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海外学者系列讲座第二讲在人文楼400会议室举行。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教授弗拉基米尔·格里高利耶维奇·达其生（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ацышен）以《从西伯利亚中心审视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关于清朝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为题，带来了一场精彩讲座。讲座围绕达其生教授的研究经历以及他在此基础上编写的教科书《中国近代史》，对清代中国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叶柏川老师主持，现场汇集众多校内外师生，反响热烈。

讲座伊始，达其生教授分享了自己编写《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经历。苏联时期有关中国历史的教学资源匮乏，且无法有效涵盖清代，他决定编写一部适应时代需要的教材。教材的编写重点不仅仅是对清代中国历史的整理，还涉及到如何将这些历史过程与全球历史背景相联系。教授强调，清代中国的历史不应仅仅被视为封建帝国的衰败，而应被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其中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达其生教授指出，当代俄罗斯学界在清代中国历史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清朝与之前的朝代并无本质区别，延续了前代的社会政治。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清帝国与中国是不同的概念。这些不同的看法，反映了俄罗斯学界对清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复杂看法，也揭示了清朝这段历史所面临的挑战与争议。

事实上，俄罗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有过重新审视清代中国历史的尝试，K.A.哈恩斯基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但他对清代中国的研究囿于苏联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镇压。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汉学界，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出现了“新清史”学派。然而，这一学派的影响在俄罗斯汉学界相对较弱，尽管一些学者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思考，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更多地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而非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术著作被翻译出版，推动了俄罗斯对清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的深入探讨，正在逐渐影响俄罗斯学术界的认知。

在他看来，清代中国的现代化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内生现代化，在清朝初期，尤其是17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保持完全的主权与独立，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影响较小。在这一时期，现代化更多是内生的，在多个领域逐步发生变化。二是外生现代化，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步丧失了部分主权，外部压力催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此时，中国的现代化不再仅仅依赖内部力量，而是受到外部势力的强烈影响。达其生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两种现代化方向并行发展，且相互关联。前者可被认为是前资本主义形成（“欧亚化”）框架内的质变，后者则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的变化。虽然类型有所不同，但都朝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转型推进。其中，经济方面表现为领土扩展，农业生产进步和国内市场扩张，不同的经济文化单元纳入到国家经济体系之中；政治方面表现为权力和政治结构的转变，欧洲人也参与到转变过程中；社会方面则表现为社会阶层体系的开放与流动性增大；文化方面体现为文学和戏剧的转型以及对欧洲科学文化知识的逐渐认可。

清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清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传统封建社会相似，未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导致现代化进程缓慢，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和军事现代化方面未能及时响应。可以说，清代中国向新型国家的质变受到了其内部汉人社会某些特征的阻碍。尽管如此，清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然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抵御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独立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讲座最后，达其生教授总结，清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俄罗斯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都经历了现代化转型，此外在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方面有很多共通之处。然而，俄罗斯拥有相对较大的社会流动性，与西方国家在历史、地理和文化上接近，现代化进程走得更快，而中国由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等种种限制，现代化过程较为缓慢。他展望中俄学术界进一步加强学术对话与交流合作的前景，强调俄罗斯学者有必要基于最新史料与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并撰写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论述，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客观地理解清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路径。

讲座结束后，达其生教授和在场师生就清朝的“民”概念是否扩大化、俄罗斯学界不同学派和清朝中俄边疆贸易等问题展开讨论。师生踊跃交流，积极提问，达其生教授耐心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文案 | 胡镕

排版 | 张含星

审核 | 陈路 叶莹 任哲曦