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五讲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道炫教授应邀作了题为“瞿秋白的三重世界”的学术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历史学院100余名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黄教授首先跟大家分享了他长期从事革命史研究的心得：做革命史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坚持作为研究者的求真、求知的态度，这中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以早年研究瞿秋白的经历为例，黄教授既关注到了瞿秋白作为一个生动的人物所具有的真挚情感，也注意到了他心中灰暗落寞的一面，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瞿秋白具有多重面向。

黄教授首先谈到了丁玲（瞿秋白的生前挚友）在1980年所写的回忆瞿秋白的文章。这篇文章讲述了瞿秋白与其第一任夫人王剑虹相识并结为夫妻的故事。丁玲是王剑虹的闺蜜，丁玲在文章中声称曾见到王剑虹写给瞿秋白的情书，所以她找到瞿秋白建议其接受王剑虹的爱意。在丁玲的撮合下，瞿王结为夫妻。但这件往事还有另外一种叙述模式。丁玲之孙蒋祖林在2016年出版的《丁玲传》中提到，丁玲谈到自己的感情生活时曾言及瞿秋白生前真正的爱慕对象是自己，但彼时的丁玲自忖年龄过小，又意外发现了王剑虹写给瞿秋白的情书，尽管对瞿秋白也心存爱慕，但她不愿意因此与王剑虹失和，便主动拒绝了瞿秋白的爱意，并撮合他与王剑虹结为夫妻。而瞿秋白也接受了丁玲提出的这种“让”。这里面，很能看出瞿秋白性格中的一些特点。黄教授指出，在他看到蒋祖林的这本书之前，读到瞿秋白与王剑虹的一些信件时，就感觉瞿的感情生活颇为复杂。虽然学界关于瞿秋白的研究已颇为丰富，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其个人经历还存在进一步解读的空间。

黄教授接着梳理了有关瞿秋白研究的学术史，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史的角度对瞿秋白进行深度解读。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受到党内政治的影响，关于瞿秋白的历史形象，先后从牺牲后被树立为英烈，到“文革”期间被打为“叛徒”，再到改革开放后平反昭雪，经过了多次复杂的变化。这些年来，瞿秋白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抓住了深刻体现瞿秋白性格特点的“豆腐”意象，从身体史与阅读史的角度，展示出瞿秋白这种“豆腐”般的柔弱意象与中共官方所倡导的“钢铁般意志”的革命形象之间的冲突，揭示了瞿秋白如何与中共官方主流意识渐行渐远的过程。同时，海外关于瞿秋白的研究也比较热门，尤其是瞿秋白这种较具个性化的人物，不仅吸引了历史研究者的目光，也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关注。

黄教授指出，这些研究从瞿秋白自身出发，关注瞿秋白的个人感情与心路历程，并不断讨论“心”的概念，以推进对瞿秋白的解读。黄教授通过解读瞿秋白在临刑前留下的《多余的话》一文，指出瞿秋白在文章中将自我剖析的色彩毫无保留地展示给读者。黄教授认为，瞿秋白一直坚持以这样的态度要求自己，把自己放到很低的位置，给人一种软弱的印象，海外有学者称他为“软心肠的共产党人”。实际上，瞿秋白还有另一面。黄教授举出钱穆讲述的瞿秋白年少时带领班里同学反抗学校不公正待遇的经历，指出自晚清以来的革命史叙事都是从反抗的视角展开的，而这也体现了瞿秋白作为革命者的鲜明特性，但这在瞿秋白自身的讲述中却“失踪”了。瞿秋白作为革命者强硬的一面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共五大时，瞿秋白坚决地站了出来，提出了与陈独秀完全不一样的策略，这绝不是一个消极的领导人的态度，表现了他的直率性格。这些，瞿秋白自我叙述时都不太言及。

      其后，黄教授从瞿秋白的思想背景入手，剖析了瞿秋白的一些自我否定话语后面的资源和动机。瞿秋白出生在大家族，受到正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讲究、绅士、落拓不羁的风格，有很明显的江南文人的特征。瞿秋白会通过与常人不同的表述，以贬抑自己来形成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和解。瞿秋白的性格存在强大的一面，也存在对这个世界信心不足的一面，再加上他年轻时身体不好，家族迅速崩溃，更使得他的心理相比常人更加敏感。此外，黄教授还指出，瞿秋白在精神上洁癖，在相当程度上自卑，又在相当程度上自傲，对自我与对别人的要求都很高。瞿秋白回忆他早年家里很穷，但黄教授举出了若干案例，说明瞿秋白幼时并非像他所述那样贫穷，并结合当时革命者关于自身早年贫穷的话语，认为这可与中国文人哭穷的文化现象背后的逻辑形成对应关系，以此解释瞿秋白精神洁癖的文化意象。

最后，黄教授结合他研究红军干部的经历，认为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以其个体化的性格特征而鲜明，相比于后来土地革命时期经历过激烈革命斗争的红军干部集体化的性格特征，有很大不同。因此，像瞿秋白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其个体化的特征颇为明显。

      夏老师在总结时指出，黄教授的讲座向我们展示出瞿秋白既自卑又自傲、既坚强又软弱的充满张力的性格特征，性格转变又展示出他如何从“革命者”成为所谓的“叛徒”。夏老师还注意到，在黄教授的讲述中，一个革命者在参与革命初期，往往其性格特点较为突出，但经过激烈的革命斗争后，其集体化的特征较为明显。夏老师认为这是对革命史的一种很好的解读，而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也是一个革命性政党充满生命力的最好体现。

      在互动提问环节，同学们就瞿秋白自述早年家贫的心理动因、瞿秋白的“弱者”心理的成因、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与黄教授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对于瞿秋白自述其早年家贫的心理动因，黄教授认为，很多人在革命的时代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家里富裕，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受到舆论的指控，甚至写回忆录的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家里富裕，并且认为自己的成功是自身努力奋斗的结果，而非其家里具有背景的因素。对于瞿秋白的“弱者”心理的成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年轻知识人的“烦闷”心理与这种“弱者”的心理是息息相关的。当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承担起责任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对周围事物的不满，发现所处时代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但这恰恰是一个可供年轻人选择的时代，这加剧了当时年轻知识人的“弱者”心理与“烦闷”现象。对于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黄教授认为，从事心理史学的研究，需要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大工程，建议年轻学者暂先不要操切从事，可将之纳入自己长时段的学术规划之中，随着年岁的积累、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人生体悟的增长，并伴随着不懈的努力，会对这一领域收获更深入的理解。

2020级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