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顾宏义教授应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四层会议室作了题为“《宋史》的史源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文献学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历史学院历史文献学教研室李晓菊教授、皮庆生副教授、教研室主任曹刚华副教授、阚红柳副教授、宋瞳老师，历史系专门史教研室邱靖嘉老师与历史文献学专业全体同学以及校内外其他专业的同学和史学爱好者一道聆听了顾宏义教授的精彩报告。  报告开始前，主持人李晓菊教授首先介绍了顾宏义教授在宋辽金元历史研究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如《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宋朝方志考》等力作以及最新完成的《宋代日记丛编》、《金元日记丛编》等古籍整理成果。李晓菊教授在介绍中还特别提到了顾宏义教授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她说：“华师大古籍所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成立的高校古籍所之一，汇集了一批卓有声望的前辈学者，具有十分丰厚的学术基础。90年代起，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朱子全书》的整理出版。通过这一重大的古籍整理项目，推动了学术，培养了人才，使华师大古籍所成为全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术重镇。顾宏义教授的到来，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请教的机会。” 

 顾宏义教授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一、《宋史》多本宋“国史”；二、《宋史》文字源出宋“国史”举例；三、宋《国史》以外的其他史源；四、《宋史》与部分宋元史籍之关系。在报告的第一部分，顾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宋人所称“国史”的宽窄二义，《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宋代历朝国史、实录、日历等的编撰流传情况以及元末史臣撰修《宋史》时的史料利用情况，认为《宋史》史文，于宁宗以前，主要依据宋人所修《国史》（主要为《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理宗以后，则主要依据见于《宋志》著录的官修“实录”、“日历”、“时政记”等成稿，而并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多是依靠民间记载；度宗以后史事，也曾依据宋朝官修的《度宗时政记》、《德祐事迹日记》等史籍，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大概……宋度宗以前之史”，皆“宋旧史也”的说法，似有不确。

    为了更好地帮助同学们理解上述内容，顾教授还简要介绍了宋代官修国史制度的基本程序，梳理了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和国史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补充说：两宋官修的实录、国史等史料，南宋亡国后虽有亡佚，但大部分为元人所接收，成为元代《宋史》编撰的主要史料依据。在此基础上，元末史臣还曾到江南采访民间私家著作。《宋史·忠义传》中记载了不少南宋末年死于国难的官员，其中很多人物的事迹就出自宋遗民编撰的《昭忠录》，当代有些学者认为元朝人对南宋末年的抗元史料进行了销毁，实则不然，出于统治的需要，元朝后期要表彰的恰恰就是忠义。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顾教授以举例的方式来具体说明“《宋史》文字源出宋‘国史’”。除了援引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史多国史原本》中的例证外，顾教授还引用了《宋史》中《天文志序》、《五行志序》、《礼志序》、《仪卫志序》和《舆服志序》中的相关记载，进一步探寻《宋史》据“国史”编纂之“迹”。由于宋代官修“国史”早已亡佚，仅个别之传或残篇零句流传于世，故已无法对《宋史》和宋《国史》的内容进行全面比较。尽管如此，顾教授仍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例证。他首先以《欧阳修全集》所附《四朝国史·欧阳修传》与《宋史·欧阳修传》为例，通过列表的形式，对二者的前半部分文字进行详细地比较，不仅使《宋史》对《四朝国史》的沿用和修订删改情况一目了然，而且还从中发现其他问题，如《宋史》在抄录《四朝国史》时由脱字而造成的句子歧异以及《全集》整理者对《四朝国史》本传所载欧阳修籍贯的校改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古籍整理的原则与方法，颇有意义与价值。此外，通过比勘，还可看到元朝史臣在编撰《宋史》时，对宋代史料中有关宋人针对契丹、女真等北方“蛮夷”所使用的如“北虏”等蔑视词语颇有改纂。为了说明这一点，顾教授再以《宋史·高丽传》所载“宋太宗赐高丽王治诏书”为例，通过与《宋太宗实录》、《宋朝事实》和朝鲜郑麟趾《高丽史》所收同一诏书的文字对勘，清晰揭示出各文本间的异同以及元代史臣的改字情况，认为“此后清廷大肆改纂、删削前朝人诗文中蔑视、辱骂契丹、女真之文字，实承元人之法。”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顾宏义教授讨论了宋“国史”以外的《宋史》的其他史源。其中，私家史书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此外，宋《国史》之传、《实录》附传，亦往往依据私家所撰行状、墓志、神道碑等编撰而成。对此，顾教授以《宋史·范如圭传》与朱熹《晦庵集》所载《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为例，通过部分文字的比勘说明二者间的渊源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在报告的这一部分，顾教授还指出：“元人修《宋史》时，除利用宋人史籍外，因《辽史》、《金史》先成， 故其内容亦有参考《辽史》、《金史》者。”

    在谈到“《宋史》与部分宋元史籍之关系”时，顾教授对《宋史》与现存宋、元时期重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宗实录》、《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通考》、《金史》的史料承袭关系及其史料价值作了详细的探讨。顾教授认为当《宋史》与《宋太宗实录》就某事记载不一致时，不能一味相信《实录》，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学界有关《宋史·王安石传》“多取朱子《名臣言行录》”的旧说，顾教授通过分析《宋史·王安石传》及《三朝名臣言行录》之《丞相荆国王文公》的史源，得出“《宋史·王安石传》实依据《四朝国史·王安石传》撰成”的新见。在谈到《宋史》与《文献通考》二书关系时，顾教授通过《宋史·高丽传》与《文献通考·四裔考》有关内容的对勘，认为《宋史·高丽传》“不当源出《文献通考·四夷考》，而是两者史出一源，即‘宋代国史’”，对学界以往的有关看法有所纠正。顾教授还以“南宋吴曦降金”一事为例，探讨了《宋史》与《金史》同记一事而内容矛盾时该如何取舍的问题，提出《宋史》和《金史》在某些事件记载上存在差异，实与两史所据史源不同有关，并且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对不利于己的记载回避隐晦的情况。 

    最后，顾教授在总结时，再次谈到了《宋史》的评价问题。他认为明、清以来对《宋史》的不少批评值得商榷，如有人批评《宋史》列传的编排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存在前后混乱的状况，顾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宋史》往往将同类传主归入一卷，如干吏、贪吏等，如此则各卷之间便无法完全按照时间为序，同时，这也与《宋史》的史源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研究者对《宋史》有过于赞誉的趋向，如有人表扬《宋史》将未收入《五代史》传记的后周大将韩通列入《周三臣传》。对此，顾教授认为，“将韩通收入《周三臣传》，正是《宋史》体例不纯之表现，亦与宋《三朝国史》已为韩通立传相关”。总之，顾教授认为评价《宋史》要实事求是，过于批评和表扬皆不可取。尽管《宋史》遭受很多批评，但有相当一部分史料为他书所不载，不能抹杀《宋史》的史料价值。《宋史》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和讹误，乃与其史料来源尤其是主要取材于宋“国史”有关，充分认识这一点，甚有助于合适评判《宋史》的史料价值，厘清《宋史》与其他宋、元重要史籍的关系。

    随后，皮庆生副教授对顾宏义教授的报告作了评议。他主要谈了三点体会：第一，顾老师将《宋史》的史源作了系统的梳理，除了《国史》、私家著述外，甚至对以前我们不太重视的《金史》等亦予以探讨，这让大家深受启发；第二，顾老师所讲的部分内容有“纠偏”的作用，并用具体的事例揭示了史源学的方法；第三，除档案外，我们面对的史料大部分都是层累编纂而成的，这些史料不能拿来就用，需要进行考证，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史源的梳理，这样才能确定史料和史实之间的关系。

    在自由发言时间里，有同学就《宋史》、《文献通考》与类书的史源关系等问题提出了疑问，顾教授一一作了解答。皮庆生老师也就古籍整理的原则与具体处理方法问题，与顾老师再次讨论。邱靖嘉老师结合自己参与标点本《辽史》修订工作的体会，与顾老师作了交流，并表达了对顾老师所参与的《宋史》修订本的期待。 

 顾教授的讲座历时近三小时，前来听讲的老师和同学济济一堂，气氛热烈。顾教授的报告，无论是关于《宋史》的史源问题，还是与之相关的很多其他问题，如不同体裁的历史文献的称谓和义例在文献研究中的作用、《长编》注文在《宋史》史源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等，都引起在座师生的浓厚兴趣。

    讲座结束前，主持人李晓菊教授做了简短的总结。她说，顾宏义教授的讲座内容扎实，富有新意，很多地方补充、纠正了以往的成说，大大地深化、细化了《宋史》的史源学研究，充分体现了史源学在历史文献研究整理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顾老师的演讲不仅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大量的文本对读、表格揭示与文字分析，展示了相同史事或文件在不同史籍中记载的前后异同、详略有无的情况和有关判断，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为我们演示了史源学的研究方法，极值得大家认真地学习体悟。最后，她对顾宏义教授的讲座再次表示感谢。 

（石鹏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