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7日下午2点半，历史地理学专题讲座第20讲在人文楼400举办。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研究员陈维新先生以“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对话——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问题”为题，带来一场精彩讲座。讲座由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历史地理学教研室主任丁超老师主持，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华林甫老师等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参与。丁超老师简要介绍陈维新先生的研究经历，其后，陈维新先生围绕君臣对话这一核心问题，依托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珍贵奏折档案，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盛宴。

讲座伊始，陈维新先生用台北故宫博物馆珍藏的历史文献引出主题。台北故宫托管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及民国时期外交部的重要档案文献，包括清代机密档案文献176件，界图606幅，自“江宁条约”到“辛丑条约”的原件、北洋政府时期的“中俄蒙协约”等均有收藏。此外，陈先生还展示了馆藏《快雪时晴帖》上乾隆帝“神乎技矣”题字与“八征耄念之宝”印、康熙帝在奏折上批示满汉合璧的“知道了”、康熙时期的小密折等图。

陈维新先生介绍，台北故宫藏有鄂尔泰奏折约500多件，是研究雍正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关键资料。鄂尔泰在处理广西、贵州、云南土司问题时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他与雍正皇帝通过奏折往来，形成了特殊的“君臣对话”。陈维新先生强调，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收录的《雍正朱批谕旨》所载奏折是以《雍正朝宫中档奏折》原件为据、加以增删修改后编纂而成，研究者应当重视原件奏折的使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奏折所见不仅是君臣商议国家政务、地方事务，更反映君臣之间的关系。在鄂尔泰的请安折中，雍正帝批示“朕恭甚安，卿好么，新春大喜，一切平安”。推行改土归流需选拔进用有才能的官员，在鄂尔泰奏报任官用人之事时，提出“为政在人，人存政举”，而雍正回应“天下惟以用人一政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并谕以选才用人的原则，需检验其功力才能、临事经验，选择安分洁己之人。于私，雍正帝对鄂尔泰的关怀问候体现出的“父—子”般情谊；于公，鄂尔泰应对皇帝尽“君—臣”之忠，可见清帝所追求的是一种“忠孝两全”的君臣关系。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鄂尔泰奏折

在阐述改土归流的背景与策略时，陈维新先生介绍，鄂尔泰认为云南苗疆动乱根源在于土司制度的弊端，提出“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的主张。在改土归流策略上，鄂尔泰主张“分别流土考成”，“以专职守、以靖边方”。流官设立吏目者职分卑微，土司难免轻视，不听约束，应该斟酌土司大小改设微员；更应对土官严加考成，明确划分土司、文员、武职的职责。同时需推行保甲制度，严责捕快、汛兵，以清除盗乱之源。这些主张得到雍正帝的重视，在奏折上朱批交兵部、刑部、都察院各议具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鄂尔泰奏折

陈维新先生以乌蒙土府改土归流为例，具体阐述改土归流的过程。雍正帝命鄂尔泰与岳钟琪会同办理四川乌蒙、镇雄、东川三府划归云南事务。鄂尔泰派官员勘查地势、土地、营汛、矿厂，并拟派官兵移往东川驻守。岳钟琪远驻陕西，与鄂尔泰意见亦有差异，雍正帝责劝谕其“和衷办理，务出完全”。在鄂尔泰奏报筹划乌蒙、镇雄二土府改土归流一折中，雍正帝朱批“筹划甚是妥协……日后归化一切如内地一般时，再议减撤未为不可”。

讲座最后，陈维新先生用台北故宫所藏档案，再次强调看奏折原件的重要性。如湖广总督杨宗仁的请安折中自称“奴才”，雍正帝多次指出“向后称臣得体”；在河南巡抚田文镜的谢恩折中，雍正帝朱批“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二十世纪初光绪帝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后因刺杀改派大臣，原本拟递国书作废，于是留下“送不出去的国书”等。这些例子提示研究者不仅关注奏折的正文，也要留意其他部分，考察其背景，更完整、全面地理解奏折档案。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大清国致大英国国书”

此次讲座提供了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曹雯老师、赵逸才老师、孙景超老师、社科大研究生李琳娜等师生就档案中对俄罗斯的称谓变化、台北故宫的舆图收藏、东北界址划分舆图等内容与陈维新先生展开交流。胡恒教授表示陈维新先生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丰富的研究经验，以珍贵的奏折档案、舆图为线索，做了大量边疆、边界的研究，解锁了历史背后的诸多细节，对推动相关研究发展有重要贡献。

当晚，陈维新先生在公教2107教室继续为师生讲授“清代新疆伊犁段中俄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舆图为例”，展示大量精美舆图，并利用舆图纠正文献史料记载之误，为舆图研究的典例。其所展示舆图收录于《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边界变迁条约舆图特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