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7讲在公教1605教室举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孟龙教授以“秦汉国家政治地理结构”为题带来精彩讲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建伟教授主持，历史学院2024级全体博士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与。

马老师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享了自己对秦汉时期政区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政治逻辑的思考。他指出，政区不仅是辖域，更是政治权力的空间表达方式。周振鹤先生此前曾提出“沿革地理——政区地理——政治地理”的三阶段研究框架，但对于第三阶段研究的内容并无明确想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政区特征有别于西方，是一种政治地位存在差异但却存在秩序性规划的空间结构。秦汉时期的国家政治地理结构，是指国家内部诸政区在政治地位、政治措施、政治待遇层面的秩序化差异。得益于简牍材料的出土，探讨秦汉政治地理结构，重绘秦汉时期政区地理的图景成为可能。

出土文献表明，秦代已经存在差异化的政治地理结构。秦人将秦国旧土称为“中”（中县道、内史），在从六国及蛮夷夺取的土地置“郡”，分别施行不同的统治政策。“中”内诸事务由诸卿直辖，且“中”的人员流动受到严格管控。例如，“中”人犯罪将被处罚发往郡，不得回到“中”。郡人也不能随意进入“中”。秦统一以后， “郡”也有新旧之分，据里耶秦简《更名方》的记载，秦王政十七年以前设置的“郡”称为“故徼”，十八年以后则称“新地”。秦代严禁人员和战略物资从“故徼”流向“新地”，且在故徼沿线驻兵戍守。对“新地”则实行严格的兵器管控，并任命有过失的秦人出任新地长官。秦代依纳入疆域先后划分出“中—故徼—新地”的国家政治地理结构，体现了秦代以关中为核心，控御东方的统治逻辑。

汉初继承并调整了秦的政治地理结构。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对不同政区官员秩级的记载，可以复原并揭示吕后元年的国家地理结构。《秩律》中存在 “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规律，依据不同政治地理单元的排序，可见这一时期内史（京畿）—关中（含北地、巴蜀）—关外（河东、南阳等）—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京畿仍称“中”，所辖诸县普遍具有较高的行政等级。汉初关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需设津关进行防御，对贵金属、马匹的流出进行管控，人口出关需办理通行证，迁徙大量关外人口进行充实，且不在关中推行分封。关外郡县则允许分封诸侯国，且有限度的获得各类物资。如关外郡县买马需经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入关买马。汉初的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实际延续了战国以来“秦（汉）—六国（诸侯）”的东西对立格局，通过强化关中本位防范关东王国势力。

汉武帝元鼎三年的“广关”事件是国家政治地理演进的重要事件。传统观点认为“广关”即是函谷关东迁，但邢义田、辛德勇的研究指出其本质为扩展“关中”地理范围。关中北界从黄河推至太行山，南界延至新武关、柱蒲关，“广关”后的关中恰好覆盖中国第二地理阶梯。“广关”是汉初以关中制关外政策的延续，通过扩大京畿战略防御纵深；实现“关中郡”对京畿的环绕，并对关东呈现居高临下的压迫态势。元鼎、元封之际，汉帝国的疆域扩张引发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革新，武帝开边新设初郡（如匈奴、朝鲜、东越、南越、西南夷地区），推行“故俗治”“毋赋税”的羁縻政策，而故郡承担财政物资供给，这种“以内援外”政治措施的施行，催生了后来“内郡—边郡”政治地理结构的产生。《汉书·地理志》的政区排序呈现：三辅—内郡—边郡—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正是武帝改制后的反映。不过，从文献记载和《汉书·地理志》内郡、边郡内部排序来看，汉初以关中制关外的政治地理观念仍在延续。

随着武帝开边后疆域扩大，京畿偏离全国几何中心的问题凸显。西汉后期武帝通过提升弘农郡及河东、河内、河南（三河）的政治地位，构建“准京畿”以平衡空间结构。弘农、三河不归入州部而是直属司隶校尉。不仅官员在政治迁转上优于一般郡，且禁止宗室任职。不推行分封制，逐渐具备“准京畿”属性。这一调整使京畿与准京畿共同构成帝国几何中心，形成“京畿（准京畿）—内郡—边郡”的结构。自西周延续的东西对立格局至此被打破，转而以五服制度为理论框架，构建起以文明中心向边疆辐射的地理秩序，成为汉代“夷夏”观念的空间投射。

随着武帝开边后疆域扩大，京畿偏离全国几何中心的问题凸显。西汉后期武帝通过提升弘农郡及河东、河内、河南（三河）的政治地位，构建“准京畿”以平衡空间结构。弘农、三河不归入州部而是直属司隶校尉。不仅官员在政治迁转上优于一般郡，且禁止宗室任职。不推行分封制，逐渐具备“准京畿”属性。这一调整使京畿与准京畿共同构成帝国几何中心，形成“京畿（准京畿）—内郡—边郡”的结构。自西周延续的东西对立格局至此被打破，转而以五服制度为理论框架，构建起以文明中心向边疆辐射的地理秩序，成为汉代“夷夏”观念的空间投射。

王建伟老师总结指出，马老师的研究是宏观大视野与微观考证的有机结合，不仅是对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更是对秦汉时期国家秩序的理解。马老师提出了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新概念并进行了系统阐释，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秦汉史中的一些“老”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维度，如国家治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关中与六国故地的关系等。正是一代一代学人的努力，使得秦汉史这样一门成熟的学科不断保持生机。其后，马老师与在场师生围绕汉代边疆地区治理、圈层结构理论的解释限度、“政治地位”的表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

文 | 李林泽 朱磊 白雪琦

图 | 白雪琦

审核 | 陈路 叶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