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的自我批判

潘光哲

一

拙著《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最初问世于2014年9月；翌年7月，再刷面世；2016年春，再刷本又告售罄；惟自知谬误甚众，惭愧至极，遂乃不再印制，庶免始终贻笑大方。然而，至今为止，分别得到美国王晴佳教授、韩国仁荷大学车泰根教授与日本学习院大学小野泰教教授发表英、韩、日文书评；宋雪、徐佳贵、韦巍、范广欣和区志坚诸位青年才俊，亦陆续发表汉语书评；纠谬正误，惠我良多。复蒙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中山学术著作奖”（2015年度）鼓励，凡此诸端，在在显示史林同道之厚爱，笔者深切感谢。以南京大学孙江教授青睐有加，力促简体字版面世，乃勉力而为，于2019年推出；修正误失，内容亦与初版稍异，期可逼近笔者原先撰拟完稿的样态。现在简体字版又已售罄，拟再版问世；笔者乃再略予增易，期以较臻理想的面貌奉献于史林。现拟于简体字再版本面世之先，刊布一己之自我批判；倘得史界博雅惠赐卓识，凿我鸿蒙，期可以更形精致的面貌奉献史林，庶几略补前愆。学林先进同人之诸番恩谊，自是点滴在心。

02

一代史学巨匠陈垣治史，向来以“竭泽而渔”的态度搜索史料；于近现代史领域里想要“东施效颦”，恐怕却是不可能的任务。值此史料丛出兼及电子资源蓬勃建设，率皆似无终点的时刻，实令史学工作者眼花缭乱，深有接应不暇之苦。自从本书初版面世以降，足可补正深化前此论述的新见史料，不知凡几；面对旧稿，惭愆无语。

举例而言，本书第五章以湖南学政江标编校的《沅湘通艺录》为基本史料，就江标课士之所为与应试者之回应，述论“西学”的体制空间，指陈转变士人阅读方向之动力所在。笔者强调，江标斯举，应该从他自身的思想脉络进行理解，较为恰当；并引据日本东京大学陈捷教授的大作，指陈江标曾经往日本一游，论断他绝非足迹见闻局于禹域一隅，故步自封之士，只是“细节尚不可得知”（简体字本，第259页）。现今江标的日记已然出版：

江标，《笘誃日记》，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册41—45（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江标（著），黄政（整理），《江标日记》，《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

前者以台湾所有公立图书馆未尝庋藏，无从过目；后者蒙小友张永堃先生代觅，竟得一饱眼福，谊厚情深。稍览一过，便知是著可以补充细化本书述说者实众。

即若关于江标之日本行，甫钦点为帝国翰林的他，此行始自1890年9月21日，于11月4日返抵上海；陈捷教授大作指出，江标此行与日人宫岛诚一郎有笔谈记录；据《江标日记》，双方在大清帝国驻日公使黎庶昌于10月10日招宴的场合上首度晤面。因是自可汰删引据陈捷教授的大作，改写引据出处。

又如江标如何指挥士人阅读致知的方向，笔者举引若干实例，以为论证之资。像是江标以《欧洲诸国不许俄船出黑海论》为题课士，笔者以为，应试者可以从薛福成的《出使日记》或是黄楙材的《游历刍言》找到答卷的知识依据（简体字本，第271页以下）；实际上，江标早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就已经阅览黄楙材是著，他还注明，黄楙材自印度等地“归后以所著书呈天府，人间皆传抄本”，他读到的是“静涵表兄刊行”的版本。

江标对自己“青眼有加”的考生，也记录了观察其人其行的心得。作为“提拔”唐才常的“伯乐”，江标对唐的考察是“掌故专门，人亦有血性”；回答《英人有公、保二党，中国将来是否有此气象说》一题而为江标赞赏，因之《沅湘通艺录》收录其答卷的何盛林，江标留下的记录是“年二十六岁，郴州直隶州优廪生”，“史、舆地之学皆通”；江标对《说党》一题的答卷者李固松其人的记录是“年三十七岁，新化县学附生”，“精算学”。李固松尔后充任《湘学新报》（《湘学报》）“算学”编撰者之一（简体字本，第291页），自是适才之举。

这群应试者，或有如杨毓麟、毕永年、苏舆、樊锥等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一定角色的人物；绝大多数名不见经传，生命轨迹难能描摹；借由江标的记录，或可揣想一二。如应试者固有舒和钧这等年方十五的小青年，江标评誉他“年少而通经，读书不陋”；既能以妙笔回答《读魏默深先生〈海国图志〉》一题，对《五月渡泸今地证》一题也自有心得因而受江标赏识，刊录其作于《沅湘通艺录》的舒润，不过是年仅十九岁的少年郎，并获“少年有志之士，能语言”这等好评。和他们在考场里竞争较量的对手，竟有年逾不惑者。如江标命以《魏氏〈海国图志〉近日应改增条例》此题，固然是当时士人对于魏源《海国图志》这部名著深致不满的又一具体例证（简体字本，第79页以下），得到江标赏识的，是年已44岁的姚炳奎的答卷，盖他以“史、舆地之学”为拿手强项，无怪乎《沅湘通艺录》收录姚回应这道命题和《拟教初学者通舆地之学条例》此题答卷的心血；已经42岁的“澧州安乡学优廪生”张葆贤，江标记录他乃是“老宿，专知科举之学者”，评价不高（其他人的记录，这里就不一一详举了）。“成功的阶梯”上的领先者，与齿序无关，仰仗的是读书世界之广狭，作文能力之良窳。

江标的日记可以让我们对那些名非显赫的考生，稍知一二；其他新近问世的史料，亦不乏本书涉及人物之生命史资讯。试举一例。本书第六章言及编出《中西普通书目表》的黄庆澄，在1893年游历日本（简体字本，第360页）；现在又从孙诒让写给好友黄绍箕的信里，得以知晓，黄庆澄尝“至申江，从张经甫谭经世之学，深相投契，经甫延充梅溪书院教习。近治西学，亦（有）心得。自维乡居岑寂，慨然有远游之志”，因知悉许景澄将出使欧洲，故拟“附骥”，请黄绍箕代为介绍；孙于1894年又再致函给黄绍箕，说黄庆澄“客秋从倭旋，兹复驳游台海，秋间将便道入都应试”，因他仍“欲为海外之游”，故拟请黄绍箕代向“译署领袖”徐用仪进言，期可“陶铸一差，俾得光附使槎，一扩闻见”。孙诒让所谓黄庆澄“客秋从倭旋”一事得以“梦想成真”，其实也得仰赖有力之士说项。年仅二十岁出头即与黄结下交情，彼此密契的刘绍宽，在1893年5月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黄庆澄因得安徽巡抚沈秉成修书荐予出使日本钦差大臣汪凤藻，始可成行；他于是年9月7日闻悉黄已返国，“著有《东游日记》一册”。刘绍宽日后与黄庆澄相见，特别向他请教基督教来华宣教的用心究竟何在：“西国行教，其意何居？岂收拾人心，为通商计，且刺探中国事情乎？”这等孜孜求教的行止，反映的心态或许多少就是刘绍宽以为自己足迹犹未可至国门之外，见识有限罢？

较诸江标以翰林身份而始远行日本，像黄庆澄这样一介平凡士人，竟得享有亲睹东瀛风光如此独特的生命经历，惟可仰仗的资本乃是一己的人脉关系。正如本书描摹，张焕纶（经甫）的人际网络，除了胡传、葛士濬、王韬、宋恕等一时英彦之外（简体字本，第86页以下），黄庆澄显然亦居其列；他自己家乡温州府的既有人际关系，应该也是丰厚之至。有志者循此等线索，当可“顺藤摸瓜”，再有发明，自不待笔者费辞。

   因是，细心批阅这些新出的日记、书信等“私密性文件”，自然有助于细笔浓描本书的若干立论；不辞繁冗，试再申述。

例如，本书第四章指陈，《申报》渗透于大清帝国的各个角落；对不分老少的士人群体来说，抽出时间阅读《申报》，是他们日常读书生活里共通的实践活动之一。笔者举引的例证之一是身处温州的孙诒让，从1887年即开始订阅《申报》（简体字本，第178页）；出自孙诒让之父孙衣言门下的杨镜澄，是日后在温州地方社会占有一席之地的刘绍宽的舅舅，也是他的启蒙师之一，因此让他有机会拜见太老师并宿其家；身居浙江平阳的刘绍宽，与孙家既渊源如此，他在1893年9月27日也就开始成为《申报》的订阅者，还注记“报资每月三角九分”。阅读《申报》，让远在东南一隅的刘绍宽，竟得以知悉“甲午战争”的具体历程。1893年身处浙江海门的幕僚之士符璋，同样是《申报》的订阅者，每个月薪水收入大概是53元；至少在那年正月、八月与翌年正月，前后付了三次订阅《申报》的费用，每回都是一元；当他在翌年1月15日阅读当月9日的《申报》，即可迅速知悉自己所在地浙江的官场人事变更：浙江巡抚由廖寿丰担任，原浙江布政使刘树堂调河南布政使，其缺由赵舒翘补授；让他深感，刘之转职，“以浙藩调豫藩，亦奇矣哉”。同样身在温州的生员林骏，则假阅读《申报》而知晓“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居然下旨，废除“戊戌变法”时期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更张科举的政策，让他大发感慨：

噫！今夏之间，曾奉圣谕，以策论取士，未阅数月，而令其复旧。朝夕令改，反覆无常，凡属官僚行政且犹不可，况为一国之君主乎？古人有言曰：“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吾不知后来之患，其将作何底止耶？深为扼腕，欲诉无从。

林骏甘冒“悖逆”之险，批评慈禧太后“牝鸡司晨”，应该不是没有理由的。毕竟，还在科举之路上奋勇争先的他，得悉将科举改试策论“不胜奋然而起”，意兴高昂，开始积极准备。如林骏在1898年7月24日溽夏之际花了整天功夫，阅读梁启超当初刊于《时务报》的“《变法通议》诸论”，想来可能因为他将梁启超这篇刊出已近两年之前的名篇，视为因应策论，锻炼自己笔下功夫的助力。

售价不高的《申报》，触角既然能够伸往浙江，大清帝国全境都可以是它的市场，潜在读者自是遍布天下。1890年代中期身处江苏东台的吉城，复为一例，他同样就是阅读《申报》《沪报》得知“台湾现在为民主国……公举唐景嵩为总统”等讯息。曾经写信给《时务报》主事者汪康年，抱怨重庆方面的读者于出刊后逾三个月犹未得见新报的江瀚，固然远居重庆，同样借由《申报》知晓“中倭和议尚无确闻也”的消息。

可以想象，《申报》始终在中国报界里得居一席之地，自有历史渊源。士人在日常生活里觅空阅读《申报》，汲取讯息，固然是他们读书实践的共通活动里之一；像林骏那样在私密纪录里胆敢集矢于慈禧太后，“大逆不道”的回应，却是和个体生命的积极追求，不可或离。

报刊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讯息，也是开创“世界知识”的重要凭借。本书第四章描述读书界对《时务报》的回响，多元繁复，千样万态；笔者论断，《时务报》承载／提供的“新闻”，也可以变成了“知识”。《时务报》创刊（1896年8月9日）未几，身处温州的刘绍宽于10月16日即得“先睹为快”，甚有好评，谓其内容在当时中国各报之上。从他的日记来看，《时务报》的诸多论说，却只有赵而霦《开议院论》一文得其青睐，还统合注记《时务报》提供的诸多讯息；从刘绍宽的回应纪录观之，可以想见，他在1898年9月26日当天，至少连续阅读了两期《时务报》（册53与54），深得启发。如他纪录赵而霦《开议院论》之要旨与是文引征汪应辰的话，评说这些都是“切中之言”，正是1890年代甚嚣尘上的“议院”论确实吸引一般士人瞩目的又一例证（至于他后来披阅自己的日记，以按语否定议院的作用，那是另一回事）；他统合《时务报》的不同讯息，汇为笔记，显然皆视之为有用的“知识”。只是，当刘绍宽阅览《时务报》，引发他的兴味，从而信笔记录的时分，《时务报》已然停刊（1898年8月8日），步入历史了。可以推想，报刊确实是“知识仓库”里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读者自由翻阅，览胜观奇，即便时过境迁，还是可以“开卷有益”。

凡此诸端，应可具体显示，晚清士人的读书世界一旦扩充到报刊媒体，用以汲引“西学”，悉晓“时务”，探索“世界知识”，必然受益无穷；具体个人阅读致知，回应心得（乃至发为行动），缤纷多彩，则非一言可蔽。正如研究英国报业史知名的Hannah Barker指陈，研究报刊读者构成之不易，后世研究对于报刊读者群体的叙述，不见得可靠，总会是印象主义与政治动机（impressionistic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夹杂并现；即便分析报刊之文本（包括广告）以重构读者群体，亦未必可以解决其间难题。端赖吾辈如何密切掌握读报者究竟从一己置身的环境里，借由阅读报刊而阐释它们的文化／政治意义。只有将报刊内容的意义和读者的认同“复杂化”，始可善尽史家本分。旨哉斯论。只是，这等宣示的操作，不容理论先行的存在空间。这等史料，为描摹报刊在士人阅读世界里纵横自如的场景，正是无穷渊薮；为详缜描摹历史的图像，确实增益所在，方方面面，难可遍举，有赖细心采择如何活用。

03

在美国“建国诸父”圣殿里必居一席的第三任总统Thomas Jefferson的世界观，可视为美国启蒙运动（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的缩影；因此，当他的笔记本在1928年首度出版时，编者Gilbert Chinard兴奋地说，这部书会是为Jefferson难以捉摸的人格与世界观解锁的钥匙。只是，后继研究者利用这份新史料重建／诠释Jefferson的思想世界，却如各说各话，莫衷一是。

可以说，假借新近面世的史料，对于具体书籍的流布阅读史，固然能够得到愈形细腻的描述；但如何比较确切诠解它们对读者的意义，乃至展现思想潮流的可能方向，吾辈自当谨慎以对。

即如本书第三章勾勒朱一新的读书世界与“地理想象”的知识基础，笔者指陈，在后来的知识／思想界里对于朱一新的认知，多样而复杂，他的著述，可以被不同层次的人赋予不同的意义／用途。好比说，与康有为于1890年代初期往来争议“伪经改制”的书函，可以是用来对抗康有为（与其弟子）之“邪说”的“理论依据”之一（简体字本，第130页），吉城寓目及之，同样认为朱的诘难，“纠正”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极得其是”；显见当时思想界要想回应康有为，朱一新的（批判）述说，恰似源源不绝的思想弹药。

有趣的是，在1897年这个时间定点上，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的读者回应，各有千秋。早已纵横书海多年的谭献，读到斯著时已逾耳顺之年（谭献生于1832年），称誉《无邪堂答问》“多深纯语”，几度翻阅，既赞赏不已，还想要“一一标识之”（简体字本，第131页），却未必说到做到；生于1867年的刘绍宽，才在1886年获取拔贡，准备1898年入京应乡试，走在力争功名之路上的他，乘暇于1897年10月21日在家读阅《无邪堂问答》，深感有用，“粗录数语备忘”，记录者皆为“文中子《中说》非伪书”“乾嘉诸儒，东原、竹汀为巨擘”等学术课题。比刘绍宽年轻8岁的杨度（1875年生），顶戴举人功名，同样费心于《无邪堂答问》，却以“新疆形势论”等述及大清帝国边事或是西方形势的主题为钞录对象（简体字本，第129—130页）。显然，朱一新的著作，对年岁相差逾一个世代的士人，固然都有吸引力；建构书写朱一新著作的阅读史，却不能不注意读者身份与个人才情、兴趣及关怀的差别。

或如笔者指陈，《时务报》刊出徐勤的《中国除害议》，惹恼了它在南京的代售者缪荃孙（简体字本，第222页以下）；身为《时务报》重要支持者的张之洞，同样认为斯文“痛诋中国，心滋不阅，传嘱……此期报不必分致书院……”正为《时务报》承受政治现实权力的压逼，又添一例。至于如林骏借着阅读《时务报》而知晓“胶州湾事件”等相关讯息，“德人占据胶州，俄人占据旅顺，英人占据舟山”，国势陵夷至此，让他既痛加批判“躬秉麾旄者，虚糜禄奉，不顾国是，只饱私囊，为肥家之计”，又担心“瓯滨海”的家乡温州既是“西人当冲”之地，万一“明春突来骚扰，期将作何防御耶？”报刊当然是打造“想象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要素；林骏抒发的国族忧患意识，自然为报刊讯息乃是抟成近代中国国族主义的动力，又添一例；却也展现地方士人心系乡梓安危与关注整体国族处境的心怀，往往交错并织；地域／国族认知／情怀，绝对不会是二元对立的。显然，后来者要讲述《时务报》相关的故事，仰仗这些新出的史料，犹入宝山。

又若笔者描述，1890年代末期从“东学”转手汲引“西学”，实成时代风潮，“劝工场”一词的流行正为征象之一，即举引张之洞《劝学篇》（1898年4至5月间完稿出版）为例证（简体字本，第344页）；其实《劝学篇》（与因之而生的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阅读流传史，也是有待细腻考索的课题，更可单独成篇。

试以地位不可相提并论的四位人物——户部左侍郎兼值总署的张荫桓、被革职的知府周星诒，与尚无举人身份的许宝蘅和林骏四位的回应为例，他们在《劝学篇》问世未久的1898年夏天即可获读，阅读回应，基本上都怀持正面立场。

周星诒的评价是“论正学博，佳制也”；张荫桓在1898年8月5日的记录是：“香帅《劝学篇》精美无伦，救时良药也。只述西俗婚配数语为误，当请伯棠转告黄仲弢，函令删削”；当时人在湖北汉川的许宝蘅，首先留下的记录是：“读南皮尚书《劝学篇》数章，议论亦纯驳不一，固亦警世开智之助也。”（1898年6月25日）其后似乎搁置未阅，自7月26日至28日连续三天分章阅读是著，方始读毕，即称誉其书“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四章，立论尚不偏僻，亦救世之苦心也”；他还特别记录《劝学篇》得以“上达天听”及其后果：“《劝学篇》经黄仲韬侍讲进呈，蒙上谕嘉奖令颁行各省督抚学政”（7月31日）。身处温州的生员林骏，1898年8月14日首读之际，就评誉曰“其中陈说利弊最为平允”，此后至少两度“校阅”是著，想来深为吸引。凡此例证，可以推想，《劝学篇》的意旨所在，既不会违逆最高统治者，也得到一般士人认同。只是，如何缜密勾勒《劝学篇》的阅读流传史，绝对不是本书可以完成的任务了。

往代史界盟首傅斯年有言：“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举此数例，即可揣想，新近面世之史料，大大丰富了探究晚清中国历史场景的素材；可供采择雕琢者，所在多有，遍举无力；有心之士费心淘金，以立卓论，以正拙见，笔者自当甘拜下风。

04

笔者讲述过一代名家孟森撰作《书清世祖赐建言词臣牛黄丸令引疾事》一文的故事，认为史家从档案里发现的历史，有时候其实是自己心路历程上的历史，是为了解答自己的生命史上的困惑。笔者业绩，不能与史林耆宿比肩；述及掌故，确是自我解嘲。盖个人往昔发动本书撰述事业时分怀持的既定关怀（如谓“成见”，亦无不可），当然制约了可以观照探测的范围。尤其笔者自我画区设域，对于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西学东渐”，基本绝不置一词。幸而，江山代有才人出。个人的研究所得，既有探照弗及的盲区；后起之秀的心血，则可光照其隅，笔者只有自叹弗如。

即如本书第四章论证，各类《经世文编》等广为史界同人征引的史料，其实不少篇章乃本源于《时务报》（参考：简体字本，附录二十一《时务报》译稿收入各类《经世文编》略表；附录二十二《外洋国势卮言》，出自《时务报》译稿表）。笔者据以为论的各类《经世文编》，范围有限；若孙宏云教授的调查，是类著作，洋洋大观，汇列为“清末出版的经世文编和时务类编资料”一表，如其所示，笔者举引求是斋校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五编》，编者即另曾编辑《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1903年版）。是以，倘可据其调查所示，再行深掘，当可愈趋细密。

再如本书第四章述说，《时务报》无形中在地方上可以构成了借由阅读报刊并交换知识情报的读书社群，其间言及温州，仅止举引了张蒚的例证（简体字本，第198页以下）。徐佳贵博士精心研治温州府士人社群的行止作为，更形细密勾勒了《时务报》在温州的整体流通、分派销售与订阅情况，进而论断温州瑞安的订报数居举国县级地区之首，功力之缜密，远迈本书的泛泛之论，确称卓异。

而若本书第五、六章分别述说科举体制改革空间里的“西学”，论说广阅报刊的士人，绝对不会是考试竞争的“输家”等，仅止深描浓写江标、徐仁铸与湖南一隅的场景；其实忽视了帝国中央的举措，特别是在1890年代中期的历史场景里，士人关注更多的乃是1897年乡试是否改制，将以“时务西学”试士的问题。盖翰林院侍讲秦绶章于1896年9月上奏，主张科举乡、会试策问应该“得以掌故、舆地为问，可著为定式，并略弛时务之禁”，礼部覆议：“嗣后乡、会试策问，应准考官兼问时务……学政经古场内，已有考试算学之例，并令兼试时务策论，录取者以廪补、入泮。”这等关乎千万士子前途的大事，重要无比，故如《时务报》《湘学新报》等报刊纷纷冠以不同的篇名转载礼部覆议的奏折。笔者屡屡征引这两份报刊以为述说依据，识见未得专注于斯，完全未尝有所申论。幸赖曹南屏博士慧眼及之，有如醍醐灌顶；且本书难能一一精确描述的科举考试用书与出版市场之关系，读其大著者，实可别得新知，深化认识。

阅读史／出版史／书籍史的天地，广袤至极；笔者关怀不及者，所在多有。诸若书本的生产、流通与阅读等实践，往往和来自官方的查禁黑手，难可须臾或离。复且，本书以“西学”阅读史为标举，述说的故事主轴，环绕中西关系的相关课题，对于西方名人巨子之形象塑造或是思想转译的场景，着墨者寡。对比于张仲民教授的业绩，或是述说晚清禁书的社会向度（尤其注重沾染严重商业运作色彩却以国族情怀为诉求的书册），或是讨论德国大哲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接受史等，别开生面。凡此诸端的细腻描摹，提供的历史认知，自是更为精致。

较诸后来俊彦的探究阐发，笔者只能惊艳赞叹；钦羡之余，个人只好如此自我安慰：我的杯子不大，但是我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笔者既已声言，不以书写晚清阅读史通史为目标，本书之撰作，“顾此失彼”，理有必然；青年才俊施作有方，后来居上，积蓄所至，自可为撰拟理想的晚清阅读史，奠定可大可久的基础。

05

一代史学巨子陈寅恪有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善哉斯论。只是，阅读史作为新兴领域，未必需要“新材料”；端赖研究者如何调整视野，别开新域。“老潘卖瓜，自卖自夸”，本书自我标榜为汉语世界的第一部阅读史专著，形如史学“趋新”之作；惟笔者本已声言，较诸西方学林之阅读史研究，本书无意“邯郸学步”，仅视之为刺激研究者个人的思路导向。就具体的书写实践而言，个人力求自显心得。

如笔者所论，晚清士人读书世界的转变，有赖于现实的物质经济条件，与书报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息息相关的“书本地理学”（geography of the book），绝对是士人阅读世界的构成要素。笔者思路的凭借，首先当然必须指陈“书本地理学”一语的前驱者：法国学者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与HenriJean Martin之贡献，复据日本学者永岭重敏之考察，显示作为现代（摩登）都市的东京，展现的独特“读书地理”风貌（简体字本，第38页）。吾辈固然当取“拿来主义”，广开知识视野，不以西方学人之业绩为限；然而，具体展现，万万不可奉理论为宗，依样画葫芦，自当将外来理论／例证与本土材料“融会贯通”。本书取过往学界从不措意之湖南热心之士熊希龄等辈的“捐书书目”为例，具体论证，即便身处边邑的士人，遭遇“书本地理学”的难题，仍复出现有心之士愿为打开知识窗口，各皆献力而行的历史场景（本书第二章）。当然，笔者即便不愿“食洋不化”，未必就可挣脱一己成见，多方观照。正若笔者举引若干例证，显示“知识仓库”里广受欢迎、众所皆需的“共同知识文本”，往往出现各式各样的盗版版本，还与原版形成竞争关系，论说“西学”的知识空间与“文化市场”的“生意经”，同步扩张。目光所及，基本是经济因素。惟若阅读史名家Robert Darnton的警示，吾人不宜以今日版权观念看待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盗印从业员及其行动的意义。他们不见得一定是为了“生意经”才加入这个行当，盖在旧体制（Ancien Régime）之下，出版业是项特权（privilèges）；不少盗印业者的作为，蕴含着打破基于特权的法律箝制的意向，犹如启蒙哲士（the philosophes）之所为。可以说，盗印其实也是这等打倒特权的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在晚清中国的出版世界里，“禁书复出”，普遍之至，意义深远；盗印那些构成“知识仓库”的西学著作，是否可能为鼓吹变法维新的思想方向，鸣锣开道？笔者腹笥实窘，既无可应，亦惭智虑之隘。

无论如何，笔者假阅读史之取向而愿展示的图像，对于西学究竟如何东渐，期可力求善尽史家技艺之能事，细腻描摹其间样态，尽可能多元观照这段具体历史过程。毕竟，晚清士人求索西学，阅读致知的个体经验和思想回应，多象并呈，不该被后世的史学工作者一刀切平。就认识理解晚清中国的历史世界而论，倘若本书稍可扭转既存的历史成见，提供了稍异于前行者的思考／认识的方向，笔者自感荣宠。有意涉足斯域的史界同好，以本书为踏脚登高之阶，瞻望环顾，继续开辟广阔无边的知识新疆，也必是笔者无限的荣幸。

注：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4期。转引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出版史研究”，引用请以原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