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9日下午，在线上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十六讲中，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以“康有为与‘弭兵会’”为题作主题报告，与历史学院及校内外其他师生分享了他对康有为如何走至政治舞台中心这一问题的思考。

1897年12月12日，面对德国强占胶州湾后的边疆危机，兵科给事中高燮曾上“请令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片”。作为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的提前亮相使得该片被诸多学者所关注。早在十多年前，茅海建老师已指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来京的原因，可能是因港澳商人出资，处理巴西华工之事。（参见：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第1-18，190页。）此后经过长年思索以及对于外文史料的搜剔，终于对此一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认为高燮曾此时关于派“熟谙西法”的康有为参加“瑞士国”“弭兵会”的提议，可以看做清朝政府在绝境之中自我挽救的一策。而此议背后牵扯的复杂背景对于解决“康有为如何进入戊戌变法政治舞台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茅老师随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层层推进，对此案的诸多细节作进一步的厘清与探讨：

首先，什么是“弭兵会”？茅老师指出，是李提摩太等人的宣传使“弭兵会”的相关知识进入中国人视野，但他们对该组织名称的翻译及相关介绍很容易导致清朝士大夫对其组织性质的认识发生误解。

甲午前后，李提摩太等人在《万国公报》上先后发表了五篇与弭兵会相关的文章，为考察弭兵会及其性质提供了线索。茅老师指出，经王元崇研究，1892年在瑞士伯恩成立的“国际永久和平局”即“弭兵会”，是一个非官方性质的和平组织。李提摩太、蔡尔康等人在甲午前发表的四篇文章，借用中国经典中“弭兵”一词，将该组织译为“（官）弭兵会”，貌似官方组织，同时在叙述中向读者“圆滑”地宣传了各种国际和平组织对当时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有相对的影响力。甲午后，李提摩太《新政策》一文再次提到“弭兵会”。此时清朝士大夫急需外部知识，李提摩太对“弭兵会”的解释影响力增大。1896年上海广学会刊刻《中东战事本末》将李提摩太五篇文章辑入出版，畅销一时，影响及于晚清士人特别是康有为及其弟子对“弭兵会”的认识。

随后，茅海建老师探讨了康有为一派对“弭兵会”的想象与设计。他指出，1897年，与康有为一派关系甚密的唐才常首先在《湘学报》上连载长文《史学第三：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阐述了他对“弭兵会”的认识。康有为及其弟子等人则大多在谈及康有为 “大同三世说”时附带论之，但他们对“弭兵会”产生了误解，不知其为非官方组织，且在使用中国传统观念来解读西方各国和平组织的活动时形成了“大同三世说”高于后者所持理念的相应的等级观。据1897年欧渠甲《变法自上自下议》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两文对变法策略与全面改革的阐释可知，康有为此时已形成了“遣使臣入弭兵会”以争取国际干预与国际同情的政策设计，显示其对当时国际形势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的无知，也说明他因受到李提摩太等人的误导而走了偏路。

此时虽康有为政策设计已形成，但他上书光绪帝的渠道一直不通畅。由此，茅老师将目光转至另一问题：自认为“满腹韬略”的康有为如何凭借当时工部候补主事的身份把自己的意见上达天听呢？很显然，高燮曾推荐康有为参加弭兵会的附片便起到了这个作用。

据康有为《我史》记载，翁同龢在高燮曾上片前一天曾前往南海会馆与康有为见面，但《翁同龢日记》并无此记录。茅老师引用学者孔祥吉的结论，说明翁同龢通过裁减、补贴的方式改写了这一天的日记，并分析其改写后的日记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认为翁康会面确有其事。翁同龢此时在处理德国强占胶州湾一事中的外交失利是二人见面的契机，而派康有为出席瑞士“弭兵会”为翁同龢脱困提供了一种可能。结合高燮曾的知识结构、附片中有自荐之语以及康有为一派在《国闻报》的宣传与附片内容不符等情况，茅老师认为高燮曾附片应是翁、康商议的结果，且很可能为康有为自拟，由高燮曾或翁同龢修改而成。

据康有为《我史》记载，翁同龢在高燮曾上片前一天曾前往南海会馆与康有为见面，但《翁同龢日记》并无此记录。茅老师引用学者孔祥吉的结论，说明翁同龢通过裁减、补贴的方式改写了这一天的日记，并分析其改写后的日记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认为翁康会面确有其事。翁同龢此时在处理德国强占胶州湾一事中的外交失利是二人见面的契机，而派康有为出席瑞士“弭兵会”为翁同龢脱困提供了一种可能。结合高燮曾的知识结构、附片中有自荐之语以及康有为一派在《国闻报》的宣传与附片内容不符等情况，茅老师认为高燮曾附片应是翁、康商议的结果，且很可能为康有为自拟，由高燮曾或翁同龢修改而成。

之后，茅老师又详细考察翁同龢的具体表现，并对翁同龢荐康有为之案有了全新的解读和推论。

据分析，翁同龢在日记中首次对康有为表示恶感是在1898年5月26日，此前他对康有为评价颇为正面，后来宣称他与康“不往来”，隐瞒了南海会馆与康私会之事。说明翁同龢其实此前已有荐康之举，已帮助康有为走入政治舞台中心，只不过对其做法不事声张罢了。

6月15日，翁同龢被罢免。戊戌政变后，内阁两次下达光绪帝上谕，翁同龢的罪名被不断扩展。翁面对第一份上谕未作辩解，而对第二份上谕指责他“极荐”康氏，将康梁作为与其挂钩时，翁一反常态进行自辩，但还是回避了是否“荐康”的问题。茅老师认为，前述翁同龢为避祸而对日记进行的挖补增删，很可能开始于此时。

茅海建老师继而考察了张之洞、章炳麟与沈曾植等人事后对弭兵会发表的意见，指出，张之洞及其幕中辜鸿铭等人集体创作的《劝学篇》外篇中有《非弭兵》一文，反驳了康有为的观点，认为弭兵会根本无法制约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列强绝不会对中国谈弭兵。张之洞幕中人才辜鸿铭等人因留学英美，外部知识高于康梁，对弭兵会也了解不多，不过还是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全球扩张的态势。章炳麟在文章中也谈到，若实力不济而仅凭义理，并无法战胜强权。戊戌以后对康印象极坏的沈曾植事后感叹，希望当年能让康有为出洋参加弭兵会，以此杜绝康有为在国内受到光绪帝重用的机会。

本场讲座通过中外各类文献的梳理，详细比对各方的具体记载，并结合了前辈学者的既有成果，细致地考证了戊戌变法起源的相关问题，挖掘了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一面。茅海建老师多次强调，当时自西方传入的思想和新知很大程度上被国人所误读，这构成了戊戌年间变革的先天不足；另外，我们也需要关注历史的偶然性，通过高燮曾推荐康有为入弭兵会的事实经过，可以看出康有为能够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有其戏剧性和偶发的一面。茅老师最后指出，历史具有偶然性，不是按照一种轨道去行驶的，从康有为与弭兵会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戊戌变法的发生便是这样一个过程。

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夏老师认为，茅老师通过“弭兵会”这一不起眼的事件层层勾勒出戊戌变法的相关史实，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其享誉学界的“史实重建”之法，于此可见一般，值得后学者借鉴。夏老师据此提问：通过对戊戌变法史实的重建，是否意味着对戊戌变法的性质和作用有一个不同于主流判断的批评性认识？茅老师回答，戊戌变法无疑是正面的；但今天的我们并不是要简单地给历史人物贴标签，而是要讨论改革何以不断失败，要分析改革主导者存在的局限性；但他们有局限性也是正常的，这不是我们苛责前人的理由。针对同学们提出的康有为为何后期变得保守的问题，茅老师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康有为的思想才似乎显得保守了；说到康梁的异同，茅老师指出，康梁的思想是逐渐发生分歧的，这与梁启超到日本后逐渐真正接触了西学有关，但他们的分歧并未影响其私人交谊；至于康梁变法失败与满汉关系是否有关，茅老师认为这并非主要原因。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不已。

（撰稿人：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 伊云静 阮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