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贩之学”中的新天地——评《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

李娅杰

何予明的《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是一部以非经典文本为主要材料，试图重构晚明阅读世界的作品。此书关注的是被四库馆臣称为“稗贩之学”的书籍，作者认为这些不入流的平庸之作，在明代拥有远非边缘性的社会作用和地位；并将此类书籍纳入版本研究与书籍史研究的框架内，目的在于从被忽视、被贬低的明代非经典文本中体察明代真正流行的阅读文化。该书是近年来书籍史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围绕稗贩书籍所激发的多样化阅读、书籍消费在家园与天下两种层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稗贩之学；寻常阅读；书籍史；晚明社会

明清时期是中国书籍史研究领域中最为热门的时段之一，已经拥有十分深厚的学术积淀。随着新史学、微观史学的发展，从小人物、日常生活等角度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明清书籍史亦受此影响。近年来，许多学者纷纷关注之前鲜受重视的明清通俗出版物，对普通民众日常阅读、使用的非经典文本进行研究。《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以下简称《家园与天下》）就是这样一部以非经典文本为主要材料，试图重构晚明书籍史的作品。本书在书籍史的脉络下讨论明代的书籍与出版文化，关注的是晚明通俗书籍的一般知识世界。在书名处旋即揭示了作者主要的问题意识，即对于明代“寻常阅读”的讨论，主要对稗贩之学所激发的多样化阅读、书籍消费在家园与天下两种空间展开研究。

《家园与天下》的作者何予明，现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明清书籍史、文学文化史及人文地理等。此书英文版Home and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于2013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首次出版。2015年荣获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Joseph Levenson Pre-1900 Book Prize），2019年由何予明亲自翻译的中文版在中华书局付梓。一如何予明的研究旨趣，本书所关注的正是被四库馆臣称为“稗贩之学”的书籍。作者注意到这些不入流的平庸之作（坊本、俗本）在明代拥有远非边缘性的社会作用和地位，并将其纳入版本研究与书籍史研究的框架内，目的在于从被忽视、被贬低的明代非经典文本中体察明代真正流行的阅读文化。

壹

为何清人眼中如此低劣的书籍，却在明代书籍市场如此备受青睐？作者抓住了这样一对矛盾，从清人对明书的“不屑之词”中寻找理解明代书文化的线索，展现了完全与清人评价不同的明代阅读世界。何著认为“辗转稗贩”一词虽然是清人的轻蔑之语，但也道出了明代文本制造、流通的重要机巧。这些稗贩之书是最能体现晚明文化活力的书籍类型之一，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明代真实的书籍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本书所讨论的书籍集中于晚明，从稗贩包含的两条线索出发，“一条线索是‘稗’：给人随意撮辑、自我夸饰衍生杂糅的印象的明代书文化；另一条线索是‘贩’：市场推进下各类版刻图籍的生产、宣传和消费策略”，来检视明代另类书籍脉络中的寻常阅读。

除绪言与结语以外，本书共有四个主体章节，两篇附录。各章分别关注一部或一类型的书籍，努力围绕书籍自身能提供的线索，逆向重构书籍的制作、流通、阅读的网络，各章节之间相对独立。

第一章考察了嘉靖年间出版的一部游戏集成《博笑珠玑》。此书将时兴的酒令、谜语、笑话等文本材料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了意想不到的解读空间。书中笑话酒令的趣味性大部分来自“语码转化”，即对于权威文本、知识，通过曲解、断章取义、情景重构等，带来突兀感或反讽效果。这些笑点便构成了当时社会流行知识的重要部分，读者需要一定的经典文本知识积累才能参与游戏，或领会笑点。例如《博笑珠玑》对于《四书》《大明律》的挪用，揭示出了当时社会中有共享文本的空间。在此空间中，这些文本都已经脱离了原本的语境，被随意拆解、组合，在曲解与挪移中被戏谑化，从而创造出了新的乐趣。但《博笑珠玑》等书对于经典文本的拆卸，非但没有消解经典的意义，反而巩固了这些读物作为明代社会的基石文本的地位，推动了经典文本的传播，因为熟悉这些经典是利用《博笑珠玑》的前提。第二节作者讨论了《博笑珠玑》中的两种语类，即“古文”与“俗语”。作者观察到《博笑珠玑》的游戏中常会出现“古文”的概念，其实都是在特指《古文真宝》一书。该书虽成书于宋元，却在推广流行、易懂的“寻常”古文世界里，成为明代社会共享的基础性文本。与古文相对的俗语指的是非文言雅言的流行语、白话等，通过双关、同音混淆、过度解读等手法来戏用经典文本，从而达到戏谑的目的。《博笑珠玑》的读者不仅要通晓古文，也必须掌握俗语，在雅俗的冲突与融合中创造出一种极具张力的诠释空间。最后，作者以《博笑珠玑》中的集中集选本《皇明诗选》为例，来探讨文集是如何在拣选、编排中创造意义空间的，家园之思与疆域意识是如何借由书籍进行塑造的。《博笑珠玑》之所以能够成为明代书籍市场中的畅销书，主要是因其投射了新兴、时尚的都市文化，展现了一个跨越不同文体、文类的书本世界。正如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中所描绘的明人对于日常享乐、时尚新奇文化的追求，成为这些书籍的市场优势。

第二章将视野从一部书（《博笑珠玑》）扩展到同类书籍的讨论。本章从戏曲类杂书着眼，从市场机制与读者期待两方面去考察当时的图书市场，以及读者阅读的体验。正如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所说，在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形式起着关键作用。何著认为戏曲杂书独特的一页多栏的（三节版或两节版）版刻形式，构造出了独特的“文本地理”，散漫的、板块式（segmental）阅读取代了线性阅读。读者可以自主选择阅读的顺序，使读者产生物主的身份感，获得个人化的阅读体验。此外，书名的选定、内容的选编等都对书籍的生产与销售产生影响，作者特别提到从业者（选编者、梓行者、绘刻者）之间有一个活跃的书业网络，彼此之间可以自由流动，随机结合。戏曲杂书与日用类书共享相同的版刻形式、原始材料，甚至编者、刊行者，戏曲杂书的诸多文类都可以在日用类书中见到。二者有重叠的文本资源，同时也与其他类型的书籍有所交叉，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文本网络。关于日用类书，已经有诸多学者展开研究，除了日本学者的基础性研究之外，包筠雅、商伟、吴蕙芳、王正华、尤陈俊等人的研究都是近年的力作。接着，作者以“全明地名”等地理知识在不同类型书籍的流传为个案，探析地理书文本的刊播环流轨迹，及在此过程中文本社会意义的变动。地理知识是王朝意识建设的一部分，这些地理知识并非最新、最实用的，却构成了普通民众对于天下的想象，渗透着谀颂朝廷的意识。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读者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同时也成为有眼界人士的身份认同象征。开放式吸纳多元知识的戏曲杂书如何建立起自身的秩序性呢？作者以四幅扉页版画为例，细致地分析它们共享的视觉修辞，认为封面对文本的社会利用价值进行了编码，图画比单纯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四幅图画展现的都是较为私人的空间，它们都在邀请读者进入文本世界，版画插图成为反映社会百态的一个窗口。

第三章是第二章的延续，也是本书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内容。对扉页图、卷首插图等进行了极其精湛的描摹，引人入胜。本章将文字与插图视为两个独立又有交叉的表现体系，讨论晚明雕印过程中的复制现象和由此产生的阅读文化。许多明书在单纯的复制中又呈现出异变现象（variation），即文本不是单纯地被复制，而是一种“进场活动”，又反过来成为了一种创新动力。换言之，这种复制变异不仅是单纯的重复，更是蕴含着创造的活性成分。文本、插图等通过互借、互异、挪用等方式，形成了一个个纵横交错、互相指涉的书籍网络。因此，特定的母题与场景会在一系列的文本中反复出现，如屏风、太湖石等，成为了晚明阅读世界中的象征符号，这就是作者所谓的“歧异的诗学”。在以往的插图研究中，多数是集中于图像与文本如何互相阐释，而何著则是转向文本与图像如何相配合创造出新的东西。木刻插图会在实际的流通过程中出现印版的回用，或仅仅改动几处来制作新书的现象。恰恰是这几处修改，我们便可以知道造书者对于当时书籍市场脉搏的把握。除此之外，更新、植入版画也是进行创新异变的一个主要手段。何著以《妙锦万宝全书》的杂览门、侑觞门、笑谈门的卷首插图为例，展现版画家如何利用象征符号、视觉实践等来捕捉流俗传统，引导读者进入文化想象。明代版刻书籍的视觉变异还表现在页面设计上，作者以同一插图的不同版本呈现，以及时曲《罗江怨》在三本书籍中的不同“物象化”，如行文格式、句读、分段、白字等形式来进行讨论。接着，何著从阅读史的角度出发，以《西厢记》“张生跳墙”一节为核心，对故事情节或相似的插图在不同书籍、媒介中的流动性。跳墙一幕经过多次跨界改写，在不同形式、体裁、媒介中发生变异，增加了许多新的解释内涵，从中可以看出跨体裁、跨媒介的异变现象所塑造出的万花筒般的阅读世界与文化场域再生产的力量。最后，作者为第四章讨论明人的异域知识做铺垫，从官颁书、日用类书等不同类型书籍对于“蕃王来朝”仪式的不同描述，来反向推测作者心中预期的读者群体类型。

该书第四章从同为明代“稗贩之学”的书籍——《臝虫录》入手，也就是序言开篇所引用的《异域图志》，讨论明人对于异域世界的阅读与想象。图文并茂的《臝虫录》记述了覆盖东亚、中东、非洲等海外121个国家（地区）的地理风貌与风土人情，讨论了《臝虫录》在明代的生命史，从生产、流播、阅读等角度来检视明人华夷知识、域外观念的挪用、表述和传播。《臝虫录》无疑是一部杂糅之作，在明代曾以三种版式流传，没有权威的定本，在文本的复制变异现象中产生了各种异刻本（versions）。作者以高丽国、日本国、匈奴三个条目为例，从材料来源、语言风格来讨论《臝虫录》文本的异质性。从接受史来看，不同读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于《臝虫录》有不同的定位：儒学领袖将其作为博物学读本，又被使臣视为职方类的著作，后被文人拉入小说杂记类的书单。《臝虫录》在晚明广为流行，其中最得益于其以日用类书章节形式的传播。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副文本，作者以序、卷首图为例进行分析。最后提到《臝虫录》后来在日本的传播，并改名为《异国物语》，可以为东亚各国交流提供一个新的证据。何著对于《臝虫录》《古文真宝》等书在朝鲜、日本、琉球流传的讨论，使人联想到近年来学界对于域外汉籍以及中外交通史的研究。近年来，从书籍史的视角讨论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一般是对于某种（某部）书籍的流播史的讨论，如涉及史书、文学作品、善书、类书、书画、宗教书籍等的研究。其中新作中值得注意的是，Alexander Akin的East Asian Cartographic Print Culture: The Late Ming Publishing Boom and its Trans-regional Connections（《东亚舆图印刷文化：晚明的出版热及其跨境关系》）将晚明的东亚视为一个广大的出版网络，检视晚明出版业的发展，是如何促进东亚舆图生产与交流的。《臝虫录》为不同读者提供了详尽的地理、博物学知识，满足了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书中不乏已经过时的内容，很多材料亦来源于野史、小说。但出版者与读者并不在意，只要确定书中提供的是稀缺的异域知识，读者可以此来提高社会地位，这便是书籍的社会意义。本章也恰好呼应了书名中的“家园与天下”，读者通过阅读进一步明晰了自我的身份，以及所身处的“天下”。书籍左右着读者对于自我以及周遭世界的认知与想象，成为个体与天下的纽带。

贰

本书是近年来书籍史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以往学界对于书籍史的研究，一般从版本、印刷、流通、消费等常规环节入手。何著在遵循此路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另辟蹊径，从不受重视的通俗坊本切入明人的阅读世界，力图展现一个真实、生动的晚明。书中穿插着对于许多书籍史核心问题的讨论，如书籍形式的文本社会学分析、副文本、阅读史，等等。同时，本书在书籍史研究重点话题中也有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作者受到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s circuit)以及夏蒂埃的“读者社区”(community of readers)两个概念的启发，提出“识书”（book conversancy）概念。识书，即“知道拿到一本书后该怎么办”的见识。作者巧妙避开了阅读史研究关于中下层读者识字率讨论的难题，以识书的概念取而代之。在作者的预设中，识书的人未必拥有阅读能力，甚至可能不识字，但可以从不同层面汲取为自己所用的信息。再者，很多书籍也常常不是单纯用文字来吸引读者的，其中包含大量的插图，等等。作者提出识书的视角，打破了形式与内容的二分，使研究者将文本阅读与物质形态并置，探索更多书籍使用的可能性，也意在打破当前学界对于识字率的依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打破并不是彻底的。我们不能忽略识书概念具有片面化、狭窄化书籍的危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书籍都可以利用识书的方式来研究。识字率问题依旧是不可回避的话题，识书只能作为一个有趣的观察书籍使用视角的补充。而且，由于作者提出识书的概念，因而忽视了对识字率的探讨，直接导致其所谓的“寻常阅读”究竟可以下沉到多“寻常”的层面是无法知晓的。

作者不囿于既有学科的划分，而是围绕编者、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开展论述。本书尝试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于图像、图文关系的讨论。书中对于扉页版画、插图的分析，对于插图与文本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从微小的细节描绘、常见物品摆设、背景中的建筑等窥见当时社会百态的讨论都极其精彩。近年来从图像、视觉文化进行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也不乏精品，如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柯律格(Craig Clunas)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何谷理(Robert E. Hegel)的《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陈平原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孟久丽(Julia K. Murray)的《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等等。本书在文本细读的功力亦是可圈可点的。作者本身具有强烈的语言意识，使得该书的写作区别于传统的历史书写。文笔极为流畅，精湛的细节白描，以及常以“转注”的方式进行论证，带有明显的艺术色彩。这也许与作者本科、硕士受训于中文系有关。该书所运用的材料都是大家常见的，大都是被历史学者认为的“边角料”。但作者以独特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切入，发现了新的讨论空间，并在论述上更胜一筹。

该书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以新视角切入明代书籍史的研究。晚明时期书籍市场的畅销书是什么？这些书籍是如何与读者建立联系的？这些书籍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并参与“制造”了怎样的晚明？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未曾留意、不太熟悉的部分。何著把晚明稗贩书籍与晚明读者生活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拉入我们的视野，将稗贩书籍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如何参与塑造着读者们的娱乐生活，以及对经典的挪用、对国朝的想象、对异域的想象等都一一揭示出来。为避免以往书籍史研究的一些同质化书写，何著从谜语、方语、俏语的角度切入明人的书籍世界，运用了副文本、挪用、互文性等理论，比以往从印刷、版本、流通等常规环节的考察更为生动、立体。

叁

初读此书，容易感觉章次之间关联度不强，关系较为松散。四个章节似乎都在“各自为政”地讨论不同的书籍，有各章自成一体之感。但细读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章节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博笑珠玑》、戏曲杂书、日用类书、《臝虫录》都为辗转稗贩的通俗书籍，且彼此之间存在重复、互相借用等内在关系。四个章节提到的书籍在内容上彼此关联，所讨论的问题前后交错，因此可以将四个章节进行勾连，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阅读图景。

除了很多读者所感受到的章节之间逻辑性关联稍微欠缺之外，本书各章行文也因铺陈的枝蔓过多而稍显拖沓。文中旁涉了很多与本书主题无关的内容，容易让人产生庞杂之感。在史料分析中，作者在细节处的略写也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如作者在第三章谈及《玉谷新簧》一书，“扉页上的题目‘玉谷调簧’与书中正文里出现的题目‘玉谷新簧’并不完全一致，这也是常见现象”。笔者翻检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原本发现，“玉谷调簧”一名并非仅仅出现在了扉页图上，在书中正文的六卷中，有四卷的卷首题目均为“玉谷调簧”。六卷卷题分别为“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首卷”“鼎镌精选增补滚调时兴歌令玉谷调簧卷之上”“鼎镌精选增补滚调时兴歌令玉谷调簧卷之中”“鼎镌精选增补滚调时兴歌令玉谷调簧卷之下”“鼎镌精选增补滚调时兴歌令玉谷新簧卷之一”“鼎镌精选增补滚调时兴歌令玉谷调簧卷之二”。扉页上的题目与书中正文出现的题目并不完全一致，以及书中出现多种书名，确实是明代通俗书籍中较为常见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盗版所致，出版商为追求商业利益，常套用旧书版稍加改动，或多部书版简单拼凑而成为新书出版。《玉谷新簧》目录中的卷数、篇目与正文均有所偏差；且卷一卷题中“玉谷新簧”四字（图一），以及卷二卷题中“玉谷调簧”“刘次泉”七字的字体、字号明显与上下文不同（图二），有剜改、补版的痕迹；再加之“卷之中”卷末上层留有“玉振金声中卷终”字样。我们基本可以判定《玉谷新簧》是一本出版商徒为射利计，拼凑多套书版印制的书籍，但原书是否如作者所说是《玉振金声》尚且存疑。或许《玉振金声》《玉谷新簧》《玉谷调簧》三书都曾单独行世，但因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为海内孤本，故暂时无法查证。至于作者分析的“新”与“调”的一字之差所蕴含的种种微言大义，也应该存在过度诠释的倾向了。

图一、图二均来自《玉谷新簧》首卷，卷之上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前文已经指出，卷二卷首所题“书林刘次泉绣梓”处（图二），“刘次泉”三字存在明显剜改痕迹。刘次泉为晚明著名的刻工，因此此处有可能是托名，而刘次泉本人可能并未参与《玉谷新簧》的刊刻工作。何著忽略了剜补的细节，未加辨析地直接默认刘次泉“以刊行者的面目出现”，并认为其可能亦染指扉页设计与绘刻。此种结论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正如上文所提，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分析，本书的诠释性色彩较为浓厚，因此过度诠释的现象时有发生。作者对于部分插图的诠释，或有商榷的空间。有些地方论证不足，很多是文学性的推想，存在过度阐释的倾向。如第三章《便民图纂》中的插图《田家乐》中对于瘦狗的描绘，认为“对狗的这种视觉表现，既照应‘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农业社会，也流露出田家乐与城市娱乐相比之下的‘村俗’气”，“这幅图还表现出了乡绅社会的自我审视”，仅从插图中对于狗以及旁观人物的描绘，似乎无法得出作者如此颇有深意的结论。与此同时，本书没有界定所讨论书籍的地域性的特征，在分析《皇明诗选》时略提及过其明显的江西色彩的地方性倾向，但这些知识、笑谈是否超地域性而被更多范围内的人所共享？作者讨论的书文化与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所说的“共同—核心”文本有何异同？这些都有待作者后续的讨论。

本书为作者自著自译作品，2013年出版的英文版Home and world: Editing the“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与2019年的中文版之间有无内容的出入呢？两书的主体结构是一致的，均包括绪论、四个主体章节、结论、两则附录，中文版基本上是忠实于英文版的翻译之作。两书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最直观的是书名不同。英文版的书名突出了编写“Glorious Ming”（皇明），这与中文版所侧重的“寻常阅读”是不同的，相比之下中文版的书名与主旨更契合。选择“Glorious Ming”（皇明）而不是“Ming”（明），也有一种从明人的视角出发，看待当时他们身在其中的书籍文化脉络的意味。其次，在与英文版的对读中笔者发现，中文版中增加了很多史料。如在第一章引用《博笑珠玑》中的“四书谜”中，英文版仅引一例，而中文版中有四例。如对于《古文真宝》版本流传介绍的引文，对吴宽介绍的文字与插图，等等，此类情况较多，几乎贯串全书，此不赘述。这或许是中英文叙述习惯不同所致，相比之下，中文版书籍的史料更加丰富、多元。

肆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对书名进行解题。书中多次出现“家园”与“天下”的意象，四个章节都在时刻回应着这个主旨。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何为家园，何为天下？何为寻常阅读？家园与天下又是依靠什么连接起来的？作者在序言中的解释是：“明人通过创造自己的阅读生活而将个人、居家生活与天下相连接。”这说明稗贩之书使家园与天下相连，而刊行者、刻工、编者、作（绘）者等文化中介人亦是将家园与天下连接的纽带。

何为家园，何为天下呢？家园、天下都是对“空间”的指代，在书中至少表现为阅读空间与物理空间两层含义。何著频繁提醒读者阅读空间的重要性，家园与天下的隐喻首先是指稗贩之学（家园）与高文典册（天下）两种学识与阅读空间。稗贩书籍在经典阅读、官学之外，创造出另类的俗文化的阅读空间。但二者并不是完全的二分，稗贩之书对于经典书籍的挪用、曲解，事实上也有助于经典的传播。这种阅读空间也体现在具体的版面设计之中。戏曲杂书的三节版的样式，以及对于内容的安排，如《时调青昆》对于上下栏曲目与中栏歌诀的编排，呈现出多层次的地理参照，便在形式上创造了个体居家与处世的虚拟阅读空间。其次，家园与天下也是一种具体的物理空间。当作为物理空间时，家园与天下是相对而言的。文化中介人连接的家园与天下，是山居人家与外部喧闹的都市，即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全明地名”中反映的是家园与王朝之间的联系。《臝虫录》不断帮助读者明确自身与他者的关系与边界，所连接的家园与天下是国朝与外夷。“蕃进贡”插画表现的则是庶民对于朝廷仪式、异域的想象。在《万家诗集》的倭寇诗中，家园与天下则是一系列的区域的组合，即在个人家宅与福建、皇明、周边势力之间展开。家园之思、国朝意识、异域想象，这都暗合了“家园与天下”的主旨，也是家园与天下在物理空间上的另一种解释。

那么“寻常阅读”又指什么呢？首先，可以指代稗贩之书的常见性。这些书往往以商业为目的，印制粗糙、价格低廉、流传广泛，可以轻易获得。且书中的知识都是百姓日用的寻常事，不再是庙堂的高文典册。其次，寻常阅读也说明阅读、识书这件事已经是寻常人所可以享受的活动，是日常性的行为。女性可以是文化商品的消费者，也可以阅读，甚至不识字的人都可以通过“识书”来使用书籍。最后，晚明读者们的寻常阅读是被一次次建构起来的。晚明书籍对读者日常须知的不断建构，使得读者可以将周边、都市、两京十三省、皇朝、东亚、天下的知识都据为己有，并将其驯化变成日常生活的“寻常”。

本书所讲述的不仅是书籍制作、流通、阅读的历史，更是利用书籍来塑造读者的家园与天下观念的历史。作者将明代稗贩之书视为帮助读者制造寻常阅读空间，以及“编写”周遭世界与天下想象的场域。书中对正文本的挪用、互文性等特点，以及版式、序言、插图等副文本均有深度的解析，更是从造书者、售书者、用书者等多个角度来讨论书籍的“使用”，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明代书文化自身的纹理，以及明代稗贩之书所“编写”的晚明世界。

注：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3期。转引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出版史研究”，引用请以原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