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戴逸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编译组组长于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副馆长李国荣，三联书店原副总编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山西大学原副校长、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行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组长郝秉键，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处长唐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生代表等近30人与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李光伟主持。

于沛回顾了戴逸先生在组织和领导《清史》纂修工程期间体现的世界眼光。戴先生始终强调纂修《清史》应当放眼世界、博采众长，不但要广泛搜集和整理海外清史研究成果，积极向中国史学界推介，还要吸收其中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戴先生的世界眼光体现的不仅是世界意识、世界胸怀，更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大踏步走上世界史坛的中国史家的情怀。

李国荣从三个方面追忆戴逸先生与清宫档案的情缘。一是高度重视清宫档案，认为档案是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档案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二是为《清史》工程做出“档案先行”的学术部署，积极推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系列清代档案项目转入《清史》工程，助力档案的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工作。三是强调“以档治史”的学风，促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清史研究所的档案整理合作。

潘振平阐述了他对戴逸先生指导《清史》传记组工作时讲的几句话的理解。一是“无传不成史”。戴先生指出，二十四史中没有哪一部缺少传记，史书与传记是纲举目张的关系，传记在新修《清史》中应具有重要地位。二是“创新亮点之一在传记上”。戴先生强调新修《清史》传记要与《清史稿》《清史列传》的传记有所区别，要增加传记的篇幅和收录人物数量，特别是对以往正史不纳入书写体例的、具有新社会特色并推动新势力崛起的小人物，要予以高度重视。三是“在精彩的史书中，传记最吸引人”，写人的历史才会使著作生动活泼。戴先生不仅重视传记书写的创新，还提出具体的工作方法，即传记写作要以人物为中心，要体现人物鲜明的性格和生动的细节。戴先生的传记纂修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民立场和人民史观。

行龙认为戴逸先生的学术思想可以用“守正创新”概括。“守正”是指先生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前辈史学家的遗产，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新”是说其研究立于时代潮头，引领学术潮流。戴先生早在1982年就提出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古稀之年又受命主持纂修《清史》，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是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是为学、为事、为人相统一的典范。

迟云飞重温了自己受教于戴逸先生的往事。戴先生诲人不倦、温和宽容的教学风格和求索真理、勤苦乐迷的治学精神对自己影响至深。先生九十高龄时仍坚持每天工作6小时，这种勤奋的精神值得晚辈敬佩和学习。自己要力所能及地坚持教学科研工作，将先生的治学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郝秉键回顾了戴逸先生对《清史》史表编纂的指导工作。戴先生十分重视史表的价值，亲自设计史表体例，制定编纂则例，扩容人表，增设事表。许多新表的增设反映出他独具慧眼的史识和对清代社会转型的关注。戴先生亲自审阅部分史表并给出具体修改意见。这些工作凝结着戴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是先生史学功底和学术思想的结晶。

唐博追思自己在戴逸先生门下学习和参与清史编纂相关工作的经历，认为先生的学术贡献可以用“领、通、学、融”加以概括。“领”是指引领清史学科建设，将清史研究所建设成中国乃至世界的清史研究重镇；引领《清史》纂修工程，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兼收并蓄。“通”是指贯通古今中外，从整体和全面的视角看待清朝的历史贡献和局限。“学”是指终身读书学习，思维与时俱进，耄耋之年仍然关心现实问题，紧跟时代步伐。“融”是指求同存异，有容乃大，鼓励各种学术流派观点争鸣，积极支持史学的社会普及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组长郭成康回忆了自己四十余年来追随戴逸先生学习和纂修清史的心得体会，并将先生的治史思想和精髓总结为“实事求是”。戴先生早在1981年就开始构思大型《清史》的篇章结构，进入21世纪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后，更是对体裁体例、志书设计、篇章结构等费心擘画，尽心指导和把关。戴先生坚持新综合体，反映出其学术思想的“两个统一”：继承发扬优秀的史学传统和坚持学术创新的统一，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在纂修《清史》过程中，戴先生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用尊重协商的方式达成学术共识；善于在工作中慧眼识才，大力提携新人。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刘凤云回顾了戴逸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成长、清史研究所发展和《清史》纂修工作的指导。戴先生的《乾隆帝及其时代》从方法论上为自己研究清代三藩人物提供很多启示。戴先生组织队伍编写《清代人物传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系列丛书，为日后的《清史》纂修打下坚实基础。我们要继承戴先生遗志，传承好先生开创的清史研究事业。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张永江表示，戴先生是清史研究所所有师生的老师。先生的学术思想具有新旧兼通、文史并重的特征，不但善于史料考证，还擅长建构理论。先生治史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不拘于常规史料，注重诗文入史，文笔生动优美，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治学讲求经世致用、推陈出新，思维与时俱进，真正具备章学诚提出的史家“才、学、识、德”之四长，寿至期颐，功业卓著。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祁美琴从《清史研究》杂志与《清史》编纂的关系角度深切缅怀戴逸先生的学术贡献。戴先生大多数反映《清史》纂修思想的文章是在《清史研究》上发表的。尤其是2008—2012年，戴先生提议在《清史研究》开辟“清史纂修”专栏，刊载与《清史》编纂有关的工作报告和研究文章，以便史学同仁了解工作进展。《清史研究》杂志为《清史》编纂做出贡献，无愧于先生的期待与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兴涛表示，戴逸先生离开两个多月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自己常常回忆起向先生求教、与先生共事的点点滴滴，并不时重温先生的著述和信札，感受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学术远见。戴先生追求学术创新，重视学术民主，既尊重不同意见又有鲜明的学术主张。戴先生尤其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将史学普及事业与科研同等看待，甚至将其上升到清史研究所“立所之本”的高度。戴先生强调学术平等，不遗余力地提携青年后辈，体现出谦谦长者之风，是一位宽厚的智者和令人崇敬的前辈。

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历史学院院长朱浒分别对会议进行总结，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对戴逸先生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研究，推进清史研究所所史、所志整理与编纂工作，系统加强以戴逸先生为代表的清史研究所老一辈“大先生”的研究；推动清史研究所体制机制综合改革，按照学校新的定位和要求，努力把先生创办的清史研究所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研究所；团结学界的清史研究力量，共同传承与发展戴逸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构建清史知识体系，获得世界声誉。

文/周传龙

图/叶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