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动态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4月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七讲在线上举行。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院研究员、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天人先生，应邀做了题为“索像于图：关于古地图研究的几点思考”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受邀与谈。

林老师的报告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研究旨趣和古地图概念。林老师指出，地图古已有之，但只是到近代社会才形成自己体系。研究人员往往从地图的风格、美感、种类、时代意义以及图面所反映的史料等不同层面对其进行诠释，并从解读地图表面透露的讯息，到挖掘地图背后隐藏的意涵，逐渐深入；地图也从最初的实用对象，演变成为记载前代信息的特殊载体，重要性更大大增加。林老师认为，东西方对地图的认识有很大差异，西方对地图的感受，有如傑里•布罗顿所言，“我们必须依靠地图来了解世界，却无法用地图完美再现世界。地图所维系的是人类对真理、艺术、公正的追求，更有政治、权力、财富、欲望的投射”。而中国的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则讲到：“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这代表着我国古代长期以来对地图的看法。

在“古人如何制作地图及地图形制”的问题上，林老师介绍道，中国古人用一种叫“记里鼓车”（图1）的工具丈量土地，减轻人工的劳动量。具体而言，即是是依靠马车驶入未知区域，凭借简单的定向设备确定位置，再将肉眼观测到的地理信息记录下来，绘制到图上。

此前出土的地图都属单幅、单片，如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地图（图2）、1983年中山国古墓出土的《兆域图》、1986年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草纸地图等等。

第二部分，林老师介绍了山水绘画与山水地图的异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山水图与山水画很難区分，如明代《蒙古山水地图》（局部）与宋代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局部）（图3），从绘画技术上来讲，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蒙古山水地图》是地图，《江山秋色图》却是山水画。张彦远在论“书画同源”中讲到：“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可见在古人观念中，图、画不分家，相伴而生。

在讲到山水地图的缘起时，林老师指出中国传统的山水地图与道教的发展相关。《雲笈七籤》卷九七称东方朔作图序：“五岳真形者，山水之象也。”“真形”一词在中古至宋的道教文书中出现频繁。除了与山水有关的“真形图”为特定的一类图象外，“真形”或指鬼神、修道者，或指道教神像、符印、图画等。不管所指之物为何，“真形”都隐含有“变化”之义。到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小川琢治更是将“泰山等高线图”与日本江户时期的《东岳真形图》（图4）摹本作比较，指出两者所显示山脉的形状及走向类似，因此提出《真形图》乃为古代道教地图之说法。《五岳真形图》有可能反映的是古代道教地图或道士入山用的指南图。

由于绘画、地图与书法使用共同的材料和生产工具，均为笔、墨、纸、砚、帛、布等，因此山水画与山水地图更是有许多相似的特性，须仔细辨认其异同：其一，两者都取材于现实的环境，但绘画是创作，绘图是描述；其二，绘画转化了心境、绘图则捕捉了实境，绘画可以天马行空，绘图则无法凭空捏造；其三，绘画与制图都有目的性，但制图的目地性更强，是服务于使用者的具有强烈工具导向的作品；其四，两者均可具有美感，但地图更强调了实用与真实。

在第三部分，林老师比较了中外舆图的异同，指出西方地图以实用为导向，工具特征十分明显，旨在为阅读者提供最方便、最容易了解的方式。而传统中文古地图（如《左江右江两镇所属沿边关隘塘卡图》《庆安县都沱山图说》《请修武昌城垣图》，分见图5、6、7）），均体现了中国传统地图的绘制特点，多为城市、军事、疆域、政区行省、道路里程、民生工事、河工水利图等；图绘的主题体现着浓厚的王权与疆界的观念，也不在民间流通。表现方式上，中文地图在图中“贴黄”或“贴红”，藉以引起阅图者的注意，提示重点，此为中文古地图继“图示省文”之后的另一项重要发明，与清代的奏折制度相配合，使地图的实用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当然，中国古地图也有自己重要的贡献，罗洪先在《广舆图全书》中首次列出了山、水、界、路、府、州、县、驿、卫、所等二十四种地图符号，这些符号沿用至今。

第四部分，林老师以传说中台北湖泊为例讲述如何以图证史。根据康熙三十六年(1696）郁永和《裨海记游》（又名《采硫日记》）文中描述，台北盆地在当时似呈现湖泊状，但遍查文献并无类似的记载，因此很多人质疑《神海记游》这一段文字的真实性。林老师以雍正元年至十二年间（1723-1736）《台湾图附澎湖群岛图》明顯证明台北湖泊的存在。但對比往後繪製的台灣輿圖中台北湖泊卻消失而成盆地地形，說明台北地形在清代康、雍、乾時期有明顯的變化。雖然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從歷史研究看來，經過地圖挖掘而必須進一步探究，說明地圖在研究中扮演著重要的關鍵。

第五部分，林老师介绍了故宫舆图的来源与相关研究，指出故宫所藏舆图来源多元且复杂，先是宣统二年（1910）张之洞成立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前身），将当时原藏内阁的一百多种舆图移交典藏。民国十七年（1928），京师图书馆移居仁堂，易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同年九月成立“舆图部”，王庸担任舆图部主任。民国二十年（1931），北平西安门内文津街新馆落成，两馆合并。后因战争影响，有些舆图并未全部随文物南迁，而可能分散保存各处。现存清宫三种清舆图目录《萝图荟萃》旧目、《萝图荟萃续编》写本图目及《各项图式总目》所编的《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圖目初编》，共收录地图4228件，分舆地、都城宫苑、风土、江海、河渠、武功、巡幸、名胜、瑞应、效贡、寺庙、山陵、风水等13类，并广泛应用于经济史、城市史、政区制度史、历史地理及沿革等多个领域。

讨论阶段，华老师首先感谢了林老师精彩丰富的报告，认为此次报告开拓了大家对古地图研究的认识与眼界，激发了学界对古地图研究的兴趣，同时也促进了大陆对台湾学者在古地图方面研究的再认识，并从图与画的关系、中外舆图的比较、图与史互证以及故宫舆图收藏来源等四个方面展开评议，并且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