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治（1929—2012），四川自贡市人，中共党员，著名历史学家。198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术带头人，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1987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进行学术访问与讲学。1996—1998年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著有《清史论稿》《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王思治自选集》等学术著作，主编并撰写《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一、三、五、八卷，《清朝通史·康熙朝分卷》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集中讨论了清朝在建立与巩固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清朝的政治制度与权力关系，以及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等学术及理论问题。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与多位中外史学专家有过学术交集，王思治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和师友。

王思治，著名历史学家，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杰出学者。我和他的人生轨迹颇为相似，都是从事大学历史学教学科研工作，从校门到校门，在一个大学待一辈子，从未在其他机关单位工作过。我们都是1986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70岁退休后，被各自学校评为荣誉教授，可谓殊途同归。他在北方的中国人民大学，我在南方的厦门大学，学术背景原本相距甚远，却因学术转向在清史研究领域相遇相知，更由于清代人物传记的编写交情深厚，结下了25年的友谊。

相识与合作

　　我和王思治先生初次见面是在1975年，他被借调到复刊的《历史研究》编辑部来厦门大学历史系组稿。我参加了座谈会，他介绍了京师学界的动向，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热门话题是农民革命战争史，我记得傅衣凌先生的《明末南方的“佃变”、“奴变”》就是那时被约稿，发表在1975年10月20日出版的《历史研究》第5期上。不过那时我们只是相逢一笑，还没有深度的恳谈和交流。

　　1983年5月下旬，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长沙湖南宾馆召开的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上，审议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六五”期间历史学科重点研究项目，《清代人物传稿》就是其中之一。王思治担任上编第一卷主编，亲自撰写了《皇太极》《多尔衮》《归庄》《卫匡国》《于七》五篇传稿。我则应邀担任戴逸、林言椒主编的下编第一卷的撰稿人，撰写了《林则徐》《邓廷桢》《琦善》三篇传稿。上编第一卷于1984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下编第一卷于1984年9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两不相关，却意味着我们在研究目标上开始相向而行。后来，王思治又陆续主编上编第三卷（1986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第五卷（1988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并于1989年10月将三册一并赠送给我。1984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龄修、张捷夫主编上编第二卷（1986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第四卷（1987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3月12日，何龄修先生将这两本书惠赠于我。这说明他们把我视为同道。

　　1986年7月28日，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王思治和我同时被批准为全国第三批博士生导师。1987年5月，王思治应邀来厦门，我们一起担任傅衣凌先生博士生陈支平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是为合作同行的开始。

学术交往不断

　　1988年3月，我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3月的两会期间，我到北京参政议政，休会时间，都会到东四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宿舍，登门拜访韦庆远、王思治和校友吴奇衍、陈彩珍夫妇。1991年3月23日至4月4日，我在京出席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3月31日休会，我到王思治、吴奇衍家拜会，相谈甚欢。

　　1991年9月5日，我邀请王思治到厦门，担任我的博士生郭润涛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李长弓、张和平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一楼会议室开了一整天的答辩会。晚餐后，王思治先生兴致很高，大家有说有笑地漫步在厦大校园，饱览芙蓉湖的美丽风光。1992年12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成立，1993年3月设立出版基金，组成由著名史学家周一良、戴逸、齐世荣等负责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公开征集中青年学者的史学专著，经过评选，资助出版，编成《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丛书。郭润涛将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修改成《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一书应征，王思治当时是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委员会委员，大力支持助其成功入选，于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2年9月28—30日，正值清代理学名臣李光地诞辰350周年之际，由李光地的故乡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主办，隆重举行全国首次“李光地学术讨论会”。我应主办方盛邀，参加了筹备工作，敦请王思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祖武等首都清史专家、教授惠赐大作，南下与会，并在28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后作大会主旨发言。29日参观安溪名胜清水岩，我们在一起合影留念。10月1日，与会专家学者在李光地的家乡湖头镇参加李光地诞辰350周年纪念活动。王思治作为李光地学术讨论会代表，在纪念大会上致辞，为安溪和湖头人民送上厚望。他说：“我们纪念、缅怀古人，是要从民族的先贤的政治与学术活动中，了解他们对国家民族做出的贡献，发扬先哲优秀遗风，弃糟粕，取精华，在发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中，促进改革开放，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

　　王思治的大作《李光地简论》、陈祖武的大作《论李光地的历史地位》，以及我与张和平合写的《李光地与熙朝吏治》等，都在《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上发表，并收入我和时任安溪县委书记李天乙主编的《李光地研究：纪念李光地诞生三百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1999年4月9日，何龄修写信给我，其中特别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干部调整，陈祖武任所长，王思治高弟高翔担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令人感奋不已，可喜可贺。信函中说：

　　敝处干部调整，所长由陈祖武君任。敝室主任则张捷夫先生退休，高翔君任，高翔去岁曾参加武夷山会，以其年轻，先生或未尝注意及之。其人为王思治先生高弟，聪明有为，可造就之材也。副主任万明、杨珍，皆青年穆桂英，“文革”前毕业诸先生，将逐一淡出史坛矣。

　　1999年8月，王思治退休，又被清史研究所返聘。2001年9月上旬，厦门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郑振满邀请王思治偕夫人来厦门讲学，我和他俩一起度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

　　2002年4月17—19日，我担任会长的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承办由福建省和厦门市社科联主办的“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王思治、何龄修两先生联袂南下。我们在厦门宾馆再次见面。王思治提交大作《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其领土主权意识》，何龄修提交《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的几点看法》，论证深刻，引起热烈讨论。记得开会之余，我带他们到万石植物园内的天界寺，参观当年郑成功安排隐元禅师寄锡的“仙岩”，到太平岩下，游览郑成功读书处“石笑”。会后，这两篇宏文收入我主编的《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3年3月3—15日，我在京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13日上午休会，王思治先生在其门生许水涛硕士陪同下，来到我下榻的友谊宾馆30567号房间，一起畅谈国是和别后的行踪，谈到了国家九部委出面新修清史大事。许水涛在中国文史出版社任《纵横》主编，而中国文史出版社是全国政协主办的出版社，所以他作为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参加此次会议。谈话间，我们一起照了相。这是20年两会期间多次和王思治相聚留下的唯一一组照片，弥足珍贵。

1992年9月29日，在李光地故乡福建省安溪县清水岩合影。右一至右四王思治、杨国桢、何乃川、陈祖武。作者/供图

共同编纂清史

　　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启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2003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接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开展《清史》体裁体例研究工作和总体框架的设计，召集学术座谈会，征求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的意见。4月5日下午4时，我乘机赴上海，住肇嘉浜路好望角饭店1907房。6—7日，出席“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并发言。8月5日，我乘机赴广州，晚8：45到，住珠岛宾馆1113房。6—7日，参加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研讨会。当时我虽积极提供意见，但由于我的研究目标已经转向海洋史，并没有参与编写的意愿。

　　2003年8月，王思治在清史研究所返聘结束，仍继续参加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在传记组担任三级项目联系专家。2004年初，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加入传记组，任组长。潘振平1982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后，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1983年和孔祥吉为《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一卷作了具体的编辑加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罗明教授，曾给该卷的编辑工作提供很大帮助，此时也在传记组担任三级项目联系专家。他们和我也算有间接的缘分。

　　2004年4月13日，我从厦门乘机前往西安。14—16日，出席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14日下午选举，当选中国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16日上午，在大会上发言，呼吁史学界关注海洋。会议期间，兼任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的潘振平几次找我详谈，介绍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传记类项目的设计、委托立项和招标工作的程序，这个程序正在展开，说服我同意主持清史传记道光朝卷的编纂工作。

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合影。左起：杨国桢、许水涛、王思治。作者\供图

2004年6月14日，我受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邀请，担任专家组组长，到山东青岛实地考察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中心。15日，乘机从青岛到北京，参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的项目委托招标会议，住友谊宾馆。16日，在友谊宾馆二号楼会议室召开清史传记委托项目立项工作会议。时隔一年，我和王思治又一次见面，十分高兴。我主持的《清史传记·道光朝》，王思治推荐杨珍主持的委托项目《清史传记·康熙朝（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主持的《清史传记·光绪宣统朝》在会上同时通过立项，并于7月完成正式委托立项手续。11月17—18日，在厦门大学颂恩楼6楼举行《清史传记·道光朝》第一次工作研讨会，我和项目组成员黄顺力、王荣国、刘正刚、张连银、刘海峰，传记组组长潘振平及项目联系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罗明、赵珍参加。18日上午，讨论并确定传主名单和分工。

　　从此开始，我和王思治在清史传记项目上再次交集，每年两会期间，都安排相会日程。2005年3月3—12日，我在京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12日上午休会，潘振平、马忠文到我入住的燕翔饭店叙谈，共进午餐。2006年3月3—13日，我在京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住燕翔饭店1708号房。8日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大会发言。会后，王思治到燕翔饭店与我畅谈，一同前来的还有其弟子许水涛。3月12日晚，与潘振平、杨东梁、许水涛在苏浙汇饭店餐叙，王思治先生因前几日方才见面，便没有参加此次相聚。2007年3月3—15日，我在京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10日休息。晚，与清史传记组潘振平、王思治、赵珍、杨东梁餐叙。可惜的是，这些活动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和照片。我已担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便退了下来，不再赴京参会，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2008年4月25—26日，我在京出席“清史传记修撰第二次工作会议”，与传记组师友们见面交流。我负责的《清史传记·道光朝》如期完成并交了送审稿。

　　12月8日和9日晚，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作讲座。9日中午，与清史传记组潘振平、王思治、杨东梁、赵珍餐叙。这是我和王思治最后一次见面。2009年5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启动了对初稿的审改工作。王思治调到李文海为组长的编审组，我们不再见面和联系。2012年3月13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故人逝矣，往事难追。每当在书架上翻阅到《清代人物传稿》《清史传记》，与王思治先生交往25年的情景不禁涌上心头。月色如洗，临风而恸，灯下凝思，写下回忆文字，以作追念。

（作者系厦门大学荣誉教授）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