取径》一文综论学界对《经义考》研究的成果，分为校订、续补诸作，单篇论文，研究专著，点校成果四类，而阙漏了吴政上《经义考索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和日本学者佐野公治、杉山宽行编著《经义考撰著者索引》（采华书林，1977年）两部索引之作。张宗友教授曾于2016—2017年在《古典文学知识》发表《朱彝尊研究论著叙录》五篇，以编年形式汇录学界自1931—2006年间朱彝尊研究的成果，其中即提到杉山宽行曾编著《经义考撰著者索引》，并著录吴政上《经义考索引》。是此两部索引亦在论著之列，但《回顾与前瞻：朱彝尊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取径》则未予著录。又“单篇论文”部分发展阶段第三类“补正《经义考》之阙误”条中，除已介绍的陈鸿森《〈经义考〉孝经类别录》外，还阙漏了同为陈氏所撰的《〈经义考〉札迻》（《经学研究集刊》第五期，“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2008年）一文，后者正是对前文的续作。

以上所论，不过是张宗友教授《论集》中可能存在的细节问题，部分问题也有待于继续考察，所谓大淳小疵，瑕不掩瑜，无妨于其论证及最终结论的准确性。本文略作提出，或可为《论集》将来修订提供一些参考。

四、详考致误之由：“非典型性”个案研究的典型性

张宗友教授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作辨正，广征博引，精微细密，并提出考证应注意“采录亦广”“考辨宜细”“立论宜慎”“引文宜核”，确系会心之言。不过，张宗友教授的少数考证，也或多或少存在其所揭示的问题。而由相关问题，还可引申到其他问题，环环相扣，亦有相应价值。以下即以张宗友教授《〈四库全书总目〉易类提要辨正》一文第四条作为“非典型性”个案，试作进一步探考。

此条主要考证《大易疏义》作者王芝藻之字及其中举时间。《四库全书总目》所作提要如下：“国朝王芝藻撰。芝藻字淇瞻，溧水人。顺治甲午举人。”张宗友教授考证称：按：王氏之字，应为荇友。考《（嘉庆）重刊江宁府志·人物志》：“王芝藻，字荇友，溧水人。康熙甲午举人，任婺源教谕，升泗州教授，又升湖广邵阳知县。居官有贤声。著周礼、周易、春秋《类义折衷》、《史学提要》、《六曹政典》诸书。”《（光绪）溧水县志·人物志》，所载略同，“康熙甲午”则更正为“顺治甲午”。

其一是据《（嘉庆）重刊江宁府志》考称“王氏之字，应为荇友”，其二是据《（光绪）溧水县志》考称《（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康熙甲午举人”为误。后说虽未作解释，但其结论确然。顺治甲午（1654）为康熙出生之年，真正的“康熙甲午”要迟至六十年后，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芝藻曾参与编修《（顺治）溧水县志》，卷首《新修溧水县志名氏》中“赞修”者有“举人王芝藻”，卷二《科贡表》“顺治”下亦列有王芝藻，注：“象坤子，甲午亚魁。”知王芝藻之中举必在顺治甲午。可知《四库全书总目》不误而《（嘉庆）重刊江宁府志》误。

稍显不足的是，张宗友教授对王芝藻的两则考证，仅据两部后出的嘉庆、光绪年间所修府县志进行推论，而于《四库全书总目》何以误“荇友”为“淇瞻”、《（嘉庆）重刊江宁府志》何以误“顺治”为“康熙”，即其间致误之由，均未加详考。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之误“荇友”为“淇瞻”，既非形近、音近而讹，也非涉上下文而误，而《重刊江宁府志》的纂修时间要晚于乾隆朝之修《四库全书总目》，在未能确定致误之由的前提下，遽定《四库全书总目》为误，不能不启人疑窦。而通过深入查考相关文献，以上两个问题均可得以解决。

其一，《（嘉庆）重刊江宁府志》何以误“顺治”为“康熙”。《重刊江宁府志》之编纂已迟在嘉庆朝，详考见存各方志，可知其讹误渊源自《（乾隆）溧水县志·人物志·文学》：王芝藻，字荇友。康熙甲午孝廉，任婺源教谕，升泗州教授，后授湖广邵阳令。居官有贤声……乾隆三十八年，朝廷博采遗书，以所著周礼、周易、春秋《类义折衷》、《史学提要》、《六曹政典》进。

由其叙事及文本，可推知即《（嘉庆）重刊江宁府志》所本。《人物志》外，方志一般还设有《选举志》来记录登科时间，前揭顺治与康熙朝所修《溧水县志·科贡表》均系王芝藻在顺治甲午，《（乾隆）溧水县志·选举志》亦然，显然是直接根据王芝藻本人参与编修者而来，故无错误。现存顺治、康熙《溧水县志》及相关省、府志如《（康熙）江南通志》《（乾隆）江南通志》《（康熙）江宁府志》等《人物志》均未载王芝藻，知《（乾隆）溧水县志·人物志》之误别有所本。

考《（康熙）徽州府志·秩官志·名宦传》：“王芝藻，字荇友，溧水人。举人。康熙十三年授婺源教谕。……后补泗州学正，升邵阳知县。”记载王芝藻完整的三次仕履，应为《（乾隆）溧水县志·人物志》之所承，是影响到后者错误的可能来源。略加推测，恐是因《（康熙）徽州府志》于王芝藻“举人”后有“康熙”，《（乾隆）溧水县志》编者不察，将“举人”与“康熙”连读或倒读，又因其《选举志》中有“甲午”之年，两两相因，遂造成“康熙甲午”之误。《（嘉庆）重刊江宁府志·人物志》复本之于《（乾隆）溧水县志·人物志》，因循致误。由此造成一书之中，一误一不误。此或因方志成于众手，不同人分纂“选举”“人物”，尤能考验纂修人员的工作是否认真细致。

由此问题引申，即关涉到文献考订过程中对于文献的取舍，尤其是对第一手直接文献的获取与利用。就人物事行而言，除史传、碑志之外，即主要依赖于方志。方志之纂修，又有时代之不同。以王芝藻为例，因史传、碑志等阙失，最早的记录即在其参与纂修的《（顺治）溧水县志·科贡表》，对其中举之年有明确记载，可称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至于王芝藻传记，目前所见以《（康熙）徽州府志》为较早，或因“举人”与“康熙”二字连读，导致《（乾隆）溧水县志·人物志》在因袭中疏于察考而产生错讹，《（嘉庆）重刊江宁府志》亦因袭而误。厘清各方志间的承续关系，区别《选举志》和《人物志》之正误不同，即可考知后出方志的讹误之迹，亦可径据最早最可信的文献以确定相关问题，无庸再据后出文献之误加以考索。

其二，《四库全书总目》何以误“荇友”为“淇瞻”。自前揭《（康熙）徽州府志》以降，各方志均称王芝藻“字荇友”，唯《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字淇瞻”。表面看来，《四库全书总目》所称为孤例，应以方志记载为准。但从“荇友”误为“淇瞻”的致误之由，则颇难考察。故此一问题可从另一个角度展开，即《四库全书总目》称王芝藻“字淇瞻”是否有据？通过对王芝藻现存著述的考察，可知《四库全书总目》“字淇瞻”之说，亦自有其渊源。

乾隆朝修《四库全书》，命各省进呈图书。《江苏采集遗书目录》著录王芝藻《周易疏义》《周礼订释》《春秋类义折衷》《史学提要纂言》，并附简要解题，前三种后来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中还著录有王芝藻《政典汇编》，亦题“江苏巡抚采进本”，但未见载于江苏进呈书目中。其解题称：“是书以天下之事统于六曹，自《周官》始。”知即《（乾隆）溧水县志》以降所著录的《六曹政典》一书。可知江苏前后进呈王芝藻所著书五种，其中四种被选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今皆亡佚不存；唯《史学提要纂言》虽经进呈而未能入选，却因此得以存世。

《史学提要纂言》抄本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A02670），计十二册，实际包含《史学提要纂言前编》十九卷（第一至第六册）、《史学提要纂言后编》十二卷（第七至第十册）、《金史通辑》八卷（第十一、十二册）等三部分。此书第一册首叶上方正中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另钤有“私淑紫阳之学”右朱左白长方印、“延古堂李氏珍藏”白文长方印，可知此书经江苏进呈后曾进入翰林院备选，因未能入选《四库全书》而流出，后为天津延古堂李氏所得，最终入藏国家图书馆。

此书第一册册首《史学提要纂言序》文末署“淇园氏王芝藻序”，钤“王芝藻印”朱文方印、“淇瞻”白文方印。第十一册册首《金史通辑小叙》文末署“康熙三十八年岁次己卯桂月上旬，淇园老叟王芝藻序”，亦钤“王芝藻印”“淇瞻”两印；又此册目录之末有王芝藻附记，末署“淇园藻再述”。其他十册之正文首叶，亦均钤有“王芝藻印”“淇瞻”两印。由上述署名及钤印可知，王芝藻之印鉴至少有“王芝藻印”“淇瞻”两种，“私淑紫阳之学”印无从查考，当亦为王芝藻所有。两篇序文及目录之末所署“淇园”“淇园氏”“淇园老叟”，当为王芝藻之号。“淇瞻”之印，正与“淇园”等相应，但为王芝藻之字印或号印，则已殊难断定。

由此可知，《四库全书总目》于《大易疏义》解题中称王芝藻“字淇瞻”，并非误记，亦非“荇友”之讹，而应是据江苏进呈书中王芝藻钤印推考而得。《四库全书总目》于王芝藻传记仅书“芝藻字淇瞻，溧水人，顺治甲午举人”寥寥数语，则其撰写当未曾参考方志记载，而其作“字淇瞻”者亦确然有据可循。由此，亦可证《四库全书总目》于王芝藻“字淇瞻”“顺治甲午举人”之记载，后者并无错讹；前者虽未必完全正确，但仍有文献可征。概言之，以校勘体例而言，底本不误之处可不作帮助，则对王芝藻此条的考证，可参考这一体例而略作：“《（康熙）徽州府志》等称王芝藻‘字荇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王芝藻《史学提要纂言》钤有王氏‘淇瞻’之印，知‘淇瞻’或为其字、号。”不过，能够作出这一简单帮助的背后，所需要查阅、参考的文献材料，及在考证过程中所作的源流考索、文献取舍，工程亦复不小。于此，益可见文献学“考镜源流”之不易，《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之难。

以上问题，均可概括为探讨致误之由。在校勘学中，确定致误之由是进行文字校改的前提。武秀成教授曾指出：“校勘古籍若不见其致误之由，则不可轻加删改。否则，大半要陷入不当改而妄改的误区。”“从校勘学角度看，二者之间若无讹误之迹，则其误为何者之误终难定论。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字校改，不仅难以成为定论，而且有可能造成新的错误——‘以误改误’。”有关王芝藻中举之年的记载，自顺治以降，均有方志可为佐证。《四库全书总目》不误，《（乾隆）溧水县志·人物志》始讹作“康熙甲午”，其间讹误源流，清晰可考。至于王芝藻之字，《（康熙）徽州府志》以降均作“字荇友”，虽无疑义，但《四库全书总目》之作“字淇瞻”者，亦可称持之有故，此由王芝藻仅存之《史学提要纂言》上的钤印可见一斑。即是说，“荇友”与“淇瞻”二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何者之误的问题，而是有不同的文献来源。于此，不能仅据方志即径断《四库全书总目》为误并进行校改，而应根据见存实物作更为详细的考订。

在以上两个问题之外，还可进一步讨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解题对《大易疏义》作者王芝藻的介绍，与《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对《大易疏义》之解题完全一致。张宗友教授曾考称《四库全书总目》对《易经理解》作者郜煜的简介“盖袭《皇朝文献通考》而来”，对于《周易剩义》作者童能灵的简介（第十五条）、《易读》解题（第十九条）及《三立编》作者王梓之简介（《〈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存目书提要辨正》第十三条）与《皇朝文献通考》相同处，也持同一观点。于此，张宗友教授认为：“考《皇朝文献通考》系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奉敕编撰，至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始与《五朝续文献通考》分开，‘自开国以后，别自为书’。十余年后，《四库全书》纂修工程才开始启动。馆臣径采其文入提要，而疏于察考。”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袭用《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应是基于《皇朝文献通考》开始纂修时间早于《四库全书》，后又被收入《四库全书》。若然，则《四库全书总目》对王芝藻的介绍也应是袭自《皇朝文献通考》，依张宗友教授考证《易经理解》等例，似乎也可称“馆臣径采其文入提要，而疏于察考”。不过，姚名达已称：“况同时所修《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续通志》《皇朝通志》，几于完全抄撮《提要》。”李成晴亦从经史子集四部出发，考订《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之解题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因革，均指《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源自《四库全书总目》。按《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多提及《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同为嵇璜等纂修的《皇朝通志·艺文略》明确区分“以上见文渊阁著录”与“以上见四库全书存目”，知后者必袭自《四库全书总目》无疑，《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也应类似。仅就《大易疏义》等王芝藻著作而言，其书既为江苏进呈四库馆，筛选和提要撰写的工作即应由四库馆臣完成，亦即先有《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之提要，再有《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之因袭。由此而推，张宗友教授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之误均系袭用《皇朝文献通考》，似亦可再行斟酌。

前述三个问题虽小，但多牵涉到《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中的重要问题，如不同时代方志记载之因革、考订中的文献取舍、各省进呈图书与《四库全书》之筛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作者字号的文献来源、《四库全书总目》与同时代其他书目之关联等，是其“非典型性”中仍具有典型性，故稍作考释，略为引申。

五、余论：目录学研究展望

与文献学往往被视为工具而非学科相似，古典目录学同样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就学科而言，文学下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学下的历史文献学、管理学下的图书馆学中，均设有目录学，不同学科之下，研究对象虽有所重合，但研究方法、视角各有不同。在数字人文、古典学等新兴跨学科“冲击”的学术大背景下，近年来，对于目录学发展的瓶颈和前景，学者们已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如马楠在《目录学再出发》一文中称：“目录学是文献学的主要分支，目前也面临著尴尬境遇。余嘉锡、王重民等先生开拓了目录学研究的诸多方向，研究方法亦随物应机，广有启益。而近几十年……研究视野狭窄，议题严重固化，甚至对目录的认识也较余、王有退无进。目录学号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片面强调书目编纂过程中的学术理念，不得不说是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之一。”至于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案，马楠认为：“重新回溯余嘉锡、王重民对书目的理解与认识，充分结合书籍史的前沿进展，其实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其《唐宋官私目录研究》一著，即是“回到目录产生之初，讨论书目如何产生、关于书籍的知识如何被记录”的尝试。

张宗友教授师从南京大学文学院徐有富先生，孜孜于古典文献学研究，先后以《晚清官书局出版研究》《〈经义考〉研究》获得硕、博士学位。又长期供职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学风淳厚谨严，故成就丰富。目录学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分支，张宗友教授以《经义考》研究为根基，横向扩展至朱彝尊研究，复下探而至四库学，上溯而至汉晋六朝亡佚书目，各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论集》一书，既有传统的文献考订，也有文献文化史的观照，综合考察目录学与学术史，并以目录体制研究独树一帜，均是当下目录学研究中深具价值的重要成果，更能善于进行学术总结，指引治学门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论集》同时是张宗友教授主编的“古典目录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其所撰写的《丛书缘起》即是一篇简明古典目录学发展史。“守正出新，冀发未尽之覆；荟粹群言，庶臻益进之境”，《论集》既是张宗友教授目录学研究成果的汇总，也可以视为张宗友教授对当下目录学研究现状和前景的回应，同时为将来的研究指示了可供思考的领域和方向。

首先，是对学术史的再思考。张宗友教授指出刘向、歆父子在文献文化史上的文献传承价值之一：“刘向、歆父子领校群书，对存世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校理，使先秦以来的传世文献，首次有了官方定本。这是刘向、歆父子在文献传承方面最大的学术贡献。”相较于此前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刘向、歆父子的工作更切近“定于一”。由此引申，可以称刘向、歆父子带有官方性质的典籍整理工作，才真正使此前的典籍开始“进入历史”，塑成了其后传世文献的基本面貌，影响了二千余年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虽然刘向、歆父子的整理成果大多已不存，但后世对于先秦、西汉典籍的整理、注疏和研究，基本不能超出刘向、歆父子已确立的范围，直到出土文献、域外汉籍等新文献的不断发现，出现了与传世文献不同的面貌，才能够对刘向、歆父子之前的文献形态、内容、学术意义等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对刘向、歆父子的整理工作进行再评估。由此而后推，历代与典籍整理相始终的书目编撰，也就均具有与刘向、歆父子相类似的学术价值，其学术史意义也就有可再发覆之处。以此为基础，综合书籍史、文献文化史等研究方法与视角，来重新审视历代的典籍整理与书目编纂，挖掘重要议题，构建相应的学术发展史，也就自具其价值。

其次，是对文献学学科的再认识。张宗友教授指出刘向、歆父子在文献文化史上的文献传承价值之三：“向、歆父子开创了建构与书写学术史的目录学传统，《别录》《七略》因此成为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典范之作。”事实上，刘向、歆父子所塑成的不仅仅是目录学之典范，更体现出今日文献学学科三大分支在文献学史早期的融合无间。刘向、歆父子整理群书解题为《别录》《七略》，是其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综合成果：整理群书建立在版本和校勘基础上，结集之成果为目录，其叙录即包括对版本和校勘成果的汇总，其中涉及到版本的部分可以视为版本汇总与底本、参校本选择依据，涉及到校勘的部分可以视为一篇简短的校勘记和校勘原则帮助。因此，刘向、歆父子通过整理群书、编撰《别录》《七略》，实现了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融合，故后世或借用刘向叙录中“校雠”之语，将三者概称为“校雠学”，亦即今日的文献学。有鉴于此，刘向、歆父子在目录编撰中所融合的版本、校勘内容，也在事实上塑成了文献学的典范。不过，在刘向、歆父子之后，部分情况下图书收藏、整理、校勘与编制目录相分离，即使典籍整理与书目编纂相始终，图书解题撰写的阙失与亡佚也多有发生甚至成为常态，目录与版本、校勘之间的关联不再密切。重新考察刘向、歆父子的成就，也有助于从目录学视角重新梳理文献学发展史中目录、版本、校勘的合离态势。甚而目前因学科细分所造成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之无意识分离，都可再作讨论。

最后，张宗友教授所揭示的诸多研究领域，也有待于更系统的深入研究。如对目录体制的考察，目前尚仅及《晋中经簿》《七志》《七录》等亡佚书目的分卷、解题、小序等方面，如果进一步展开，遵照其所指示的研究方法，也就可以从晋南朝扩充至历代，从解题、小序扩充至体制内、外各个层面，从佚籍扩充至全部书目，甚至于对历代书目体制变迁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和理论总结。体制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尽可能推考书目原貌，对于亡佚书目的辑佚有所助益，也由此揭示出对汉晋六朝亡佚书目进行系统辑佚和整理的重要性。更可进一步聚焦到目录与目录学本身，如对于中国目录学年表的再编、中国目录学史的重理、中国目录学理论的讨论，也应引起关注。对于由朱彝尊研究所引出的如中国历代经学著述考与朱彝尊书目汇编等整理和研究工程，体量颇大，更有待于出版界、图书馆界与学界的通力合作。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辨正，自清代以来绵延不絶，已为显学，而因清代文献繁多，取舍与利用更需注意，也需要对相关研究进行理论总结。以上诸多领域，堂庑特大，张宗友教授或发轫于硎，或推进研究的深入，也有待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张宗友教授《论集》一著，在体制、内容、理论和方法上均有其创新之处，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拓展了目录学研究的边界，扩大了目录学研究的范围，也为目录学者的相关研究指示门径，是当前学术发展进程中一部重要的目录学研究著作，具有文献文化史研究的典范意义。以上从张宗友教授《论集》出发，试就其内容、创新略作概说，并商榷可能存在的问题，对当下目录学研究进行展望。限于学力，其中不当之处，尚期学界同仁有以正之。

〔注：本文原刊《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六辑下，凤凰出版社2023年版，此处删去注释，引用请据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