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第一讲在公教二楼2405教室举行。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应邀作题为“文明的生成、发展、扩张及其运行机制——一个关于文明的理论思考”的讲座。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教授主持，历史学院2023级全体博士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加。

讲座伊始，钱老师以历史学研究体系为切入，强调历史学研究不应完全摒弃宏观的史学研究。依据此次讲座的题目，钱老师首先解释了何为“文明”。钱老师指出，目前学界研究常将文明的界定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相联系，但此类观点有待商榷，原因有二：一是存在将“文明”的范围狭窄化的倾向，文明是否仅用国家这一政治概念即可界定？二是这一观点未从根本上解释文明的概念，会引发“何为国家”等新问题。钱老师认为，文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人类从纯自然的状态中脱离出来的一个过程。在文明出现前，人类通过采集、渔猎、群婚等方式，在依赖自然的条件中生存；文明出现后，人类通过有目的的活动谋生，摆脱了纯粹自然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形成家庭结构和社会分工，出现了“王”（Rex）等统治者，地域性主导的治理逐渐代替了血缘主导的管理，等等。在文明的生成过程中，人类从“自然中的人”向“人和自然二元互动的人”转变，人与自然既统一又分离。讨论文明的范畴中，钱老师指出文明是一个包罗万象、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包括对自然知识的有意识的了解、探讨和积累，对自然现象的有意识观察，及与此相关的人的精神活动与精神世界，这些活动使人能超出自然而思考，探讨“自我”与“生命”的关系，发现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

为加深同学们的理解，钱老师分析了第二个问题：“文明从何而来，何为文明的动力”。国内外多数学者在挖掘文明的成因时侧重内发性因素，但钱老师提醒同学们不应忽视催生文明的外部因素。早期人类因为生存的需要展开交流，为自我保卫而形成不同职能等例子，表明内部因素有可能因为外部压力形成。例如，争夺生存资源使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对立、合作、相互利用等关系。人类之间存在的竞争对彼此构成外部压力，文明在互相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产生，此类外部压力可统称为“交流”（exchange），其中既包含大量的暴力行为，也有外婚、货物交换等非暴力形式。

钱老师探讨的第三个问题为“文明的发展、壮大与扩张”。通过展示“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中国远古文明”的分布图，钱老师指出，文明的第一发展阶段为“由点到面”，“点上的文明”逐渐连成一个较大的范围，并以早期政治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古代中国为例，较大地域范围内的政治体表现为夏商周三代，其他地域文明也有类似情况，比如两河的巴比伦、亚述等等。文明发展与扩张第二个阶段为“由面到片”，文明的“接触—竞争—交流”机制使其向更广的范围扩展，统一的汉帝国、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希腊化世界（塞琉古、托勒密等）的形成皆体现了这一进程。第三阶段为“由片到圈”，主导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文明圈内部的基本特征与不同文明圈的差异。基于此，钱老师将资本主义出现前的世界划分为“四大文明圈”——以儒学思想为基本特征的东亚文明圈、以婆罗门教—印度教和早期佛教为代表的南亚文明圈、以伊斯兰教为精神价值支柱的西亚北非文明圈、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明圈，其中，欧洲文明圈又可分为西部的基督教—新教亚文明圈和东部的东正教亚文明圈。第四阶段为“从圈到球”，即从大地域的文明圈向全球性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自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形成后，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讲座的第四个问题涉及“文明的扩张与运行机制”。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将人类文明划分为21种，其中又可分为6种原生文明，15种继承文明与顶替文明。钱老师认为，文明有两个载体，其中政治载体即国家是有形的、看得见的；宗教或非宗教的精神载体即意识形态是看不见的，这两个载体在文明的形成、发展、扩张中起关键作用，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文明的存在、延续、强大或衰落。如果相互支持、彼此衔接，文明便会生生不息、长盛不衰；若二者缺一或搭配不当，文明将难以延续。随后，钱老师详细列举了欧洲、南亚、西亚北非和东亚四大文明圈的情况，以说明唯有两大载体有机结合，文明才能兴盛不衰。汉武帝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汉帝国快速发展，这样的完美对接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成为四大文明圈中唯一不曾断绝的文明。自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欧进入了重新整合的过程，长期分离的国家载体和精神载体开始结合，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民族共同体成为政治支撑，民族认同感成为思想支撑点，精神力量与国家力量终于对接，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工商业蓬勃发展，民族国家不断强大。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一种新的现代西方文明出现，西欧成为世界引领力量，此即“西方的崛起”。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已控制了全世界，非西方地区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传统文明面临灭顶之灾，而“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等思潮风行一时，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其他地区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但就在这时，现代化成为历史潮流，许多地方掀起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二战后，全球现代化的格局基本形成，非西方国家纷纷摆脱西方的控制，努力追求自身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古老的文明重新恢复了力量，经过对自身的改造而焕发了新生，像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甚至南美等古老文明中心所在地重新焕发生机，钱老师将此现象解释为“文明的回归”。钱老师认为：这是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讲座最后，钱老师引用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名言，倡导一种对于文明平等、文明对话的文明观。

讲座结束后，现场反响热烈。胡恒老师进行了简要总结，他认为钱老师的演讲“大开大合、纵横捭阖”，关照到世界文明地域、人类社会和数千年文明史的整体，生动展现了宏观历史研究的魅力。对文明基础理论的深刻反思和独到见解，有助于推进对文明定义标准、发展动力的内外因、文明发展地域进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再思考。随着近年来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文明作为超国家视角的分析工具在学术研究中再度兴起，钱老师的演讲是对这一学术潮流的再审视，并将极大有助于回应全球文明倡议、文明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的时代重大命题。随即在场学生与老师进行提问，钱老师耐心予以解答。演讲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