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讲在公教一楼1503室举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倪玉平应邀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新探”的学术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历史学院60余名师生出席，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倪玉平教授从中国经济史数据的有效性、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与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经济史研究中的“人”与政治四个方面，对经济史发展中的几个核心问题作了总结回顾，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多年研究的经验和感想。

倪教授首先引用吴承明先生的话来表述自己对定量分析的看法：“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倪教授指出，因为资料的限制，我们在研究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有很多关键性的问题均有赖于估计，但估计的标准大相径庭，而且传统文献中“成千上万”“不计其数”“费几累万”之类的非确数词语比比皆是，研究者常常无法得到准确的估计。另一方面，在浩如烟海的清代史料中，针对同一个问题，要找出成百上千条完全相反的证据并不困难。例如在某城镇方志中关于“民风”的记载，记录“淳朴”和“奢侈”的例证都有很多。如果研究者只选取有利的部分，其结论就会很成问题。因此，经济史材料的定量必须适度而行，只有尽可能地多掌握史料，兼顾文化与传统，不偏不倚地分析和解读，才能做到全面、深入和客观。

就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学科之争而言，倪教授认为，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主张经济史研究的目标是恢复历史真相，探究社会经济背后的规律性；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更多的是把经济史研究当成检验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实验室，成为他们证实或证伪经济模型的工具。因为研究取向的不同，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前者极为强调史实的真实性、可靠性，而后者更强调模型的完美型、适用性；前者更多的是采取归纳的、经验的方法，而后者更多的采取逻辑的、演绎的方法。在倪教授看来，虽然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可取性，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管如何观察，庐山都只是庐山，不会因为所采取的观察手段和方法不同，庐山就变成了黄山。所以从终极目标上来说，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史，都应该是相同的。因此，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史，不能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就把它当成不重视基础史料搜集整理的借口；历史学家研究经济史，也不能因为研究目标的不同，把它当作不重视吸收和借鉴经济学方法的借口。倪教授格外强调如下两点：其一是要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进行数值推算和估计，但一旦条件具备，就应该尽可能地搜集原始史料，争取做到竭泽而渔；其二是要有历史感，要把相关结论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

其后，倪玉平教授回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与普遍性”论争，认为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开启了中西比较经济史研究的新篇章，但也引起了范赞登、布莱恩和王国斌、罗森塔尔等人纠缠展开的不同论述。倪教授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虽然不得不小范围地向西方敞开大门，但实质性的触动并不深入，真正对清朝财政体制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历时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巨大的军需开支迫使清王朝实行一系列非常规的财政搜刮措施。清朝财政体系的这一转型实则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嘉道年间，但真正的启运却是咸同时期，并于光宣时期基本完成，藉此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意义重大的变化。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下，清廷被迫进行自我调整，总算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财政道路。这种由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向近代的工商业型社会的转变，虽然是被迫的，但却和17—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即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轨迹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前近代中国的财政体系与欧洲各国差异甚大，但清代财政体系的演进轨迹却绝非“西方中心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偏离于世界各国近代化转型的主流道路之外。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具有普遍性的。

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欧洲，虽然面临同样的财政压力，但暴力冲突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中国导致了专制和剥削，在欧洲却产生了民主制或代议制。这一中西“大分流”，显然并非源于技术差异，而只能更多地从传统、文化和制度差异中寻找原因。以发行公债为例，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文化精神，希望政府让利于民，恩惠于民，不能与民争利，自然也不应向民借债；“家天下”的文化传统，天下为一姓之私属，朝廷为一姓之私产，政府对民众私有财产的掠夺不胜枚举，民众自然也不可能信任政府。由于这些传统、文化上的差异，导致对内大规模发行公债这一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须在洋务运动开展三十余年后，才得以在中国步履蹒跚地展开。但在外债方面，清廷奴颜婢膝，不能也不敢拒付外国势力的借款。所以，由于定位与认知上的差异，晚清政府举借内债与外债，走上发展态势迥异的两条道路。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

总的来看，清前中期和晚期的财政治理能力虽然分属不同的时代范畴，但均具有较为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中西双方的财政发展道路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面相。与西方国家的财政演变轨迹相比，清朝的财政治理能力也存在着积极和值得肯定的一面，不能因为“大分流”以来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和压迫，而故意忽视甚至完全抹杀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最后，倪玉平教授谈到经济史研究中的“人”与政治。他以嘉庆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私雕假印案为例，指出在清代，行政权力有赖于以文书为凭证，文书有赖于书吏发挥作用，而书吏又有赖于行政权力背书。权力治国是根本，文书代表的国家行政力量，与书吏的上下其手有机结合，共同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行政体制运行的基本逻辑。倪教授将其总结为“中央依托文书与书吏，共同治理国家”。他认为从事经济史研究，不仅要看到数据，更要看到数据背后的“人”及其内在的政治运行逻辑。

倪教授还指出，王丽南私雕官印案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历史上经济史统计数据的有效性问题。直隶当局十余年来多次向朝廷奏报不实不确的数据，朝廷几乎不可能真实掌握直隶的情况，其他省份也会有类似情况发生。如果后世学者仅以这些虚假数据为基础做研究，就无法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但另一方面，这一案件事后的侦办工作又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统计数据，其真实性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恢复，有些也是可以相信的。由此看来，一分为二才是正确对待中国历史上复杂经济史数据的应有态度。

在讲座结尾，夏明方老师对倪玉平教授的报告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倪教授的讲座从经济史的数据之争入手，拓宽到学科之争，再深入到中国经济的道路之争，最后回归到历史学的本质“人”，即经济行为的主体之争，非常巧妙地用几个问题串联回顾了整个经济史发展脉络，有助于大家更为全面地把握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提问互动环节，同学们关于经济史研究所需的数学基础、经济史研究中的“大”与“小”、中西经济理论对话、国家财政的内生性问题向倪教授请教，倪教授分别予以详细解答，并以吴承明先生的“史无定法”勉励同学积极参与经济史研究。讲座在热烈的学术交流中结束。

2019级中国古代史硕士李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