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人民政协报 2018-01-29期

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陈列引人注目。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也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2006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着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程，对点校本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目前已出版《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书》《魏书》《南齐书》。十九大代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全程参与了修订本的组织与出版工作。今年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开始60周年和完成40周年。徐俊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在他看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修订提供了可供现代人阅读的、精准整理的现代通行本，连通了漫漫历史与现代生活，使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更准确的理解、更高度的认同。

风风雨雨点校20年

学术家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开始的缘起是什么？

徐俊：中国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度，历代都有整理刊刻正史的传统。对正史系统，从宋代的“十七史”、明代的“二十一史”，到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钦定“二十四史”，形成了现在通行的格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以纪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以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古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4000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是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20年（1958-1978）完成的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发表《谈印书》一文，首倡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此后，他又在《整理古书的提议》中指出，“‘二十四史’则更需要一番整理工作，且必须立即执行”，“将是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

1958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点校本“二十四史”被纳入新中国第一个古籍整理规划中。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组织标点“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后汉书》。1958年9月13日下午，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10月6日，范文澜、吴晗致信毛泽东：“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毛泽东批复：“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等人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学术家园：点校工作历经20年，这中间具体是如何开展的？

徐俊：简单概括一下，这2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刚才说到的，从1958到1963年，制定整理计划和标点“前四史”。这一阶段工作主要由中华书局编辑部承担，除顾颉刚先生标点《史记》外，《后汉书》由宋云彬先生标点，《三国志》由陈乃乾先生标点。《史记》加工也有宋云彬先生完成，宋、陈两位先生都是中华书局编辑。第二阶段从1963年到1966年，对点校体例进行完善规范。由于具体负责点校工作的学者分布于全国各高校，整理工作和教学、科研等任务有矛盾，担任点校的学者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工作，1963年，由教育部发函，借调外地学者来京校点“二十四史”。来京的学者工作生活都在翠微路2号院，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翠微校史”。从一张当时总务处为老先生们申请粮食的信纸上，可以看到，当时进京的有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等。到了1966年，由于“文革”开始，翠微校史也结束了。第三阶段从1971—1978年，点校工作重新启动，并再一次进行集中校史，不过这次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由上海高校承担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在上海完成，其余各史在北京进行。1973年，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部分学者和中华书局人员共24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楼顶合影，启功先生为照片书写题名“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并写下了每个人的名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顾颉刚、白寿彝、杨伯峻等著名学者。1978年，点校本《宋史》出版，标志着“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成功完成。

学术家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他们是怎样工作的？

徐俊：可以说，那一代参与点校的学者，他们为学、为人都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令人景仰。顾颉刚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很早就做《史记》的整理和学术研究。1954年奉调进京后的第一天，他就到中华书局找姚少华先生谈《史记》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很庞大，既做一般读者阅读的通行本，还要做汇校汇注本。因为“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他把自己的学术计划放在了第二位，负责“二十四史”第一本《史记》的点校。1971年，点校工作恢复后，周恩来批示“由顾颉刚总其成”，接到批示之后，顾颉刚先生用一个星期时间，写出了《整理国史计划书》，系统地谈了自己的设想，可以说，顾先生是点校的学术负责人。

中华书局的老编辑宋云彬先生恰好是在1958年9月13日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那一天奉调进京，是“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前期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是《史记》编辑、《后汉书》的点校者，又是南朝齐、梁、陈三书的责任编辑。宋先生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点点滴滴，非常感人。当时他已60多岁，由于大炼钢铁，上午还要做工，下午才能看《史记》，不得不抓紧一切时间。点校本《史记》出版后，宋云彬先生在十三陵劳动时遇到了顾颉刚先生，顾先生指出有一处错误是不应该的，宋先生还主动写了检讨，他在日记里说，原以为对《史记》很了解，可以重新拿个本子标点，还是会遇到问题。

翠微校史时期，老先生们在翠微路2号院一起工作、生活。那里有办公室、图书阅览室，也有食堂等生活设施。每个学者都有各自的点校任务，每周还要进行政治学习，经常一起讨论体例，互相审稿。当时点校小组设了一个秘书，每半个月都会记录点校情况，从记录中可看到点了多少卷、遇到什么问题、哪些问题应该讨论等等。几位年长的先生都带着研究生，有些学生也到这里来上课，唐长孺先生的两个研究生甚至是在这里完成答辩的。

像唐长孺先生、王仲荦先生等先后两次集中校史都参与的学者，在京待了10年以上，直到后来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一些健在的老先生们无私奉献，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孜孜以求修订完善

学术家园：近年来，中华书局逐步开展“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为什么要修订呢？

徐俊：修订本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修订工作在原有点校本基础上展开，严格遵守适度、适当和完善的原则。点校工作历时20年完成，不同时间的要求和点校体例有差异。比如“前四史”时期，重点是做标点，《史记》点校本没有校勘记。翠微校史时期整理规范严格，不光做标点，还有版本校、本校（本史内部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比勘）。1971年后，限于时间的要求，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修订本则是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校勘、标点校订和前人成果的吸收，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

点校本出版后，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跨度，从客观条件的变化来看，也需要修订。首先，文献取用的范围和条件大大改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古籍没有做过系统普查，由于条件所限，点校本多采用百衲本为底本，但事实上，百衲本对宋元原刻是有改动的。现在，随着《中国善本古籍总目》《中国古籍总目》等一系列古籍普查的成果问世，我们对“二十四史”的版本和保存情况有清晰的了解。在修订中，一部分沿用原点校本的底本，另一部分则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更为合适的底本，通校本、参校本还比对大量使用了海外收藏的版本。其次，断代史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断代史研究有相当的局限，几十年后，从整体研究到具体的专题史研究都有很大的进步。再次，相关可供利用的文献大量增加，无论是海外汉籍的回归，还是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等，解决了很多原来存有疑问的细节问题，解决了很多古籍整理的困难。最后，科技发达极大地提高了修订的完善以及效率。老先生当年是根据自己的阅读研究积累来进行点校，从标点上看质量很高，但是对于一些特殊问题，如职官、地名、人名等，在处理上不够统一、不够准确。现在，有大量专业工具书和专业数据库可供使用，提高了点校的准确性。

学术家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开展已有10多年时间，目前出版了6种，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徐俊：修订本的目标或者说定位是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进一步确立并巩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现代通行本的地位。2005到2006年，我们开始进行内部调研，充分梳理学术界的意见。同时，把当年点校的档案、底稿等系统收集整理，了解当年的老先生怎么做的，做了什么，哪些是想做而没做成的。2007年5月，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举行，完成了立项申报，组建组织机构。分两批遴选各史主持人和承担单位，主持人在2009年底全部确定。各史修订主持人包括国内20多所高等院校的优秀学者，有断代史专家、文献研究专家等，充分考虑原来点校单位的学术传承，比如《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由唐长孺先生主持点校，这次修订仍由武汉大学相关学者负责。此后，各史修订调研起草方案，撰写修订样稿。2010年7月，“二十四史”修订样稿评审全部完成，进入全面修纂阶段。2013年，修订本《史记》出版，今年，我们还将出版修订本《宋书》《隋书》《金史》。

学术家园：“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确立了修订的高质量，如何保证高质量？

徐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各学科学者所遵循的规范，为大规模修订准备了条件。在修订过程中，我们以严格的程序来保证质量。在正式修订前，要花一两年时间进行前期准备，包括工作本制作———版本对校本、初稿本、定稿清本，搜集、复制不同版本；底本复校、通校本对校，还有本校、他校和理校（据理推断，以定正误），以及前人成果汇总；挑选卷次做样稿并送专家评审。此后，要撰写点校长编、撰写校勘记，把不同版本汇校到一个底本修订。初稿完成后，由主持人统稿，提交给编辑部后，彼此进行讨论定稿，中间还需进行专家外审。可以说，工作量巨大且细致。拿《史记》来说，除个别海外藏本外，搜集使用了存世的全部《史记》版本，用于校勘的版本共10种。修订组复核了原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已经厘正的从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错误的予以纠正，统一撰写校勘记。核对了全部“三家注”引文，大大提高了标点准确性。充分利用前贤时彦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并且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外关系等专门领域学者参与修订，一些争议问题有了相对更准确的结论。

在新时代传承文化

学术家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修订已走过几十年，在您看来，它的价值是什么？

徐俊：“二十四史”在中国传世典籍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点校本之前，主要通行的是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聚珍仿宋排印本“二十四史”，对于现代人来说，存在很大阅读障碍。古籍整理追求准确性和完整性，在现代，还要追求可读性，原汁原味的原本当然好，但要让更多的人可读可利用，拉近典籍与人们的距离，离不开全面细致的古籍整理工作。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后，被公认为最好的整理本，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通过点校和修订，确立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现代通行本”地位，使大量学术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受益。所以，古籍整理也有时代性，也要面向未来。

学术家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何意义？

徐俊：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非常精辟的概括：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的传世典籍，便足以让我们有自信，有底气。

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有准确的理解，这需要提供更多让人们接触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古籍便是传统文化最精粹的载体。一方面要准确地整理古代典籍，发掘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把优秀的古代典籍整理成果用多样和便捷的方式提供给读者，做好传统文化普及工作。除了传统纸质出版，新媒体可以让古代典籍的传播发生质的变化，比如中华书局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微信版，提供了约10亿字的精校本古籍，点校本“二十四史”已全部上线。在新时代，阅读经典，了解传统，希望能够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鲜活起来，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