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6日下午，“悬崖之上：环境史中的战争与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主旨演讲暨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第11讲在求是楼449教室举办。在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主持下，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历史系主任、资深教授丽莎·布拉迪（Lisa Brady）发表《恶性循环：历史上的武装冲突与环境变迁》（The Vicious Cycle: Armed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History）主题演讲。五十余名海内外学者与历史学院2023级全体博士生出席讲座。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布拉迪教授首先提出，人类的处境岌岌可危，如同站在悬崖边上，面临多种重大抉择。战争对历史环境变迁有着重要影响，它在人类历史上无处不在，并在全球各地的景观上留下了印记。战争摧毁城市、乡村、工业和农业景观，其残骸埋在土壤中，漂浮在河床上，甚至在海洋的洋流中传播。但是，自然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积极的“主角”（protagonist）。同时，也许正因为战争有如此明显、具体的影响，当我们想到战争与环境时，会首先想到战争的“伤痕”（scars）。这些“伤痕”不仅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反应，还能更深层次地揭示战争可能对景观造成的长期物质影响，从而成为历史文物，有助于我们了解武装冲突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伤痕”只能展现物质后果，遮蔽了其背后的行为动机。从意识形态冲突、政治分歧到资源匮乏和人口压力，人类出于各种原因选择参战。归根结底，武装冲突是一种具有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政治行为。

布拉迪教授展示了一个简单的图示，以厘清武装冲突（armed conflict）、环境变化（environmental change）和政治（politics）何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每个部分都以自己为轴转动，但它们就像机器的齿轮一样同步运转，一个部分的运动会引起其他部分的运动。这一过程则被教授称为“恶性循环”。

“武装冲突-环境变化-政治”齿轮模型

接下来，布拉迪教授聚焦于美国军队对环境变化的影响，重点讨论美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行动。她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事实上远在建国之前开始）就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武装冲突对环境最大的影响在于改变了领土的控制权与地区的社会和生态资源管理权。政治与战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些战争涉及不同的变化机制——战争本身引发环境变化，进而形成以新方法来管理、调解或补救环境变化的政治行为。和平时期的军队着力与备战、打扫战场以及各种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实现上，与战争时期的工作相比有着同样甚至更大的影响。

布拉迪教授强调，自十八世纪初以来，美国几乎从未间断过备战。从环境角度看，这导致了对军事需求资源的持续需求，包括为训练目的征用土地，为获取补给而砍伐森林、田地和矿山，以及传播人类可以控制自然并将其重塑为更可用形式的理念。军队在和平时期的早期行动可能不会对其所在的生态系统和景观产生持久影响，但伴随着国家建设进程在19世纪的扩展，军队推动思想、技术和疾病的传播，对环境造成预期中或意想不到的后果。军队通过征服原住民的土地与建造旨在保护定居者社区的堡垒和其他设施，扩大了国家的领土要求；士兵们通过地理调查、探险考察、资源记录与管理、疏浚河流与修建水坝等国家建设活动推进帝国扩张的进程。对于军队而言，这些收集环境知识和对新征服的土地进行科学管理的和平追求，与暴力剥夺土著人民的家园与领土的目标是分不开的。此外，促进美国地貌从原住民生态制度（native ecological regimes）向定居者制度（settler regimes）的彻底转变，或许是军队塑造美国环境和社会历史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军队支持定居者扩张，进而支持自然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nature），不仅导致了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受破坏，还造成了采矿作业的增加、污染、生态系统退化、土地管理网格系统的实施等生态弊病。

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丽莎·布拉迪教授作讲座

布拉迪教授提醒学者们注意，军队并不只在陆地上行动。在十九世纪，美国海军不仅通过采伐木材和其他海军物资来建造和维护舰船，还通过其在塑造美国社会和经济体系方面的作用，对美国的环境造成了重大损失。建设海军船队需要大规模采伐橡木，发展海军有利于支持和扩大国家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但该制度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至西奥多·罗斯福时代，海洋成为美国军事力量的角斗场。以“大白舰队”（Great White Fleet）的太平洋岛屿环行为例，新动植物的进口、本地动植物的额外收获、港口和码头对劳动力的需求、海军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疾病的交换改变着这些岛屿。

此外，美国在地面和地下开展的核试验，给试验场及其周围的生态系统和当地居民的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在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为联邦诉讼提供立法基础之前，军方与能源部（负责监督美国核计划）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集体诉讼纷纭而至，但直到1990年，国会才通过《辐射照射补偿法》（Radiation Exposure Compensation Act）向内华达州和附近其他州的铀矿工和受影响社区提供了有限的补偿。这标志着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提升，支持环境的政治抗议运动在不断地发展。DDT的广泛使用同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担忧。这两种对环境的恐惧为现代环保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迫使美国军方在行动中采用更环保的方案。

从1960年开始，国会陆续颁布了“赛克斯法案”（Sikes Act）及其多项修正案，旨在解决军事土地上居民的活动、狩猎和捕鱼等行为。1997年修正案更是规定所有军事设施必须与州和联邦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机构共同制定综合资源管理计划，海外军事设施需要遵守当地或美国的环境法律等条例。在美国国内和全球范围内，环保运动影响和平时期军事行动的另一个领域是训练场地和设施退役后的管理。布拉迪教授以波多黎各别克斯海军训练场的清理问题为例，进一步申明保护和养护自然的法律和社会转变已导致军事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军采取各种措施保护环境，减少损害，无论是被誉为“绿色军事化”（green militarization），还是被谴责为“军事漂绿”（military greenwashing），这些做法都可显示出美国军方的态度。

布拉迪教授总结道，尽管人们通过迁移、改变消费习惯和政治行动来应对环境问题，但军队的角色却被完全忽视，或者被有意识地隐藏起来了。军队不仅是新技术最早的消费者，也是最大开发者。军事活动更是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军事铺平了人类通向悬崖之路，不断加速把地球拖入深渊的进程。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仅要展示如今何以至此，更重要的是要指明远离悬崖的方向。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只有坚持这个信念，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战争、社会与自然，了解其演变过程。

“We have arrived at a point—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待布拉迪教授演讲过后，沃斯特、克里斯多夫·毛赫（Christof Mauch）、艾里斯·博罗维（Iris Borowy）、大卫·比格斯（David Biggs）、恩斯特·朗根塔尔（Ernst Langthaler）、梅雪芹与曹牧等中外学者以及人大学子相继对主旨演讲的内容进行提问和发表点评。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曹宇嫣、陈大炜、赵文博

供图：Lisa Brady、曹宇嫣

排版：王奕淳

审核：石权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