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九讲“十至十九世纪中国人均生活水平的长期变迁”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彭凯翔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

彭凯翔教授首先介绍了学术界关于长期经济发展存在的两种观点，指出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人口增长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化等发展，带来“斯密增长”，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人口增长和有限资源间的矛盾使得经济发展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但是何谓“马尔萨斯经济”？在彭老师看来，其基本含义是长期内生活水平陷入低均衡，例如Gregory Clark教授的研究指出19世纪之前全球人均生活水平是一条水平线，人类陷入马尔萨斯陷阱，19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了上升。但有些新的研究则认为人类生活水平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起伏的，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生活水平的低均衡趋势能否得到史料的证实？

彭教授指出，Clark教授所画出的19世纪之前的水平线是观念上的理想型，缺乏长期实证数据的支撑，更有意义的检验应是从马尔萨斯经济的双重机制假设出发。第一重机制是指人口增加带来人地比例的减小，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若人口减少，则效果反之。第二重机制是指生活水平影响人口增长率，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长期人口增长率上升，进而再次触发第一重机制。两重机制的共同作用将长期内生活水平锁定在低均衡的状态下。因此，另一种检验马尔萨斯陷阱是否成立的思路，主要是看这两重机制能否得到验证。

彭教授认为，目前所能看到的证据主要集中在第一重机制上，即人口增长与生活水平变化的关系。这方面的典型事实主要来自欧洲，如人口和英格兰实际工资的变化，比较完美地支持了马尔萨斯假说。受此影响，经济学家倾向于把长期经济变迁分为两个阶段，前现代的马尔萨斯经济和19世纪后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增长经济。

有关中国长期经济变迁的讨论，以往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要涉及唐宋以来农业技术进步及生产率的提高、手工业的革新、市场及分工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强等方面。相关研究始于1960年代，直至21世纪的加州学派。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经济变迁经历了从唐宋变革到明清变革的局面，虽然不能与工业革命等量齐观，但仍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而在经济各部分有所发展的同时，人口也在不断增长。人口增长有长时段序列数据的支撑，近年来的研究尝试将经济发展的定性研究成果和人口变迁相结合，进行长时段定量的讨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对人均GDP的估算。只是与定性研究的乐观倾向相比，长时段定量研究反而倾向于“马尔萨斯陷阱”说。

对此，彭教授强调，须对量化研究的证据进行更仔细的讨论。通过对近年来人均GDP研究的回顾，结合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人口和亩产量变化的讨论，彭教授对宏观量化估计提出了一定的质疑，提出，如果马尔萨斯陷阱说成立，那么人口增长造成人均生活水平下降，也会进一步导致人口的下降。而人口与生活水平循环变化的模式，无法解释为何宋代之后中国人口呈现持续性增长的趋势。

彭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目前学术界研究长时段人均生活水平所依据的其他指标，分析了工资、年龄堆积（Age Heaping）、消费水平等不同类型的证据各自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他指出，进行长时段比较的定量研究面临很多困难。由于18世纪后资料更丰富，目前研究多集中于这一时段的讨论。但考察长期人口变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需要将研究视野放得更长，因为人口革命性变化的趋势是从宋代开始的。然而若要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上述证据的获取则面临着挑战，如何得到有效的证据成为长时段研究的关键。

彭教授主要讨论了两类证据，一是实际工资，一是年寿的变化。

实际工资是讨论人均生活水平变化最核心的指标，但工资数据复杂，且样本量有限。彭教授介绍了学术界有关实际工资变化的研究，尤其是刘光临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实际工资指数讨论宋代以后经济水平长期变迁的研究，指出实际工资指数在11世纪以来长期内呈下降趋势，两宋之际下降幅度最大，明初缓慢下降，清代缓慢上升，但总体都未恢复到北宋的水平。

要考察长期工资的变化趋势，首先要对工资的性质进行讨论。彭教授回顾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主要看法，并在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与刘光临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比对原始资料，绘制了宋代实际工资分布图，指出，一斗米/日以上的工资主要是政府的和雇价，其中包含着隐形成本，因此和雇价并不宽厚，也不能反映一般的工资水平。一旦剔除这一口径的数据，则两宋折实工资变化并不大，约折4、5升米/日（度量按明清标准）。根据高寿仙教授对万历北京工价、物价的研究以及胡铁球教授对16、17世纪薪俸的讨论，明代的折实工资大致处在5、6升米/日的水平。清代工资资料较为丰富，从对景德镇窑工（梁淼泰教授）、徽州瓦木匠以及苏州（Robert C. Allen等学者）、北京（彭凯翔教授）等地工资的考察可以看出，清代工价无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平均工资水平和此前较为接近。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彭教授进一步展开定量分析，并根据宋、明官方记录以及清代碑刻、账簿、笔记等不同类型的资料，绘制了名义工资长期变化的曲线，进而与彭信威整理的米价、丝价数据相对照。在此基础上，彭凯翔教授尽力寻找与每一工价在时空上最接近的米价，将其折算为实际工资，然后绘制工资—米价比的图表。

彭教授指出，图中阴影部分代表样本的置信区间，其宽度与估算的可靠度成反比。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的数据在统计上难以得出显著的趋势性变化；18世纪的数据有一定显著性变化，但到19世纪上升的趋势回落。总体而言，宋代之后人均生活水平基本保持4、5升米/日的水平，没有显著性变化，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人均GDP未出现显著的下降。这一趋势和定性分析的判断基本一致。

不过，在彭教授看来，以上对实际工资的讨论仅考虑了米价的因素，如果考虑更综合的消费篮子，则长期生活水平更倾向于正向的变化。从“吃”的角度，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入、粗粮的食用降低了卡路里获取的成本，蔬菜品种大为丰富，最终形成了“瓜、茄、菜、豆”格局。从“穿”的角度，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棉布价格逐渐降低，更为御寒保暖的棉布代替了麻布。从吃、穿等消费的主要部门，可以看到生活水平呈现正向的变化。

第二类证据是年寿的变化。彭教授首先指出了年寿数据对于讨论中国长期生活水平变化的重要意义。中国自古就有撰写人物传记的传统，年寿数据是有中国特色的指标。尽管这些数据以精英为主，但宋代以后社会流动性较强，精英来源多样，因此仍能相当程度反映福利的一般变化。同时年寿数据相较工资数据更为简明，且样本量大。彭教授指出，在国外研究中虽然不用年寿讨论长期生活水平变化，但在中国这一数据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彭教授由此追溯了中国量化史学的开端，认为现代史学意义上最早的量化历史案例可能是从年寿统计开始，更准确地说是从人物传记开始。例如梁廷灿所编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就已具备量化思想。1934年朱君毅根据《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对历代年寿进行量化统计，结果显示汉代的年寿为65.75岁，汉代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宋代取得突破性上升，达到66.2岁，明代达到67岁，清代则下降至63.25岁。这一时期的量化统计处于较为初步的阶段，清代出现的明显下降趋势，还需要进一步讨论。1997年张仲礼先生根据《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对清代年寿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清代年寿趋势持续走低，18世纪中期的平均死亡年龄为63.6岁，1781-1830年间下降至61.1岁，1831-1880年间进一步下降至57.8岁。彭教授认为在数据库等数字人文成果大量出现，分析工具不断更新的当下，有条件对这些数据进行再探讨。

利用CBDB数据库的人物数据进行历代人寿趋势的统计，结果显示伴随着卒年时间的推移，年寿呈现上升趋势。宋代上升较为明显，而清代的趋势线比较曲折。结合张仲礼等学者的讨论，清代情况较为复杂，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彭教授利用“明清人名权威数据库”样本对清代年寿趋势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除太平天国时期之外，清代整体年寿趋势趋于上升。对此，彭教授认为单以卒年作为统计的横轴，无法准确判断生活水平发生改变的具体时段，需要将生年和预期寿命纳入到年寿数据统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