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的清学研究暨第六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举办

10月15至16日，“新时代背景下的清学研究暨第六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等2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近5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时代的‘四库学’与中国气派学术体系构建”“《四库全书》纂修与流传研究”“四库学系列书目、所涉古籍等研究”“清代学术与文化”等主题展开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邬文玲、湖南大学副校长谢赤分别致辞，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林存阳主持开幕式。

论坛现场

高翔讲话

高翔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作为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民族精神传承的基本载体、治国安邦的经验宝库、启迪人生的智慧向导，历史不容忽视和遗忘。国运兴，史学兴。盛世修史、盛世重史，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中国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天的中国，既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又存在着开辟未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使命。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研究不是冰冷的，而是充满激情的、视野开阔的、面向未来的，因为它始终服务于中华民族。加强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清代历史，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让清史研究切实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高翔指出，“文脉在、学脉在、精神在、民族在”，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深厚坚实的历史支撑，根植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邬文玲致辞

邬文玲表示，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祖国七十二周年华诞，也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设的开局之年。在这个隆重而欢庆的重要时刻，本届论坛的举办，具有特别的意义。邬文玲指出，纂修《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朝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也造就了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煌煌巨著。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式开馆编纂至今，已历248年，研究硕果累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四库学”展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进入新时代，“四库学”研究可谓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她强调“四库学”研究要特别注意三点：坚守阵地、求真务实、深耕细作。

谢赤致辞

　　谢赤指出，此次论坛将清学与四库学这两门学问共同设为主题，既是对古典传统的回应，也是弘扬现代学术的创举。湖南大学一直重视历史文献学科的建设，近年来先后在岳麓书院建成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库学研究中心，通过借鉴同行经验、结合本校实际的方法，制定并执行“一会一刊一丛书”的综合发展战略，取得了良好成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历史研究、文献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助力，期待这次论坛能为清学、四库学的发展揭开新的篇章。

林存阳主持

　　大会主旨发言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爱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董恩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升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司马朝军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吴国武副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等六位学者分别发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主持。

　　大会主旨发言，从左至右依次是：黄爱平、董恩林、张升、司马朝军、吴国武、邓洪波。

　　黄爱平以“清前期官修经解与官方经学探析”为题展开。她认为清入关以后，为巩固统治，维系人心，稳定社会，自顺治历康熙、雍正至乾隆四朝皇帝所编纂各部经解书籍，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不仅最终构建出一个系统的官方经学体系，体现出一代王朝的文化选择和文治成就，而且反映了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和化民成俗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各部官修经解对前代经学研究成果所做的梳理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清代学术总结集成的要求，不仅影响到清前期学术风气的变化，而且为其后官方更大规模的整理编纂文献典籍、总结评判传统文化开启了先路。黄教授系统梳理清代前期官修经解的具体情形，深入解析清廷官方经学体系构建的背景及其过程，进而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政治诉求、思想观念以及学术意义等多重面相。

董恩林以“清人文集‘经义’整理与价值论析”为题发言。他首先强调此处的“文集”指个人诗（包括词歌赋等其他韵文）集、诗文合集（全集）、纯文集，即古代“别集”概念。清代是经学集大成时代，清人文集必然也是经义资料的渊薮。进而，他从“清人文集存藏与整理现状”、“清人文集的经义文献类型与学术价值”、“清人文集‘经义’整理利用设想”等三方面进行详实而深入地阐述，强调现存四万余种清人文集无疑是一座“富矿”，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有关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学、经学等各方面的有用资料，对我们的研究大有裨益。他总结“钩稽辑录，分类编次，提供利用”是目前整理与利用清人文集的有效途径之一。

张升以“大典本《九国志》之版本、编次与整理”为题展开。他指出《九国志》是关于五代十国时期十国史事的纪传体史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流传颇广，影响颇大。原书为宋朝路振所撰，共四十九卷。自撰成后，一直未能刊刻，只是以抄本流传。清乾隆年间四库馆开馆，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九国志》，是为大典本。邵晋涵曾藏有此辑佚本，并据以校勘《旧五代史》等书。在周梦棠将该辑本整理为十二卷本后，大典本《九国志》很快就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多个传抄本及印本。大典本《九国志》保留了佚文在《大典》中的出处，而依照《大典》卷18134-18137的卷次、页码与《九国志》原书的卷次、页码相对应的规律，可以发现并纠正大典本《九国志》编次的失误。他认为，在充分吸收前述各版本已有的校勘与辑佚成果的基础上，依照重新调整的次序，进一步广泛搜集材料进行补辑与校勘，可以整理出一部更为完善的《九国志》辑本并复原《永乐大典》的部分内容。

司马朝军以“类书研究的旧途径与新视野——兼论重写《四库提要》”为题发言。他通过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含四库系列的类书整理、20世纪30年代以来类书研究的代表论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类书研究的学位论文等)、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与代表性观点(关于类书的义界与范围问题、起源、历史分期、性质、研究的新视角等)、同类课题获得立项资助及研究情况等三大方面对类书研究进行了学术性梳理，详实丰富、论点鲜明。进而，司马教授指出类书研究需要注意三点：一是从整体上提升理论水平；二是在类书解题方面需要改写《四库提要》；三是创造新型模式。最后，他强调了类书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社会意义。

吴国武以“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再探”为题展开。他认为，有清一代是传统礼学的极盛时期，文献整理研究蔚为风气，名家名著不断涌现，学术体系得以重构。其中，乾隆朝后期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乾隆“文治”政策的背景下，朝廷陆续开经史、三礼诸馆，两代学人递次校刻和编纂礼书，礼学各类问题受到朝野学人的全面关注。吴教授进而强调，四库开馆以后，礼类文献的校雠著录活动较为突出：一则校办人数众多、所校文献广泛；二则校雠内容丰富、校勘方法多样；三则分类构造完整、著录体例谨严。在武英殿校刊《三礼注疏》、三礼馆纂修《钦定三礼义疏》和秦蕙田集诸儒编纂《五礼通考》的基础上，四库馆臣开启了考证和经世双重面向的治学方向，在礼学文献整理研究及清代礼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今天的礼学研究仍有独特的启示作用。

邓洪波以“《湖南文征》与湖湘文化重构”为题发言。他指出，清同治五至十一年（1866-1872）刊印的《湖南文征》，被后世尊为湖南历史上第一部文章总集（罗汝怀是公认的编纂者），与湖南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沅湘耆旧集》共同构成湖南文脉的底色与基础。需指出的是，在这一底色与基础之上，罗汝怀还与同时代的“湖湘后学”一起，以《王船山遗书》打造精神领袖，以《湖南褒忠录初稿》记录“磨血”意志，以《光绪湖南通志》书写历史定位，初步塑造与重构了湖南第一次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中央的“主角”形象。他进而强调，湖南人在咸丰、同治、光绪近六十年间，用血肉、武力、文献重构湖湘文化。

15日下午进行分组讨论，第一分会场12位学者分为两组，围绕“四库学研究”这一分论题展开讨论，内容涉及《四库全书》阁本滥补阙文、四库本《读四书丛说》、四库馆臣、《四库全书》纂修经费来源、《四库全书》与文献传承、桥川时雄的“四库学”研究等；第二分会场10位学者分为两组，围绕“清学研究”这一分论题展开讨论，内容涉及清乾隆年间宫廷修史、乾隆文化政策调整与儒学修身模式、清初的儒学净化运动与考据学的兴起、文溯阁藏书流变考、清人相关著作研究等方面。学者们观点鲜明、讨论热烈，将论坛推向高潮。

16日上午的大会主旨发言，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刘蔷研究员、天津图书馆李国庆研究馆员、南京师范大学杨新勋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岘副教授等四位学者依次发言，题目分别是：《〈天禄琳琅知见书录〉补说》《<宛委别藏>及其相关议题叙录》《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图书分类成就》《湖南图书馆藏〈王先谦春秋左氏传古注〉考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主任谢一峰副教授主持。

闭幕式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林存阳主持。胡春丽编审、谢一峰副教授分别代表第一分会场“四库学研究”和第二分会场“清学研究”作细致而精彩的总结，均表示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数量颇丰、质量较高，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学术氛围浓厚，既有宏观的整体论述，又有具体的文献考证，与会学者感到受益匪浅。湖南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蒋鹏翔作大会总结。他表示，这是一次视野开阔、内容充实、讨论深入的高水平学术会议，特别是将新时代背景下的清学和四库学共同设为主题，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在他看来，清学与四库学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当今形势下，清学、四库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极具重要意义与价值。

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是湖南大学“四库学”学科建设“会、刊、书”综合工程中的关键环节（每年举办一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出版两辑《中国四库学》集刊、编纂《岳麓书院四库学丛书》），自2016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六届，主要议题涉及《四库全书》及其研究价值、学术史梳理、方法论反思、专题性研究、《四库全书》纂修与流传研究、《四库全书》阁本研究、四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库系列书目研究、湖湘四库学研究、四库学与文献学、《四库全书》所涉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等。论坛的举办，既能搭建与学界增进沟通联系的平台，同时又能将前沿研究成果转移至《岳麓书院四库学丛书》系列中的《中国四库学》集刊出版，是集刊的重要稿源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