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系列】陆续出版

总序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而灿烂的文明，绵延至今，从未断绝，浩如烟海形式多样的中国古代文献，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献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承载着历史的记忆，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文明一大特色。“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这一研究课题，就是以文献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献，前者强调文化研究的实证基础，后者突出文献研究的宏观视野，对于认识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认识中国古代文献的发展变化及其文化价值，这一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早已被公认是推动人类文明重大跨越的不朽贡献。实际上，早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就有了甲骨契刻、简帛书写、金石镌刻等文献生产方式，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字书写传统，也确立了坚实深厚的文献历史传统。《尚书·多士》最早用文字记载确认了这一传统：“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个传统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古代文献数量极夥，以现存古籍文献（不包括出土文献）而言，即不下八万种。另一方面，这个传统体现在中国古代文献类型十分丰富，除书本外，文书、卷子、档案、信札、石刻、契约、帐册、书画等不一而足。中国古代文献在书写、制作、印刷与流通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做出了巨大的文化贡献，吸引后人对中国古代文献史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文化研究，同时也为这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文献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突出的文化史现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研究价值。狭义的文献一般指书籍或有文字、图像的载体，广义的文献外延较广，包括一切人类符号载体。文献是思想知识的载体，其根本属性是“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文献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它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以自身的内容记载传承文化，而且以自身的物质形式嵌入广义的文化史架构之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最早使用“文献”一词，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宋代大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文献”这个词，明确指出：“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这是“文献”一词的经典解释。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文献”包括典籍与贤人两个方面。典籍是载录文化的载体，贤人是传承文化的主体，典籍与贤人亦即物与人的深刻交集，恰切地揭示了文献的文化本质。环绕着文献的制作、生产、衍生、阅读、聚散、流通、使用等过程，各种社会群体与历史力量参预其间，纵横交错，在文化与文献之间形成无数交叉联结之点。经由这些联结点，既可以看到被文化史所塑造的文献现象，也可以看到被文献史所凸显的文化特性。这正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首要着力的方向。

中西学术传统都很重视对于文献本身的研究，由此产生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书志学、藏书学等文献学相关学科，图书馆学、金石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也经常涉及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涵盖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和典藏学等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历来以整理图书为己任，尤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为往圣继绝学，表现出强烈的延续文化学术的历史使命感。具体而言，校勘学揭示了古代书写与传播的方式与特点；目录学揭示了文献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学术思想源流；版本学揭示了文献的物质文化形态；典藏学揭示了文献聚散传承的轨迹及其社会文化因缘。它们都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文献资源，其中所蕴涵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更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

随着20世纪初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轫，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的文化自觉更加明显，其代表作有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余嘉锡《古书通例》等。其后又有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等，它们带动了一大批关于书史、印刷史的研究，但此类研究仍然偏重于书籍物质形态本身，对文献的文化史意义的抉发不够深广，还谈不上系统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

自20世纪西方新史学诞生以来，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观照视角兴起以后，开始出现以社会、经济、文化取代传统历史编纂学叙事关注的倾向，文献特别是书籍印刷成为被关注的热点之一，书籍史研究于是应运而生。1958年，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出版了《印刷书的诞生》，从宏观角度解答印刷术发明对整个欧洲历史的深远影响，为书籍史研究导夫先路。20世纪中期以后，广义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明显，图书的阅读史、接受传播史、商品贸易史，特别是图书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作美国史学家达恩顿（Robert Danton）所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以18世纪狄德罗《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出版过程及其流通角度，探讨图书出版与启蒙运动的互动历史。其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书的历史”的重要价值，将书籍的传播过程视为理解思想、社会以及历史的最佳途径及策略。

简而言之，西方学者的这些“书籍史”（Histoire du livre）研究，不同于图书馆学、目录学和版本学意义上的“图书史”（history of book），它是一种文化史的观照，其核心是将把书籍理解为文化历史中的一股力量。书的制作情形如何？由谁制作？为谁制作？撰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为何？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书籍的出版？思想理念又如何通过书籍而传播？书的价格与书的贸易情况如何？书籍的传播与接受的社会效果如何？读者的阅读能力与参与性怎样？国家文化当局的权威及其影响力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意识的产生，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以来的当代书籍史研究开始超越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并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这一学科的内涵是：在文献书籍存在的长久时段内，用最广泛、最完整的视角来看待它，探究其社会功用、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相关的文化实践与影响等等。

西方学者运用西方书籍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社会文化历史的关系，产生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本土学者在书籍史方面的探索。但西方学者主要关注近世以来的书籍与印刷，对其他时代其他形态的文献关注不足，亦较少利用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学术资源。结合中西学术积累进行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是一个极富意义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方向。

2010年年底，以程章灿为首席专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团队成功申请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批准号：10&ZD130），项目分为十个子课题，子课题负责人依次为：赵益、徐兴无、于溯、巩本栋、俞士玲、徐雁平、张宗友、程章灿、金程宇等九人，其预期成果为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这个研究团队及其依托的学科群体，在古典文献学、域外汉籍研究、古代文化史研究等领域已有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也较早开始了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研究探索。

立项以来，研究团队多次对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架构进行系统规划，深入研讨这一课题的内涵、意义、价值及研究方法，凝聚共识。研究团队多次主办学术讨论会、专题暑期学校、学术论坛、工作坊、系列报告等，深化对文献文化史概念及其研究思路的思考。研究团队还在《文献》《南京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古典文献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组织专栏，发布文献文化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3年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A1版以《古代文献文化史：超越“书籍史”的本土化尝试》为题，发表该报记者霍文琦对程章灿的访谈，同年赵益在《南京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系统阐述文献文化史的研究思路，扩大了本项目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从2010年至2019年，研究团队邀请美欧日韩等国学者来校交流讲学，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以更好地借鉴外来的学术方法与观念，开阔视野。在研究团队老师的指导下，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围绕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进行专题研究，进一步开拓了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这一新的学科领域。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经过十年的辛勤耕耘，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终告完成。2020年，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荣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标志着这一成果获得了学界同行的认可。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包括：

第一卷：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赵益撰）

第二卷：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徐兴无撰）

第三卷：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于溯撰）

第四卷：宋代的文献编纂与文化变革（巩本栋撰）

第五卷：明代书籍生产与文化（俞士玲撰）

第六卷：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徐雁平撰）

第七卷：治乱交替中的文献传承（张宗友撰）

第八卷：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程章灿撰）

第九卷：汉籍东传与东亚汉文化圈（金程宇撰）

第十卷：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史料辑要（程章灿、许勇编撰）

第一卷《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赵益教授撰，是全书之绪论。本卷开宗明义，就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之研究内容与撰述方针提出独到的见解。全卷除“导论”之外共设九章，分别从中国古代文献之历史、社会与文化三个方面，拈出具有宏观性的问题三端，合计九端，设为九章，综述其关键内涵，对其中悬而未决或有待探索的重要问题，辨证前说，阐述新见，也为深入的思考和未来的研究提示方向。

第二卷《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徐兴无教授撰。本卷是专论之一，专论先秦两汉时代早期经典形成的历史语境和形成条件。本卷既注重从文明史的角度讨论中国“前轴心时代”和“轴心时代”的经典文化，又重视从经典文化的角度讨论早期中国经典的意义体系及其文化转变。从早期经典的发生，到诸子文献的形成，从先秦两汉经学文献体系的形成，到西汉末年谶纬的兴起，本卷系统论述了经典的宇宙化、历史化和神秘化过程。

第三卷《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于溯副教授撰。本卷是专论之二，专论中古史部文献之形成与传播。本卷绪论抓住中古时期历史编纂和历史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五个特点，进行讨论。正文五章围绕这些特点，以史书、史志、史注、史部形成以及具体史传文本为中心，讨论中古时期不同历史文献的书写策略，进而论述中古文献收藏以及史部文献在收藏活动中的优势和劣势，呈现中古史部文献的存佚与当时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四卷《宋代的文献编纂与文化变革》，巩本栋教授撰。本卷是专论之三，专论宋代文献编纂及其对文化变革之影响。宋代正式从钞本时代进入刻本时代，文献数量浩如烟海，其编纂方式、阅读方式与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显著改变。本卷选取宋初四大书、经部文献、北宋私家藏书与文献编纂、南渡之际文献传承以及集部文献的新变等个案，通过对具体文献之编纂、整理、刊刻、流传的研究，挖掘和揭示其蕴含的思想文化意义，确立其在宋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勾勒有宋一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

第五卷《明代书籍生产与文化》，俞士玲教授撰。本卷是专论之四，专论明代书籍生产及其文化环境。本卷挑战传统文献学中所谓“明人刻书而书亡”的观念，从新的角度思考明代图书生产现象。明代图书生产者身份多样，官刻、坊刻与家刻长期互动，时常联手，造成嘉靖、万历以降图书生产的兴盛，其征稿、编书、写书方式以及图书文化功能发生丕变，足以体现明代图书生产的灵活性和复杂性。本卷十分重视商业出版，但不是在商业出版的框架内讨论书籍的社会史和文化史，而是在书籍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中发现商业因素，从而确认在图书生产中政府、社会群体、作者、赞助者、出版者、评论者、接受者各自的位置、角色及身份的变化。

第六卷《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徐雁平教授撰。本卷是专论之五，专论清代之文献文化，其基本思路是关注社会中层与底层，尤其是区域社会的“书群”，以体现清代文献的时代特色和本土特色。本卷强调，文献文化史要研究“动态的文献”或者有“社会情缘的文献”，具体而言，是既要关注文献的内容与物质形态呈现（如家集、新学书籍、日记等新文献形态），关注文献之著述、编辑、刊印、流通、阅读等环节以及每一环节所牵涉的行为动机，又要关注所关联的人群之间的互动，如关注抄书、藏书题跋、石印等环节以及书估、女性读者等人群，通过对细碎材料的搜集与整合，提炼问题，展开深入而有新意的探讨。

第七卷《治乱交替中的文献传承》，张宗友教授撰。本卷是专论之六，专论治乱交替与文献传承之关系。本卷以治乱交替之背景与切入点，研讨中国古代文献传承的内在理路。文献作为文化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内驱力，在历代研习、注解、新纂中不断实现文本衍生与代际传承，以刘向刘歆父子与朱熹等人为代表的历代知识阶层是推动文献传承的主体力量。历代帝王从维护巩固其统治地位、加强思想控制出发，也往往重视文化建设，建构同本朝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文献体系，从而成为文献恢复、整理、编纂与传承的有力推动者。

第八卷《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程章灿教授撰。本卷是专论之七，专论石刻文献，以弥补以往文献研究及书籍史研究之缺憾。中国古代石刻源远流长，类型丰富，影响深远。本卷超越以往石刻研究偏重史料研究和史学研究的格局，从物质文化角度深入石刻的生产、使用、阅读、传播全过程，特别关注刻工与拓工这两个以往被忽视或遗忘的群体，透过刻工拓工与文士的交往，突显其社会文化存在。各章论述中提炼的“尤物”“礼物”“景物”“方物”“文物”“读物”等主题词语，概括了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第九卷《汉籍东传与东亚汉文化圈》，金程宇教授撰。本卷是专论之八，专论汉籍东传与汉文化之东亚传播。汉籍不只是文化交流的途径，也是东亚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只是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化桥梁，也是日本、韩国等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媒介。可以说，汉籍东传是促使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东亚文明格局发生变化的动力之一。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野研究汉籍东传，意义重大。本卷从汉籍东传之途径、特点以及汉籍回流等角度切入论题，详细论述汉籍东传对东亚各国之广泛与深远之影响。

第十卷《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史料辑要》，程章灿教授、许勇博士编著。本卷是史料辑要之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古典文献中辑录有关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之资料，分门别类，首次建构了古代文献文化史的传统论述框架。第二部分选取海外有关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藏书史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四十馀种，各撰提要，加以评述，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融合中外、开拓创新提供思考和参证的基础。

从总体架构上看，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舍弃传统的线性叙事和面面俱到的论述结构，而以绪论、专论与史料辑要来建构全书论述。绪论一卷（第一卷），以中国古代文献的总体状况为基础，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若干具有全局性问题的论述作为发端，对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进行宏观观照。专论八卷（第二卷至第九卷），由各项专门研究组成，包括不同时期及不同类型文献的作用与影响、各种文献现象的社会文化内涵、不同的文献制作、传播、阅读、授受方式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等众多的专门问题。史料辑要一卷（第十卷），汇辑有关中国古代文献文化的史料以及国外重要研究成果提要，通过资料汇编和研究文献评述来总结学术历史，为未来研究奠定基础。

从总体思路上看，《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有如下三个重点：第一，从文化的视角阐释文献，突出新视角与开阔视野，以文献为依据叙述文化，强调实证求是，勾勒文献发展的历史线索，突出中国古代文献的民族文化特色。第二，注重文献的生产、阐释、传播与接受的历史传统，在动态过程中把握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重视中国古代文献的域外传播及其对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影响。第三，既强调对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的整体把握，也注重文献形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别是书籍以外的其他文献形态，如石刻等。总而言之，本书始终把文献理解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探寻这股力量如何发生作用、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及如何形塑了中国文化的传统。

本书采取多维视角，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而不限于如下三个层面：第一，在文献层面上，采取包括传统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典藏学、编纂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以期更好地分析与解决问题。本书第四卷较多采用编纂学的研究视角，而第七卷较多采用了目录学的视角。第二，在文化层面上，结合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新文化史、物质文化研究、接受学、传播学等等，更好地揭示古代文献的文化内涵。本书第八卷较为集中运用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而第九卷则结合了目录学与传播学的方法。第三，在历史层面上，既以技术史，也以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视野进行多方面的观照。本书第六卷第十章使用技术史的视角，第一卷和第二卷则较多使用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视角，而在第三卷和第五卷中，社会史视角比较突出。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结项鉴定会专家合影

本书的总体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结构体系上，以问题为中心，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对文献文化史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观照。全书的总体框架大致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为榜样，绪论与专论相结合，既重视各卷之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也突出各自的专题性和独特性。每个子课题都设立核心焦点，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追求论述的深度和视角的创新。第二，具体操作上，简牍时代、写本时代与印本时代并重，在继续深入进行明清书籍史研究的同时，显著填补宋以前文献文化史的空白；在突出其历史阶段性的同时，突出中国古代文献的形态多样性，动态把握其历史进程，特别重视中国古代文献外传对东亚汉文化圈形成的意义。第三，理论方法上，从原始文献出发，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兼收，文字材料与图像资料参证，考据与义理并重，总结中国古代文献的民族特色，彰显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本书确立了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与领域，在文献发掘、研究方法及学术思路上都力求创新。本书重视发掘以往未受重视的文献类型，在传统的书籍文献之外，重视日记、书札、石刻与出土文献；在传统的古文献学资料之外，重视国外的书籍史、印刷史、新文化史等研究文献。此其一。本书由多位在古典文献学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承担，以“长时段”的时间观念，弱化单纯的线性进程，各以一个较大问题为中心，如古代文献的核心问题、早期经典形成与文化自觉、中古时期历史制作与知识传播、治乱交替中的文献传承、宋代文献编纂与文化变革、明代图书生产与社会文化、清代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以及古代石刻文献的内涵与意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多维度阐释中国古代文献文化的丰富内涵。此其二。本书的最大亮点就是学术思路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将文献与文化相互融合，从文献的实证角度阐释文化，从文化的宏观视角审视文献，突破了已有研究成果将文献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割裂的格局。换句话说，本书的研究突破了传统文献史研究的旧有框架，借鉴“书籍史”此一新文化史研究视野并力求超越，研究对象从“书籍”扩展至“文献”，时间范围从“宋元明清”扩展至整个文明史，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献的文化历史内涵，特别注重发掘古代文献的文化建构意义。此其三。

本书虽然已有十卷之多，字数也多达400万，但是，相对于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领域，这只是扬帆初航而已。我们深知，已经完成的工作尚有诸多不足，还有大量的领域有待继续深化拓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21年6月26日初稿

8月3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