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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晋斋法帖

传世的宋拓本丛帖，能较完整流传至今的，实为凤毛麟角。除《淳化阁帖》《绛帖》外，就是这部《宝晋斋法帖》了。2015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唯一宋拓全本、国家一级文物高仿精印出版。

    《宝晋斋法帖》是由“宝晋斋”命名而来。“宝晋斋”是北宋书法家、收藏鉴赏家米芾的斋名。米芾好蓄法书名画，尤喜收藏晋人书迹。崇宁四年（1105）米芾守无为，取自己所藏的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三件墨迹摹勒上石，并亲题篆书“宝晋斋”三字于帖前，这《宝晋三帖》就是米芾所刻最初的《宝晋斋法帖》。

    由于原刻石毁于兵火，拓本传世极少。直到葛祐之知无为军时，才依据米芾自刻的《宝晋三帖》“火前善本重刻”，这就是《宝晋斋法帖》第二次刻石。

    南宋宝祐三年（1255）十二月，庐山曹之格任无为通判。在任期间，他看到葛祐之重刻的《宝晋三帖》也已“蒐遗抉芳，独谢太保、王右军两帖，石角剥鳞裂，丽暗壁间漫不可摸索。及观前守葛祐之之跋，谓得火前善本重刻，则知火前亦仅三帖，旧石之不存者，惟王大令一帖耳。宝晋有斋，实不称名”。于是，曹之格把当时所能搜集到葛祐之重刻《宝晋三帖》残石及火前、火后拓本，加上曹氏家所藏的晋人法书和米芾父子手迹，或丛帖旧拓本，“远募工航石于五老山下”，再次裒勒并增补为十卷，咸淳五年（1269）完工。这就是第三次刻石的《宝晋斋法帖》。当然，此刻帖内容已由原来米芾所宝的三件晋人帖，变成米芾和曹氏两家所宝的晋人法书，及米氏父子书迹的汇刻。

    这部宋拓《宝晋斋法帖》共十卷，略有残缺，是目前所见唯一最为完整的一套。存有151帖（其中重复18帖），米芾题字、题识、题赞4条，米友仁题跋11条，杨凝式等题记4段，曹彦约、曹士冕、陈畤、薛绍彭、王明清、单炜、张杓、张棱等宋人题跋14条。元代为赵孟頫所藏，明代庋藏于收藏家顾从义、吴廷、吴士谔处，清代为涂呈书、陈君家收藏。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有明代冯梦祯、吴时宰、许志古及清代王澍、穆杨阿率等人题识。全帖十卷：第一至五卷，除了谢安《八月五日帖》，均王羲之书；第六、七卷，为王献之书；第八卷，为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涣之四人书；第九、十卷，为米氏父子书。

    曹之格所摹勒的《宝晋斋法帖》，内容丰富，价值极高。其中部分帖是翻刻宋代丛帖，这些帖在宋代虽属普通拓本，但在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古刻大都散佚，这些法帖已不常见，属孤本、善本。特别是一些传世仅存的宋人跋文，对了解宋代刻帖发展历史，解决宋代刻帖中的一些疑案，提供鉴别某帖真伪的方法，以及帮我们弄清《宝晋斋法帖》本身的内容及渊源演变，都起到积极作用，价值极高。

    第一，使米芾或葛祐之所刻的《宝晋三帖》重见于世，并了解到《宝晋三帖》与《宝晋斋法帖》的内在关系，以及《宝晋斋法帖》极为丰富的内容。更为可贵的，米芾对自己特别崇扬的三种晋帖真迹，通过亲自鉴定并董理刻石，其书作自当不失笔意，其艺术价值要比传世的有些一味妍媚的晋帖高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借此上窥二王真相。

    第二，一反宋人刻帖承袭《阁帖》习俗，刻录许多《阁帖》未收的好书作，同时，保存一些名帖的早期刻本。如第一卷中的《宝晋三帖》，第三卷中的王羲之《二孙女帖》《二月二日帖》《二月廿帖》《九月三日帖》《旧京帖》《州民帖》《倾日帖》等，第五卷的《廿七日帖》《有书帖》等。这些作品都依赖《宝晋斋法帖》而留存。第二卷的《兰亭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黄庭经》《快雪时晴帖》等，都据当时家藏旧帖及宋拓丛帖摹勒，成为传世难觅的善本。

    第三，提供一些宋代皇帝以及唐宋书家、文人的书迹。该帖除有宋太宗御书“谢安书”，宋高宗御书“定本兰亭”“米芾临王羲之王略帖”“米芾临王羲之暴疾等帖”等题签，还有唐代欧阳询、柳公权，五代杨凝式的书迹，特别是宋代文人薛绍彭、王明清、曹彦约、曹士冕、曹士兖、单炜、张杓、陈畤、张棱等人书迹。内除薛绍彭外，其余人的书迹从未见过，是传世仅存孤本。

    第四，从曹之格、曹士冕等宋人跋文、题识中所记载的内容，可了解到宋代刻帖发展的一些情况。曹之格云：“其私塾之称于时者又数十家，虽断烂中出数行字，好事者亦不惜千金争持去，足以见本朝文雅之盛。”同时，提供了许多辨别考证有关宋代帖学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从而解决宋代刻帖中一些疑案：

    比如，证实《星凤楼帖》是南宋曹士冕在嘉熙、淳祐间所刻。《星凤楼帖》为谁所刻，历来说法不一，有曹彦约家、曹彦约、曹士冕、赵彦约，或赵彦约所刻、曹士冕重摹等多种说法。由于《星凤楼帖》真本早已失传，因此刻者究竟是谁说不清楚。现宋拓《宝晋斋法帖》第二卷中，保存了曹士冕二段原刻于《星凤楼帖》中的题跋，跋文明确提到，他翻刻《定武兰亭》，把《定兰审定诀》“且镵之星凤楼下，与同志共之”。把《乐毅论》“今复见此，因并刻之，而识其后”。从而证实《星凤楼帖》是曹士冕所刻。

    又如，证实王献之《中秋帖》，实为米芾所选临王献之《十二月帖》。由乾隆皇帝所定并收藏“三希”之一的王献之《中秋帖》墨迹，是否为王献之真迹，前人曾对它产生怀疑。现在通过宋拓《宝晋斋法帖》，清楚发现米芾所临的王献之《十二月帖》，即是《中秋帖》的母本，《中秋帖》内容是《十二月帖》中一部分，仅失去“十二月割至不”“未复”“恸理”十字。所以《中秋帖》，实为米芾佔有《十二月帖》后，倾心之至随手选临其中文字而成。

    第五，为明清刻帖提供翻刻的底本。由于《宝晋斋法帖》存有许多孤本、善本的刻帖，因此明清许多书家在汇编自己的丛帖时，往往翻摹进这些名迹，以增添丛帖的名望。如：《东书堂集古法帖》有《裹鲊帖》；《宝贤堂集古法帖》有《鹘等不佳帖》《裹鲊帖》；《戏鸿堂法书》有《东方朔画像赞》《米芾临王羲之王略帖》《米芾临王羲之期小女等七帖》等。

    第六，存有大量唐宋鉴赏印鉴。这是此丛帖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存世宋代丛帖未曾有的。有唐朝“开元”“弘文之印”，唐相王涯“永存珍秘”，褚遂良“褚氏”，南唐李煜“建业文房之印”“集贤院御书印”，宋代苏易简“四代相印”“许国后裔”“武功苏寿”“武功彦居”“墨妙笔精”，建中御府“翰林之印”，高宗内府“内府书印”“内秘书印”“机暇清玩之印”“绍兴”等等。而其中有些印鉴在书画原迹上已见不到，仅见于此帖，如：褚遂良的“褚氏”印，建中御府的“翰林之印”，唐玄宗的“开元”小玺。

    《宝晋斋法帖》在明清时都被翻刻，是以宋拓本的残帖，增补入其他杂帖；或以群帖杂凑而成的伪十卷本。宋拓本与伪刻本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宋拓本前三卷的卷首篆书标题写卷第“弌”“弍”“弎”，而伪刻本则写作“一”“二”“三”；二是各卷内容不同，宋拓本首帖是《王略帖》，伪刻本首帖是《乐毅论》《黄庭经》；三是《兰亭序》界行不明显者是宋拓，乌丝栏明显者是伪刻本。

    虽然这部宋拓《宝晋斋法帖》，也存有错乱、舛讹、残缺、伪迹等瑕疵，但它为我们保存了许多研究帖学的史料，是一部极有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值得重视的宋代丛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