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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首尾历时二十年之久，当中有不少波折，参与其事的都知其大概，但是关于它的来源，却很多人不甚了解。这里不是指1971年的恢复工作(后期有文件可据，大家都知道)，而是指1958年古籍规划小组成立后决定进行这一工程浩大的项目时，究竟是根据谁的提议，或哪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自从我1958年底调到中华书局参加这一工作之后，就隐约地听说，此事颇有来头，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学术界也有类似传说，然而我从没有听到金灿然同志讲过这样的话。十年动乱之初，要我交代这一工作的来源，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没有文字上的依据。后来在档案中查到一份1964年前后中华写给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才略有线索。当时中办曾向中华了解此事原委，以上报告，即针对中办的查询所作说明，其中大意说，毛主席曾指示要把前四史标点出版，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同志共同商量，扩大为点校全部“二十四史”。这种报告不可能任意编造，况且必然是经过灿然同志亲自阅签的(底稿不存，故不能完全肯定)，他是了解此事内情的，因而我相信这个说法符合事实。

点校工作最初的安排，或为个人，或为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属于后者，多是考虑到这所院校有某些专家，希望由他们来负责整理。不过这一意图在组稿时可能没有讲清楚，也许是学校未能很好地理解，有些史后来的安排与中华书局的期望并不完全相符。具体落实情况如下：《史记》，顾颉刚先生负责点校，此为原来古籍出版社约稿，原来包括“校证”工作，后改为标点本，纳入“二十四史”整理本的系统。《汉书》，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后汉书》，没有完全落实，几经周折，才决定由宋云彬先生承担，着手较晚，故直到1965年才印出。《三国志》，陈乃乾先生点校。《晋书》，吴则虞先生点校。南朝四书和《南史》，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北朝三史(不包括《隋书》)和《北史》，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唐长孺先生负责。《隋书》，1964年后才决定由汪绍楹先生点校。两《唐书》，中山大学历史系承担，该校后来把《旧唐书》安排给刘节先生，《新唐书》安排给董家遵先生。两《五代史》，均在陈垣老指导下工作，由刘乃和先生点校《旧五代史》，柴德赓先生点校《新五代史》。《宋史》，原由聂崇岐先生点校，刚刚完成初点(他的工作步骤是先点后校)即不幸逝世。1963年后由罗继祖先生继续点校，其中十一种《志》由邓广铭先生负责。《明史》，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郑天挺先生负责。辽金元三史，直到1962年后才由翁独健先生代为筹划落实。《辽史》，冯家昇先生点校。《金史》，傅乐焕先生点校。《元史》，翁独健先生点校。这里所谈的，不包括1971年恢复工作以后的改变。

下面按照工作上的发展变化，分为几个阶段概括地谈谈这套书的整理情况。

第一阶段，1958—1962年

这是工作的摸索阶段。1960年以前这套书在质量上没有明确的要求，工作方法也尚未作出切合实际的规定。只有一份标点举例，例句未超出《史记》范围，其他各史的复杂情况都没有包括在内。校勘上，只是提出作版本对校，汲取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当时主要指殿本考证，要求颇低)。有些史书的点校，在人力组织上采取“大兵团作战”办法，这说明当时思想上对点校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以为众擎易举，每人分上几卷，即可完成任务。

由于上述问题，早期点校出版的三史各行其是，做法颇不相同，连形式上都不一致：

《史记》(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书)，用现成的张文虎校本作底本，未做更多的校勘，因而也没有新写的校勘记。连张文虎所作《札记》(即校刻此书的校勘记)，都拖延到1977年才印出。此书工作重点在于标点、分段，推敲得相当认真。《汉书》，用《汉书补注》本(不包括《补注》)作底本，校了几种本子，采取了《补注》及杨树达《汉书窥管》中有关校勘的若干意见，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的初稿，由于成于众手，遗留了不少问题，后来由傅东华先生做了很大的加工。《三国志》，没有固定底本，四种本子互校，择善而从。有异文处，究竟从了哪一种本子，未作交代。全书之末附有极简单的校勘记，所记只限于从前人成说改字的地方，只说是根据谁的意见，不引意见本身。材料来源主要是卢弼的《集解》。

1959—1960年，我们对于各史具体情况和工作上的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各史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订了基本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校勘方面作出的这一重要改变，是为了能够针锋相对地解决南北朝以下各史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而当时促成这一改变的因素是，古籍规划小组要求“二十四史”成为代表国家的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并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改，使它成为定本。这只有在校勘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标点和分段规定出更精细的做法，才能达到。各史形形色色的错误如果不能校正，标点也无法准确，即使降格以求，仅仅使它成为一个普通的便于阅读的本子，也是不可能的。以上意见，以工作小结方法寄给承担点校的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可是这一改变又带来新问题：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的难度。

第二阶段，1963—1966年

这一时期，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

工作方法虽然解决了，然而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这样不但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地质量也要发生问题，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冷却”，断了思路。我向灿然同志反映后，经他与齐燕铭同志商量，决定打报告给周扬同志(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要求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北京中华。此事在周扬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实现了，1963年秋冬，先后借调到中华的有唐长孺、陈仲安、王永兴(分担《魏书》的点校)、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点校《陈书》)、刘节、罗继祖、郑天挺诸先生。原在北京的，除傅乐焕先生于后期曾住到中华的招待所工作外，其余的仍各自在家点校，只是有时候碰头开会，商量问题。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先生虽也到京，但为了便于向陈垣老请教和与点校《旧五代史》的刘乃和先生研究工作，并没有住到翠微路。这时候，各史都由个人负责，不再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过去以那种方法搞出来的初稿，都重新做过。

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赵守俨先生

这一期间工作进行比较正常，完成了《晋书》的点校和部分发稿(吴则虞先生的点校稿，本在1966年前已部分付排，十年动乱中拆版，后来出版的点校本是经杨伯峻先生覆校和整理后重排的)，《周书》、《南齐书》、《陈书》付型，《北齐书》和《梁书》的点校也基本结束，其他的史都程度不等地做了许多工作，为以后的继续点校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是1966年的5月，风云变幻，史无前例的日子到来了。这个月的22日，傅乐焕先生竟在陶然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这一不幸事件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从此“二十四史”的整理即被迫停顿。

过了整整一年，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1967年5月，当北京的运动搞得最“热闹”的时候，“二十四史”的整理竟昙花一现地恢复了工作。这一年5月的一天，戚本禹的意见传达到当时在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要中华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且可以用“旧人”。于是中华顿时刮起一股“业务风”，掌权的人为支起工作摊子而昼夜奔忙。时光虽然只过了一年，情况的变化却很大，原任点校的同志只有一部分能够借调到中华，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所在单位“造反派”认为他们的“问题严重”，需要审查清楚，不同意他们出来。于是又从学部系统(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和北京高等院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编辑部的老老少少，以及虽不在编辑部，却可以胜任此类工作的人，把他们分编成若干业务组。另设秘书组，总管业务工作；序言组，研究并撰写批判性的出版说明。调自北京的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也要到中华来工作，按时上下班。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不过这个局面只维持了几个月，随着戚本禹的垮台，业务摊子又自然解体。

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个小小风波，值得一记。业务组成立不久，就有人提出，在标点上也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举了许多例证，作为这一说法的论据。随后又有同志提出，校勘记也应该如此，也搞了一份书面材料。对此当时即有不同意见。不过“有问题的人”不敢公然反对，一来没有资格反对，二来怕被人说成是“别有用心”。提出这样的意见的同志无非是想使点校工作也“革命化”一些，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并无他意；但由此可见，极左思潮在那时候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一问题直到1971年的春夏间才算解决。这一年的5月，因“二十四史”将恢复工作，把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从干校调回，这时出版会议接近尾声。有一位负责中华、商务(此时已合为一家)业务的同志参加了出版会议，他不大了解古籍整理，更不了解这套书过去的情况，有一天周总理将接见出版会议的与会人员，他找我要我谈谈这件事的情况，以备接见时总理询问。我在谈话中，涉及上述问题。大概因为这关系到“突出政治”，他对此颇为注意。晚上接见，总理果然问到“二十四史”，这位同志在汇报中连带提出了在标点上突出“阶级观点”的事，总理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这是我后来听说的，原话和细节可能有出入。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类问题。

本文选自《回忆中华书局·下编》，标题为小编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