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5日，应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课堂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了题为“世界史教材与思想史元素——几个中世纪的案例”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王大庆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彭老师开宗明义地指出，和中国史教学相比，世界史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我们的学生对教材背后的思想史背景知之甚少，缺少史学史或者说学术史、思想史的观照。而教材背后的思想史脉络，对进行历史研究和读懂以往历史学家的作品，都很重要，因为历史学家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写作的。以十卷本苏联版《世界通史》与新版剑桥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为例，彭老师认为，这两本教材背后的思想史脉络其实隐藏在当下使用的更加简略的其他世界史教材背后，而苏联的世界史著作对我们建国初期的外国史研究影响尤其明显。

接下来，彭老师展开了对具体例子的分析。他分析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国内欧洲史研究领域对“行会”的定位问题。他指出，当下国内的世界史教材对“行会”的批判性评价实际上沿用的是亚当·斯密的观点。这是建国后国内兴起的欧洲史研究沿袭前苏联历史教科书观点的结果。该观点在一定程度还保留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认为“行会”限制了生产规模和竞争，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彭老师引述了皮朗以及晚近西方中世纪史学家的观点，描绘出了一个在中世纪“行会”研究领域多层次、多面向的学术图景。彭老师提醒大家注意，“行会”实际上是一种对劳动者的保护，“行会”对技术培训和技术传承的注重，也让其成为中世纪欧洲技术进步的重要平台。皮朗以及晚近中世纪主流学界对中古西方文明持有十分乐观的态度，包括肯定行会的积极历史作用，然而目前国内教材的叙述在这方面并没有更新或者做出回应。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见微知著，从“行会”这一细小问题出发，彭老师接着对学界另一重要话题——基督教与资本主义是否兼容——展开了探讨。彭老师提到，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观点不仅是认同私有制的，同时还强调财富的公共属性，即私有财产的公共性质意味着富人有义务与穷人“分享”其财产。这样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冲击，但是还保留其影响。以乔托讲述圣方济各故事的两幅绘画为例，彭老师指出，基督教的清贫理想并不是崇尚贫困和物资匮乏，而是认同一种中世纪版本的“福利资本主义”，强调财富的社会性和公益性。中世纪基督教并不排斥商业和市场，只是希望富人有社会责任感。他提醒同学们，中世纪西方人眼中的“贪婪”并不是拥有财富，而是囤积财富，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古代重视消费和流通的“凯恩斯主义”。教会并不在原则上反对私有财产，而是反对出于贪婪的财富囤积。

      彭老师的最后一个话题由城市和大学探讨了中世纪社会和城市的政治文化。彭老师指出，晚近的研究强调，地方市场，而非长途贸易，才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生存发展的重要和主要基础。而且城市和地方社团构成中世纪欧洲政治结构极其关键的一个侧面。城市与大学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独立性。我们的教材注意到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自治性，但是对之关注的程度还是不够。政治权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所有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特点。在我们对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叙述中，对教宗、国王、大学与地方城市之间的权力博弈，需要更多注意。

      讲座最后，彭老师总结到，我们需要重新评价马克斯·韦伯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批判其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元素。在研究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与经济时，我们应该更多注意到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张力，注意到前者在现代西方社会依然留存的影响。我们的教材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需要反映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切勿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彭老师的报告完毕后，王大庆老师高度肯定了此次报告的启发性意义，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想。王老师提出，教材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进行研究的文本，这个文本带着时代的烙印——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考察的；他通过引用两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多面性。

讲座激发了听众浓厚的兴趣和思考。不少同学结合自身所学，就“资本主义精神”的界定、对国外教材的借鉴和国内世界史教材的编写等问题向彭老师请教，与彭老师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最后，讲座在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