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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5月13日在杭州之江饭店圆满闭幕。本届论坛历时一天半，与会学者提交的高质量论文，彰显着四库学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参加本届论坛的两岸专家学者“六代同堂”，从三零后到八零后代际全覆盖，其中，令人欣喜的是，八零后学者竟占六成左右，这正是四库学研究的希望所在！

5月12日开幕式上的大会主旨发言是本届论坛的精彩环节。上半场时间，台湾大学夏长朴教授首先登台发言，他的演讲题目是《试论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残卷的编纂时间——兼论与天津图书馆藏<总目>稿本残卷的关系》。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证，夏长朴教授推算出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时间范围，并通过类比方法，推断出两馆所藏《总目》极有可能是同一稿本。对于四库学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发现。

台湾大学夏长朴教授

湖北大学原副校长周积明教授作了题为《纪晓岚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再检讨》的发言。27年前，周积明教授在研究文章中基本肯定了纪晓岚对《总目》的著作权，但是，如今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他认为，《总目》是一部“钦定”的著作，那是不是意味着，其中的“一手删定”“一手编注”，纪晓岚必须听命于乾隆皇帝，无法体现自己的独立思考呢？“称纪晓岚著《总目》，并非意味着《总目》代表纪晓岚的思想，那是我27年前的认识失误，” 他说，“究竟《总目》中的思想内容归属于乾隆还是纪晓岚？我们看到，一方面乾隆帝以他的帝王意旨笼罩《四库全书总目》，另一方面，纪晓岚虽然不是独立文化人，他的思想也为统治意识形态所支配，但是他的学者意识仍在有限的空间时时体现出来，从而赋予《四库全书总目》巨大的学术价值。”

湖北大学原副校长周积明教授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顾志兴先生的发言题为《我对博大精深四库学的一点浅见》。为了迎接本届论坛的召开，年届八十高龄的顾志兴先生花半年时间精心修订了专著《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由杭州出版社赶在论坛开幕时出版，并送到了每一位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手上。他在发言中畅谈自己对于四库学研究的认识，并提议以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乾隆禁书毁书”一说。他举例说明，认为历史上流传的“禁毁”之说有些部分并不可信，或者说有夸大之嫌，并希望今后有更多具体的研究。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顾志兴先生

下半场时间，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作了《四库底本、四库本与四库提要的差异比较——以宋潘良贵<默成文集>为例》的大会发言。江庆柏教授谈到，一般来说，四库底本、四库本和四库提要这三者之间应该基本是统一的。但是由于《四库全书》的编撰长达二十余年，且前后抄写了七部，各库本之间出现不少差异；同时提要又经过总纂官纪昀的多次修改，形成各种文本，从而使得四库底本、四库本和四库提要之间常常有不统一之处。今天，在以四库本作为整理底本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找到比四库本更早的本子，并以更早的本子作为底本，而不仅仅是作为四库本的参校本；二是要注意到四库各库本之间存在的文字差异，不宜将某一阁的四库本笼统地称之为《四库全书》本。

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赖贵三教授以《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考述较论》为发言题目，首先就《四库提要稿》的典藏历史、撰写时间、体例与内容加以考述探讨；其次，以《经部．易类》为例，对《四库全书》著录者22种、存目著录者61种，以及未见著录者2种，制表归纳对照比较。赖教授认为，基本上《总目》提要以《翁稿》为底本，再从中修润增损、统整体例，并非别有撰稿。“《翁稿》俱存，其分纂提要的心血，功不唐捐，一则以证总纂官总成董理之功、定夺取舍之权；二则可就历史及文献事实，开张翁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贡献，以贞定其地位与价值。”

台湾师范大学赖贵三教授

岳麓书院助理教授蒋鹏翔的大会报告以《<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文澜阁传抄本考述》为题目。他在报告中提到，清人张金吾编撰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著录的91部“文澜阁传抄本”皆系据杭州文澜阁庋藏的《四库全书》乾隆朝写本传抄而成。该志之所以多载文澜阁传抄本，与作者所受之家学熏陶有直接关系。这些传抄本的数量比例，可以印证作者的治学旨趣。因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原书已泰半毁损，现存阁本中大部分系光绪以后多次补抄而成，所以《爱日精庐藏书志》根据阁本原书著录的版本细节及序跋款识对今人研究《四库全书》文澜阁本的面目流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岳麓书院蒋鹏翔助理教授

原定主旨发言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爱平教授因故无法亲临会场，专门提交了参会论文《试论四库提要对清前期官方经学的解读与评判》。她在文中指出，成书于乾隆末年的《四库全书总目》，以前所未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在清理经学源流、评骘各家学说、总结各派得失的同时，对清初以来各部官修经解以及由此而构建的官方经学体系，进行了解读与评判。在政治上,《总目》大力表彰清前期官方经学“以经学为治法”的理念，凸显其强化伦理道德、重视人心风俗的现实作用，并借此展现出《总目》自身推崇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显著特色。在学术上，《总目》有意淡化清前期官方经学尊崇程朱理学的色彩，转而揄扬汉学的考证之功，努力倡导 “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持平态度和包容精神，从而既潜在地反映了一代学术的发展变化，也彰显出18世纪盛世时期学术文化特有的宏大气象。对清前期官方经学在学术上的缺失,《总目》大多采取弥缝和回避的态度，这是学者们在阅读和利用《总目》之时必须予以注意的。

13日上午，作为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原本的保藏单位，浙江图书馆在三楼阅览室特意开辟专门的展览空间，展出了文澜阁本库书的珍贵原本，供与会专家学者观摩。面对玻璃橱窗里历经沧桑的文澜阁本库书，专家学者们争相围观，细细研读，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赖贵三先生是第一次来杭州，他说：“我之前非常期待来杭州观摩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能让我有机会对比之前看过的版本，找到新的发现。”他表示，海峡两岸在文化方面同根同源，《四库全书》又是中华文化共同的遗产，将具有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两岸学者联系起来，能将中华文化更好地介绍给世界。

与会专家学者在浙江图书馆观摩文澜阁本《四库全书》

从浙江图书馆返回之江饭店后，专家学者们进入了本届论坛的最后环节——闭幕式总结发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江曦、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张宗友、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的陈东辉、北京大学儒藏研究中心的李畅然等四位学者，就12日下午的分组讨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发言，肯定了本届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省中国四库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邓洪波教授在闭幕致辞中指出，本届论坛发表了众多高质量论文，喻示着中国四库学研究已经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也昭示了四库学研究未来的方向；参加本届论坛的专家学者，年龄跨度从三零后直至八零后，表明中国四库学研究的学术队伍已是“六代同堂”，四库学这门200多年的学问可谓后继有人，方兴未艾。随后，邓洪波教授宣布，第三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胜利闭幕。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