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12讲在公教一楼1503室举行。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应邀主讲，主题为“古代民族研究再思考：从刘渊起兵之路说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树峰教授担任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历史学院60余名师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侯教授首先介绍了刘渊其人及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认为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刘渊及其政权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厚，主要集中在刘渊的族属与血统、刘渊起兵的性质与原因、汉赵的国家性质等问题上，众说纷纭。如在刘渊族属问题上存在匈奴说、屠各说两种观点；起兵原因上存在阶级矛盾说、民族矛盾说，也有学者使用政治史分析的方法予以解释。在侯教授看来，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史角度出发，存在固定化的问题与套路，因此关于刘渊的研究仍有可以发掘的空间。

侯教授继而以“刘渊只能属于民族史么？民族史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导入对现有研究的反思，指出在中国本土词汇中原本有“民族”一词，较早见于《南齐书·高逸传》：“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此后多有出现，主要表示种族、族类和宗族等意。在晚清以降中外互译过程中，受日译西方政治社会经典中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 “民族”一词在中国逐渐获得国民、国家等现代含义。在建造中华民族国家时，“民族”一词经历了从传统“宗族的种族”到近代“民族的种族”的转变，如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所指即是后者，而此前三年他更多使用的还是“人种”一词，他的这种单数的民族观与当时革命派“复数”民族观与民族主义相对立，在今天犹有影响。据此可以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史与民族视角主要是20世纪的产物，它不光指导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也成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一种重要的视角。侯教授认为，从全基因组测序所提供的研究的成果看，人类发展史的基调是融合，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人群之间经历了各种形式的交融，基因上的差别有限，但民族史的思路则强调区分，暗中承袭了先秦时期提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由此遮蔽了许多民族间的联系和共同点。

具体到魏晋时代，在史学家以往的观念中，夷夏之防在这一时期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主流，但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则可能并非如此。太康元年（280），侍御史郭钦曾向朝廷上书，认为内迁的戎狄是晋朝的巨大隐患，希望朝廷将其迁还本域，未被武帝采纳。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重申此义，依旧未被重视。但作为后来的史家因为事后出现了五胡乱华，因而采择那些此后得到应验的少数人观点，未曾意识到这些先见之明在当时可能并非主流。实际上，西晋时胡服、胡器、胡食颇为流行，此时上流社会对这些殊方异物的喜爱体现了时代的风尚。另一方面，南匈奴也与汉族深度融合，以较为稳定的丧葬习俗为例，其墓葬形制、埋葬方式、随葬品等保留的匈奴风俗已经很少，贵族墓葬更是如此。长期在内地生活，匈奴的习俗观念越来越与汉人趋同。西晋的胡风是时髦的风气，是时代的风向标。

具体到刘渊个人，刘渊身上亦体现了二元性：身为匈奴贵族，必须要在洛阳做质子，被西晋朝廷视为匈奴，在西晋的天下秩序中归入蛮夷之列；又熟悉儒家经典，且与不少并州的西晋贵族交好。刘渊希望为西晋朝廷效力，却因被视为蛮夷而多次遭到其他大臣的猜忌和阻拦，郁郁不得志。故需要在矛盾性中来认识和把握刘渊的感受与经历。

通过对文献进行分析，侯教授认为刘渊最终踏上反晋的道路，自身不得志而积在心中的郁结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其一度获朝廷委任，并深得成都王司马颖的重用，个人的不满得以释放，难以有更多反晋的想法。而最终刘渊之所以起兵并获得了成功，一是源于刘宣等人的推举与诱导，二是八王之乱的混乱政局创造的机会。经由刘宣等借助天道的点拨，让刘渊突破观念上的束缚，意识到当时的契机，踏上起兵反晋的征程。

跳脱出学界长期关注的族属与血缘问题，回到历史的现场，可以为刘渊起兵提供新的解释。南迁塞内的匈奴诸部成为西晋营造的天下秩序的一部分，南单于与贵族质子留居洛阳，参与仪式活动，与其他朝贡的“蛮夷”共同参与这一秩序的构建与维持，刘渊亦是其中一员。通过分析他在洛阳的感受以及仕途上的坎坷经历，揭示其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可知，如果没有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王纲解纽”的契机，以及匈奴贵族刘宣等人的启发劝说，刘渊尽管心存不满也不会走上起兵反晋的道路。重新思考刘渊如何走上起兵之路不过是个例子，更重要的让我们再思考如何处理传统中被归入“民族史”的问题，也思考如何将固化的问题放回到历史现场将过去被忽略的现象打捞出来，放下聚光灯下审视，重建时代的氛围与心境，在秩序（结构）、事件与个人作用交织下去重新认识与解读这段历史。

评议环节，韩树峰老师认为侯教授对现有研究的掌握非常细致，将梳理学术史的作用其发挥到了极致，在不疑处有疑，在少疑处多疑，视野广阔，以小见大，材料丰富，理论性强，值得每一位同学认真学习。随后韩老师对讲座内容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江统《徙戎论》为代表的主张之所以未被采纳，很可能是统治者认为其“找出了病因但开错了药方”，并非全部否定。虽然接触的增多可能会使敌意减少，但也并不意味着二者间已实现深度融合。接受胡风、胡物也不能代表晋人对来自戎狄的威胁不以为然，这是两个维度的问题。此外，重视血统、族属并非汉族尤其是儒家的专利，少数民族同样重视，而汉族政权在创立时期也非常看重能力，二者并不是相互否定的。

夏明方老师对两位老师的精彩发言以及碰撞出的思想火花给予以了高度赞扬，并表示历史研究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思考的过程，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有所启发，有所收获。提问环节，侯教授针对同学们的问题分别予以详细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之中结束。

2020级历史文献学博士刘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