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1971—1977年

这是工作的完成阶段。1971年的继续点校，有文件可据，因此对于它的来历再也没有人表示怀疑。工作开始前，先与上海搞点校的几位代表联合举办了半个月的学习班，以领会文件精神。这一时期的工作有不少变化，表现在：

(1)工作内容与过去不同，把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划归上海继续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工作，北京所存有关这五史的点校稿和材料，全部提供给上海参考。北京的任务增加了《清史稿》。

(2)工作方法也有变动，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这比第二阶段显然倒退了一步。另一条是版本异同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细读文件全文，使人感到以上两种改变，目的均在于避免烦琐。因此有些点校者就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校勘记的条数越少越好，校勘记的文字越简单越好，以为这样就符合文件要求，不犯烦琐的错误。北京点校的各史，没有严格遵守以上界限，略有突破，这就是说，本校、他校的运用，不局限于上述范围，而版本异同有非说明不可的，间或也写了校勘记，特别是有些从改的字，表面看来并不“善”，而实际上唯有它是正确的，一般都作出了交代。

(3)参加工作的人员和过去也有不同。《晋书》，由杨伯峻先生根据新的规定，覆阅修改吴则虞先生原来的点校稿。南北朝史基本上维持原状，北朝史由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分别负责，南朝史由王仲荦先生负责。卢振华先生下肢瘫痪，不能来京，在济南病榻上还完成了《梁书》的覆阅改订和《南史》的点校。《隋书》因汪绍楹先生去世，改由阴法鲁先生继续点校。《辽史》和《金史》因冯家昇、傅乐焕先生均已去世，改由陈述、张政烺先生分别继续点校。《元史》仍由翁独健先生负责，但邵循正先生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全体同志也参加了工作，其中林沉、周清澍等同志用力尤多。邵先生不幸在工作过程中病逝，未能看到《元史》的出版。《明史》因1971年恢复工作时郑天挺先生尚未“解放”，所在单位不同意他来京，改由王毓铨、周振甫先生继续点校。新增加的任务《清史稿》，由罗尔纲、启功、王锺翰、孙毓棠先生分任点校，刘大年先生于前期也参加了一段工作。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组，由白寿彝先生任组长，吴树平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树平同志后来主要参加《清史稿》的工作。当时中华书局的业务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任务。

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在中华书局合影（启功先生亲笔标注）

这段时间的点校工作，周总理曾批示“由顾颉刚总其成”。我们体会，这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总理通过这一具体事例来体现党对老知识分子的政策，当时顾先生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不可能做什么具体工作。我曾随同陈翰伯同志向他汇报过点校情况，点校组还向他送过两次校样和有关材料。

到1975年底，北京承担各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即基本结束，只剩下《元史》在印刷。1977年底，《清史稿》也全部出齐(此书根据文件规定，内部发行)。1978年春，最后一种——上海点校的《宋史》出版(此书版权页作1977年11月)，至此全部点校出版工作均已完成。此年5月，由我执笔用编辑部名义写了一篇《用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遗产》，于5月24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刊出，作为对点校出版工作的小结。此后《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几篇点校者的“笔谈”。

“出版说明”问题

从50年代以来，新的古籍整理本就要求写一篇有分析、有批判的马列主义的出版说明或前言，但在已出的书中，能符合这一要求的可谓寥寥无几。因此怎样写好出版说明，早已成为老大难问题。“二十四史”既为中外知名的史学巨著，而且内容丰富，问题复杂，要写出这样的说明，谈何容易!齐燕铭同志曾表示：对于“二十四史”这样的书，出版说明的分析批判应有分量，切中要害，压得住，如一时写不好，可以暂不写，以后再写。灿然同志当然赞同这一说法，他并且认为编辑部署名的文章要很慎重，必须是能够代表编辑部水平的，论点站得住脚，常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作比喻。《史记》、《后汉书》都作过尝试，写的都不成功，自然没有用。因此，前四史的说明只是介绍了成书经过、作者生平、版本源流、点校情况。《后汉书》还根据灿然同志意见，写的是“点校说明”，以宋云彬先生个人名义发表。他们的这种慎重，在十年动乱中被说成是取消和抵制批判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具体意见也成了批判的话题。

1967年短暂恢复工作时，“序言组”倒是颇有些跃跃欲试的姿态，可是不久这个摊子即风流云散，当然没什么成果可言。1971年继续点校，这个难题又摆到大家面前。第一部付印是“文革”前已经成型的《周书》，恢复工作后的第一篇说明当然也从这部书开始。此文的中心内容是批判英雄史观，大家正苦于摸不着门径，对于这篇说明基本上同意，提不出多少意见。当时龙潜同志已从干校回京，在“出版口”工作，他对整理“二十四史”颇感兴趣，有时过问一下点校情况，这篇说明自然也送给他一份，请他提示意见。他读后写了这样两句话：这样写固然也可以，不过后难为继(大意)。我心里很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颇有远见，可是当时只好走一步说一步。此后陆续写出的说明，批判的内容不是英雄史观便是“天命论”，文章格局也差不多。《梁书》和《陈书》合用的说明掉换一下花样，批起了“唯意志论”，可是印出后不久，在一次传达报告中听到，以后不要批判“唯意志论”，于是重版时又作了删改。当时强调文章要配合形势，“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开展之后，又加入了一些批判“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的内容，不过北京所写的说明还没有吹捧过“法家”。各史说明说法尽管不同，大体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观点全是反动的，为统治阶级(特别是修史时的反动统治)服务的，只是一些资料还有用，但还有不少资料是被歪曲的。“二十四史”这样的名著评价尚且如此，其他的自然更无论矣。试问，照这样说，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还有什么可继承的呢?这显然是只批判，不继承。当时“腹非”者大有人在。“二十四史”最近重印时，把批判部分统统删掉了，虽然倒也干净利落，可是明显说得很单薄，与书的本身很不相称。

附带谈谈由说明引起的两件事。一件是1975年的下半年或1976年初，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诬蔑我们以整理“二十四史”为名来窜改历史(后来我从日本文章中看到。当时日本的报道也有“改写‘二十四史’”之类的提法，究竟怎么说的不详)，至于究竟作了哪些“窜改”，文章一条证据也举不出，只是抓住《新唐书》的出版说明议论了一番，认为它的论点荒谬，好像这就是我们“窜改”历史的证据。它之所以选中《新唐书》说明作为靶子，我想是因为这篇文章于“儒法斗争”跟得最紧，批判欧阳修的史学观点时，在武则天问题上大加发挥。中国新闻社后来组织我们写文章，以澄清事实。于是由我执笔，用编辑部名义撰写了一篇《整理“二十四史”的体会》，文内没有点名，内容却完全与那篇文章针锋相对，强调了我们在点校上尊重原著、改字慎重的一丝不苟精神。此文于1976年4月27日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澳门的《澳门日报》、《华侨报》分别刊载。前一天26日，中国新闻社还以《我国重要历史文献“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已告完成并陆续出版》为题，发了消息。港澳的史学工作者对此很重视，不久他们即举行座谈，表示赞同这篇文章的内容，并对“二十四史”整理本的成绩和水平作了充分肯定。一两天之后，上述各报又登载了座谈发言摘要，以及牟润孙先生等两三位的专题文章。

另一件事是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写了一篇《现代中国的“二十四史”》，发表在《历史学研究》1976年12月号，着重分析了各史的出版说明。作者首先肯定了点校本的质量，他说吉川幸次郎在《访华余录——出版和书店》中的评论所谓它“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绝非过奖，“‘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上的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继而作者即谈到，各史的出版说明颇堪注意。他的分析是，“文革”前出版的前四史的说明，“谨守纯粹的文献学性质的记述范围”，与后来的截然不同。至于“文革”后出版的各史说明，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1972年1月至1974年春，《周书》以下几史对于书的评价，“还只是赋予一种消极的意义”，批判的问题，也仅仅是英雄史观、天命论、因果报应之说，等等。第二期为1974年4月后至年末，此时作为中国“政治课题”的“反对‘孔孟复辟’的议论勃兴”，因此《明史》、《魏书》、《晋书》等“对各史‘孔孟复辟’的立场的攻击就加强了”。1975年2月以后为第三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儒法斗争’的观点也一跃而出”，两《唐书》可作为代表。作者特别举出《新唐书》为证，说此书的说明批判了该史作者欧阳修，认为书中歪曲了“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攻击法家路线，否定她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最后作者归结为，“三个时期的出版说明务虚方式的演变，差不多如实地反映着当时的政治课题的核心”，研究中国的文件和史籍，要善于听出“弦外之音”。由于说明的内容变化非常明显，本文作者又作过认真的比较，所以他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出版，是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今天，距离这套书的全部出版已经十年，事实证明，新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已经取代旧本，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是当前最好的本子。齐燕铭同志在1960年对这套书所提出的超越前人，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改使它成为定本的要求，已基本上做到。然而我认为这套书至少有三点还是美中不足的：其一，1971年后点校的各史，版本对校方面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异文的处理脉络不清，无异于在旧本之外再增加一种较好的新本，对于研究工作者非常不便。其二，后期点校的书，未能通过本校、他校为读者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的限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三，个别史的质量还不平衡。不过话又说回来，十全十美的事几乎是不存在的，更何况这套点校本是在雨雨风风中诞生的，能做到现在的地步已经很不容易，怎么能对它求全责备呢！

这篇文章主要凭记忆写成，事隔已久，有些细节写或记的不够准确，这只好等到来日写比较系统的回忆文章时再作订正。从我个人开始参加“二十四史”工作的时候算起，屈指已近三十年，物换星移，人事的变迁极大，上面提到的不少人如今已经物故。此文撰写过程中，又先后传来翁独健、王仲荦两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在追忆这段往事时，不禁感慨万端，对他们寄以深深的怀念。

选自《回忆中华书局·下编》,标题为小编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